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健忘是没有前途的。人类历史，只能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中前行。诚然，没有幻想或畅想，也就没有未来；但是，多彩的幻想或高远的畅想，也只能建立在丰富的历史实践及其成果的基础上面。其他部门的运作是这样，文学艺术领域亦不能例外。这正是我们选编本书的原因之一。

　　在这里谈艺论文且论学者傅雷先生(1908—1966)，字怒安，上海市浦东人，是我国现当代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其所译巴尔扎克、梅里美、丹纳、伏尔泰、罗曼·罗兰等法国著作家们的作品，在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数十年来流传不衰。傅先生也是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艺术鉴赏家。他除了撰有专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和《论张爱玲的小说》《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等众多文艺评论文章，还在大量的家书和写给友人及晚辈的信函中，经常即兴而精彩地表达着对文学艺术问题和如何做学问的见解。——他的论学又常常是和谈文论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真可谓是信手拈来，皆成真谛。但或许是由于傅雷先生在译著上的声望远播广大，其在艺术理论和鉴赏方面的成就，却在长时间中被人们所忽略了。而这也正是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编选其书简的另一个原因。

　　在以往的百多年中，谈文论艺者之众，犹如过江之鲫，其文章之多，亦可谓连篇累牍，难以胜计。然真能切中肯綮者，又有几人？就多数论者而言，不是失之就事(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论事，缺乏思辨性的生发，便是空谈玄论，于事无补。而在近二十多年间，文艺观念好似有了较大的变化，不能说这于创作实践一无益处，但冷静分析下来，除了时遭“名词大轰炸”、“贩卖洋概念”之讥，充其量只是将原来就应坚持的东西重加申述而已；在这过程当中，还往往将原本明白清楚的道理，反而喧嚣得模糊恍惚起来。在这种情形下，站在新世纪之初回眸望去，在我国现当代作家理论家中，傅雷先生则可堪称为数不多的真正懂得艺术奥秘者之一。从本书选录的书简中，不仅能使广大读者领略到傅先生在文学艺术上的高深造诣，以开启品鉴作品的悟性与灵气，同时也可为作家、艺术家和理论家们，提供一种如何契悟文心艺理的参照。

　　傅先生何以能在文学艺术上具备那样高深的造诣和精湛的鉴赏力呢？在进入本书正文之前，建议读者们留意以下三点。

　　一点是，傅先生所具有的“历史观念”与“世界眼光”。

　　傅先生在1962年写给青年文艺爱好者周宗琦的信中说：“人类历史如此之久，世界如此之大，岂蜗居局处所能想象！”“吾人”欲步入艺术之途，“首当培养历史观念、世界眼光”。这是傅先生的夫子自道，也是他一生从文事艺并获得巨大成就的经验之谈。

　　在一般人的思维方式中，往往将“历史观念”和“世界眼光”割裂开来，误认为：有了前者，就会有认识上的纵深度；具备了后者，也就有了认识上的宽广度。殊不知如此简单化的结果，只能是对历史和世间事物的罗列杂陈、浮光掠影。而傅雷，在探索文学艺术规律的实践过程中，他的“历史观念”是世界性的“历史观念”，在他的“历史观念”中，即有“世界眼光”在；或者说，他的“历史观念”，并非局限于一般人所理解的，仅仅是对某一特定地域所作的纵向联系，而是以“世界眼光”观察判断全部人类文化艺术史的表现。他的“世界眼光”，也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仅仅是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所作的横向比照，而是从全部人类文化艺术史的背景上，考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艺术特征，以及每一个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的方法。惟其如此，他对文学艺术的种种见解，才能与一般的普通观念和流行的通病区别开来；他也才能在宏观地把握文学艺术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准确地找到每一种具体文艺形态的独特性；反之，则能以后者去丰富与充实前者。

　　再一点是，傅先生所具有的全面而深湛的修养。

　　作为文学家和翻译家，傅雷之精通中外文学不必说了，但他的修养与视野并不仅止于此。从《傅雷家书》《傅雷书信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与傅聪谈音乐》以及收入《傅雷全集》等其他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文、史、哲(包括宗教)三方面，均有深切的理解。他虽不是美术家和音乐家，但以其颖异的悟性和长期的欣赏实践，对美术与音乐的鉴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更可贵的是，他能将自己掌握的哲学、文化、艺术知识和人生体悟交融互会、渗透一体，并概括提升为与艺术活动(创作、演出、鉴赏等)规律有关的方法论，以表达他心目中的“理想的艺术境界”。

　　确实，傅先生颖异的悟性，我们是望尘莫及的，因为他的悟性之高，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天赋的才能；但从他的家书和写给友人的书信来看，亦与其勤奋好学和持续不断的艺术鉴赏活动有关。试想，如果傅雷不在卢浮宫、梵蒂冈宫等诸多艺术宫殿中反复观赏过大量原作，单靠攻读文艺理论和艺术史课程，他能对自文艺复兴初期至19世纪末年五百多年间数十位大师的创作做出那样精辟的剖析吗？同样，如果傅雷不是在艺术博物馆和展览会以及友人的收藏中，观赏过大量历代中国画的名作，更反复地品赏过黄宾虹的大部分精品(他自己收藏黄的精品就有五六十件之多)，他能从史的高度，对黄的整体创作做出那般不同于常人见解的结论吗？不只对美术作品，在音乐领域中，傅先生也是非常重视鉴赏实践的。可以说，是不断的鉴赏实践，激活与提高了他的艺术悟性。而一般艺术理论家所缺乏的，恰恰就是傅先生这种坚持不懈的艺术鉴赏活动，因而也只能说些大而无当或千篇一律的话语了。

　　还有一点，就是傅先生所强调的，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化艺术，要有能“通”能“化”的为学方式。

　　他在1954年的家书中这样说过：“我个人认为中国有史以来，《人间词话》[《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作者注

　　]是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一个人没有性灵，光谈理论，其不成为现代学究、当世腐儒、八股专家也鲜矣！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通’才能成为‘大’，不大不博，便有坐井观天的危险。”“通”者，融会贯通也，举一反三也；“化”者，消化吸收也，提纯升华也；概而言之，“通”者“化”者，亦即悟性之表现也，性灵之发扬也。不通、不化，胶滞一点，固守一隅，难有傅先生似的博大精深、新见迭出的境界。在傅先生所有谈艺论学文章中，到处都贯穿着这“通”、“化”二字。我们在接受他所留下的遗产时，也当采取同样的方式，才能从中得到真正的教益。

　　金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