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货商们陷入了极端的困境。

　　他们供应的香料已经销售殆尽。

　　然而需求却空前强劲。

　　其中必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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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到豪华的里茨饭店用餐的人，是不愿意再回到杰克·穆勒利酒馆去的，他们实在不愿意再去吃那闻名遐迩的鲜鱼、咸肉、洋葱、菜豆的大杂烩。这是政治经济学教授和法庭的法官公认的一条法则。当然，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也只好以粗茶淡饭充饥了。然而他们在绝望之前，还是要竭力保持积习已久的高消费。

　　在公元之初的10个世纪里，那些横扫西欧大片领土的野蛮人，饮食非常简单；他们根本就不讲究吃喝。对于他们来说，数量比质量重要。而西欧自从上次冰河期以来，仍然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人们轻而易举就可以弄到一条木凳、一块野兽的肉和甘美的水。

　　还有许多的事情需要做，但是人口数量太少了，而需要做的事情却非常多；人们的精力往往都浪费在日常的琐事上了。也就是说，人们用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才过上安定的生活。西欧重又恢复了和平与安宁。祖辈赢得了和平与安宁；而年轻的一代人则开始了躁动和游荡。

　　躁动和游荡经历10个世纪，并且最终导致了另一次动乱。然而这时的西方人又再一次认可了唯一的统治者。他并不想主宰世界，但是他的思想武器却能够歼灭所有的瑞士雇佣兵，他的纸箭却能够穿透最坚固的城堡。

　　他的一丝不快，对于皇帝或国王来说就是战争的威胁。

　　机敏的外交家和精明的政治家都在辅佐他，持续高涨的不安情绪都被引向了切实可行的对外征服，并且引发了后来的十字军东征和向东的大迁徙。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一历史事件往往会成为传奇文学的叙事主题，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些冲突平淡无奇的本质。

　　古代的世界是地中海的世界。谁控制了那片广阔的水域，谁就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在其他地区的人们。

　　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壮举。出没于西班牙半岛、希腊半岛和意大利半岛海湾，以及活跃在摩洛哥、的黎波里和埃及海岸的海盗们，他们只希望取得一些小的胜利。

　　只有当这些种族群体联合起来——通过成千上万年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集合体——才能在广阔的地区横行无忌。这些族群对他们所面临的危险非常清楚：战争会给胜利者和失败者带来同样巨大的损失。

　　这样的壮举在十字军东征以前只有过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成为西方的霸主，并且打败了波斯人，在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反击之后，最终将敌人驱赶到了印度河畔。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200年以后。罗马人高举民族精神，竭尽全力击败了迦太基，罗马帝国最终得以保全，保住了他们的家园。

　　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们安享了八百多年的和平。

　　然而622年，亚洲出现了一位新的先知，在他的号召下，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正在酝酿。在这次计划中有规模庞大的战斗。穆罕默德大军的左翼占领了西班牙，军队的右翼则通过**和小亚细亚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此时，基督教会的教皇感到万分恐惧，随即宣布进行圣战。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是完全失败的，但是这场战争却给社会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各国第一次接触到一种在各方面都优于它们的文明。十字军的将士到东方去是为了杀戮异教徒、掠夺他们的财物。当他们凯旋的时候却带回了关于舒适、奢华的新观念，他们对自己贫乏、枯燥的生活感到深深的厌恶。

　　这种观念的转变，不久就在西方大陆上人们的住宅、服饰、举止、娱乐方式和饮食上得到了体现。

　　那些严格遵循祖辈遗留下来的习俗的老一代人，不断地谈论着祖先的原始价值观。而年轻人则只是耸耸肩膀，一笑置之。他们到过“大城市”，所以他们见多识广。他们平静地等待着时机，等到父母都去世了，就赶忙重新布置家里的客厅，请来外地的厨子，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附近的城镇去学习金融和制造业，他们很快就获得了在泥土里辛苦劳动一千年也无法积累的财富。

　　然而教会却有些不高兴了。

　　这是它没有料到的结果。

　　啊！这些凯旋的英雄们已经不再具有他们祖先所特有的那种神圣的热情了！与朋友熟悉之后，就会变得漫不经心；而与敌人熟悉之后，就会相互尊敬。

　　结果是教堂的建筑物越来越简易，而私人的住宅和市政大楼的装饰则越来越华丽。

　　我既不能说这是一件好事，也不能说这是一件坏事。我只想把这些事实说出来。如果您得出了什么结论，那么这是您的事情。

　　在地中海的另一边，那种不可思议的宗教狂热（他们以杀戮俘虏来表示对真主的爱）也逐渐降温了。总而言之，双方都已经认识到了所处的困境，所以他们愿意妥协和解；而这种妥协与和解说明双方商人口袋里都有了钱。

　　被无数铁蹄践踏过的古老贸易之路得到了恢复。能够进行长途跋涉的骆驼再次驮上了货物，往来于卡什加和大马士革之间。威尼斯轻便的小帆船和热那亚的大帆船，又和以前一样定期往返于亚历山大和法马古斯塔之间。

　　因此，世界太平，一次成功的东方贸易之旅所获得的利润，很快就从零上升到了原来的四倍。

　　然而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却可能会改变历史的整个面貌。13世纪中叶，可怕的鞑靼人发动了战争；从黑龙江到维斯图拉河，面对如潮水般涌来龇牙咧嘴的小黄鬼，人们惊恐万分，四处逃散。在这些逃命的人中有一支小的游牧部落（最多只有二三百户人家）。这群人很早以前就生活在亚洲的腹地了，他们一直都和平安宁地繁衍生息。他们一直向西跑，就要到达地中海了。这时他们听说危险已经过去，于是他们决定回到故乡。在回故乡的途中他们必须横渡幼发拉底河。然而意外发生了。他们的首领坠马溺水而亡。那些仍然滞留在河西岸的人们十分恐慌。他们认为这突发的事件就是上天的警告，于是他们请求波斯国王让他们留在那里。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的。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个游牧民族成了曾经友好接待他们的帝国的主人；三十年之后，他们成了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并且开始了征战的历程；最后，他们的马尾战旗插在了维也纳的城门上，而“土耳其人”这个词语也成了强悍、凶蛮的代名词。

　　如果这种穆斯林的狂热情绪仅仅只是一种政治运动的话，那么也不完全是什么坏事。然而一场极端宗教的暴风雨却席卷了整个西亚。在穆罕默德死后的6个世纪里，他的信徒们原有的激情已经消退。祖先的“信仰”固然是非常美好的，但是胡椒、桂皮和靛蓝交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同样也是非常诱人的。这种交易促使忠实的信徒与地中海彼岸的异教徒们友好相处。这是非常不幸的，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交易就是交易，一个人在进行交易的时候是不可能将基督徒拒之门外的。

　　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们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宗教十分虔诚。土耳其领导人的政治、军事成就鼓舞了他们，于是他们决定劝导那些生活在大城市中误入歧途的教友们改邪归正。

　　伊斯兰僧人的足迹遍布穆罕默德的国土。这些人有的做祷告，有的跟着音乐舞蹈，有的忙忙碌碌，有的大叫大嚷。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在鼓吹回归基本教义。

　　最初，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们对此只是置之一笑。但是这些“极端的宗教狂人”却是非常认真的。商人们很快就不再发笑了。没过多久，他们的邻居遭到了谋杀，他们也受到了警告，于是，他们开始只与信奉同一种宗教的人进行贸易活动了。

　　而在当时，欧洲人早就已经习惯了那些来自亚洲的物品。这样一来，供应也就被迫终止了。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在一天或者一个星期、一年里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那些在过去二百年时间里一直源源不断地向西输送的物品，逐渐在欧洲的市场上消失了。投机商们开始囤积能够获得的一切物品，物品的价格也开始暴涨。信贷也被撤销了，黄金成为唯一的支付手段。这对于西方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情。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在日常交易中，从来都没有被要求必须支付现金。人们的住所距离很近，鸡犬相闻，互相往来。以物易物，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家修道院的蜂蜜完全可以和那家修道院的酿造醋进行交换。

　　确实是这样，进行贸易就需要大量的金币和银币。几片咸猪肉和几桶盐，已经很难使卡利卡特的香料商们满足了。他们在委托吉达或亚丁的代理商发货之前，必须支付威尼斯金币或者银币。

　　而欧洲的市场上现在也已经实行银货两讫的方式了。这样一来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

　　黄金这种神秘的、黄灿灿的东西似乎超越了国家和教会，也必须从海外进口。欧洲有一些银矿，但是奥地利、萨克森和西班牙山间发现的那一点点黄金，根本就不能满足投机商们日益活跃的投机行为和香料交易。

　　世界上出现了空前的、难以遏制的恶性循环。人们的购买欲望的极度高涨——供应量的下降——物价的急剧上涨——普遍需要金、银货币——而可以供应的黄金却越来越少——西亚和北非国家接二连三地落入了凶残异教徒的手中——一条又一条商路被无限期的关闭——新兴的、非常具有活力的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自身的发展而挣扎着。

　　资本主义制度（当代大多数人对它的内涵都有误解）被指责犯有多种罪行。然而即使是它的死敌都不能够指责它是懒惰的，不能否认它在危机的时刻可以发挥出神奇的力量。正是这样一种危机在14世纪上半叶似乎要摧毁西方的整个商业贸易。

　　我已经谈到过那些杂货商们的困境。他们不断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呼声很高。而欧洲的整个经济（说到底是整个宗教、社会、文学、艺术和科学）结构也濒临解体的边缘。

　　**和埃及（有史以来东西方主要商路都要穿越这两个国家）在哥伦布死后许多年才被土耳其人占领。但是精明的商人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他们要提前行动。

　　许多关于现代商业大王精明能干的故事我们早就耳熟能详了，我们一直以为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能产生出这么多精明强干的人。我们在想象中世纪商人的时候往往有些盲目，以为他们只会坐在一间沉闷狭小的屋子里，用一架小天平来称量计算着银币，同时还在向两名书记员口授信件（他还会保留信件的副本），他们需要等待半年的时间才能够收到维堡或诺夫哥罗德代理商的回信。

　　然而这就像鸭子喜欢水一样，是我们这个幸福时代喜欢自吹自擂的人们想象出来的谬误之一。

　　公元1927年的世界和公元1427年或者公元427年的世界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这个世界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有些人非常聪明，有些人就不那么聪明，而其他的人简直就是十足的笨蛋。

　　最后这种人（总是绝大多数）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而第二种人则懵懵懂懂，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却又由于胆小怕事，结果一事无成；而第一种人（极少数）则是说做就做，敢作敢为。通往东方的财富之路逐渐被关闭了，没关系，他们于是开始向南、向西寻找新的通道。在那个时代，要在航海图上没有标示的海域进行航行，就像今天想乘坐飞机到月球上去旅行一样，希望是非常渺茫的。而现实也确实是困难重重，只有梦想家才能够克服。

　　那时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他们能够根据自己身上关节疼痛风湿病的发作情况，预测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许多学识渊博的天文学家，他们观测天象就像我们查时间表一样。还有许多冒险家，他们为了寻求刺激，或者是为了得到一罐金币而甘冒生命危险。

　　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却是另外一种人：一位从以斯拉的《启示录》（在人类的记忆中有谁读过这本关于天堂、地狱和预言的古书吗？）中得到启示的奇才；一位毫不畏惧要正式签署合同的年轻人，他希望能够抽取从大洋彼岸的领地上发现的全部贵金属的十分之一；一位爱慕虚荣的人，他坚持让人们称他为“海军上将”；一位在去世的时候身上穿着破旧的圣方济会修道士服装的人；一位穷困潦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