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囚第4日、第5日

作者:(美)香农·柯克 著 发布时间:2018-05-21 05:57:13 字数:15132
  

  第4天,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挖空心思地盘算如何才能置他于死地。身处樊笼之中,犹作困兽之斗,精心谋划着脱逃,这对一个囚犯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安慰。我仔细观察屋里可能派上用场的东西,在脑海中默默地列了个清单……一块松动的木地板、一条红色的毛线毯、一扇高高的窗子、几根裸露的房梁、一个锁孔,还有,我现在的处境……

  如今回想起来,一切依旧历历在目,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七年,但我依然觉得,他仿佛又一次站在了门外。也许,那段被囚的往事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都不会淡去,因为在那件事情上,我付出了太多,完全是靠着一步又一步的精心谋划才熬过那些痛苦挣扎的日子。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没有任何方式让我求救,我失去了所有依靠,只能相信自己。时至今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凭着一己之力逃出了魔窟,我的胜利毋庸置疑,堪称杰作。

  在被囚禁的第4天,我静下心来,开始构思复仇的计划、罗列可用的装备,没有纸笔,只好在脑袋里探索可行的方法。如何利用这些毫不相干的装备,让它们成为复仇的一部分呢?这的确是个难题,但我无论如何都要解决它……一块松动的木地板、一条红色的毛线毯、一扇高高的窗子、几根裸露的房梁、一个锁孔,还有,我现在的处境……怎样才能把这些零碎的装备组合在一起呢?

  我翻来覆去地思考着,同时努力搜寻更多的装备。啊,没错,屋里还有个铁桶。对对对,还有个崭新的床垫,他没有把塑料膜撕掉。再想想,再想想,再从头想一遍,肯定有办法。几根裸露的房梁、一个铁桶、一个床垫、一张塑料膜、一扇高高的窗子、一块松动的木地板、一条红色的毛线毯……

  为了方便思考,我给这些装备都编上了号。松动的木地板是4号装备、红色的毛线毯是5号装备、塑料膜是……第4天早上,在反复的观察和思考后,屋里所有可用的东西都被我列进清单并编上了号。但是,要想完成我的计划,这些东西还远远不够,我需要更多。

  中午时分,我正在被囚的卧室里苦苦思索,突然,门外传来了木地板“嘎吱、嘎吱”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肯定是他来了,因为午饭时间到了。我从门缝间看到外面的门闩从左向右滑动,紧接着就是他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的声音。然后,他既没有敲门也没有站在门口问一句,直接毫不客气地闯了进来。

  他把一个托盘放在我的床上,不用看我都知道,上面一定是夹着培根的蛋饼和自制面包,外加一大杯牛奶和少许装在儿童茶杯里的清水,几乎每顿饭都是这样。托盘里没有刀叉,放食物的瓷碟子上印着桃红色的图案——一个拿茶壶的女人和一个牵着狗、头戴翎毛帽的男人。背面印有“威基伍德[威基伍德(Wedgwood):英国的一个陶瓷器品牌。]”和“萨尔维托[萨尔维托(Salvator):原为意大利地名,因当地盛产葡萄酒,故常以喻指葡萄酒的桃红色。此处指威基伍德瓷器的一个产品系列,这个系列的瓷器均有桃红色花纹,故称。]”的字样。我十分厌恶那个碟子,后来想起也会浑身发抖。我用这恶心的红碟子已经吃了四顿饭了,现在是第五顿。我实在太痛恨这个碟子了,逃走前,我不仅要杀了他,还要把这个碟子也砸了,一定要。从被囚的第3天开始,每顿饭用的碟子、牛奶杯和儿童茶杯似乎都没有换过。而在被囚的头两天,我是在一辆面包车上度过的。

  “再来点儿水?”他突然有些迟疑地问道,声音低沉而单调。

  “好。”

  这种问答模式开始于第3天,我觉得,正是这一问一答拉开了我复仇的序幕。他会给我端来吃的,然后问我要不要再来点儿水,这成了每日的例行问题。我决定,只要他问,我就回答“好”,我强迫自己每次都这样回答,尽管这种问答毫无意义。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拿个大点儿的杯子装水呢?干吗浪费这个时间?每次得到回答后,他都会离开,先锁上门,而后走廊的墙壁中便传来水管震动的声音,我看不到他在哪儿,但能听见水槽中的水流声由小到大。然后,他就会端着一杯温水回来。为什么要弄得这么麻烦呢?不过,这世上的许多未解之谜,其实都是有答案的,正如绑架我的人,他的行为虽然费解,背后却一定有他这么做的原因,只是我还不知道罢了。

  他一回来,我就说:“谢谢。”

  从被囚第1天的第2个小时起,我就决定要装得像个女学生一样有礼貌、善良感恩,因为我很快发现,对付这个绑架我的四十岁男人,我完全能够以智取胜。他肯定有四十岁了,瞧上去跟我爸爸差不多大。我相信,凭我的智慧,打败这个可怕、恶心的变态绝对没有问题,况且他都四十岁了,而我仍处于美好的十六岁,年轻就是资本。

  第4天的午饭吃起来跟第3天的一样,但是却给我带来了坚持下去的力量,因为我意识到自己还有更多的武器可用:时间、耐心和难以磨灭的仇恨。而且,当端起那个印有饭店标志的牛奶杯子时,我在不经意间发现,屋里的铁桶有一个金属提手,提手的边缘非常锋利。我只需把那个提手卸下来,它就自成一件装备了。此外,我还知道自己是在这栋楼的高处,而不是在地下,开始的两天里,我还以为要被关进地下室了。现在,窗外能看到浓密的树冠,再加上我是走了三段楼梯上来的,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我现在是在三楼。我把所处楼层的高度也看作一样有用的装备。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怪?都第四天了,我还没有放弃希望。有的人也许觉得,独自被关在房间里会让人变傻或发疯,但我运气不错,头两天都是在路上度过的。而且,绑匪犯了一个严重的失误,他选择了面包车作为犯罪工具,那辆车的两侧是有色玻璃的车窗,虽然车窗外的人是看不到车里面的,但我却能看到外面。我留心观察面包车行进的路线,并且暗暗记在心中。连续几日,我都反复地默念着一路上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包括一些平时可能根本不注意的细节,直到每一个画面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假如你今天问我,十七年前,33号高速公路出口旁的坡道上开的是什么花,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野草一样疯长的雏菊。给我一张纸,我还能画下当时那雾蒙蒙的天气,污泥般的云层在灰蓝色的天空上翻滚着。周围的异动我也记得清清楚楚,比如,面包车在经过一片开满雏菊的山坡,2.4分钟后,风暴就袭来了,豌豆大小的冰雹倾泻而下,“噼里啪啦”地打在面包车上,绑架我的人不得不把车暂时停在天桥下躲避,嘴里唠唠叨叨地骂了三回“狗娘养的”,然后抽了一支烟。把抽完的烟屁股扔掉以后,他又发动面包车上路了。此时,距离第一粒冰雹击中车顶,已经过去了3.1分钟。我把这四十八小时里奔波的每一秒都记在脑海中,就像拍成了一部电影,在被囚期间,我每天都默默地回放它,不错过每一分、每一秒,不漏掉每一帧、每一格,努力搜索蛛丝马迹,寻找重获自由的方法。

  绑匪居然毫不避讳地选择了一辆两侧有窗的面包车,还让我坐在车厢,对我是否会透过窗户观察面包车行进的路线毫不关心,这种种行为至少说明了一点:他(绑匪)只不过是个会开车的猴子而已,没什么头脑,愚蠢又无知。他把一个扶手椅用螺丝固定在了面包车里,我刚好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扶手椅上坐着。虽然他不停地抱怨没给我把蒙眼布系紧,但不知是由于懒得弄还是太慌乱,他并没有重新系一下这块油布,这也是我得以透过车窗观察外面的原因。我看到了面包车经过的路标,并由此判断出这辆车的行进方向——向西。

  面包车在行驶了两天一夜之后,从第74号出口下了高速公路。这段时间,我吃不好也睡不好,而且一直比他要少睡会儿,第一天夜里,他睡了4.3个小时,而我只睡了2.1个小时。除此之外,最让我难堪的是,上厕所十分不便,只能一直憋着,等他找到废弃的休息站才能解决。

  终于快到目的地了,面包车开出高速公路,进入匝道,开始慢慢减速,我决定用数山羊来判断时间,六十只羊为一群,一群羊是一分钟。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数了十群又十二只羊后,面包车在引擎的“突突”声中摇晃着停了下来。这里距高速公路有10.2分钟的车程。在苍茫的夜色中,我发现外面似乎是片田野,一条收割的刈痕在月光的照耀下格外清晰。有一些树枝垂下来,随风轻拂过面包车的表面。是柳树,就跟奶奶家的那棵一样。当然,这里不是奶奶家。

  他站在面包车旁边,马上就要打开车门,把我带走了。我只能下车了,可我不想下车。

  我静静地听着,在一阵金属摩擦声和一声巨响后,面包车门向一旁滑开了。到了。应该是到了。我们到地方了。我的心跳得飞快,就像蜂鸟扇动的翅膀一样。到了。我的手心和头顶开始冒汗。到了。我的手臂暗暗用力,不由自主地绷紧了肩膀挺直了背。到了。我的心脏仿佛要跳出身体,浑身像筛糠一样颤抖不已,只觉得天旋地转,好像大地在震动,波涛在翻涌。

  一阵风扑面而来,夹杂着夜晚时分的乡间气息,它从绑匪身边掠过,仿佛是专程来安慰我的。有那么一瞬间,我沉醉在清凉的微风中,但如此美好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他的身影正在靠近。我看不清他的脸,因为那块油布还半蒙在我的眼睛上,但我能察觉到他正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看什么看?你以为还能看到什么?不就是一个被胶布绑在扶手椅上的年轻女孩儿吗?她不就是被你关在令人作呕的面包车后排吗?有什么好看的?你这个低能的浑蛋!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跟其他人不一样,你既没有哭喊尖叫,也没有乞求我放了你。”他说话的口气,听上去就好像他这两天费尽心思地寻找,总算发现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一样。

  我打算吓吓他,于是迅速地把头扭向说话声传来的方向,动作快得像鬼魅一样。虽然我不确定他有没有被吓到,但我觉得他后退了一小步。

  “你希望我表现得跟其他人一样,是吗?”我问道。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疯丫头。你们这些臭婊子不管干什么,对我来说都是狗屁!”他突然提高了声音,仿佛是在提醒他自己,他才是局面的掌控者。他敢这么肆无忌惮地说话,说明不论这里是哪儿,都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别人。这可不妙。他在这儿大喊大叫都没人管。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两个。

  面包车的车身倾斜了一下,应该是因为他扒着车门的边框,撑起身子上了车。他一边费劲地喘着粗气,一边嘴里还嘟嘟囔囔的,听他那“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就知道,他肯定是个烟鬼。可想而知,他就是个典型的一无是处、昏昏度日的死胖子。在车顶灯的照耀下,我透过蒙眼布,隐约从光影间分辨出他忙碌的身影和他手里那件闪着银光的利器。他一进入后车厢,我就闻到了他的气味,那是从他那三天没洗澡的身上散发出的恶臭,夹杂着浓重的汗味。从他嘴里呼出来的气息,闻上去就像放馊了的汤。我皱着眉头缩了缩身子,把头扭向另一侧的有色玻璃车窗,努力屏住呼吸,阻断嗅觉。

  他割断了绑着我胳膊的胶布,并在我的头上扣了一个纸袋。原来,这臭气熏天的家伙已经注意到蒙眼布不管用了。

  其实,坐在扶手椅上奔波的日子并不算太糟,可现在我被带离了面包车,不知未来还有怎样的麻烦正等着我。虽然如此,我还是一声不吭地任凭他带我走进一处似乎是农场的地方。空气中还残留着白天奶牛吃草后留下的气味,地里高高的茎叶拂过我的小腿,据此推断,我们应该是穿过了一片草地或麦田。

  第2天的夜风扑面而来,我虽然穿着有内衬的黑色雨衣,但双臂和胸口依然感到凉意。尽管我头上扣着一个纸袋,脸上耷拉着一块油布,可我还是能察觉到月光。他用枪顶着我的后背,我走在前面,什么都看不见,只能隐约看到微弱的月光。我们在茎秆齐膝高的地里走了60秒。我高高地抬腿,刻意放缓步伐,配合着数秒的速度,一秒一步,他在后面举着枪,脚步吃力地跟随着。我们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像士兵一样走着:一二一、二二一、三二一、四二一。

  我把自己想象成海船上被判了死刑的水手,踏着悲壮的步子走向船舷边的踏板,同时,我在脑海中记下了能够助我逃脱的第一个条件:地形。接着,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我感受不到月光的存在了。我故意迈着沉重的大步,柔软的地面微微下陷,扬起一些尘土,扑在我裸露的脚踝周围,由此猜测,现在应该是走在一条土质疏松的小路上,两旁还有树枝刮过我的双臂。

  没有光+没有草+土路+树=树林。这可不妙。

  我的脉搏和心脏都在狂跳,但却仿佛不在一个频率上。我想起之前看到晚间新闻报道了一个被绑架的少女,最后是在离我家很远的一个州的树林里被发现了。当时,她的悲剧似乎跟我毫无关系,仿佛离现实生活非常遥远。人们发现她时,她的双手已经被砍了下来,贞洁也被玷污了,罪犯把她的尸体丢弃在了一个浅浅的土坑。最恐怖的是,有证据表明,在蝙蝠魔鬼般的注视下,在夜晚猫头鹰的悲鸣中,土狼和美洲狮也从罪恶中分得了一杯羹,啃食了她的部分尸体。不,别想这些了……快数秒……别忘了数秒……继续数……别分神儿……

  这些可怕的思绪萦绕脑际,挥之不去,让我都忘记自己数到多少了。数不下去了。我努力安定心神,尽量把恐惧抛在一边,开始回想跟爸爸学习柔道和跆拳道的时光,回想自己在家中地下实验室的医学教材中读到的知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微凉的空气,让胸腔里疯狂振翅的蜂鸟放缓速度,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赶走这突如其来的恐惧后,我倒数了三个数,又重新开始数秒。在密林中走了60秒后,我们踩上了矮矮的小草,重新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中。这里一定是树林中的一片空地吧。不对,不是树林了,现在既没有草,也没有树了。这里是哪儿?街道,是街道!刚才为什么不把车开到这儿来?平地、平地,这里都是平地。

  我们又走到另一片草地,停了下来。钥匙的“哗啦”声传来,门开了。趁着还没忘记数好的秒数,我默默地把缓步走来所耗费的时间折算成正常走路所需的时间,并记在心中:从面包车到这扇门,需要步行1.1分钟。

  我看不到这栋房子的外观,但我觉得它应该是一栋白色的农舍。绑匪直接领我上了楼。一段楼梯、两段楼梯……到了三楼,我们向左转45度,走了三步,又停了下来。钥匙叮当作响,门闩滑动,金属锁发出“咔哒”一声,门“吱吱呀呀”地开了。他拽下我头上的纸袋,扯下我脸上的蒙眼布,一把将我推进这间12英寸[英寸: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等于1英尺的,约2.54厘米。]×24英寸大小的房间,一旦他锁上门,这个房间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囚室。

  门右边的墙上有一扇三角形的高窗,月光透过窗户照亮了房间。正对房门的地板上摆着一个厚厚的床垫,上面还铺着一张宽大的褥子。奇怪的是,床垫直接落在地上,四周被木头框架围了起来,这个框架不仅有四个完整的边,还有床头板和四个矮床脚。看样子,好像是有人打算做一张木头床,然而最终没有做成,还缺少一张床板,厚厚的床垫就只能被直接放在地上,看起来就像从床架中间陷下去一样,那张宽大的褥子就铺在床垫上面。这张半成品的床就像一幅没有固定好的油画,歪歪扭扭地躺在木头画框中。在这张临时搭成的床上,有一条白色的棉布床单、一个枕头,还有一条红色的毛线毯。抬头向天花板望去,有三根裸露的房梁,都与门平行:一根靠近门口,一根在房屋中间,还有一根在床的正上方。房顶是尖的,像教堂一样,中间很高,因此裸露的房梁是横在空中的,要想在这个房间里上吊,真是易如反掌。除此之外,房间里没有别的东西了。整个房间异常干净、空空荡荡,寂静是屋里唯一的装饰。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就连清心寡欲的僧人,恐怕也会感到寂寞无聊。

  他指着卧室里的一个铁桶告诉我,如果夜里要“撒尿或者拉屎”,就用这个铁桶。我一言不发,默默地走向床垫。看着他离开房间,我松了一口气,窗外的月光闪了闪,忽然变得更亮了,仿佛月亮也一直提心吊胆地憋着一口气,现在都呼出来了。在这更加亮堂的屋子里,我颓然地向后倒下,筋疲力尽。我告诫自己,不能让情绪像过山车一样不稳定。从下车开始,你先是紧张,然后是愤恨,接着释然,随后又害怕,现在是迷茫。你要镇定下来,泰然处之,否则是赢不了这场恶斗的。以前每一次做实验,我都需要一个不变的常量,而眼下能得到的唯一常量就是稳定的情绪。在被囚禁期间,我必须让情绪稳定下来,冷静地面对听到和看到的一切。要想胜利,对敌人深深的蔑视与憎恨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也少不了。

  被囚禁的日子里,我身上有一种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这种才能也许是与生俱来的,也许是因为从小生活在妈妈那“唇枪舌剑”的世界里的耳濡目染;也许是来自爸爸教我防身术时的训练和指导;也许是由于身处困境而被迫激发出来的。这种品质跟战场上号令千军的大将所具备的差不多:坚忍不拔、勇于反抗、深谋远虑、隐藏仇恨、沉着冷静。

  实际上,我对这种处变不惊的能力并不陌生。在我刚上小学时,学校的一位心理辅导员曾执意要求我去医院接受精密的检查,因为我对所有事物都十分冷漠,而且显然对一切都毫无畏惧之心,学校的管理人员对此深感担忧。一年级时,发生了一件令我的老师困扰不安的事儿。有一天,一个持枪歹徒冲进教室扫射,孩子们大都害怕哭喊、惊声尖叫,而我非但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表现还恰恰相反,正如事后监控视频所显示的那样,我冷静地在一旁观察着歹徒,我看到他的身体在歇斯底里地抽搐,爬满麻子的脸上全是闪闪发光的汗水,我看到他的瞳孔极度放大,眼珠在疯狂转动,青筋暴起的双臂抱着枪支乱射一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如今回想起这件往事,答案呼之欲出,他一定是因为嗑药而兴奋过度,估计是迷幻药或者是**,也可能两样都有。现在,我学习了各种医学知识,很熟悉摄入毒品后的症状,绝不会判断出错。当时,教室的讲桌后面有一块搁板,上面放着供老师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扩音器,搁板上方还有火灾报警器。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朝讲桌走了过去,用一个六岁孩子所能发出的最低沉的声音,冲着扩音器大喊了一声“空袭”,然后拉响了火灾报警器。那个**立刻颓然地倒在地上,被吓得瑟缩成一团,尿裤子了。

  那段监控视频使得对我进行心理评估一事被提上了日程,甚至显得有些迫在眉睫。从视频来看,班上的同学都抱作一团痛哭,老师甚至跪倒在地,祈求上帝保佑,而我则爬到一张脚凳上,从屁股旁边的搁板上摘下扩音器,然后像指挥员维持秩序一样把它举到空中。我歪着扎了羊角辫的小脑袋,拿着扩音器的胳膊横在圆嘟嘟的身子前,另一只手则托着下巴。有趣的是,当警察扑向那名罪犯时,我还俏皮地眨了眨眼睛,满意地咧着嘴,微微一笑。

  结果,在经过一系列测试后,儿童心理医生告诉我的父母,我具备很强的情感控制能力,而且非常善于集中注意力,能够十分高效地思考问题。他说:“脑前额叶能控制人的记忆、分析和判断,与人的智力密切相关。脑部扫描结果显示,她的脑前额叶部分比正常人的要大出将近一倍。其实,坦白地讲,我觉得是一倍还多。她并非心理变态,相反,她充分理解各类情感,并且有高度的自我控制能力。她可以放任自己沉浸于各种情绪,也可以约束自己不去感受。您的女儿告诉我,她的身体里有一个开关,可以随时根据她的意愿来决定是否要感受各种情绪,包括快乐、害怕和爱,”说到这儿,他咳嗽了一声,然后又继续说:“我从医以来,还没有遇到过像她这样的情况。但是,只要想一想爱因斯坦就能明白,我们对人类大脑的极限实在是知之甚少。有人说,我们只利用了自身潜力的一小部分。而您的女儿,显然利用得更多了一些。至于这样是好是坏,我还难以做出判断。”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医生办公室的门缝偷听了这番话,并且把每一个字都存进了大脑的硬盘中。

  为了简单化,我把自己的能力说成是一种开关,其实确切地讲,更是一种选择。但心理上的选择很难描述清楚,所以我就打了个比方。幸亏我遇上了一位好医生。他善于倾听,不妄下判断。他坚定地相信医学尚有未解之谜,因此遇到未知的情况时,他不会盲目质疑。出院那天,我特意调拨了情绪的开关,满怀感激之情地拥抱了他。

  医院里的人研究了我好几周,甚至还就此写了几篇论文,最后还是爸爸妈妈把我拽回到相对正常点儿的世界里:我回到学校继续读一年级,并且在家中的地下室里建了个实验室。

  ***

  被囚禁的第3天,也就是离开面包车后的第一天,我们开始形成一种固定的相处模式。一日三餐都是他亲自端来,食物放在那个丑陋的瓷碟子上,牛奶装在白色的马克杯中,小小的茶杯盛着水,随后,他还会用大一点儿的茶杯再装一杯温水。每顿饭后,他都会收回放着空碟、空杯的托盘,并且提醒我,如果需要用洗手间,就从里面敲门。如果他没有做出回应,“就用那个铁桶解决”。我从来没用到那个铁桶,确切地说,是没用它来解决上厕所的问题。

  不过,在逐渐固定的相处模式中,时不时地会出现几个不速之客。每次他们来的时候,我都被蒙上眼睛,所以无法猜出他们的真实身份。但是,经历了第17天发生的事情后,我决心要记住所有特殊的细节,以便确定日后的复仇对象,不仅是绑匪,那些到囚室参观我的人也绝不能放过。至于要如何处置楼下厨房里的人,我还没想好,但是不急,还有时间,我可以慢慢考虑。

  被囚禁的第3天,囚室迎来了第一个参观者。他的手指冰凉,我猜测他的职业一定和医学有什么联系。于是偷偷地叫他“冷血医生”。第二个参观者是第4天跟冷血医生一起来的。冷血医生看了我之后,宣称:“目前来看,她身体很健康。”第二个参观者压低了声音问:“所以,这就是那个女孩儿?”我把他称作“废话先生”。

  他们要走的时候,冷血医生对绑匪说,最好让我保持平静,稳定情绪。但是,绑匪听了他的建议后,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措施来安抚我的情绪,直到第4天晚上我开口要了第14、第15、第16号装备。

  被囚禁的第4天,随着室内的阳光逐渐变得暗淡,地板又“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通过8号装备——锁孔,我意识到现在是晚饭时间了。他打开门,递给我托盘,上面放着食物、牛奶和水。又是乳酪蛋饼和面包。

  “给。”

  “谢谢。”

  “再来点儿水?”

  “好。”

  锁门声、水管声、水流声、脚步声:水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每次都这样?

  他转身准备离开。

  我把头低低地垂在胸前,尽可能地用最温顺、最忧郁的声音说道:“请等一下。我总是失眠,整夜睡不着觉,不知道这样下去身体会不会出问题……我是想,如果能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或者读读书,甚至画个画——只要一支铅笔和几张纸就好,如果能那样,我觉得说不定会……有所好转?”

  我身体紧绷,做好了心理准备,这番傲慢无礼的要求很可能会引来他的粗鲁谩骂甚至暴力殴打。

  他俯视了我一阵,然后咕哝着离开了房间,完全没有理会我的请求。

  大约45分钟后,地板传来熟悉的“嘎吱”声。我知道他回来了,跟往常一样来收走剩下的餐具。但是,门一打开,我就看到他抱着一台19寸的老电视机,上面还摞着一台长约12英寸的旧收音机,左臂下则夹着一沓纸和一个儿童用的长条塑料笔袋。笔袋是粉红色的,印着两匹小马,正是那种上学第一天买了、不到一周就会被弄丢的普通笔袋。我差点儿以为自己住在学校宿舍。即便真是如此,这里也是间废弃的校舍,只有我一个人。

  “别他妈的再要其他东西了。”说完,他就把托盘从我的床上一把拿起来,空碟、空杯东倒西歪,发出一阵“丁零当啷”的声音。他“砰”的一声甩上门走了。烦人的噪声也跟他一起走远,最后消失了。

  我拉开粉色笔袋上的拉链,没抱多大希望,以为里面不过只有一截钝铅笔罢了。

  天哪,不会吧!里面不仅有两支崭新的铅笔,还有一把12英寸长的尺子和一个卷笔刀!黑色的卷笔刀侧面印着数字“15”。这件东西太宝贵了,尤其是上面的刀片,我马上就把它列入了装备清单,编号15。第15号装备登场时,它自己身上刚好印着编号。我微微一笑,产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觉得这个卷笔刀是自主加入复仇大计的,就像一个响应召唤前来报到的战士。因此,我决定要用“15”作为逃脱计划的代号,至少也得是代号的一部分。

  为了让绑匪体会到我对他的感激,我插上第14号装备电视机,假装看了起来。我当然毫不在乎他的感受,但我们得利用类似的策略来蒙蔽敌人,让他们放松大意,感觉不到潜藏的危险,然后在时机成熟时,立刻拉动机关、打开陷阱,迅速地给他们致命一击。不过,或许也不必那么迅速,说不定死亡来得慢一些更好。我不能让他死得痛快,得让他受点儿折磨。我拆开铁桶,把提手锋利的一端当作螺丝刀来用。

  那天晚上,我是全世界最清醒的人。黎明时分,就连月亮也疲惫地褪去了光晕,露出惨白的一面,而我一直精神振奋,从第4天傍晚开始工作了整整一夜。

  第5天,他又用那个讨厌的瓷碟子来送早饭了,但根本没有注意到囚室内的细微变化。午饭时,他问我要不要再来点儿水,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意。

  “好。”

  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一无所知,丝毫没有察觉我已经开始实施自己的复仇大计了。

  ***

  我不在乎当时的新闻都是怎么说的,反正我没有离家出走。这还用说吗,我干吗要离家出走呢?没错,他们是大发雷霆,快要气疯了,但他们最终还是会站在我身边支持我的。毕竟他们是我的父母,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可你成绩一向那么好,还是荣誉学生,难道就不上学了?”当时,父亲这样问我。

  在诊所里,得知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状况隐瞒了七个月,对他们来说,简直难以置信。

  妈妈问产科医生:“她怀孕七个月了?这怎么可能?”尽管她不愿相信,但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她清楚地看到了我身体的变化。

  其实,我绝不只是“胖了一点儿”,乳房也变得肿胀,肚子更是又大又圆。我怀孕的事实已经显而易见了,妈妈不禁对自己自欺欺人的想法感到难堪,她垂下头啜泣了起来。爸爸把瘦长的手放在她的背上,有些慌张,不知该如何安慰这个几乎从不落泪的女强人。医生看着我,抿了抿嘴表示安慰,然后换了个话题,谈接下来的安排:“下周她还得来一趟,需要做一些检查。你们离开的时候,请到前台预约一下时间。”

  假如我当时能未卜先知,一定会更加留心,察觉到可疑之处。但是,我过于沉浸在爸妈的失望中,没有注意到前台护士的目光中闪烁着表里不一的奸诈,也没有注意到她那和善的外表下暗藏着的祸心。但我现在想起来了,当时我把这些信息下意识地记在了脑海中。那个护士的头发颜色很浅,近乎白色,紧紧地绾成一个发髻,她的眼睛碧绿,脸蛋用胭脂扑成了粉红色,当我们走近时,她只问候了我的妈妈。

  “医生说要什么时候见她?”护士问道。

  “他说下周。”妈妈答道。

  爸爸在妈妈身后徘徊,他把头向前探着,腿跟妈妈的腿前后重叠,他们俩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双头龙。

  妈妈心不在焉地用一只手摆弄着钱包,另一只手则垂在身侧,不停地张开、握住、张开、握住,仿佛攥着一个看不见的弹力减压球。此时,护士正低头查看预约簿。

  “下周二下午两点怎么样?哦,等等,她那个时间还在学校上课,对吗?她上的是远大高中吧?”

  妈妈很讨厌闲聊。通常,她都直接地无视那种跟谈话主题不相干的发问,对此嗤之以鼻。面对护士提出的这种不必要的问题,她一般会犀利地反问道:“她上哪个高中跟预约时间有关系吗?”对于浪费她时间的蠢人蠢事,妈妈总会很不耐烦。脾气暴躁、注重效率、严谨挑剔、井井有条、骄傲自信,这都是她的特点,而她的职业正是一名辩护律师。不过,那天她只是一位焦虑的母亲,于是她一边在包里摸索着日程本,一边草草地回答了护士的问题。

  “对,对。远大高中。三点半行吗?”

  “没问题。那我就把她安排在下周二下午三点半。”

  “谢谢。”妈妈忍耐着听完了她的话,然后立刻拽着我和爸爸走出了诊所。那个护士一直目送着我们,我也回望着她。当时,我以为她只是为了能在茶余饭后的闲聊八卦中有更多谈资,所以才会对一个来自“显赫家庭”的“不幸”怀孕少女感兴趣。

  她一定从就医记录中得到了我的地址,而且还通过对话知道我上的不是私立学校,这就意味着她猜到我是住在公立学校附近的学区,从而可以推断出我是步行上学的,途中要经过一条树木繁茂的乡间小路。于是,我就像一只送到嘴边的羔羊,成了这次狩猎最完美的猎物。她翘着鹰钩鼻,一边用眼睛斜视我,一边冷酷地算计着,在我们离开诊所的那一刻,她说不定已经想好了计划。也许是我的记忆出了差错,也许是我的臆想,但在回忆中,我仿佛看到她拿起电话,用手掩着粉红色的嘴唇窃窃私语,同时,她的绿眼睛片刻都没有挪开目光,一直跟我保持对视。

  最近三个月,妈妈一直都在外地,她去纽约南区参加一个案子的庭审了,否则她肯定能早些发现我身体的变化。在此期间,她周末回了一趟家,但我以“跟朋友去佛蒙特州滑雪”为由,有意避开了她。爸爸还坐火车去看了她一次,而我则独自留在家中,爸爸很放心,以为我是在地下室里乖乖地写作业、做实验。

  毋庸置疑,妈妈当然是爱我们的。不过,我和爸爸都知道,一旦她开启了“庭审模式”,我们就最好不要打扰她了。当妈妈处于这种“战争状态”时,她会心无旁骛,眼里只有胜利赢得审判这一个主题,而99.8%的时候她都做到了,胜率惊人。被告企业对她钟爱有加,原告方则对她恨之入骨。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部门都称她是“魔鬼的化身”。媒体通常也对她恶言相向,但那些报道和评论只会为她带来更多的客户,巩固她的名气。“邪恶”“冷酷”“死缠烂打”“残忍的阴谋家”这些词都是媒体用来形容她的,而她则用大字号把这些词打印出来,像对待艺术品一样裱进相框,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可是,她真的邪恶吗?不,我觉得她很温柔。

  爸爸不会对我发胖一事产生任何疑问,因为他只关注那些十分微小、难以察觉的事物,比如夸克和质子。他以前是海豹突击队的特种兵,现在是一名物理学家,专门研究医疗放射。在我怀孕期间,他正废寝忘食地为出版社写一本书,内容是关于用放射气球来治疗乳腺癌的。回想起来,他当时的状态和妈妈差不多。妈妈进入了“庭审模式”,爸爸进入了“赶稿模式”,他们俩都忙得天昏地暗,根本无暇关注我的身体情况。但我绝不是在指责他们,只是在陈述事实。走到这一步,我知道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我,当然还有另一个人,一起造成了现在的结果。可我并不后悔,有些人也许会把这件事称为“错误”,但我不会。

  从诊所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尽可能安静地坐在后座。爸爸妈妈都坐在前面,他们没有相互指责,而是紧紧握住对方的手来彼此安慰。我觉得妈妈可能会自责痛苦,所以我试图告诉她,她的事业跟我的处境毫无关系,“妈妈,我并非有意如此,但是请相信我,就算你不工作,每天待在家里烤饼干,这件事还是会发生的。使用乳胶安全套,平均有0.02%的概率会避孕失败……”我停了一下,因为我听见爸爸不安地叹了口气,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往下说,毕竟科学是客观的,“概率虽小,却不是绝无可能。我现在门门功课都还是优秀,我不**,而且一定会完成学业。我只是需要你们的帮助。”

  不出所料,妈妈劈头盖脸地发表了长篇大论,表达她的失望之情,说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负担起生养孩子的责任,说我本该享受少年时光并专心申请大学,结果却做错事让生活变得无比艰难。

  最后,她说:“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隐瞒起来,选择自己面对!我、我真是不懂!”她的眼睛因忧虑而显得疲倦、黯淡,我从未见过她这个样子。确实,她以这种方式得知我怀孕的消息,实在是太突然了。

  她一直在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她,但我始终没有回答,因为坦白来讲,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才能让她满意。当你经常让情感开关保持关闭状态时,你就会习惯一个人解决问题,一个人面对现实。现实就是,我的确怀孕了,就算告诉妈妈也于事无补,反而会打扰她工作。我知道,这种想法也许令人费解。不过,像这样回头讲述我的经历,也许能帮助人们乃至我自己更好地理解这种过于理智的抉择吧。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爱你的,非常爱你。我们会熬过去的。我们会一起熬过去的。”妈妈说。在那一周剩下的时间里,她一直像念咒语似的喃喃地重复着“我们会熬过去的”,用这句话来安慰她自己。一旦平静下来,她便恢复了一贯的冷静,开始着手解决问题。首先,她给办公室打电话,说自己要下周一才能回去。然后,她买了产妇适用的维生素,还把书房改造成了育儿房。我一切都听从她的吩咐,她对我的支持让我如释重负、满怀感激。闲暇之时,我也曾试着松开控制害怕的情绪开关,结果发现,原来自己内心其实也对未来感到惶恐不安。

  接下来的周一,也就是跟诊所约好要进行产科检查的前一天,我穿上带内衬的黑色雨衣,抓了把雨伞,准备去上学了。我的背包里装着书、弹力裤、运动内衣、短袜还有替换的内衣——这些都是为放学后的瑜伽练习准备的,我并没有报什么瑜伽课,不过,我从图书馆偷拿了一本孕妇指南,正按照上面的建议自学瑜伽。由于这几个月要对父母隐瞒怀孕的事实,所以我也没告诉他们我在练习瑜伽。结果,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我就像是带着一堆换洗衣物离家出走一样。

  我把背包搭在肩上,弓着背,刚走出门,就停了下来。糟糕,我忘记带美术课要用的图钉和染发剂了。还有午饭。我最好带两份午饭,免得练瑜伽时饿晕过去。我没关门,直接转身进屋,走到了厨房的杂物桌前,把背包放下,匆匆地抓起一大包图钉——那是妈妈从律师事务所的库房里拿给我的——还有染发剂,把它们都丢进背包。然后,我做了四个花生果酱三明治,拿了一整罐花生、一串香蕉和一瓶两升的水,因为担心会迟到,也没有收拾,直接把它们都塞进了背包。别忘了,我正值食欲旺盛的十六岁,再加上怀孕这个特殊状态,吃得多也不算奇怪!

  我后面背着鼓囊囊的大包,前面挺着圆滚滚的肚子,看上去就像是两条细腿顶着一个没画好的圆圈。由于上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不得不艰难地维持身体的平衡,出门向碎石车道走去。走到院子门口的邮筒旁时,不知为何,我忽然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望自己的家,那是一栋有着复折式屋顶的棕色房子,前门是红色的,掩映在松林之中。我觉得,当时我是想看看父母的车是不是都开走了,从而确定他们是否已经回去工作了——回归他们的正常生活了。在家里突然发生了这起意外事件后,如果他们能像平常一样生活,会让我更有安全感。

  沿着碎石车道走到头,我来到了路口,虽然有两个分支,但实际没什么分别,我既可以左拐,也可以右拐:左边的路通往学校的后门,右边的路通往学校的正门。我曾经算过走这两条路线到学校分别需要花多长时间,走左边需要3.5分钟,走右边需要3.8分钟,差别非常小。因此,我每天的选择都是看心情的。然而,在周一那天,我选错了。

  我选择了向右,躲在黑色的大伞下,一直顺着车行方向走着。硕大的雨点打在伞上、落在地上,仿佛是一场空袭,又像是当年那个持枪歹徒的扫射。每一次我听到这种声响,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一年级,想起火灾报警器的声音,想起警察制服持枪歹徒那令人欣慰的场面。我分神了,沉浸在对可怕往事的回忆中,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潮湿、阴冷、泥泞的早晨正是悲剧的序幕,我正一步步走入险境之中。

  如果我选择了向左走,他就无法利用面包车从我身边开过的时机,出其不意地掳走我了。因为左边的线路上只有一小段车道可以供他作案,那段车道很短,不过五秒钟的车程,他得在我经过那一刻正好把车开过来,还得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抓上车,可想而知,难度非常大。但是,在右边的线路上作案就容易多了。我觉得,他们一定早就计划好了这次绑架事件,而且还预演过了。起初,我以为他们觉得我很有价值。一个年轻健康、金发蓝眼的美国女孩儿,学业优异,家境富裕,有望在科学领域大展宏图,而且现在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健康的男婴。我做过一系列前沿实验、成果展示、科学模型和研究报告,并因此获得了无数奖项。六岁之后的每一年,我都去参加科学夏令营,并且受邀参加各类竞赛。在父母的帮助下,我用最新的实验器材在家中的地下室里建了一个实验室。那些商店里卖的显微镜根本达不到我的要求。我的实验器材跟著名大学和国际制药公司里用的是一样的。对一切事物,我都喜欢研究、测量、计算。不论是物理学、化学、药学还是微生物学,我都很感兴趣,我痴迷于一切充满规则、对比、运算和可证理论的工作。我沉醉在科学的世界,爸爸妈妈都工作繁忙,他们对我表示爱的方式就是拿出大笔金钱来支持我的爱好。刚被绑架时,我觉得,一定是因为我和我的孩子都价值连城。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绑架我,既不是要利用我的智慧,也不是为了勒索赎金。

  那天,在我右拐后走了大约二十步,一辆栗色的面包车突然出现了,伴随而来的是一阵微风和一声惊雷。面包车开过我身边时,一侧车门突然被推开,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从左边一下把我拽上了车。动作迅速而敏捷。他将我推向一张扶手椅,面包车内的地板是一层波纹状的金属皮,扶手椅被螺栓固定在上面。他用一把枪指着我的脸,枪口碰到了我的牙齿,味道就像吃饭时不小心咬到叉子,独特的铁器味道在嘴里徘徊不去。一辆轿车呼啸而过,带起零星的水花溅在人行道上,没人注意到我陷入了困境。我本能地用双手护住肚子,他的目光捕捉到了这个动作,于是便移动枪管,指向我的肚子。

  “别动,不然我就开枪打死这个孩子。”

  我吓得一动不动,屏住呼吸,原本狂跳的心脏仿佛停住了。我通常不会吓成这样,只有事态极度严重时才会如此。在被囚禁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能控制情绪,保持镇定。但是那时在面包车上,因为受到过度的惊吓,我只是呆呆地坐着,他把我往前推,拽下了我背上的背包,扔在车里,旁边是我那把还没收起来的雨伞。面包车另一侧内壁上用松紧绳挂着一个橄榄色的小火炉,他把枪放在上面,然后扯开我护在肚子上的手,用牛皮胶布把我的手腕和胳膊都捆在椅子的扶手上。不知为何,他还用一块绿色油布草草地把我的眼睛蒙了起来,至今我都不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我都看到你的脸了。我已经看清你豆子般的黑眼珠、胡子拉碴的大圆脸和丑陋的相貌了。

  转眼间我就被他拽上了车,都是因为我选择了向右走,他才有机会把车开过来,并从左边袭击了我。

  他将雨伞收了起来,扔到面包车后排,然后重新拿起枪,弯下腰爬到前排的驾驶座上。这些都不是我看到的,而是听到或感觉到的,我仔细捕捉着空气里的蛛丝马迹,搜寻着分秒间的声音变化。正是这些时空中的微小粒子,组成了我现在一次次回放的记忆。

  “你要带我去哪儿?”我对他大喊道。

  他不说话。

  “你要多少钱?你要多少,我爸妈都会给你的。求求你放我走吧。”

  “我们不要钱,臭丫头。我们要你生下这个孩子,然后你就可以跟先前那些一文不值的丫头一起烂在矿井里了。从现在开始,你他妈的给我闭嘴,否则我绝对会立马就杀了你。屁都别放,明白了吗?”

  我没有回答。

  “你他妈的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这番对话倒是真实发生的,并非我在回忆时推理猜测的。回答了他的话以后,我把脚悄悄地踩在了背包上,防止它从我身边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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