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蛮夷商人在广州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廿九日（1759年7月23日），北京，紫禁城养心殿。

　　乾隆皇帝的御案上，摊开一封特殊的奏章：一个叫洪仁辉的洋夷，状告广州海关监督李永标纵容家人、属吏敲诈勒索，征收陋规杂费，行商黎光华拖欠商款等七件事。

　　和洋夷告御状的奏章一起进呈的，还有直隶总督方观承的奏折。方观承在奏折中强调说：“（洪仁辉）若非实有屈抑，何敢列款读呈。”

　　洋人上访告御状，如此奇事，大清立国百余年来，还是头一次发生。海关官员贪墨不法，欺负得洋人无法忍受，直抵京畿，闹嚷嚷来告御状。如此情势，实属丑闻，堂堂天朝，颜面何存！

　　乾隆皇帝龙颜大怒，当即批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

　　乾隆皇帝派给事中朝铨赶赴天津，将告御状的夷人洪仁辉带回广州，又谕旨福建将军新柱前往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共同审理广州海关贪污勒索一案。

　　一个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给大清皇帝告御状，这得是受了多大的委屈？

　　此事的原委，颇为复杂，还得从头慢慢道来。

　　洪仁辉，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Flint），金发碧眼的英国人。他曾在广州学过中文，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凭着这个本事，他受聘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不久，又升任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船长。

　　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反清力量，清廷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东南反清威胁解除。次年（1684年），清政府便开放海禁，设立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当时，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四个通商口岸。它们分别为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今连云港）。

　　这四个通商口岸，除了广州黄埔比较热闹之外，其他三个基本没生意。洋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他们就认准了广州，对其他地方基本没概念。

　　当时，洋人来中国做生意，日子也是过得憋屈无极限。大清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所谓通商，在天朝的认识中，不过是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德政。大清除了在各个口岸设立海关收税之外，再无任何管理外交和外贸的政府机构。

　　大清官府一向高高在上，根本不屑于和夷人打交道。但是海关负责收缴进出口关税，和夷人打交道就在所难免。为了避免直接同夷商交往，又能有效管理通商收税，广州海关想到了一个巧妙的法子——指定代理人。

　　广州海关招募了十三家实力雄厚的商行，指定他们代理海外贸易。这十三家商行，俗称“十三行”。其实这些代理海外贸易的商行数量并不固定，时多时少，“十三行”不过是个约定俗成的称呼。

　　十三行受广州海关的指派，就具有了半官半商的性质，在对外贸易中居于垄断地位。

　　外国商人到广州贸易，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开出的价格多么低廉，洋商们都只能和他们贸易，因为除了十三行，再无分号。如果敢和十三行之外的人做生意，那就违反了大清律法，到时候非但生意做不成，而且还会让自己死得很难看。

　　洋商采购货物，也必须经过十三行，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原因无它，只因为他们是官方指定的，和他们做生意才算合法。

　　行商在中英贸易过程中，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各国商人为了做生意赚钱，只能忍气吞声，任由他们盘剥勒索。

　　除了贸易，十三行还承担管理约束洋人的责任。当时洋人在大清的地界上混，真的没有尊严，憋屈无限。官府为了“严华夷之防”，对洋人进行种种限制：

　　——洋人每年夏季才被获准到广州贸易，到广州后，只能住在“十三行街”，不得乱跑乱逛。

　　——严禁洋妇进入广州，严禁洋人乘坐轿子肩舆。

　　——严禁洋人私自和中国人接触，严禁洋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化。

　　——严禁洋人直接同官府联系，如必须与官府沟通，必须由行商转禀，而且文书必须是言辞恭顺的禀帖。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商人是士农工商四民之末。黄头发蓝眼珠子的蛮夷商人，更是末等中的末等，根本就不受待见。在洋夷遍地的**，中国娼妓都看不起黄头发蓝眼珠子、满脸胡子拉碴的洋夷，压根儿不愿意跟他们做生意。自诩为上帝子民的西洋人，来到孔孟教化的天朝上国，混得连**都看不起。

　　民间尚且如此，作为官方机构的海关，更是不拿洋商当人看。贪污勒索洋人的银子，那真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惹恼了这些官老爷，没收你的货物，驱逐你滚蛋也是家常便饭。

　　民国著名近代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曾说过：“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此可谓要言不烦，一语中的。

　　2.宁波口岸关闭了，赶紧滚蛋！

　　英国商人在广州，遭受海关和十三行的种种克扣和盘剥，生意做得苦不堪言。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夏天，英国商人才想起，除了广州口岸，大清还有三个能通商贸易的地方。虽然那些地方人生地不熟，情况不清楚，但他们还是决定去试一试。

　　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长洪仁辉领头，前往宁波去撞运气。这一撞还真的撞出个鸿运当头。宁波虽为通商口岸，可一直没有外国人来做生意。洪仁辉等驾船而来，当然就受到当地官员和商人的欢迎。

　　洪仁辉运来的洋货，备受欢迎，被抢购一空。他们要采购的茶叶，价格也比广州的便宜得多。这里没有广州海关形同敲诈的关税，没有广州十三行克扣和勒索，生意自然好做得多。此番宁波之行，洪仁辉赚得盆满钵满，收获喜人。

　　经过第一次试探，宁波确实是适合贸易的好地方。既然有钱可赚，那么大家一起，同去，同去！于是，外国商船纷纷北上，前往宁波进行贸易。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洪仁辉再次来到宁波。可是，这次运气极差，赔了个血本无归。

　　洪仁辉他们兴高采烈地赶到宁波，可宁波官府并没有开关贸易，而是让他们等着。等了没多久，就等来一队中国士兵。他们上来就没收了洪仁辉半船商品，而且还把洪仁辉商船上的火炮全部拆除，统统拉走。

　　洪仁辉蒙了，这是啥情况？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为啥没收货物，拆除火炮，总得给个理由吧！

　　负责没收货物、拆除火炮的官员大手一挥说：这里不让做生意了，你们赶紧滚蛋！

　　这个官员说得对，这里不让做生意了，宁波这个通商口岸被大清关闭了。

　　原来，频繁到来的外国商船，让宁波的地方官感到十分不安。于是，他们就将情况奏报朝廷。接到宁波的奏报，乾隆皇帝立刻警觉起来。

　　洋人频频到宁波贸易，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在乾隆皇帝的意识里，任何民间自发和主动的行为，都具有危害清朝统治的危险。清朝入关，人口才区区几十万。要统治几亿汉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将一切潜在的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

　　如果各个通商口岸都生意火爆，那么汉人就有可能和洋人勾结。多一个通商口岸，就多一个老百姓里通外国的窗口。为大清长治久安计，多余的通商口岸必须关停。

　　于是，乾隆皇帝下旨：关停宁波、厦门、云台山通商口岸，所有通商事宜皆在广州进行。从此以后，清廷的对外贸易就从原来的“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

　　清廷改变了贸易政策，洪仁辉还蒙在鼓里，糊里糊涂被收缴了货物和火炮。宁波的官员也懒得向他这个洋夷解释，而是命令他马上滚蛋。

　　莫名其妙就吃了这样大的亏，洪仁辉无法接受，他背后的东家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没法接受。于是，他们开始策划，如何打通消息渠道，让大清最高统治者了解中国对外贸易的真相和弊病。

　　洋人们认为，广州海关贪腐成性，广州十三行肆意克扣盘剥，这些实情大清皇帝都不知道。如果将中外贸易的实际情况上达天听，英明神武的大清皇帝一定不会坐视不理。只要皇帝派出官员进行调查，就会查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到那个时候，大清皇帝一定会彻底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外贸体制。

　　洋人们按照他们的思维，揣度大清统治者的心思，真的算是很傻很天真。中国五千年历史，盛产各种阳谋阴谋，这些高深烧脑的计谋和策略，岂是那些洋夷所能理解的。

　　3.英吉利四品文官

　　经过东印度公司的策划，派洪仁辉进京告御状，以改变中国对外贸易制度，扩大中英贸易的计划开始启动。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1759年6月13日），洪仁辉等十二人组成的进京上访团，驾驶三桅小船“成功”号，正式从广州出发。为了防止广东官府拦截阻止，洪仁辉等人谎称“成功”号是出海回国的。实际上他们是扬帆北上，准备直奔北京。

　　洪仁辉告御状，表面的诉求是状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纵容家人、属吏敲诈勒索，征收陋规杂费，行商黎光华拖欠商款等七件具体事。实际的真实目的是，希望推动朝廷严查粤海关积弊，扩大中国对英贸易开放程度。

　　洪仁辉等人驾着“成功”号一路北上，走到定海四礁洋面，就遭到浙江水师拦截。面对浙江水师的盘问，洪仁辉撒谎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准备派两艘商船到浙江贸易，所以先派自己打个前站，提前来联系买主。

　　定海总兵罗英笏听说洪仁辉是为做生意来打前站的，就派人告知他们：浙江不能贸易，请他们回到广州做生意。洪仁辉见忽悠不过去了，干脆就实话实说，并提出，希望两江总督能替他们主持公道，将告御状的状纸呈递给大清皇帝。

　　洪仁辉准备告御状的想法，让定海总兵罗英笏十分震惊。他断然拒绝了代为呈递诉状的请求，并派守备陈兆龙率兵船尾随洪仁辉，护送他返回广东。说是护送，其实等于武力押解。

　　陈兆龙用兵船押解着洪仁辉的“成功”号，向南行驶了三天，然后就返回定海。陈兆龙觉得洪仁辉已经玩不出什么花样了，肯定会乖乖地返回广州。于是，他就回去复命：英船确已南下。

　　谁知，洪仁辉见陈兆龙返航，就立马掉转方向，继续北上，直奔天津大沽口而去。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廿四日（1759年7月18日），经过一个多月行程的洪仁辉一行，出现在天津大沽口洋面。大沽营游击赵之瑛发现挂着米字旗的“成功”号，顿时大惊失色。大清的海防要地，怎么冒出来这样一艘怪里怪气的船只，这是什么情况！

　　赵之瑛马上驾船前去讯问。洪仁辉在中国混迹十几年，对大清的官场规矩门儿清。他知道在大清官员的眼里，商人屁都不算，他们只尊重当官的人。于是洪仁辉就牛哄哄地说，自己是英吉利四品文官，有冤情要面禀大清皇帝，到御前告状。

　　英吉利四品文官驾船来到天津大沽口，这可是大清立国以来，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奇事。天津城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官府也不得不重视。

　　天津知府灵毓满心好奇，他亲自出马，赶往大沽口拜会这位金发碧眼的英吉利四品文官。

　　洪仁辉操着流利的汉语，向灵毓倾诉了在广州遭受的种种委屈，并说自己要进京觐见皇上，到御前陈诉冤情。

　　这可是旷古未有的奇事，灵毓一时有些蒙圈。当官这么多年，奇事怪事见过不少，可今天遇到的事，还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

　　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鬼子要告御状，这事该咋处理？史无前例，自然心中没底，灵毓一时拿不定主意。

　　4.洋鬼子进天津

　　久经宦海的灵毓，在短暂的惊愕之后，马上就从这件事中闻到了银子的味道。眼前这位“英吉利四品官”大人，真是个上天送来的冤大头。灵毓大人准备对这位洋大人下手，弄出白花花的银子来。

　　灵毓向洪仁辉表示，听了洪大人的讲述，自己深表同情，他愿意向上级汇报洪大人的冤情。但是，代替洋人陈述冤情，此事前所未有，风险极大。如果出现差错，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就保不住啦。

　　灵毓大人说愿意帮忙，又说可能承担风险。其中的言外之意，洪仁辉还是品得出来的。毕竟在中国混了多年，对官场上的那些套路，洪仁辉门儿清。

　　大家都是聪明人，自然沟通起来没难度。

　　灵毓伸出五根手指头，洪仁辉觉得这个要价太高，于是大摇其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以2500块西班牙银圆成交。洪仁辉答应先付2000块银圆，等到事成之后，再交付剩下的500块银圆。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廿五日（1759年7月19日）下午，收了银圆的灵毓允许洪仁辉的“成功”号由水路开到天津。离船登岸后，灵毓又安排他们前往一处庙宇安歇。

　　洪仁辉一行进城的时候，受到天津百姓异常热烈的“欢迎”。大家纷纷走上大街，像看马戏团的大猩猩一样，围观洪仁辉等洋鬼子。有些人甚至冲上来，扯他们的衣服，摸他们的头发。

　　天津的百姓十分惊异，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家伙竟然也是人。而且这些所谓的人，脑袋后面竟然没有辫子！没有辫子就敢在大清地面上行走，难道他们就不怕砍头掉脑袋吗？

　　好奇的老百姓将洪仁辉等人围得水泄不通，寸步难行。虽然洪仁辉见多识广，可面对如此狂热的围观，他还是紧张得脊梁骨冒冷气，手脚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合适。

　　最后，多亏官府派出的士兵解围，洪仁辉一行才得以穿越人山人海，平安抵达灵毓给他们安排的落脚地。

　　与百姓不管不顾的热情相比，天津的官员显得礼貌而克制。他们以关心英国人的名义，前来看望洪仁辉。其实，关心是假，满足好奇心才是真。

　　洪仁辉在灵毓安排的庙宇中住了七天。他的呈诉被层层呈递，最后经直隶总督方观承之手，进呈到乾隆皇帝的御案前。方观承还专门另写奏折强调“若非实有屈抑，何敢列款读呈”。

　　天津知府灵毓，收钱办事，堪称大清“诚信不欺”的“好”贪官。

　　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初五日（1759年7月28日）晚六点，京城来了一个官员指名要见洪仁辉。这个官员告诉洪仁辉，皇上已收到他的呈诉，并谕旨大臣前往广州调查处理。洪仁辉明天必须同他一起返回广州，等候朝廷会审。

　　既然皇帝有谕旨，那就回广州听审。闰六月初六日（7月29日），洪仁辉驾船南归，轰轰烈烈的告御状事件，暂时告一段落。

　　5.案情大反转

　　洪仁辉所呈诉的七条，事实清楚，无须太多调查就可真相大白。广州海关贪墨勒索，证据确凿，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罪责难逃。但洪仁辉等洋人希望严查粤海关积弊，扩大中英贸易的诉求，则事关重大，非会审官员可以擅自做主。

　　两广总督李侍尧、福建将军新柱等会审官员，将案情详细奏报。乾隆皇帝经过一番权衡，授意李侍尧做出了判决：

　　一是惩处腐败。以“失察”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就是先撸官，再调查审理；参与贪污勒索的粤海关役吏“杖流科罚”，就是先扒了裤子打屁股，然后该流放的流放，该罚款的罚款，其中情节严重的，既流放又罚款。

　　二是免除部分陋规。“规礼名目，一概删除，合并核算。”但因为大部分陋规实际上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故此将这部分合法化。

　　三是同意英国人提出的一个小小要求，就是对他们带来自己消费的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免税。“番商食用所需，已征进口，所有出口税银，准予豁免。”

　　以上三点，算是对洪仁辉呈诉的七条，做出积极正面的回应。可是，接下来的判决，就大大出乎洪仁辉等英国人的意料了。朝廷的判决明显对洪仁辉等人不利。

　　让案情出现反转的原因是，乾隆皇帝琢磨出，洪仁辉的呈诉言辞畅达，格式正确，而且还可以顺利地呈递到皇帝面前。显然，这中间有精通大清官场规则的奸人在幕后指使。中国人和洋人暗中勾结，这还得了。于是，案子的调查重点就不再是粤海关贪墨等问题，而成为严查何人勾结指使洪仁辉。

　　经过调查，确有几个中国人和洪仁辉上访告御状有关系。福建籍华侨林怀，在海船上替洪仁辉撰写了告御状的状纸；四川商人刘亚匾替洪仁辉修改和誊写了状纸；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与洪仁辉关系密切，有暗中指使的嫌疑。

　　李侍尧按照乾隆皇帝的授意，严加调查并判决如下：

　　一是英国商人提出多口自由通商要求，被斩钉截铁地驳回，并告以中华体制，不可变更。

　　二是处理“汉奸”。刘亚匾明正刑典，当众问斩；汪圣仪依照“交结外夷罪”，杖六十、徙一年。华侨林怀远在海外，乾隆帝命设法招回治罪，毋令漏网。其家属如有留在国内者，密拘审讯，务使沿海之民不敢重蹈覆辙。

　　三是洪仁辉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洪仁辉本来觉得自己的官司稳赢不输，谁知天朝竟判处他有罪，将他圈禁在**。三年的圈禁生涯，令洪仁辉苦不堪言。

　　在中国海关担任过税务司的美国人马士（HoseaBallouMorse），在其编撰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书中记载，洪仁辉曾致信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同事道：

　　我被关在一幢像笼子似的四间小房子里，全部门和窗都上锁，每晚七时，敲过锣和竹筒四五声后，即行上锁。早晨六时才开启，有两个人睡在室内，防我逃走。

　　另外还有一封信，更道出了他悲惨：

　　我的脚水肿很厉害，我不得不穿一双大鞋，在脚跟的三四英寸以上有色肿纹，在伸脚时非常疼痛，希望医生给一些药物治疗……

　　6.越级上访，皇帝很生气

　　黄毛蓝眼珠子的洋人，竟然越级上访告御状，这让堂堂大清国威何存，体统何在！

　　乾隆皇帝认为，发生洪仁辉事件，是对洋夷管理不严所致。他谕令两广总督李侍尧严加处置，拿出管理洋夷的办法。李侍尧不敢怠慢，精心制定出《防范夷商规条》，上报朝廷。乾隆皇帝立刻批转，并命照准执行。

　　《防范外夷规条》规定“防夷五事”：

　　一、外国商人不准在广州驻冬，每年贸易季结束后，立即回国；若有未清事务，可在**居住，下年随船回国；

　　二、只许行商与外国商人交易；

　　三、不许内地商人借领外国资本；

　　四、不许内地人向外国商人传送信息；

　　五、派兵对外国商船进行稽查。

　　从此，大清国门开始禁闭，苛刻的通商政策被制度化地执行。

　　洪仁辉做梦也没想到，他自以为将成为后世传奇的告御状壮举，最后竟落得如此结局。自己非但没有改变清朝的贸易政策，反而身陷囹圄，被圈禁在**苦熬了三年。外国商人在华受到的种种不公，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加剧。

　　东印度公司的同人们想尽了办法，营救洪仁辉。但是天朝声威不可挑战，他们的努力最终是无济于事。没招了，洋人和大清是没办法讲道理的，只好听凭洪仁辉一个人在中国人的监管下受苦。

　　乾隆帝宣布了新的对外贸易准则：

　　内地物产富饶，岂需远洋些微不急之货。特以尔等自愿懋迁，柔远之仁，原所不禁。今尔不能安分奉法，向后即准他商贸易，尔亦不许前来。

　　这就是“天朝上国”高高在上的姿态，是将中西贸易视为怀柔远人的手段、恩赐藩国的工具，可大可小，可有可无。

　　于是，一切照旧。

　　洪仁辉告御状，其实给大清提供了一个主动融入全球市场的机会。可是，大清将洪仁辉圈禁了，也将这个历史机遇关在了紧闭的国门之外。

　　此后，大清历经了种种磨难。这些历经的种种，皆与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张和大清紧闭的国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