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乌托邦，即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一个理想国度的谈话，由伦敦公民和行政司法长官托马斯·莫尔记录和转述。

　　战无不胜享有盛名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作为一个才德兼备的模范君王，近来和尊贵的卡斯提尔国王查理殿下[查理殿下，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1516～1556年为西班牙国王，1519～1556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斯提尔位于西班牙中部，查理五世曾经是卡斯提尔国王，故如此称呼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争论[16世纪，英国和西班牙都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两国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西班牙的政治势力扩展到荷兰时，英国对荷兰采取羊毛禁运措施。查理五世要求解除禁运，莫尔作为使节前去调解争端。]。为了就这些外交纠纷进行商议并取得和解，国王派遣我去法兰德斯。而新近被陛下任命为案卷法官的卡斯伯特则随我同行。卡斯伯特的高升让很多朋友都为他感到高兴。对于所有认识他的人来说，这次晋升是理所当然的，他正直的性格以及渊博的学识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根本无须得到我的赞扬，如果一定要我赞扬他的话，这就好比让我打着灯去照耀太阳一样滑稽可笑。

　　按照安排，卡斯提尔王国委派的谈判人员在布鲁日接待了我们，卡斯提尔王国的谈判人员中以布鲁日市的市长为组长。虽然这是一位严肃而值得尊敬的人物，但占据谈判主导地位的却是加塞尔城的教会长——坦西斯，他口才出众且精通律法，这样的外交场合正是他大展身手的绝佳舞台。经过了一两次会议，我们在某些问题上还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所以他们向我们暂时告别，到布鲁塞尔听取查理殿下的意见。

　　我也因为某些事情去了安特卫普。在安特卫普停留的这段时间，经常有访客前来拜访，有一位名为彼得·贾尔斯的访客是最受我欢迎的。彼得出生在安特卫普当地，颇有地位，但他应该担任更高的职位，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他更有学识、有教养的年轻人。彼得极有道德和修养，对所有的人都热情和尊重，对朋友则非常坦率和谦逊，可以说，彼得就是“完美朋友”的代名词：他极为谦逊，真诚质朴而又不失明智谨慎。他妙语连珠，和彼得交流谈话的过程总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这种愉悦甚至让我的思乡之情得到了有效的缓解，要知道，我已经离开伦敦四个多月了，在这期间我对妻子和儿女的想念是如此地令人煎熬，但彼得的出现缓解了我的痛苦。

　　一天，我去圣母院做礼拜，这是城里最美丽也是最拥挤的教堂。做完礼拜后，我准备回到住所，却在路上偶遇彼得和一位外地人在交谈。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面孔黝黑，胡子很长，一件长斗篷随意地披在肩头，这样的样貌和装束，让我判断出他是一位老船长。彼得看见我后，赶紧来打招呼，我正准备回礼，却被彼得拉到了一边，他指着那位老人对我说：“你看见他了吗？我正准备带他去见你。”

　　“非常欢迎他的拜访，但你要知道这都是因为你。”我这样说道。

　　“不，并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他自己，你要知道，除了他以外，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对陌生的国家和人民有这样的认知，而我认为这一切正是你最感兴趣的题材。”

　　“啊，那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是一艘海船的船长喽？”

　　“可你错了，”他说，“他的航行并不像巴利纽拉斯[巴利纽拉斯，史诗《伊尼特》中的舵手，因坠海失事，这里将他喻为平庸的水手。]那样普通平庸，而是像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史诗《奥德赛》中的主角，是一个传奇的航海冒险家。]，或者说更像柏拉图[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为了增长学识，曾多次出海旅行。]。这位葡萄牙人拉斐尔·希德拉斯，不但精通拉丁文，而且更精通希腊文。由于他对希腊文化有精深研究，所以他在哲学方面造诣颇深。他觉得在哲学这门学问中，拉丁文中只有塞涅卡[塞涅卡，古罗马哲学家，新斯多亚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和西塞罗[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哲学著作包括《论至善和至恶》《论神性》等。]的某些论文，还有些价值。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把祖辈们的遗产留给了兄弟们，想自己一个人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去看看，于是就加入了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哥利·维斯普奇的船队，他参加了普奇四次航行中的后三次航行，始终跟随着维斯普奇。这四次航行，人们都已经通过阅读知道了。但最后一次航行，他并没有同维斯普奇一起回来，他好不容易得到许可，成为最后一次航行中留在终点新卡斯提尔的二十四人之一。他如愿以偿留了下来，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他热爱自由且喜欢到处游荡，比起平淡的生活，他更喜欢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经常用的两句口头禅是：‘死后没棺材，苍天当被盖’以及‘通往天堂的路，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距离’。如果不是上帝保佑的话，他的这种生活态度肯定会让他吃够苦头的。可是，从维斯普奇离开后，他和要塞的五个同伴航行周游了多个国家。一个意外把他带到了锡兰，又辗转到了卡利卡特，在这里他遇到了几艘葡萄牙的海船，于是他又搭上了船，回到了祖国。”

　　彼得说完以后，我非常感激彼得，他花费了如此大的力气，就是希望我和那位谈谈，希望他的谈话能让我高兴。于是，我转向拉斐尔，和他互相致敬，说了陌生人初识后惯用的客套话，然后我们一起来到我的住所，我们坐在花园中的长凳上，开始交谈。

　　拉斐尔描述说，自从维斯普奇离开后，他和留在要塞的同伴们，因为经常和当地人见面，对他们很客气，逐渐得到了当地人的好感和友谊，渐渐放下了戒心。此外，他们还获得了当地一位首领的赏识。由于这位首领的慷慨和豪爽，他和他的五个同伴都得到了足够的生活用品以及充足的旅费，首领还给他们配备了向导。路程上一部分是从水路乘木筏，一部分则是陆路乘车。他们被引到了当地其他部族领袖那里，同时他们还带着帮助他们的那位首领的介绍信，所以一路上得到了很多的关照。拉斐尔说，他们游历了很久，到了很多城镇以及各种经济繁荣、制度优越的国家。

　　拉斐尔说，诚然，在赤道的南方以及赤道附近远至太阳运行所能抵达的地方，虽然有热浪蒸腾的沙漠，干旱的土地，一切都死气沉沉，所有地方都不适合人类居住，都是栖息着危险毒蛇和野兽以及野蛮人的不毛之地。可是，稍微向前行进一段距离，风物就逐渐宜人了。气候不那么炎热，到处长满青草，就连动物的性情也更温驯一些。最后，他们进入繁荣的城镇，在这些城镇之间，以及辽远的国度，经常有着各种各样的贸易。

　　拉斐尔说，当时他们有访问许多国家的机会，任何已知和成熟航线中的船只都欢迎他和他的同伴搭乘。最初他们的旅行途中看到的都是当地的平底船，船上的帆是用纸草或是柳枝编成，偶尔也有用皮革做成的船帆。之后的旅程中，他们又遇到拥有尖龙骨和帆布的船，其实际行驶性能已经和我们的船只相差无几。

　　他们的水手善于使自己适应海洋上的气候，由于拉斐尔教他们指南针的使用方法，由此得到了他们莫大的信任和好感。他们以前对于指南针是完全无知的，出海航行，他们只能接受海洋的摆布，经常因为航向的问题而犹豫不决，这就限制了他们的航海，只能在夏季出航。现在，他们学会了指南针，在冬季也一样可以出航，但这就好比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样，这样的盲目自信反而容易招来危险。这样，本来以为给他们带来很大好处的东西，由于轻率武断的态度，反而有可能招来更大的危险。

　　拉斐尔谈到的每一个地方，内容很多，也不符合本书的主题，我们也许会在另外的场合讲述他的故事。对任何读者有益的东西，首先是那些文明中人类文明共处的基石——法律条文，这是拉斐尔所意识到的。而这样的题材也是我最热衷的话题。我和彼得热情地向他提问，他也同样乐于谈论。被市井小民所津津乐道的外海奇闻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没有继续询问怪兽的事，像西拉、塞利诺和雷斯特里戈尼人以及相关的可怕生物都是很常见的。无论哪里都有饿狼和恶狗，但是，治理有方的国家和民众却不是随处可见的。

　　的确，拉斐尔提到了这些新发现的国家有许多看似匪夷所思的风俗，也详细举出一些实例，我们的国家、城市和人民甚至是不同民族和种族都可以借鉴，以此来改正错误。我已经说过，这些事例我们必须留到另外的场合去讲述。现在我只想讲一下他说到的关于乌托邦的风土人情，但首先，要讲一下使他提到这个国家的谈话。

　　拉斐尔很有智慧地谈论两个半球的缺点并比较了两个半球各自明智的措施，他发现两个半球的缺点倒是都不少。他回忆起每一个他仅到过一次的国家的风俗习惯时，都像在那里居住了一辈子。彼得惊叹道：

　　“啊，敬爱的拉斐尔，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不依附一个国王呢？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国王不欢迎你。你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历，既能使他拥有愉悦的心情，又能为他树立个人道德的榜样，还能为他治国施政提出中肯的建议。这样的话，不但有利于你自己，而且也有利于你全部亲友的提拔。”

　　“说到我的亲友，”拉斐尔回答说，“我并不为他们操心，因为我想我已经很好地尽到了对他们的义务。每个人都是爱财的，他们往往就算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财产。我还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把财产分给亲友们了。我想我的亲友应该满足于我的慷慨给予，而不应该再期待或者要求我为了他们而去臣奉国王。”

　　“说得好!”彼得赞扬道，“但我是说要你侍奉国王，而不是臣奉。”

　　“这两个词只有一个音节之差。”拉斐尔说。

　　“但是我坚信，”彼得继续说道，“无论你如何称呼这种生活，它都是一种能对别人有好处的手段，无论是对你个人，还是对全国的公民而言，并且能让你更加显贵。”

　　“我一定要，”拉斐尔辩驳道，“用我十分嫌恶的手段使自己更加显达吗？实际上，我想很少有王公贵族像我现在这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而且，攀龙附凤的人多得是，权贵身边少了一两个我这样的人也没什么损失。”

　　“嘿，”我说道，“很显然，敬爱的拉斐尔，你不是仰慕权势和金钱的人。不容置疑，我对你这种高尚之人无比崇敬，如同我对十分有地位的大人物充满崇敬之意一样。但是我认为，只有把你的聪慧勤奋用于造福群众，才能配得上你的高风亮节以及极富哲理的气概，即使这会使你失去一些东西。并且要想成功做到这一点，你就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国王的臣子，奉劝他采用（我坚信你有这样的能力）诚信光荣的治国方针。国王就像永不枯竭的泉眼，源源不断地涌出造福或者祸害全国群众的水。尽管你没有丰富的侍奉国王的经验，但是你学识渊博；或者尽管你没有渊博的学识，但你有丰富的处理事务的经验，你就会是国王的议事会上的一个能臣。”

　　“亲爱的莫尔，”拉斐尔说道，“你有两个错误：其一，对我而言；其二，就事情本身。我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优秀。即使我那样优秀，我也无法在打乱我自己的安宁生活的同时造福公众。首先，几乎所有国王都热衷于追求武力，而我不懂武力，也不想懂。相比诚信光荣地和平治国，他们更热衷于用尽一切办法争取新的土地，而不是好好治理已有的王国。

　　“其次，朝廷贵臣都有智慧、有才能，不需要别人的意见；或者自以为是，不屑于听取别人的建议。原本，认为自己的想法最为高明是人之常情，就像乌鸦和猴子都对自己的幼崽格外宠爱。但是，他们对国王面前的红人的谬论，却阿谀奉承，妄图通过谄媚来得到器重。

　　“在这些妒忌别人并且过分看重自己的人之中，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见解，就显得好像在智力方面有所欠缺，从此以后就会被看作傻瓜，除非他对其他人的看法吹毛求疵。当所有企图都以失败告终时，他们最后的对策是发表这样的言论：‘我们的祖先喜欢这样的事情，但愿我们能比得上他们。’之后，他们似乎觉得这一明智的言论结束了所有问题，然后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他们的意思是，好像我们在任何方面有比之前的时代更明智的举措都将是不幸的。然而，我们并不在意过去的时代有什么好的想法。相反，如果我们的祖先有任何不明智的方针，就都将成为我们手中的把柄。我在很多地方见到过这种骄傲、荒谬且固执的偏见，尤其是在英国。”

　　“你去过英国？”我问道。

　　“是的，”他回答道，“在西区人民起义被镇压[指1497年康沃尔郡的反国税起义，被英王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镇压。]后不久，我曾在英国住过几个月。那次起义惨败，杀戮惨重。我很感激尊敬的约翰·莫顿先生，他是红衣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英国宰相。彼得（我专门告诉你，因为莫尔很了解大主教[莫尔曾经在莫顿家做过侍从。]），这位大主教足智多谋、德高望重。他中等身材，完全看不出他的年龄。他看起来令人尊敬却又不会让人恐惧。他谈吐得体、举止端庄。对于前来拜访且有所求之人，他有时会用犀利的语言来考验他们，观察对方的胆量见识和遇事的冷静程度，但他完全是出于好意。只要不过于冒失，无畏无惧的态度他是欣赏的；因为这和他的性情近似，而且适合公职的工作。他文采斐然，法律知识广博，理解力极强，记忆力极佳。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更为他超群的天赋增光添彩。

　　“我住在英国的时候，英王非常信赖他，并且政府机构主要由他主持。不出所料，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从学校毕业进入朝廷，此后一直处理重大事务，历经命运浮沉，在惊涛骇浪中练就了他的深谋远虑，这种特质一旦拥有了就不会失去。

　　“有一天，我和他一同进餐，桌上有一个精通英国法律但未担任官职的人，抓住机会把话题转向了英国对盗窃犯罪的严厉执法状况，据他说，有时一次送上绞刑架的盗窃犯就有二十人之多。他还说他无法想象怎么会这样：漏网的人极少而全国的盗窃犯罪仍然盛行。这时候，我大胆地当着红衣主教的面畅所欲言，说道：

　　“‘你不需要惊讶，因为这种惩罚盗窃犯的方式本来就不公正，对社会公众也没有好处。对于盗窃罪，这个处罚过于严厉，可是又不能制止盗窃的发生。单纯地实施了盗窃行为并不应当被处以死刑。无论多么严厉的惩治措施，都无法阻止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去偷盗。在这件事情上，英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就像不教而诛的教书匠，他们宁愿去惩罚学生而不是教育学生。与其对盗窃犯施加酷刑，不如为他们提供谋生之道，使所有人都远离因走投无路而去盗窃并因此被处死的命运。’

　　“‘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这种情况并为此采取了措施’，这个人说，‘我们有手工业，还有农业。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些工作谋生而不去为非作歹。’

　　“‘这不符合你们的需求’，我反驳道，‘暂且不提对外征战和国内战争，就说在最近和康沃尔人的战争以及不久前的英法战争中受伤致残回家的人们，他们为国家和国王效力，最终落得四肢不全的下场。这些人因为残疾而无法从事自己原本的工作，又因为年龄限制而不能学习新的知识。暂且不讨论这一部分人，战争毕竟是偶尔才发生，让我们先来看看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吧！

　　“‘你们中间有一大批贵族像雄蜂一样，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靠别人的劳动养活。依靠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的佃农养活，他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去剥削佃农（的确，这是他们对钱财斤斤计较的唯一例证，因为在其他时候他们都奢靡无度、挥金如土）。这些贵族还养着许多无所事事的随从，这些人身无长技，没有任何谋生的手艺。但是只要主人去世或者他们生病，这些人就马上会被赶走，因为主人养懒人却不养病人。而后世的继承人往往不能将偌大的家族维系在一起。

　　“‘现在，这些被赶走的人越来越饿，越来越想去偷窃。他们还能做什么？风餐露宿的生活使他们衣衫褴褛、饥寒交迫，长此以往，积贫积弱，没有任何绅士愿意雇用他们，原有的农户也对他们望而却步。农户深深地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习惯了懒散闲适，习惯了和周围的人相互吹捧、不思进取，他们就不会为了微薄的报酬和果腹的食物而去劳动，去老老实实地为他们这些农民干活。’

　　“那个精通英国法律的人说：‘这些人就是我们要特别珍惜的人。一旦战争爆发，这些人才是军队的中流砥柱，他们比手工业者和农民更有高贵的荣誉感。’

　　“‘你还不如说’，我回答道，‘为了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珍惜小偷，因为他们之中有你需要的人。如果我们养活这些人，盗窃犯就绝不会绝迹。而且，盗窃犯从军也不是不活跃的，当兵的去盗窃的也不少。二者互通，如此巧妙。不过，虽然这个问题在你们国家很严重，但倒也不是你们国家特有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有。

　　“‘法国的情况更糟糕，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如果一个国家这样的状态可以被称为和平），整个国家也到处都是士兵。而他们得到报酬的原因，和你为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随从辩护的理由是一样的，这是那些假冒政治家的格言：为了公共安全，预先备好经验丰富的士兵是必要的。他们认为没有经验的人是不可靠的，并且他们有时会寻找机会发动战争，以便于在真枪实弹中训练他们的士兵，或者，像赛勒斯特[赛勒斯特，罗马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为了避免他们的双手因为太长时间不用而变得笨拙。但是吃了大亏后，法国人已经意识到喂养这些野兽是多么危险。罗马、迦太基、**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和城市的命运都是被那些常备军倾覆甚至彻底摧毁的，这些历史教训应该使他们更加明智。

　　“‘这种军队没有维持的价值，从他们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没有经验的人对战也不一定能够获胜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关于这一点，我不多说，以免你们觉得我在奉承英国人。不管怎样，只要没有肢体上的残疾或者因极度贫困、难以饱腹而精神萎靡，城里的技工和乡下的乡巴佬都不害怕和无所事事的绅士的随从们打架。因此你不必害怕那些体格健壮的男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被贵族宠溺），他们现在因为享受安逸懒散的生活而变得虚弱，以致不适合战斗了。但是，只要不断进行体力劳动，坚持锻炼，努力做工养活自己，就不需要担心无法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总之，为了应对战争而养活一大批无所事事的闲人是不合理的，他们在和平时期引起的骚乱比在战争时期的贡献更值得关注。你们更应该考虑和平时期的情况而不是战争，你们不想要战争，就一定不会有战争。但是我不认为盗窃率上升的原因仅有这一个。而且，另一个原因对英国而言更为奇特。’

　　“‘那是什么？’红衣主教问道。

　　“‘牧场的增多，’我说，‘绵羊本来是温驯的，所欲无多，现在却变得凶狠贪婪，甚至要把人吃掉，还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镇。无论在哪里，只要是能出产更柔软、更细腻的羊毛的地方，就有不满足于他们原有农场收益租金的贵族和乡绅，以及那些神职人员和住持们。他们不仅对国家没有任何贡献，而且过着安逸的生活，却还觉得不够，还坚决要造成更严重的危害。他们阻止农业发展，摧毁房屋和城市，仅仅保留教堂以及圈地养羊。仿佛森林和公园占用的土地太少，这些家伙让最适宜居住的地方都变成了荒僻之地。因为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想要圈划数千英亩的土地，佃户就被用诡计或者暴力掠夺了所有的财产，还有的佃户在遭受不公平对待之后被迫变卖一切。这些悲惨的人们，无论男人女人、已婚未婚、年轻年老都要带着他们一贫如洗的家庭离开家乡，不知道去往何处。并且他们必须卖掉所有家当，这些东西本来就没什么价值，着急出手就更得不到几个钱。他们很快用完这点儿钱后，等待他们的就只有去盗窃而被处以绞刑（上帝知道这多么公正！）或者去乞讨？如果他们去乞讨，他们将因为流浪被关进监狱，其实他们乐意工作，却找不到愿意雇他们的人。没有可耕种的土地的时候，就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了。原本需要一众人耕种的土地现在用于养羊，一群羊只需要一个牧羊人照看就足够了。

　　“‘这也导致了很多地区谷物价格上涨。羊毛价格昂贵，穷人一向买不起它，也出现了滞销；牧场扩大之后，羊群里爆发了一场瘟疫，大量的羊因此死去，但作为对贪婪的惩罚，似乎把罪加在羊的主人身上更加合理。

　　“‘但是即使羊的数量增加了这么多，它的价格也不太可能下跌。因为，这虽然不能被称为垄断行业，由于从业者不止一人，但也是寡头经营，并且寡头们如此富有，所以他们不着急卖，直到价格足够高他们才会出售。

　　“‘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种类的牲畜也很贵，因为许多村庄被摧毁了，农村劳动力被忽视，没有人将饲养牲畜看作自己的事情。富人不像养羊那样养牛，但他们低价买入精瘦的小牛，在牧场上养肥后以高价卖出。依我看来，这种方式产生的消极影响绝不止人们已经意识到的那些。他们高价出售牲畜，因此，如果他们采购的速度比饲养的速度快，那么牛的存栏量必然会减少，最终的结果就是资源极度稀缺。

　　“‘通过这种方式，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岛屿，将因为少数人贪得无厌而遭受更多痛苦。除此之外，谷物价格上涨使所有人都尽可能减少自己仆人的数量，而那些被解雇的人除了乞讨和抢劫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而且相比乞讨，有胆量的人更倾向于抢劫。

　　“‘一边穷困潦倒，一边渴望奢靡。衣着华丽，纵情享乐，不仅存在于贵族家庭，而且在商人，甚至农民本身以及社会各阶层都有。赌场妓院以及那些臭名昭著的客栈酒馆，再加上骰子、纸牌这样的游戏，还有双陆、玩球、套环游戏等，那些人很快就会花光所有财产从而走上抢劫之路。驱逐这些灾祸吧。命令那些破坏村庄的人进行重建或者把土地转交给愿意进行建设的人。抑制富人独占和垄断市场。少养一些无所事事的懒人。振兴农业，规范羊毛的生产，让那些因为贫穷而被迫盗窃的人和现在还在流浪或者担任无用仆人最终也会成为盗贼的人得到工作。如果不采取措施来对付这些罪恶，而一味吹嘘对盗窃行为的严厉惩罚是徒劳无益的，尽管它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正义的，但实际上既不公正也没有效果。因为如果你们的公民受到不良教育，从小就行为腐化，然后因为他们最初受到的教育使他们犯下罪行而惩罚他们，那么除了先让他们成为盗贼然后再惩罚他们以外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当我在发表意见的时候，那个精通英国法律的人就在准备答复，并且决定依照辩论的常用规则，复述我说过的话，而不是回答问题，仿佛在证明自己的记忆力。

　　“‘你说得很好，作为一个外地人，’他说，‘你听说了很多我们的事情，但其中有很多是你没有仔细考虑过的，那我就把所有的一切讲给你听。我首先把你说到的部分一五一十地列出来，然后告诉你，你对我们的事情了解得多么少以至于误导了你。最后，我将回答你所有的问题。我要从我答应过的地方开始说起，一共四件事情。’

　　“‘且慢，’红衣主教说，‘这将花费太长时间。不如将你的答复留到明天我们见面时阐述，如果你和拉斐尔都方便明天见面的话，我计划这样安排。’

　　“‘但是，拉斐尔，’他对我说，‘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认为偷盗不应该判死刑，或者你会提出其他对社会更有好处的惩罚措施。因为，既然死亡都不能阻止偷盗，如果盗窃犯可以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制止坏人呢？相反，他们还会把减轻刑罚看作鼓励而让他们犯下更多罪行。’

　　“我回答道：‘在我看来，为了一点儿钱就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是很不公正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生命同价。如果说，“那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他触犯了法律”，我会说，极端的正义意味着极端的伤害，我们不应该赞成那些认为轻微罪行也要处以极刑的可怕法律，也不应该同意将所有罪行等量齐观的斯多亚学派。好像杀人和偷钱没有什么区别似的。如果我们公正地审视这两件事情，就会发现二者完全没有相似之处。

　　“‘上帝已经禁止我们杀人了，我们可以为了一点儿钱就轻易地处死一个人吗？如果说，上帝禁止我们杀人不包括按照法律应当处死时也不处死，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立法允许强奸和做伪证。因为上帝禁止我们自杀或者杀害别人，而人们却彼此同意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杀人，难道人们的一致意见有如此效力吗？使得他们可以不遵守上帝制定的戒律？既然上帝没有赐予我们可以不受它的法则约束的先例，也就没有给予谋杀以合法性。那么到底是什么给予了人法优先于神法的权利呢？并且，一旦这件事情被允许，依照同样的规则，人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对上帝的律法加以限制。

　　“‘即使是用于限制奴隶和贱民的极为严酷的摩西律法，对盗窃的惩罚也仅处以罚金，而不用处以死刑。我们无法想象，在上帝以慈父般的慈爱对待我们的、无比宽容的法律中，竟有如此残忍且容易使人们滥用权利的条款。

　　“‘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对盗贼处以死刑是不合法的。显而易见，对小偷和杀人犯处以同样的刑罚是荒谬的，是不利于英国司法的。因为如果一个盗窃犯知道对盗窃的惩罚和对谋杀的一样，他就会杀害那个他原本只想抢劫的人。因为既然惩罚措施相同，杀人灭口似乎更为安全，还可以降低被揭发的风险。这样，对盗贼过度恐吓反而促使他们更加残忍，而且使公民面临更大的被杀死的风险。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比严厉惩办更合适的方法吗？我认为，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比创造一个更差劲儿的方法要容易些。我们为什么要怀疑，深谙管理艺术的罗马人长久使用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呢？他们给犯了重罪的犯人戴上镣铐，发配到采石场或者矿山工作。但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我在波斯旅行时，听波利来赖塔人说的那种制度。他们的国家幅员辽阔、治理有方。除了每年向波斯王进贡以外，他们在所有领域都实行自治并且自己制定法律。他们深居内陆，四面环山，自给自足，很少和别的国家有贸易往来。按照他们的国家理念，他们不求扩张领土，而且既有山脉阻挡又有波斯王保护，因而免受一切侵略。因此，他们没有战争，安居乐业，不求闻达，生活悠然自得。我想，甚至连他们国家的名字都只有近邻才知道吧！

　　“‘在这个国家，被发现盗窃的人一定要将赃物归还给失主，而不像其他地方，要交给国王。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国王对该物享有的权利不比盗贼多。如果赃物遗失，则对该物品进行估价并由小偷进行赔偿，多余的部分就留给他的妻子和孩子。犯人自身被责令服苦役，但是既不用被监禁也不用戴镣铐，除非罪行重大。他们行动自由，为公众服务，如果他们懒惰或者懈怠，将受到鞭打，但是只要他们工作努力，就绝不会受到任何责备。仅在晚上睡觉前点名以及睡觉时会被锁起来。除了连续不断地劳动以外，犯人的生活没有任何苦楚，他们替公家干活，也用公费开支，具体的实施方案各地不尽相同。在某些地方，用在他们身上的钱来自慈善捐款。尽管这个收入来源不太稳定，但是波利来赖塔人对犯人们心存怜悯，因此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保障他们的生活。但是在其他有些地方，会预留一部分公共税收，以维持他们的生活。还有一些地区，按照人口数量抽取一定的税款来充当这笔经费。在另外一些地方，犯人则不需要为社会公众服务，而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劳务市场找工作并且公众可以雇用他们，只是工资比自由人低一些。如果他们工作懒散还可以用鞭子催促他们快一些。总有一些工作需要他们去做，这样不仅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还可以为社会创造一些财富。他们都穿固定颜色的衣服，头发剃到耳朵以上，并且切掉一个耳垂。他们的朋友可以给他们送来食物和符合颜色规定的衣服。但如果给他们送钱，则对于给予人和接受人都是死罪。任何自由人，不论什么原因，只要拿了犯人的钱，就是死罪。奴隶（犯人被这样称呼）持有武器也是死刑。每个地区的犯人身上都有独特的标志以便于区分。当一个奴隶走出自己所在的地区或者和其他地区的奴隶交谈时扔掉了自己的标志，就构成死罪。除此以外，密谋逃亡和逃亡也是死罪。如果奴隶对别的奴隶的逃亡行为默许，就处以死刑；如果是自由人的话，就责令充当奴隶。相反，给予告发者奖赏，自由人告发，奖励金钱，奴隶告发，恢复自由，而且这两种人都可以免于追究共谋的罪行。为的是使尽早改邪归正的人比坚持作恶的人享受的待遇更好。

　　“‘这就是关于盗窃罪的法律和规则，很显然，这些法律和规则既人性化又有好处。这种惩罚犯罪的方式不仅可以消灭罪恶，保护人民，而且也会使人们意识到诚实的必要性，认识到用余生来弥补过去对社会造成的伤害的必要性。而且，也不需要担心他们重操陋习。甚至有一些游客认为这类人很适合做跨辖区出行的导游。他们没有可以用于抢劫的工具，没有武器装备，甚至只要身上带了钱就会被认定有罪。他们穿的衣服和普通人的完全不同，因此插翅难逃，即使他们不穿衣服，被割掉一半的耳朵也很容易被认出。唯一的危险就是他们密谋叛国。当然，除非几个相邻地区的奴隶都一起密谋，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不同地区的奴隶甚至不能见面或者交谈，更不要说将这种危险的想法泄露给别人了。因为他们很清楚，隐瞒阴谋的人是很危险的，而告密者却会得到好处。而且，奴隶是有希望获得自由的，只要他们服从命令、有耐心，使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们已经改过自新了，他们就有希望获得自由，并且每年都有很多人因此重获自由。’

　　“‘当我把这一切都讲完以后’，我又说，‘你会发现采用这种方法带来的好处一定会比那种严苛的法律带来的好处多。’他回答道：‘在英国，这种制度一定会搞得全国上下不得安宁。’他边说边摇着头，愁眉苦脸，随后便沉默了。在场的人好像都同意他的观点。

　　“红衣主教说道：‘对这种制度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价并非易事，因为这是一个我们从未尝试过的方法。但是可以将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小偷，在国王批准后进行缓刑，然后试行这个方法，限制他得到庇护的特权。如果取得了好的效果，这种方法就是有效的；如果没有，最终的结果就是立即执行死刑。并且我不觉得，’他补充道，‘这有什么不公正或者不方便的地方，也不觉得这种试行有什么危险。我觉得流浪者也应当适用这套制度，因为尽管我们已经制定了很多法律，但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红衣主教说完以后，大家纷纷称赞这一提议，然而我刚刚说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人赞同。不过大家尤其赞同关于流浪者的提议，因为这是红衣主教补充的部分。

　　“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继续讲下去，因为这很荒谬。不过，我还是要大胆地讲一下，因为这和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有联系并且有可能带来好处。

　　“当时有一位清客站在旁边，他很自然地扮出一副滑稽相，似乎真的是一个滑稽家。他常在不恰当的时间说话打趣，可是让人发笑的并不是他的话，而是他本人。但他有时会意外地说一些很有趣的话，就像那句古老的谚语所说的：‘一个人经常玩骰子，他迟早会中一次。’

　　“有个人说：‘拉斐尔已经解决了盗窃犯的问题，红衣主教也提出了解决游民问题的办法，所以我们就只剩下扶持老弱病残的公共政策没有制定了。’

　　“‘如果把这件事情交给我，’那个清客说，‘我将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最厌恶这种人，他们总是在我面前卖惨并想要借此讨钱。但是，无论他们把自己描述得多么悲惨，都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因为我并不想施舍他们，即使我想，我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施舍。他们现在已经很了解我了，所以也不会在我身上白费力气。我可以安稳地从他们面前走过而不会有任何麻烦，因为他们对我一无所求，仿佛我是一个其他地区的牧师。但我想制定一条法律，把这些乞丐都送到修道院。把男人们送去本笃修会，让他们成为庶务修士，把女人送去做尼姑。’

　　“红衣主教笑了笑，把他说的话当成笑话，但其他人却当了真。其中一个神学家，尽管他是一个很忧郁的人，但他似乎对牧师和修道士很感兴趣，喜欢取笑他们，因此他开始和清客交谈，他对清客说：‘这不会使乞丐们彻底绝迹的，除非你能够提出照料修道士的方法。’

　　“‘可是已经有人做这件事情了，’清客回复道，‘红衣主教提议把流浪者监管起来，为他们提供工作，这就是在关照你们啊，因为你们正是头号游民。’

　　“人们看到红衣主教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生气，因此十分开心，只有修道士很恼火。这很容易想象，他怒不可遏，开始辱骂那个清客。他骂清客是流氓、诽谤者、骗子以及毁灭之子，还引用了《圣经》中一些可怕的话来攻击他。这时，清客很得意，便开始来回走动。‘好修道士，’他说，‘不要生气，圣书上说了，“忍耐将保全你们的灵魂”。’修道士回复他（我引用他的原话）：‘我不生气，你个刽子手，至少我没有犯罪。赞美诗作者说，“你们可以愤怒，但不要犯罪”。’

　　“红衣主教温柔地劝修道士冷静下来，希望他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但他回答道：‘不，大人，我说这话完全出于我该有的热切之心，圣洁之人是有热切之心的，因此圣书中说：“我为你的殿堂而热诚，内心焦急，如同火烧。”我们在教堂里唱道：“当以利沙走向神殿的时候，嘲笑他的人感受到了他的热心。”那些嘲笑我的人，那些无赖，也许会有同感。’

　　“‘你这样做也许是出于好意，’红衣主教说，‘但我认为，如果你不和一个愚人进行这样可笑的较量，会显得你更加明智，也对你更有益处。’

　　“‘不，大人，’他说道，‘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他却不做明智之事，他说，“你要用傻话回答傻瓜”——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并且向他指出他没有意识到的万丈深渊。如果讥诮以利沙秃头的人感受到了他的热切之心，那么，嘲笑了许多修道士其中包括不少秃头修道士的那个人，会变得怎样呢？而且，被所有人嘲笑的那个人也可能被逐出教会。’

　　“红衣主教看这件事情结束不了了，就示意那清客离开这里，然后把话题转移到别处。稍后，他起身离开，去听诉状了。

　　“亲爱的莫尔先生，我已经讲完了这个冗长乏味的故事，如果不是你对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并且不肯放过其中任何一部分，我真的不好意思花费你这么长时间去听这个故事。但我决心详细地讲给你听，因此你可能感受到了这些人对我的建议有多么鄙夷，可一看到红衣主教对我的建议加以赞赏，他们就立马也表示赞同。他们如此热情地逢迎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只当那个清客的话是开玩笑，他们却也认真了。由此你可以看出，他们对我的意见多么不重视。”

　　我回答说：“你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你把这件事情讲得既有道理又有趣，而且我听你讲述时，就像我身在英国一样。我回忆起红衣主教时，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我小时候是在红衣主教家里长大的。我本来就很喜欢你，而你对红衣主教的追忆让我对你更有好感了。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也不会改变我的观点，即觉得如果你能克服自己对朝廷的厌恶，积极建言献策，最大化地造福社会。这是你最重要的责任之一，也是所有善良之人的责任。你喜爱的作家柏拉图认为，只有当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成为哲学家时，才会国泰民安。如果哲学家都不屑于向国王献言献策，那国泰民安岂不是遥遥无期。”

　　“哲学家并没有不通情达理到不愿意向国王进谏，实际上，有许多哲学家都通过著书立说这样做了，只要国王愿意采纳。当然，毫无疑问，柏拉图的预言是正确的，如果国王不懂哲学，就绝对不会认同真正的哲学家的建议，因为国王从小就受到错误观念的影响——柏拉图在和代俄尼喜阿的交往中得到了以上的总结。你设想一下，如果我为一个国王提出有益的建议，以彻底清除他灵魂中的污渍，难道他不会马上把我撵走或者奚落我吗？

　　“假设我供职于法国朝廷，加入法王的枢密院。在他亲自主持的秘密会议上，一群精明干练的谋臣绞尽脑汁商讨如何占领米兰，夺回那不勒斯，打败威尼斯，进而征服整个意大利。之后兼并法兰德斯、布拉邦特，最终统治整个勃艮第以及所有法王早已有意吞并的国家。在这个会议上，其中一个大臣建议和威尼斯人达成协议，协议内容是有事时和威尼斯人进行商议，并给予他们一部分掠夺来的财物。只要法王愿意，协议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等到扩张圆满结束时，就可以索回财物。另一个大臣的建议是招募德国雇佣兵，有的大臣想贿赂瑞士人，更有人要国王把黄金作为献给皇帝的礼物，以消除陛下的怒火。又有人提出建议，必须和阿拉贡国王重修于好，并把纳瓦尔国割让给他以确保和平。还有人提议和卡斯提尔国王联姻，并用固定的年金拉拢他朝廷上的大臣以使他们偏向法国。

　　“同时，最让人苦恼的问题是：如何对付英国？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进行和平谈判。对这个脆弱的联盟，最多就只能加强契约联系，我们必须把英国人视为朋友并防止他们成为敌人。因此，要拉拢苏格兰人，如果英国人有风吹草动，就让苏格兰人趁机下手。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暗地里支持某个流落在外的英国贵族，既结契约，就不便公开支持，但资助了另外一位王位继承人，便足以挟制一个难以信任的英王。

　　“在这种会议上，精明干练的大臣们都在竭尽所能提出战争性质的意见，如果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建议改变行动方针，那会怎样呢？如果我说不要去干预意大利，如果我说法王应该先治理好已有的领土而不是一味想着对外扩张，如果我给他们讲述乌托邦岛东南方的阿科里亚人的决议。

　　“曾经有一次，阿科里亚人为抢夺另一个王国而对外征战，他们的国王基于和那国很久之前的联姻而自认为是其合法继承人。阿科里亚人成功夺取政权后，发现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那国的臣民经常发生内部叛乱并且可能招致外来侵略。阿科里亚人意识到，为了应对这些臣民可能招致的灾祸，他们应该筹建一支常备军。与此同时，阿科里亚人的财产遭到洗劫，他们的钱大量流往国外。他们为了别人的荣誉而流血牺牲，却过得比以往更不安定。战争败坏了国内的社会风气，人们嗜盗窃成性，战场上的杀戮也使得国内的犯罪率上升，法律被蔑视。这些都是因为国王要同时治理两个国家，而结果是两个都治理不好。后来，阿科里亚人意识到，要想结束这场灾祸，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求国王只保留一个王国而舍弃另外一个，任其自由选择保留哪一个。因为他不能兼顾两个国家，他没办法同时统治这么多臣民。哪怕是雇一名骡夫，也没人愿意和别人合用一个。最终，这位贤德的国王不得不把新获得的王国让给一位朋友，专心治理自己的王国，后来这个新国王也被人们赶走了。

　　“因此，我认为，如果法王穷兵黩武导致那么多国家陷于战争之中，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金钱外流，国库空虚，国民惨遭杀戮，却一无所获。所以，他倒不如专心治理已有的王国，竭尽全力使其繁荣富强、国泰民安，百姓生活富足，怡然自乐。不要觊觎对外扩张，因为他统辖的区域已经足够广阔富足了。亲爱的莫尔，你觉得，我这番话，听的人愿意去接受吗？”

　　“当然不愿意接受。”我说。

　　“那么，我继续说下去吧，”他说道，“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国王正在听取大臣们的议论，关于如何为国家积攒财富。一位大臣提议，国王可以支出货币时提高汇率，收进时使货币贬值。这样就既可以用少量的钱还大额的债务，又可以从收进的还款中捞一笔钱。另一个大臣则建议，谎称对外作战并以此为借口筹款，之后选取一个合适的时机宣称，仁慈的国王因不忍看到生灵涂炭而制止了战争的发生。还有人向国王提到了早已束之高阁的法典，因年代久远早已被人忘记，因此也没有人遵守。国王就对不遵守这些法典的人处以罚金，这是最好的生财之道，而且以执法为幌子，也名正言顺。又有人建议道，国王应该制定一系列禁止性规范，尤其是对侵害国计民生的行为加以禁止，违者给予严厉处分。然后，就又可以从被禁止者处收取金钱，以对他们开禁。这样，百姓觉得受到了保护，国王又可以收取双向罚金：既向违法者收取了罚金，又向一些人出卖特权，而且，特权的卖价越高，国王越贤德，因为国王极不愿意出卖侵害臣民的特权，如要享有，必须出高价。甚至还有大臣说，国王应该约束法官，使法官听从国王的安排，这样，法官的每一个判决都是有利于国王的。而且，应当把法官召到王宫，大家要当着法官的面议论有关事务。这样的话，尽管国王的行为是不合法的，但法官或者出于存心要反驳其他人，或者羞于随波逐流，或者单纯地谄媚，总是可以在法律条文中找到漏洞，并加以曲解的。这样一来，原本很清晰的一个问题就会变得难以抉择，国王就趁机亲自对法律条文做出符合他本人利益的解释。其他人或是阿谀谄媚，或是屈服于权威，无不随声应和。（随后，这个决议就被视为是法庭做的。）总之，为了做出有利于国王的判决，总是能找到借口的，可以说国王总是正确的，或是咬文嚼字曲解法律，或是列出无可争议的国王特权，后一条对于有心的法官而言是高于一切的！

　　“所有的大臣都赞同戈拉苏的话：无论国王有多少钱，只要他有一支必须维持的军队，他的钱总是不够的。而且，即使国王想做错事，他也总是正确的。因为百姓都是属于国王的，百姓所有的东西都归国王所有，由于国王仁慈才没有取走百姓的私人财产。百姓的私人财产越少，对国王就越有利。因为国王要保证百姓不会因为有钱、有自由就以下犯上。人一旦有钱了，就不想接受严苛而不公正的命令。相反，贫穷会消磨人的意志力，使他们习惯于忍受，使受压迫者丧失高贵的反抗精神。

　　“如果我在这种时候又进行反驳，说这些提议都有损国王的名誉和安全。不仅关乎国王的荣誉，而且关乎他的安全。因为国王的安全不以他自己的富裕为前提，而以百姓的富裕为前提。如果我还指出，百姓选国王，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国王。坦率地说，是为了国王能够勤于政务，为了使自己安居乐业，远离欺侮和冤屈。因此，国王应该更看重百姓的幸福而不是他的个人幸福，正如牧羊人的职责是养好羊，而不是喂饱自己。”

　　“的确如此，这些大臣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百姓穷苦则国家太平。然而，乞丐们的争吵难道不是最多的吗？还有比不满足现状的人更想造反的吗？还有比一穷二白的人更无所顾忌地捣乱的吗？如果一个国王被百姓憎恶，为了镇压百姓，国王不得不采取虐待、掠夺、把他们变成乞丐等手段，那他倒不如直接退位，免得因为这些手段玷污国王的声誉。如果国王统治的不是幸福快乐的人民，而是一群乞丐，这样的国王还要他何用——这正是道德高尚的腓布里喜的观点，他告诉别人，他更愿意使自己的百姓富有，而不是自己富有。当然，如果一个人，自己纵情享受，周围一片哀号，那么他不是治理国家的，他是看守监狱的。为了给病人治好头疼而造成了脚病的医生是庸医，同样，为了提高人们生活质量而夺走他们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的统治者，也是不合格的。”

　　“正是，一个国王应该努力克服懒惰和傲慢，这两个弊病任有一个都会使他无法得到百姓的爱戴。他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谋生而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他应该量入为出。他应该及时制止犯罪，正确引导人民，与其事后惩处不如事前预防。他不应该轻率地施行已经废弃的法律，尤其是长期闲置而可以无视的法律。他不能以违反法律为由私自没收法庭不允许私人占有的财物，这其实是在讹诈。

　　“如果我又提及马克利亚人的法典，会怎么样呢？马克利亚人住的离乌托邦很近。他们的国王在即位当天会举行庄严的仪式，宣誓他的私人财产无论何时都不会超过一千英镑。据说，这条规定是由一位圣明的国王制定的，他更关心国家福利而不是自己的财富。这条规定是用于防止国王自己敛财而损害百姓利益的。那位国王认为，一千英镑已经足够他平定内乱和抵御外敌了，而且不至于多到诱使他侵害别人的利益。他还考虑到，这也是一种可以预防日常交易所需物品匮乏的措施。此外，他还认为，凡是超出规定数额限制的财产，他都必须从国库中支出，这样他便不会索取不义之财了。这样的国王会使坏人恐惧，会受人民爱戴。总之，如果我把诸如此类的看法强行讲给另有其他看法的那些人，将无异于对牛弹琴。”

　　我表示同意，说：“我完全同意那些人不会理解。而且我认为，你既然认定了你们观点不同，就不需要把你的看法强加于他们了，也不用给他们提意见。他们的脑海里已经有截然不同的意见了，你的建议对他们又有何益？可以打动他们吗？在好友的聊天儿中，你的这套哲学理论不失为是风趣的，可是拿到议论国家大事的国王会议上，这些想法是不会被重视的。”

　　“我和你的观点如出一辙，哲学和统治者无缘。”他回答道。

　　“这诚然不错，”我说，“但是，统治者和这套哲学理论无缘，是因为这种理论自认为到处都可适用。但还有另一种哲学，深知自己的适用范围，并且巧于扮演自己应该担任的角色，这种类型的哲学对政治家而言更实用。这才是你应该采用的。否则，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在普劳塔斯[普劳塔斯，罗马戏剧家。]的喜剧演出中，一群家奴正在舞台上插科打诨，此时你披着哲学家的外衣走上了舞台，朗诵了《屋大维娅》中辛尼加和尼禄皇帝的争论。如此格格不入的朗诵，把一场喜剧表演弄成了悲喜交加的大杂烩，还不如不说。如果你在一个东西里面掺入了一些不相干的东西，会大煞风景，哪怕这种东西本身极富价值。不管你要演什么戏剧，都要尽力演好，而不要因为想到了更有趣的东西而把它搞砸了。

　　“国家治理也是一样，在国王召开的会议上也是。就算你不能根除其他人错误的想法，不能完全治好久积的弊病，你也不能就此放弃这个国家。就像你不能丢弃暴风雨中无法掌舵的船一样。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不能把别人难以接受的意见强加于别人，而要见机行事。而对于你无法使之好转的事情，也不可以搞破坏。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好事情是不可能的，除非所有人都是好人，我也不敢奢望这个目标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这样的话，”他辩驳道，“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我在医治别人精神失常的时候，自己也染上精神病。我坚持真理，就必须按照我的方式讲话。我想，说谎可能是哲学家的天职，但我绝不会这样做。或许我的发言使那些大臣们反感，但我丝毫不觉得我的言论荒谬。如果我把柏拉图在共和国中的设想说出来，或者把乌托邦人所实行的制度提出来，又会怎么样呢？虽然这些制度是优越的，但看起来会很奇怪。因为他们实行公有制，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私有财产。

　　“南辕北辙的人不会欢迎别人向他指出前路的危险。但除此之外，我的哪些观点是不适合或者不应该提出的呢？如果人类反常的道德观认为，一切奇特的事物都应该视为离经叛道，那么我们必须装作见不得基督教的教义了。但是，基督不允许我们装作听不见，即使是他对弟子附耳说的话，也被要求拿去公开宣扬。基督的大部分教义，都比我的发言更不符合这个社会的道德观。然而狡猾的传教士发现人们不愿意按照基督的要求改正自己的错误之后，竟然变通了基督的教义，好像它是一根软尺，可以随意适应世人的道德观，以使得二者至少在某些情形中相同。我看不出传教士这样做除了可以使人们更心安理得地做坏事以外，还有什么用处。

　　“毫无疑问，我在国王的会议上也一样难以取得成效。因为我或是持有完全不同的意见，这没有任何地位；或是附和别人，这如同忒楞斯的戏剧中说的，助长他们的气焰。还有关于你提出的间接方法，我看用不到。我指的是你希望我在无法好转的事情上不要搞破坏，并尽可能见机行事。在国王的面前，一个人就算装聋作哑也不会被忽视。你必须赞扬最糟糕的建言，应和最差劲儿的谕旨。只要不对坏意见拍案叫绝，你几乎就被视为叛徒。而且，你没有任何机会去做有益的事情，因为和你共事的同事们是那种能够在他们自己被改造之前，先带坏好人的人。和这种人共事，你要么被拖下水，要么始终保持正直而为别人做的坏事打掩护。因此你的间接方法永远无法发挥作用。

　　“基于此，柏拉图做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指出了哲学家为什么不参与国家的治理。哲学家看着人们淋着雨走在街上，浑身湿透，却不能去劝人们回屋避雨。因为哲学家们知道，如果自己外出，只会和其他人一样，被雨淋湿，而不会有其他任何好处。因此，他们只要确保自己安全，就很满意，于是他们就待在家里不外出。对于医治他人的愚蠢，他们无能为力。不过，莫尔先生，我向你坦白吧：我觉得，只要有私有制的地方，就难以有公正和繁荣。因为人们会用钱衡量所有事物。除非你觉得一切最珍贵的东西都被坏人占有符合正义；或者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产，其余人穷苦潦倒符合繁荣。所以，当我在思考乌托邦人优越而神圣的制度时，想到了他们很少制定法律却政通人和、赏罚分明，由于平均分配，所以人人都生活富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国家法律冗杂繁多，却都没有走上正轨——在这些国家里，一个人无论得到了什么财物，都将它称为私有财产，然而每天制定的法律却不能为公民的财产给予保护。这种困境，很容易从层出不穷的诉讼中得到证实。我再重复一下，当我想到这些事实时，我就更加赞同柏拉图的观点了，也更理解他为什么不给拒绝平均分配的国家制定法律。

　　“这位圣人当然轻而易举地预见到，实现人人幸福的唯一道路是平均分配。我很怀疑，当个人所有即属私人财产的时候，能否实现平均分配。如果人人都力图对自己可以获得的财产绝对占有，那么无论物资多么丰盈，都还是归少数人所有，其余的人依然贫穷。一般情况下，穷人似乎更应该享受富人的待遇，因为富人贪婪狂妄、百无一用，穷人正直坦率、辛勤工作、为国家做贡献。我坚信，如果不彻底废除私有制，就不可能实现产品的平均分配，不可能实现人人幸福。只要私有制度存在一天，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也是最好的一部分就始终无法脱离贫困的痛苦。

　　“我承认，这种痛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但我坚信，一定无法彻底消灭。可以定出一项规定，一个人最多可以拥有若干亩土地，一个人的收入最多可以是一定数目的货币，还可以通过特殊立法限制王权、防止国民桀骜不驯，以及禁止卖官鬻爵和挥霍公费。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会给想要通过欺骗和掠夺去中饱私囊的人机会，而本该属于贤人的官职，将会由富人担任。我的想法是，正如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不断采取救治措施仍可以延续生命，采用这种立法也可以减轻、缓和那些弊端。但是只要私有制还存在，彻底治愈并恢复健康就是不可能的。并且，当你专注于某一部分的医治时，其他部分的病情也可能加重。因此，你治好了甲的病，乙又患病了，其原因是把原本属于乙的都给甲了。”

　　“我有不同的观点，”我说，“如果所有的物品都人人共享，生活就没有乐趣了。而且如果大家都不从事劳动生产，物资供应怎么可能充足？一个人如果没有事关自身利益的动力，他就好逸恶劳，只希望别人辛勤劳动。当人们处于贫困境地，而持有私人财产又违法时，岂不是必然时常发生暴乱和流血事件吗？取消行政长官这一官职以后，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无从想象，人人地位平等时，行政长官在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地位和尊严？”

　　“你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我丝毫不感到奇怪，”拉斐尔回答道，“你想错了我所描述的情况。如果你去一次乌托邦，亲身体会一下那里的风俗习惯就好了。我在那里生活了五年，如果不是为了让世人了解这个新世界，我决不愿意离开那里。你如果到了乌托邦，你就会承认，你从未见过生活得如此井然有序的人民。”

　　“但是，”彼得反驳道，“毫无疑问，你很难令我信服，比起我们熟知的这个世界，那个新世界人民的生活更加井然有序。我想，在这个我们熟知的世界里，同样有许多有智慧的人，有比那里历史更悠久的国家，有累世生活积攒下来的便利和经验，更不用说那些凭人类智慧难以想象出来的机缘巧合之下的发现了。”

　　“关于历史悠久，”拉斐尔辩驳道，“如果你读过有关乌托邦的记载，你或许会做出更正确的判断。根据资料记载，在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出现人类的时候，那里就已经有城市了。而且，凡是我们这个世界里，凭人的智力创造出来的或者偶然发现的东西，他们那里也都有。我深信，即使这个世界里的人更聪明，也一定不如那个世界里的人踏实能干。

　　“根据他们的史书记载，直到我们在这里登陆时，他们都对我们一无所知（他们将我们称为赤道另一边的人），他们只知道，在一千二百年前，曾有一只遭受暴风雨的船在乌托邦岛附近的海域失事，船上的若干埃及人和罗马人被冲上了岸，并从此居住在了岛上。乌托邦人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罗马帝国的精湛技艺，他们要么从这些外来的罗马人身上学会了，要么利用得到的线索进行研究最终得以掌握。我们的人只是意外地漂流到了他们那里，他们竟因此受益匪浅。如果是我们，任何从乌托邦漂流到我们这里的人，都会被我们忘得一干二净，正如我们的后世也会把我曾经到过那里的事情完全忘记一样。他们一见到我们的人，就马上把我们的优势变为己有，而我们要采用他们那种优越的制度，我想，要经过很长一个时期。在我看来，这说明了我们在天赋和资源方面都绝不比他们逊色，但我们却远没有他们国泰民安、快乐富足。”

　　“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我说，“我恳求你仔细地向我描述一下这个岛国。请详细介绍他们的国土、江河、城市、人民、传统习惯、风土人情、法律制度，以及所有你认为我们要了解的事物。所有可以开拓我们眼界的内容，我都乐意了解。”

　　“这件事情我是很乐意做的，”他回答道，“那些事情我还记忆犹新呢，但是说来话长，我们需要时间。”

　　“既然这样，”我建议道，“我们去里屋进餐吧。之后我们可以随意支配空闲时间。”

　　“同意。”

　　于是我们前去进餐，结束后我们又回到原处，坐在那把长椅上，吩咐仆人们不要来打搅。彼得和我就催促拉斐尔履行诺言。他看到我们如此迫切地想要听，坐定沉思了一会儿之后，开始了他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