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是难得地好，陶姮女士的心情却烂透了——丈夫因“流氓行为”被镇派出所拘押了两个多小时，最终在她的“强力交涉”下，交了一千元罚款才解除拘押。

　　“你怎么可以给钱？！”

　　丈夫沃克·奥尼尔一获得自由便对她大光其火；而她一言没发，甩了丈夫一记耳光。

　　丈夫一只手揉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呆呆地瞪着她，像是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几乎要哭了。尽管他外国人特征鲜明，一只手却还是被铐在了派出所的护窗铁条上——南方的派出所通常是将待审的人铐那儿的。幸而陶姮交涉得及时，否则“待”多久是难说的。

　　两千多户人家的小镇，传达暗号似的，迅速就将她丈夫那一件丢人现眼的事传播了开来。自然，使她也成了一个狼狈的女人。从派出所往旅店走的路上，他俩身后始终跟着些看热闹的人，像走在荒野的两口子后边紧跟一群狼，一直跟到旅店门口。等他俩出来，他们仍守候未去。又跟着，直跟到他俩上了一辆小面包车为止……

　　只能坐六个人的小面包车已然超载，他俩在门口是犹豫了一下的。

　　“上啊上啊，下辆车也会这么挤的！今天是集日，哪有不挤的车？”

　　招揽乘客并且卖票的人，一边说一边将他俩推上了车。之后，自己便上了车，理所当然地坐在司机旁的空座上。陶姮的老外丈夫，立刻聚焦了全车人的目光，包括一个抱在母亲怀中的两三岁孩子的目光。她先被推上车的，吸入一口污浊的空气，本能地朝车门转过身，双手撑于门上方。尚在车下的沃克，见状更加犹豫。他张张嘴，分明想要说句什么，大概想说“那你下来吧”；不待他那话说出口，也被卖票的推上了车。车门一关，车内的空气更加污浊。没在集上卖掉鸡的一个农妇，将两只双爪捆在一起的公鸡带上了车；而一个四十多岁的精瘦黢黑的小个汉子，膝上则横着扎口的麻袋，听里边发出的声音，显然是一头小猪。沃克不得不弯曲他那一米八的身体，即使那样，后脑脖子以及双肩，还是与车顶紧贴着了。他用屁股顶着车门，双脚蹬着车门口那一级台阶，为了保持平衡，搂住陶姮的腰。陶姮不太情愿，却无可奈何，因为再没有一点儿空间能将丈夫推开一些。丈夫的长下巴抵在她的肩部，而她倒宁愿和他脸对脸。不论对于她还是丈夫，脸对脸的别扭也强过那么样。

　　车一开，空气总算不那么窒人了。

　　沃克的唇触着了她的耳郭，他小声说：“我没做那种事。”

　　“别说了！”——陶姮心里的火气腾地又蹿上脑门儿，语调听来就挺严厉。

　　沃克执拗地说：“我明明是上了一个圈套，你怎么就不肯相信我，而非相信他们不可呢？”

　　听来，沃克也有点儿火了。

　　“我非相信他们了吗？你暂时闭上嘴行不行啊？！”

　　陶姮嚷嚷了起来。

　　一时间，车上所有人的目光又都望向他俩了，连卖票的人也回过头来，司机也说“不许再吵啊，看吓着孩子”，就连麻袋里那只猪崽也停止了哼哼。

　　沃克叨咕了一句：“真讨厌！”

　　之后，小面包车劣质的收音机里传出嘶嘶啦啦的歌声：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再之后，不知是开车的还是卖票的换了频道，收音机里又传出了相声。于是，车厢里有人笑了。相声延续了几分钟，车厢里也就笑声不断。至于那段相声究竟说了些什么，陶姮的耳朵是一句也没听进去的。她只听到了笑声，别人的笑声，对于她不啻火上浇油……

　　陶姮当然是一位中国女性，不，应该说曾是一位中国女性；自从二十几年前嫁给沃克，便是一位美国公民了。目前，她是美国某州立大学的教授，教中国古典诗词。同时，还是那一州由中国政府开办的孔子学院的客座教授，每周两节课。第一节课用英语讲，第二节课用汉语讲。沃克是同一所大学的教授，教比较文学，热爱摄影，摄影作品曾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过，算得上是一位业余摄影家了。

　　以前，只要陶姮想回中国，沃克总是表示乐于伴她同行。他不但爱他的中国妻子，渐渐地也开始爱中国了。每一次准备陪妻子回中国，都显得有些兴奋。六年前，陶姮的父亲去世了。四年前，她母亲去世了。陶姮的父亲曾是一位大学校长，而母亲曾是省城的中学校长。父母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他们先后去世，她在国内便没亲人了，故而回国的动念起得不怎么热切了。

　　一种现象相当普遍，不论哪一个国家的人，即使早已成了外国人，对于回到或打算回到原属国这一件事，习惯上往往还是要说成“回国”的。仿佛对于他或她，原属国才更是自己的“国”。这与是否喜欢或热爱后来加入国籍的那一国其实没什么必然关系，与是否融入了那一国家的主流社会也没什么必然关系。必然的原因只有一个，便是——人性更倾向于维系住对自己来说最具有母体意味的原属对象。这乃是人性的自然表现，也差不多是普遍之动物性的自然表现。所以，举凡一切拥有第二国籍的人，回到或打算回到原属国，说法上总是那么的相同。“回国”——说汉语的这么说，说英语、法语、德语等等语言的也这么说；全世界差不多都这么说，发音不同而已。

　　陶姮是很喜欢美国的，甚至也可以说，她已经恋上了美国这个国家。在她所居住的那一个州那一座城市里，她和丈夫拥有一幢别墅式住宅，是他们婚后贷款买的。今年，也就是2010年，还清了贷款。在中国，宣传给许多中国人这么一种印象，仿佛金融海啸使美国变成了一只烂苹果，大多数美国人都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而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并没觉得金融海啸一下子使自己的生活过不下去了，正如许多中国人也并没这么觉得。单论房价的话，虽然她才回国一个星期左右，耳濡目染的，使她感到中国的问题比美国严重多了。这使她很替中国忧虑。然而以上一切，都不影响她一如既往地热爱中国。在已经过去的一个星期左右的日子里，她每每被人问道：“你觉得美国好还是中国好？”——这么问她的，主要是她当年的同学或老师。

　　而她每次总是这么回答：“都好。”

　　一种有所准备的变聪明了的回答。

　　以前她可不够聪明。有次她回国后，几名大学同学聚在一起，交谈甚欢的情况下，也有人问了如上这么一句话，而她当时的回答却是：“我觉得还是美国好一些。否则我也不会加入美国国籍，嫁给一个美国男人，在美国长久定居下去啊！”

　　她那些同学，皆非庸常之辈。有的做了教授、院长；有的仕途得意，当上了副局长、局长；差点儿的一个，也当上了“建委”的处长。还有的经商了，开上了宝马、奔驰、奥迪什么的好车。总而言之，当年大学中文系那几位关系良好的同学，都已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了，而且一个个踌躇满志，仿佛前途光明远大。当时她认为，既然都是关系良好的大学同学，没有必要不实话实说。然而她想错了，在她回美国之前，打电话逐个联系大家，提出想再聚一次时，他们一个个皆找借口回绝，有人回绝的态度还特冷淡。这使她好生纳闷，心想自己肯定是将大家都得罪了。可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怎么着就得罪的，她却反省不出个所以然来。直至回到美国一个多月以后，才从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师的信中嗅出了点儿味。那老师在信中提醒她——某些不该那么说的话如果那么说了，有可能给自己造成负面影响。

　　陶姮立刻明白，原来是自己说了不该“那么”说的话，自然也就联想到了和同学们的那一次聚会。可当时自己究竟说了什么不该“那么”说的话，却还是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来。不久，参加了那次聚会的乔雅娟给她打了一次越洋电话，指名道姓地告诉她，在那次聚会后，是李辰刚出卖了她。他是一名“信息联络员”，他把她在聚会场合说的“美国当然比中国好”那一番话，当成具有呈报价值的“信息”向有关方面呈报了；同时还加上了表示气愤的评论语——“冷嘲热讽抑中扬美的言论，竟无一人予以反驳，有人还居然表示了赞同……”这么一来，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批示曰：“查一查，有人是哪些人。”于是，等于所有参加那一次聚会的人都受牵连了，结果人人撇清，人人自保。毕竟，皆是有强烈上进心的人，做不到满不在乎。

　　“可我并没冷嘲热讽地说，如果没人问我根本不会说那些话是不是？当时我的话说得很诚恳！起码你是可以做证的吧雅娟？他为什么要把‘冷嘲热讽’四个字加在我头上呢？”

　　那一天是周六，陶姮做完家务，正和丈夫在花园里闲悦地饮着上午茶。一个国际长途听下来，使她的情绪大为激动。

　　大学时期曾经要好得如同死党的乔雅娟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劝她：“陶姮啊，你也不要太生气，而且你还要理解他一点儿。我想，他那么做，恐怕也是迫不得已……”

　　“我实难理解！迫不得已？总不会是因为有人持刀逼着他那么做的吧？”

　　陶姮起身离开小桌，绕到了房舍后边，她不愿丈夫听到她的话。

　　“当然绝不会有什么人逼他那么做。我猜他是这么想的，自己如果不那么做，万一有当时在场的另一个人那么做了，倘若自己被追问到头上，不是会很被动嘛！他也不过就是出于防一手的心理，变被动为主动。他那人你也是了解的，一向谨小慎微。怎么说他呢，特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何况，你上次回国，不是正赶上中美关系闹得挺紧张的嘛！非常时期，他的做法确实过分了，但怎么说也是你应该予以原谅的。啊对了，我还得提醒你一下，以后要在中美关系好了的时候回国来，别偏偏赶上中美关系挺紧张的时候……”

　　她没耐性听下去，找个借口，说声“拜拜”，啪地合上了手机。回到前院，立刻冲丈夫发起火来：“你们美国政府为什么总和中国政府过不去？！……”

　　坐在椅子上的丈夫放下报纸，定睛看了她片刻，慢条斯理地说：“姮，别忘了你早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了！你和我一样，都是美国公民。”

　　平平淡淡的两句话，噎得陶姮一愣一愣的。

　　丈夫又表情严肃地说：“我再强调一次，我不懂政治。而且也不喜欢和自己的妻子讨论政治。尤其不喜欢和妻子讨论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

　　他一说完，起身进到屋里去了。

　　陶姮被晾在那儿，久久发呆。

　　其实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她一向认为政治完全是政治家们的事。而即使对于老牌政治家们，政治有时也难免会是一种非凡的痛苦。因为如果缺乏谋略，几乎就没有什么所谓政治的能力可言。但却进一步认为，深谙谋略肯定会使人变得不怎么可爱。尽管如此，她仍特别关注中美关系今天怎样了明天怎样了，还一向要求自己充当促进中美关系健康有益地发展的民间使者。凡是这类民间活动，她都积极参与。至于丈夫对中国的良好态度，那更是不容怀疑。当初他们准备结婚时，她就有言在先：“你如果真爱我，那也必须做一个始终对中国态度友善的人。”——沃克当时说：“在认识你以前，我就是一个对中国态度友善的美国人。我从不与对中国态度不友善的美国人深交。”

　　…………

　　当天晚上，夫妻二人躺在床上以后，她将自己心中的烦恼告诉了丈夫。

　　丈夫反而这么劝她：“想开点儿，不要太在意。我们结婚以前，我还受到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呢，他们曾怀疑你是‘中国克格勃’派到美国来的。有些人的职业本能使别人不愉快，理解万岁吧！”

　　偏偏那时候，电话响了。她抓起电话一听，恰是李辰刚打来的。他寒暄了几句之后，开始向她咨询他儿子如果到美国留学，怎么样才能顺利些。

　　她呢，则有问必答，告知周详。

　　最后他语调温柔地问：“陶姮啊，你任教那一所大学也是一所不错的大学对吧？”

　　她说：“是的。”立刻就猜到他下一句要说什么话了。

　　果然，他紧接着说：“那，如果我儿子想进那所大学，你能帮上些忙吗？”

　　“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她回答得有些迟疑。

　　对方却步步紧逼：“有你这句话太好了！那我就决定了，干脆让我儿子进你们那所大学！他到了那儿，你还会像关心自己儿子一样关心他，对不对陶姮？”

　　连她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就顺口说出了一个“对”字。

　　“陶姮，你回答得这么痛快，真让我感动！那，咱们一言为定啰？喂，喂，能听清楚吗？”

　　“能。”

　　“一言为定？”

　　“可是我只承诺尽力而为，至于结果如何……”

　　“你尽力而为还不就等于板上钉钉了嘛！你在你们那所大学当了十几年教授，你先生当教授的时间比你还长，有你们两位教授鼎力相助，我儿子的事再难那还能难到哪儿去呀？我放心了，一百个放心啦！人情后补，等你什么时候再回国时补……”

　　放下电话后，陶姮骂了一句：“浑蛋！”

　　丈夫问：“你为什么骂人家？”

　　她说：“我才不愿帮他！”

　　“那你还说尽力而为？”

　　“我不得不那么说！大学时期他追求过我，我俩谈了一年多的恋爱，不那么说你让我怎么说？”

　　“就是那个出卖了你的人？”

　　“不错。是他！”

　　“你本来完全可以拒绝的。”

　　“我不愿让他猜到他的所作所为我已经知道了。”

　　“那你不是……使自己陷入了虚伪的境地？”

　　“那又怎么样？说了尽力而为我也可以不为！”

　　“可虚伪，总是不好的吧？”

　　“人有时候那就不能不虚伪一下！”

　　“你们中国人不是主张‘君子坦荡荡’吗？”

　　“可我现在已经是美国人了！”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使你变得虚伪啰？”

　　“美国就是专使人变成君子的君子国了吗？你们美国人就没有虚伪的时候了吗？”

　　“咱们美国！”——沃克有点儿生气了。

　　“那你也应该说咱们中国！”——陶姮提高了嗓门儿。

　　因为丈夫比自己大八岁，因为他看去比实际年龄老；也因为自己虽然也已经四十八岁了，但形象好，皮肤好，脸上几乎仍没皱纹，所以在他们夫妻之间，在她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她往往会显得有那么点儿霸气。当然，说到底，是他将她惯的。自从结为夫妻以后，大她八岁的美国佬是那么地乐于处处让着她。自从他开始秃顶了，则不但处处让着她，而且更加惯着她那种特权性质的霸气了。

　　丈夫那一天晚上似乎要认认真真地和她抬一次杠，他故意板着脸说：“我不能那么说。我那么说不符合事实，因为我从来不曾是过中国人。”

　　“但你是中国的女婿！”

　　丈夫也被噎得直眨巴眼睛说不出话来。

　　“你说你说！你已经是中国的女婿了，中国还不是咱们的中国吗？”——陶姮得理不让人，不躺着了，在床上盘腿一坐，一副不争出个谁是谁非绝不罢休的样子。

　　丈夫只得耸耸肩，苦笑着嘟囔：“我从来也没敢把自己当成中国的姑爷，我认为我只不过是你爸妈的姑爷。人贵有自知之明，不可以得寸进尺。”

　　“姑爷”二字，使陶姮扑哧笑了。

　　她一笑，丈夫便将她拖倒，拽入被窝，搂在了怀里。

　　他又说：“我们好久没抬杠了。”

　　她说：“是啊。”

　　他接着说：“其实两口子之间抬杠玩儿，挺来劲儿的，也挺过瘾的是不是？”

　　她就什么也不再说，吻了他一下，背过身去。沃克喜欢从她身后搂着她睡。她也早已习惯了被丈夫那么搂着睡，觉得很舒服。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虽然结婚已经二十多年了，可谓老夫老妻也，但那份相互间的恩爱却一如当年。**也一如当年那么有质量，仍能令彼此获得心满意足的享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女儿在三岁时患病夭折，都不觉得生活有什么遗憾。经那一次打击之后，他们决定不再要孩子了。可是近来，丈夫却时而谈起有一个孩子的好处……

　　陶姮叹了口气。

　　丈夫便开始爱抚她，他以为她又想起他们的女儿了。

　　她心里想的竟不是女儿，低声问：“亲爱的，你觉得会不会是另一种情况？”

　　他困惑地反问：“什么事？”

　　她寻思着说：“就是我被出卖了那一件事。”

　　他不得不又问：“哪一种情况？”

　　“如果出卖我的不是李辰刚呢？恰恰相反，是当年在大学时期和我最要好的乔雅娟呢？比如她自己出于往上爬的目的，于是抓住一个机会想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结果就做了那种可恶的事。明明是她干的，却又怕别人猜到了是她，先告诉我，就主动给我打电话，把她自己干的卑鄙勾当说成是别人干的？……”

　　丈夫沉默片刻，在她肩头轻轻吻了一下，之后温柔地说：“睡吧，别想那件破事了。”

　　一个外国男人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并且与之恩恩爱爱地生活了二十余年的话，附带的好处是，他说起中国话来和一个中国人那就毫无区别了，甚至连语调也会变得有地地道道的中国味儿了——起码有地地道道的中国老婆味儿。

　　她却又向丈夫转过身去，固执地说：“不，我要听听你的看法。否则我心里会总寻思那件事，想睡也睡不着。”

　　“非要听听我的看法不可？”

　　“对。非要听。”

　　“可你刚才还说，在大学时期乔雅娟和你最要好。我记得你对我提起过她多次，曾经形容她是你大学时期的死党。”

　　“事实正是那样。”

　　“后来她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

　　“没有。”

　　“别人对她的人品有什么负面评价吗？”

　　“也没有。”

　　“那么，你根据什么把她想得很复杂呢？”

　　“因为人有时候就是那么的复杂。”

　　“是啊，亲爱的，人有时候的确是复杂的。但我认为，关键是不要使自己也变得复杂起来。你看你，你明明并不打算帮李辰刚什么忙，却要在电话里对他承诺尽力而为，结果使自己显得挺虚伪。这会儿，你又无端地把乔雅娟猜测得很卑鄙，结果不是又使自己显得不够厚道了吗？对于她告知你的事，你有两个选择，信，或者不信。信不信都没什么，但你把她想得很卑鄙，那就连我，你的丈夫，也要替她鸣不平了。这就是我的看法……”

　　电话忽然又响了。

　　陶姮犹豫一下，第二次抓起电话，这一次却是乔雅娟打来的，使她大出所料。

　　“嗨，陶姮，没睡吧？”

　　乔雅娟的话听来急急切切的。

　　“已经躺下了。”

　　陶姮的话回答得淡淡的。

　　“你怎么了？”

　　“没怎么啊。”

　　“声音蔫蔫的。”

　　“感冒了，还发着烧呢。”

　　“那我不跟你多聊了，简单地说，李辰刚那家伙给你打电话了？”

　　“你怎么知道？”

　　“他刚刚也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对我说了一大堆感谢你的话。我猜，是希望通过我的嘴把他那一大堆话转告给你。凭咱俩的关系，傻瓜也会估计到这一点的！可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明明告诉你了，他对你，对我们几个当年的同学做了什么勾当，你干吗还大包大揽地答应帮助他儿子的事？”

　　陶姮一时嘴对着话筒哑口无言，不知说什么好。

　　“不信我的话是吧？”

　　分明，乔雅娟的情绪甚为不快。

　　陶姮愣了愣，慢悠悠地说：“雅娟呀，我不是感冒着嘛，困死了，美国的一种感冒药有安眠的作用……”

　　乔雅娟沉默了。

　　陶姮补充道：“真的。”

　　乔雅娟终于又开口了：“你认为我骗你？”

　　陶姮便也沉默了，更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那，你睡吧，算我自讨没趣！”

　　乔雅娟将电话挂了，陶姮握着话筒发愣。

　　不知何时，丈夫已下了床。他站在床边，一手持杯，一手伸向她，掌心托着小小的一片安眠药。他经常失眠，安眠药是家中的必备药。

　　她疑问地看着丈夫。

　　他不无同情地说：“要不你更睡不着了。”

　　她默默放下电话，接过水杯和药片，乖孩子似的服了下去。丈夫替她将杯放在床头柜上，她立刻仰躺下去，闭上了眼睛。

　　丈夫随之也上了床，关了灯。她一翻身，又背对着丈夫，并且主动向丈夫偎靠过去。丈夫也就又从她身后搂着她，爱抚着她。

　　黑暗中，陶姮说：“乔雅娟不信我感冒了。”

　　丈夫说：“你本来就是在撒谎。”

　　也许是为了抵消掉一部分自己的话的批评意味，他又吻了她的肩头一下。

　　她温柔地问：“你还想吗？”

　　丈夫不明白地反问：“想什么？”

　　她扑哧笑出了声，莫测高深地说：“真不明白就当我没问好了，睡吧。”

　　不料丈夫将她的身子一扳，使她脸朝着他了，追问：“不行，你得把话说明白，要不我也肯定失眠了！”

　　她就捧住他的脸，给了他一个深情的吻，语调中满是歉意地说：“都是电话给搅的，算我欠你一次，啊？下次加倍偿还。”

　　一向，在星期六的晚上，他们总是要好好做一次爱的。他们将做爱说成是“充电”。对于他们，做爱也确乎类似充电。星期日睡一上午懒觉，星期一夫妻俩都会精神焕发地去工作。但那一个夜晚，陶姮实在是没有良好的情绪和丈夫全心全意地做爱了。

　　丈夫这才明白她的话。他也又吻了她一次，照例吻在肩头，理解地说：“算我欠你一次，下次应该加倍偿还的是我。”

　　陶姮就又背贴着丈夫宽阔的胸膛了。虽然服了安眠药，她还是毫无睡意，小声说：“我们好久没去教堂了，明天咱们去教堂吧。”

　　丈夫说：“好啊，我也早想去了。可你，为什么忽然想去教堂呢？”

　　陶姮认真地说：“我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女人啊，又虚伪，又多疑，又想不开事，这真惭愧。明天我要去告解……”

　　药效终于发挥，她的话声越来越小了……

　　沃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不过，目前他的家族成员健在的已经不多了，如果以至亲关系而论的话，那么仅有一人了，便是他的弟弟。他弟弟是加州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家族成员中学者教授出了不少，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族，也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族。对于他和陶姮的婚事，他父母当年是持反对意见的。理由只有一条——陶姮不是基督教徒。

　　沃克当年为了爱情据理力争。

　　他说：“在美国，甚至在整个欧洲，年轻的女孩子中，又能有多少虔诚的基督徒呢？”

　　父亲说：“正因为少了，我们希望你能与一位笃信基督的女孩子结为夫妇。”

　　母亲说：“那样，就等于我们这个家族为延续基督教的神圣影响做出了一份贡献。只有你的妻子也是基督教信徒，将来你们的孩子才能也是。”

　　他父亲还郑重声明：如果陶姮不打算皈依基督教的话，做父母的也就绝不能参加儿子的婚礼。而且在他们婚后，父母不便和他们来往。

　　于是双方陷入了僵持。

　　为了爱情，陶姮表示，她完全可以对基督教采取一种信奉的态度，但请求允许她暂不施洗，姑且先做一名教外信徒。实际上，她当年所言的“一种信奉的态度”，指的是对基督教文化的兴趣而已。她不仅对基督教文化有兴趣，对佛教文化也有兴趣。

　　当年她曾对沃克说：“你干脆这么对你父亲讲，我来到美国之前，在中国已经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了。基督教和佛教的教义，有许多方面是相一致的。既然如此，我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和是一名基督徒不也没什么两样嘛！”

　　“你……真是佛教徒？你可从没对我说起过……”

　　沃克当时呆呆地瞪着她，仿佛忽然不认识她了。

　　她调皮地一笑，说别当真，我不是佛教徒，不就是为了咱俩能顺利地结成婚嘛，你就那么骗骗你父母不行吗？

　　沃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当然不行。说他宁愿父母不参加他们的婚礼，也不愿用她的话骗自己的父母。

　　后来，多亏沃克的弟弟从中调和，沃克的父母才勉强同意了陶姮那种“姑且”的请求。沃克那位是哲学教授的弟弟很善于做思想工作，尤其善于做“活的思想工作”。他说：“耶稣不但爱他的信徒，肯定也爱一切爱他的信徒的女人。如果因为她们暂且还不是他的信徒就拆散一对恋人，肯定是有悖基督思想的。”

　　就这么两句话，矛盾迎刃而解。他们婚后，沃克的父母不但与他们来往频频，而且很快就开始喜欢起陶姮这位中国儿媳妇来。在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沃克的父亲还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了“智趣善贤”四个大大的汉字，镶在美观的框子里送给他们。美国老公公用磕磕绊绊的中国话说，那四个汉字代表他们老两口对陶姮这位中国儿媳妇的评价。他们还感谢她使他们学会说许多中国话了。而陶姮，对待他们也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一向发乎真心地孝敬着。沃克的父母是在同一天去世的，一个逝于上午，一个逝于下午，都是以八十多岁的高龄，逝于医院的同一间病房的。在他们的葬礼上，陶姮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有次陶姮以一种讨教的口吻问丈夫：“亲爱的，你既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那么真能做到别人打了你的右脸，而你会心甘情愿地将左脸也伸过去吗？”

　　丈夫不假思索地说：“只有傻瓜才会那样，你的丈夫肯定不是傻瓜。绝大多数神职人员也许会那样，因为他们是教众的榜样。而我既不是傻瓜，也不愿做任何榜样，我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如果打我右脸的是老人、孩子或妇女，我想我会微笑着把左脸也伸过去的。而我认为，通常情况之下，即使他们还想打你，往往也就不忍再打了。但如果是年龄比我小的男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如果他明摆着是在欺负我，我会反过来把他的牙打掉的。你丈夫有时候可不是好惹的，我是个自卫意识和自卫能力都挺强的人。”

　　陶姮咯咯笑了，她说亲爱的，你的话证明你对基督教的信仰并不虔诚嘛。

　　丈夫却庄重地说：“按中国的哲学，法乎其上，才能取乎其中啊。这是符合一般逻辑的。我对我的宗教信仰的态度就是这样。”

　　而陶姮，她对于基督教当然并无抵触。她只不过难以信服天堂和地狱之说罢了。但是却有些相信因果报应。因为前者是无法证实的，而在现实社会中，后一种现象却是不少的，知道得多了，往往令人不由得一信……

　　第二天，在教堂里，陶姮真的向神父忏悔了一通。忏悔自己不应以虚伪的态度对待别人相求的事，也忏悔自己不应以复杂的心理猜度一位好朋友的品格……

　　出了教堂以后，丈夫问：“心情好些了？”

　　她由衷地说：“好多了。”

　　同时却暗想，既然国内已经没有亲人了，那么以后少回国几次吧。少回国，少惹是非。

　　忏悔之后，她即着手办理李辰刚委托于她的那一件事。正如丈夫说的，因为李辰刚儿子的英语水平与留学所要求达到的水平相差甚远，而且语文、数学两科都有不及格的记录，操作起来颇费周折。美国虽然也讲关系、讲情面、讲通融，但绝不像在中国那样只要关系硬便一路绿灯。何况陶姮只不过是那所大学里五六百位教授中平平常常的一位。她恳求丈夫出面协助一下，丈夫拒绝了。他说学习那么差的一个孩子，还非出国留学干吗呢？陶姮说，正因为学习那么差，在中国也许连所普通的大学都考不上，所以只有曲线获得大学文凭啊。丈夫说，如果他真来了，学习跟不上，毕不了业，甚至被取消学籍，别人一打听原来我也是推荐人，那就连我的脸也丢尽了。咱们两个人，应该确保一人不因这件事而丢脸。究竟确保你还是确保我，这倒可以由你来决定。陶姮苦笑了，说那就还是确保你吧。如果确保我的话，对你不是太不公平了吗？于是她一边继续尽力而为地进行，一边不时向李辰刚“汇报”情况，提醒他不到最后办成，都要做好她办不成的思想准备。而李辰刚每次与她通话之后都会这么说：“陶姮，你办事，我放心。我对你的办事能力充满信心，你也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嘛！”——口吻听来亦庄亦谐，却令陶姮分不太清究竟是庄的成分为主，还是谐的成分为主。又像是一位大大的首长，在和蔼可亲地勉励小小的下属，为的是使下属能够心怀感激，诚惶诚恐地明白——这件事交给你办，那可是对你的倚重，否则这份“工作”早分配给别人了……

　　丈夫虽然拒绝参与那件事，但暗中还是给予了不少协助的。几度山穷水尽，几回柳暗花明，当终于对最后一位关键人物也游说成功之后，陶姮一回到家里就让丈夫看她嘴唇。丈夫奇怪得直眨巴眼睛，她说的话却是：“我觉得我嘴唇磨薄了。”尽管办成的是别人委托的一件事而已，夫妻二人还是觉得有必要庆贺一番，于是他们到一家消费价格最高的饭店去美美地撮了一顿。在餐桌旁，她打李辰刚的手机，想将好消息及时告诉他。李辰刚的手机响了近一分钟他也没接。无奈，她只得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第二天中午，也就是中国夜里十二点钟左右，李辰刚回了一条短信是——我们又决定让儿子到英国去留学了，一切谢谢！

　　陶姮的索然无法形容，却没对丈夫说。有次丈夫问起，她编了一番谎话，说那孩子想通了，认为自己还是有必要在中国提高。提高英语，明年再议。丈夫反倒释然了，说这才是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