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

　　陈子善

　　每当我翻读这部厚实的“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脑海中总会浮现十九年前即二〇〇一年八月十二日我在纽约拜访夏先生的情景。这是我第二次与夏先生见面，第一次是二〇〇〇年八月在**岭南大学举办的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那天下午在夏先生寓所书房里喝茶畅谈，在座还有另一位与张爱玲有密切交往和很多通信的庄信正先生。夏先生向我出示了张爱玲致他信札中的一部分，我小心翼翼地摩挲翻阅这些书于轻薄的“白色洋葱皮纸”（onionskin）上的张爱玲亲笔手札。我知道这些张爱玲信札夏先生已整理了一部分在台北《联合文学》上连载过，因此，我斗胆建议夏先生将之全部整理编注，出版单行本。夏先生答曰：我也正有此意，但现正忙于《中国古典小说》中译本的校订，此事只能以后再说。

　　时光飞逝，十年之后，夏先生终于完成了这项于“张学”研究极有意义的工作。二〇一三年三月，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三个月后，我收到了夏先生的赠书，扉页上有他的亲笔题签：

　　爱玲给我的信

　　亲赠子善弟妹

　　志清2013六月六日，NYC

　　书是送给我和我太太的，落款还钤有“志清”阳文名印。这是夏志清先生亲笔题签送给我的最后一本书，于我而言，弥足珍贵。

　　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单行本问世之前，我已应台北《联合文学》编辑部之邀，撰写了一篇题为《“张学”研究的一件大事》的书评，对张爱玲这些信札的价值略作论述。此文刊于二〇一三年二月《联合文学》总三四〇期，我在七年后的今天重读，自以为还没有过时，故特转录于此，供读者研读此书时参考。

　　一九九七年四月，当张爱玲致夏志清先生的信札开始在台北《联合文学》上连载时，我就意识到这是张爱玲史料的一次极具意义的发掘，是“张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研究一位已经去世的作家，除了必须面对他生前公开发表的作品，还应关注他出于各种原因未及问世的手稿。各类手稿，哪怕是未完成的手稿的发现，都有可能支持、改变乃至颠覆原来对该位作家的评价。而书信和日记，是应该把它们包括在广义的手稿范畴之中来理解的，因为它们是特别意义上的一种创作。正如我一再引用的鲁迅的一段话所指出的：“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第四二九页。]

　　具体到张爱玲，迄今所知她没有日记存世，而她的前期信札绝大部分早已散失，那么她后期写给包括夏先生在内的友人们的大量信札，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珍贵了。

　　按照夏先生的回忆，张爱玲一九六一年三月收到他寄去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本以后，就开始与之通信。尽管最初的通信未能保存下来，但张爱玲自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九四年整整三十二年间致夏先生的总共一一八通信札，这次能够得以完整地成书问世，确是极为难得的。[一九九七年四月至一九九八年八月，台北《联合文学》总一五〇期至一六六期连载（中有间断）张爱玲致夏志清信札共一〇〇通，二〇〇二年七月《联合文学》总二一三期又发表三通，二〇一三年二月《联合文学》总三四〇期再发表六通，《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结集成书共收一一八通，九通是首次在书中发表。]但就数量而言，也已高居现存张爱玲后期信札的第二位，仅次于张爱玲致宋淇夫妇的信札。

　　张爱玲致夏先生这么一大批信札，谈创作，谈翻译，谈出版，谈读书，谈生活，谈友情，时间跨度如此之大，涉及面如此之广，内容如此之丰富，夏先生的“按语”又如此之详细，因而，可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是如此之多，均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

　　从发表《怨女》到改写《十八春》，从自译《金锁记》到“改译”《浪淘沙》，从翻译《海上花》到“考证”《红楼梦》，从创作《小团圆》到“搁开”《同学少年都不贱》，还有自评《创世纪》《浮花浪蕊》等作品，张爱玲在信中不断向夏先生通报，与夏先生切磋，甚至反复再三，甚至具体到字、词、句的探讨。这些信札对研究张爱玲后期创作历程，无不都是极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小团圆》这部张爱玲身后才公开的长篇小说，她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九日、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四月四日、七月二十八日、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等致夏先生的信中就一再提及写作进度和写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尤其值得注意。除了与宋淇夫妇讨论《小团圆》，张爱玲当时只有在给夏先生的信中才如此坦陈自己对于《小团圆》的想法。

　　对张爱玲后期的真实的生活状况，研究者一直所知甚少，张爱玲致夏先生这批信札中也有大量具体生动的反映。张爱玲一九六九年七月到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后来与主其事的陈世骧产生龃龉，她在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致夏先生的长信中对此作了说明，这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张爱玲针对此事最为详细的自我辩解。难怪夏先生在“按语”中要特别强调：“这封长信是爱玲两年间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报告，也可说是她在美国奋斗了十六年，遭受了一个最大打击的报告。”

　　尽管张爱玲致夏先生的这批信札是友朋间的交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亲切随意，但仍时有神来之笔。张爱玲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致夏先生信中有段话就很有意思，她说：“我一直喜欢张恨水，除了济安没听见人说好，此外只有**赞他的细节观察认真，如船，篮子。”确实，无论前期还是后期，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张爱玲始终对张恨水保持好感。早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六日在上海女作家聚谈会上，她谈到自己读什么书时就公开表示：“读S.Mangham，A.Huxley的小说，近代的西洋戏剧，唐诗，小报，张恨水。”[《女作家聚谈会》，上海《杂志》，一九四四年四月第十三卷第一期。]二十世纪五〇年代初，她在**又对宋邝文美说：“喜欢看张恨水的书，因为不高不低。”[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第六十页。]这次至少是第三次对不同的对象表态了。所以夏先生在“按语”中说：“真正喜欢张恨水的读者，要数她自己，先兄济安和**三人，这句话想是实情如此，但也富有幽默感。”

　　我以为，“张学”研究这些年来的进展有目共睹，然而不如人意处仍然甚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张学”研究文献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张爱玲致夏志清先生这批信札的整理、注释和出版，正是为充实“张学”研究文献保障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夏先生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繁体字本一经推出，立即大受欢迎。二〇一三年三月一个月内，就重印了五次，夏先生送我的这部就已是“初版五刷”了。二〇一四年七月，《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大陆版简体字本。从此以后，凡从事张爱玲研究的，都会认真阅读这部书，因为这是对研究张爱玲到美国后的生活、交往、创作和翻译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意义是多方面的。

　　今年是张爱玲诞辰一百周年。书比人长寿，我一直认为，对一位杰出作家的最好的纪念，莫过于重印和推介其著作，书信理所当然也包括在内。因此，由北京新华先锋策划、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夏先生编注的此书“张爱玲诞辰100周年纪念版”，可谓正逢其时，值得大大称道。这个新的纪念版，对原有的繁体字本和简体字本均有校勘和订正，编校质量更上层楼。夏先生如泉下有知，也当颔首称善。

　　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是，不仅张爱玲致夏先生的这么多信札，夏先生对这些信札所作的长短“按语”，也十分重要。许多“按语”或交代张爱玲这些信札的写作背景，或披露鲜为人知的文坛故实，或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有的本身就是一篇出色的小评论，同样值得读者反复品味。

　　期待“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张爱玲诞辰100周年纪念版”的问世，将会对“张学”研究的深入作出新的推动。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于海上梅川书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