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性鲁莽，为此吃了不少亏。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从学校的二楼跳了下来，结果伤了腰，躺了一个星期都没起来。有的人也许会问：“怎么敢这样胡闹？”说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因为某个同学的一个玩笑。当时我正从新建的二楼探出脑袋向窗外张望，这位同学便对我挑衅道：“胆小鬼，任你平时再嚣张，也断然不敢从这里跳下去。”我是被校工背回家的，父亲见此情景瞪着眼睛大骂道：“哪有人笨到从二楼跳下来就伤着腰起不来的！”我还嘴硬地回道：“我下次再跳给你看，一定不会受伤了。”

　　一天，亲戚送了一柄西洋刀给我。我拿着这把刀，将其对着阳光，刀刃闪闪发亮。朋友一边看着刀，一边说道：“亮是够亮的！就是不知道够不够锋利。”听闻此言，我立刻保证道：“怎么会不锋利，它什么都能切，不信我切给你看。”他继续道：“既然如此，那你切下你的手指试试。”我当然不能服软：“手指就手指，你仔细瞧好了。”正说着我便真的将自己的手递上了刀口，然后沿着拇指的指甲斜着切了过去。然而，刀子太小，指骨太硬，所以我的拇指至今还是完整无缺的。不过，这道疤痕怕是要留在我手上一辈子了。

　　沿着我家的院子朝东走，大约二十步的距离，然后再往南走，就可以看到那里有一处高地。其实那是一片菜园，正中心的位置长着一棵栗树。于我而言，这棵树上的栗子简直比我的命还重要。每年栗子成熟的时候，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穿过后门去摘些栗子，然后带着去学校吃。

　　菜园的西边是一家当铺，叫“山城屋”。当铺有个小孩儿，是老板家的儿子，十三四岁的样子，叫勘太郎。在我们大伙儿看来，他就是个包。不过，他的胆子虽然小，却敢来偷栗子。要知道，他每次都得翻过四道围墙才过得来。

　　一日傍晚，我事先藏在了折叠门的后面，然后当场抓获了前来偷栗子的勘太郎。事发突然，勘太郎毫无准备，只得奋力地向我扑过来。他比我早生两年，即便胆子再小，力气却比我大。他的脑袋对着我的胸就撞了过来，只是一没留神，整个脑袋都钻到了我那宽松的和服衣袖里。我的手就这样被卡住了，也没有办法自如地活动，只能用力地摇晃手臂，而勘太郎的脑袋也跟着在我的袖子里左摇右摆。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便在我的手臂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这一下疼得厉害，我就拽着他走到了篱笆旁，用腿别住了他，一下子便将他推倒在了隔壁。菜园要比山城屋的地面高出六尺的距离，勘太郎栽倒了过去，这第四座围墙的篱笆就损毁了一半，而他本人则昏倒在自家的院子里。与此同时，我的一只衣袖借力被撕了下去，我的那只手也就此恢复了自由。当晚，母亲知道这件事后，特意跑到对方家里道歉，顺便还把我衣服上那只撕掉的袖子要了回来。

　　除了这些，我还干了好多淘气的事。

　　有一次，我带着木匠家的兼公和鱼贩家的阿角，一起去了茂作家的胡萝卜园，结果把那里的菜地弄得乱七八糟。种在那里的胡萝卜，芽都还没有全长出来，上面被铺了一些稻草，我们仨就在那上面玩了好长时间的摔跤。可想而知，那些待发芽的胡萝卜，就这样被我们踩烂了。

　　还有一次，我把古川家地里的水井给塞住了，人家还找上门来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我们那里的水井是灌溉稻田必备的一种设备，用的是那种特别粗的江南竹，人们将其内里挖空后，插入土中，以此引流。当时的我哪里知道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只是贪图好玩儿，便往竹管里塞满了石头、木棍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直到不再往外流水了才肯回家吃饭。古川因此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通，最后我家赔了钱才算了事。

　　父亲打小就不太喜欢我，母亲也更疼爱哥哥。哥哥的皮肤天生白皙，他喜欢模仿戏子，最爱男扮女装地演花旦。父亲每每看到我都要教训一番，还一边感叹：“你这个不成器的家伙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母亲见我这样也要说：“你一直这么胡闹下去，将来看你怎么办！”父亲的预言没有错，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家伙；母亲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没有被抓去坐牢，大概已经算活得不错了。

　　母亲去世的前两天，我在厨房翻跟头，一不小心撞到灶台上，肋骨疼得厉害。母亲为此大动肝火，说不想再见到我了，无奈之下我暂时搬去了亲戚家。谁知很快，竟传来了母亲病逝的消息。母亲走得很突然，我若知道她病得如此严重，我一定会听话一些的。我满心愧疚地赶回家，哥哥见到我很生气，骂我不孝，说如果不是因为我，母亲不会这么快离开我们。哥哥的责怪我难以承受，一气之下还打了他一耳光，结果是我又被爸爸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母亲就这样走了，扔下我们父子三人过日子。父亲在家什么都不做，却整天说别人没有用，主要是说我。一个人到底怎样算没用，他自己大概也不知道。天下竟有这样莫名其妙的父亲。

　　哥哥一心要成为实业家，于是每天疯狂地学习英文。他生性狡猾，像女人一样，因此我们互相看不顺眼，几乎每十天就要打上一架。有一次我俩下象棋，他用卑鄙的手段引我上钩，欲置我于死地，见我无路可走了，便开始嘲笑我。我实在气不过，抓起手中的棋子就向他丢了过去，结果砸在了他双眉之间。他发现眉心处破了皮，伤口还在流血，于是马上去找父亲告我的状。这件事情让父亲大为恼火，甚至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见此情形，我也有些绝望了，心想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还好女佣阿清为我求了情，她来我们家有十年了，父亲抵不过她哭着替我道歉，总算平息了怒火。尽管如此，我对父亲还是没有丝毫惧怕之意，只是觉得难为了阿清。

　　据说阿清的出身是非常不错的，可惜明治维新后，家族便开始走向没落，这才出来当帮佣的。说来也奇怪，所有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佣对我比较好。母亲走的时候都不愿意见到我，父亲更是拿我没办法，周围的人也把我当作横行霸道的坏孩子躲得远远的，只有阿清最疼我。别人怎么对我都无所谓，反正我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废物，我也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喜欢我，但阿清对我的特别照顾倒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她总是趁没有人的时候，在厨房悄悄地对我说：“你性格直率，这是品行好的表现。”阿清对我的评价着实令我感到费解，我的确想不通：如果我真的性格好的话，怎么会除了她之外，没有人待见我呢？于是每每听到她这样讲的时候，我都会告诉她：“我最不喜欢听这些谄媚的话。”阿清似乎更开心：“正因为如此，才说明你品行好。”她似乎觉得这样的鼓励能够改造我，并认为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这让我觉得十分别扭。

　　母亲去世后，阿清比以前还要疼我。那时的我年纪尚幼，却总觉得有些奇怪，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对我那么好。虽然没有什么不好，但这样的特殊待遇我宁可不要，可这样想的时候我又觉得对不住她。不管怎样，阿清对我一直照顾有加，甚至时常拿出自己的零用钱给我买馅饼儿或煎饼吃。天气冷的夜晚，她还会提前准备好面粉，然后悄悄地给我端来一碗热乎乎的汤面，有时还会给我买砂锅馄饨。除了吃的，她还为我准备鞋子、铅笔、笔记本等各种用得着的东西。

　　还有一次更离谱，在我没有向她开口的前提下，她强硬借了三块钱给我。当时她以为我在为没有零用钱而苦恼，于是主动拿了钱到我的房间。我自然不肯收，但她一直强调不能没有零用钱，非得让我收下。我拗不过她，只能硬着头皮说算是向她借的。后来，我高高兴兴地把那三块钱包好，装在了衣服口袋里。结果上厕所的时候，我没留意，钱袋一下子掉到马桶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得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阿清，接着，她找来一根竹竿将里面的钱袋捞了出来。隔了一会儿，井边就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我出去一看才知道，是阿清挑着竹竿在清洗上面挂着的钱袋。清洗过后，她将里面的钱拿了出来，可惜那些纸钞被水泡过之后，颜色都晕开被染成褐色了，花样也都看不清了。她又找来火盆将钱币烘干，然后放在我面前说：“这样就好了！”我凑近闻了一下，说道：“还很臭呢。”她只好说：“那这样吧，我去给你换一下。”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回来的时候手上就变成了三块钱的硬币。那三块钱最终是怎么花掉的，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记得当时我说过要还她钱的，却始终没有还。如今，我就是想十倍还给她，也没有机会了。

　　阿清每次送我东西都偷偷摸摸的，不让父亲和哥哥知道。然而，我最讨厌的就是有什么好事还要背着别人独自享受。我和哥哥虽然合不来，但阿清送我点心和彩色铅笔这些事，我从来不瞒着他。对此，我也曾经问过阿清为什么只对我一个人好，阿清的回答是：“你哥哥有你父亲疼着，少不了这些东西。”在阿清看来，父亲就是偏心，所以对我格外好。可她不知道，尽管父亲比较固执，却并不偏心。老太太有这样的偏见也不是不能理解，虽然出身名门，但她并未受过什么正式的教育。

　　她也是一个偏执的人，从她对我的疼爱程度便可看出。她甚至坚信我将来会有大出息，成为人中龙凤。然而，对于我那读书比较用功的哥哥她却看不上眼，觉得他除了长得白白净净的，其他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面对这样一个固执的老太太，谁都拿她没办法。这分明就是她的偏见：自己喜爱的人，将来一定能够飞黄腾达；自己不喜欢的人，日后只会是一个落魄不堪的下场。原本我对自己也并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总听阿清这样讲，连我自己都觉得将来搞不好真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真是可笑。还记得有一次我问阿清：“我的前途到底会是怎样的呢？”她一时也答不上来，只说我肯定会有私用的黄包车，会住上气派华丽的大房子。

　　阿清特别希望我有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样她还要和我一起住。她还时不时地央求我，说将来一定要让她住进我家。她总是这么说，好像我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似的，但我还是会答应她：“好啊！”但她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她会很认真地问我是住在町好呢，还是麻布好。她还说庭院里最好有一个秋千，什么西式房的话只有一间就够了，等一系列想象，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幻想里。那时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房子的事情，更别说考虑西式或日式的问题了。于是，我很直接地告诉她：“我才不稀罕这些呢！”如此一来，她更欣喜，夸赞道：“你不贪心，心地好。”总而言之，不管我说什么，她都觉得好。

　　母亲刚刚离开的五六年里，我在家里的生活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父亲还是经常骂我，我还是会时不时地跟哥哥打一架，而在这之后阿清照例都会拿些糖果来安慰我。面对这些我早就习以为常了，也从没有奢求过什么，因为我觉得其他的孩子应该也都是这样过来的。只不过，阿清看到我的时候总要感慨一番：“你这孩子真是可怜啊，实在是不幸啊！”渐渐地，我也开始觉得自己可怜了。其实，除了父亲常常不给我零用钱这一点，我也没吃过什么苦，但就这一点也足够让我头疼的了。

　　母亲死后的第六个年头，正值春节期间，父亲患上了脑中风也去世了。那一年的四月，我在一所私立学校读完了中学。六月份的时候，哥哥也在就读的商业学校毕业了。初入社会的他，在九州的一个什么分公司谋得了一个职位，因此，他本人也要搬到那边去住了，而我还要继续留在东京完成学业。哥哥提出要卖掉房产，他打算把这边的一切都处理妥当之后再去上班。对此，我没有任何意见，我本来也不想接受他的照顾。就算他有这个心，也经不起我们时常打架，他早晚会厌倦的。而且，一旦接受了他的照顾，我在他的屋檐下就不得不低头了。当时我已经想开了，最不济我还可以给人家送送牛奶，照样能养活自己。

　　哥哥找来专门收旧货的商人，将祖辈传下来的那些破烂东西全部低价处理了。老宅子经人介绍转手给了一位财主，卖了不少钱，数目究竟是多少，我也不清楚。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我已经住到了神田的小川町，在没有确定自己的去向之前，我都要暂住在那里。老宅子卖给别人后，最难过的人是阿清，毕竟她在这里住了十多年。但到底不是自己的房子，她舍不得也没有办法，只是时常跟我嘀咕：“如果你的年龄再大一点儿就好了，准可以把这家业继承下来。”这不过是她的妇人之见，以为年龄大了就可以取哥哥而代之继承家业。若真像她说的那般，又何须等到年长，随时都可以继承了。

　　我和哥哥是分家了，但安顿阿清的问题比较难办。哥哥是肯定不会带阿清去九州的。当然，阿清也绝不愿意跟哥哥走。而我，当时还住在一个只有四个半铺席的便宜公寓里，房东要是让我搬的话，我就得随时滚蛋，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只能问阿清自己是否有更好的打算：“你有没有想过到别的地方去帮工？”阿清回答说：“你还没有成家立业，在你有自己的房子之前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只能先去投靠我的外甥。”

　　阿清的外甥在法院工作，是一名书记官，日子过得还可以，以前有好几次都想把阿清接到他家里去。可是阿清觉得：“虽然是做女佣，但还是生活在待了十多年的地方自在。”眼下没有办法了，她才想到去那儿的，给自家的外甥帮忙，总比到陌生人家去干活要好，自己人多少还能关照些。不过，她还是不停地叮嘱我，要早点儿成家，说是等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后，便搬回来伺候我。这样看来，她对自己的外甥还不如我这个外人亲。

　　哥哥在临走前的两天给了我六百元钱，说随便我怎么用，可以当成做生意的本钱，要是我想继续读书的话，这笔钱就当是学费。至于以后嘛，他自然是不会再管我。哥哥能做到这样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就算他没有给我这笔钱也没什么，我一样能够活下去。不过，他这异乎寻常的慷慨作风倒是蛮合我意的，我也痛快地收下了钱，并道了谢。除此之外，他又额外拿出了五十元，让我转交给阿清，我自然要替她收下。两天后，我们在新桥火车站告别，从此便再也没见过。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六百元钱究竟该怎么花。如果做生意的话，这区区六百元够干吗用，根本做不了什么像样的买卖，还不够麻烦的。就算能做，我这横冲直撞的性子早晚也是要吃亏的，以后也没法挺直腰杆跟人家说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所以，我还是觉得继续念书比较好，何况这点儿钱用来经商根本就不够！我把这笔钱平均分成三份，如果每年只用两百元的话，那也够我上三年学了。这三年我要是努力一些的话，大概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于是，我又开始琢磨，究竟该去读哪所学校。说起来，我对每一门学科都不太感兴趣，尤其讨厌语言文学。所谓的新体诗，二十行里面我是一行都不通。反正，对于那些不感兴趣的东西，我看都懒得看一眼。忽然有一天，我经过一个物理学校，看到他们正在招生，心想这大概就是缘分，想都没想要了份简章就报了名，当场就办理了入学手续。不得不说，这又是生性鲁莽的我做出的一个错误决定。

　　三年来，我付出的努力也不比别人少，无奈天资太差，成绩排名总是很靠后，每次都要在最后几名找我的名字。说来也奇怪，我这样的成绩在学校混了三年，居然也能够毕业，仔细想来自己都觉得可笑。然而，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反正顺顺利利地毕业了。

　　八天过去后，校长突然找我，我还以为有什么紧要的事，马上跑去了他的办公室。校长告诉我，四国那里有一所中学在招聘数学老师，每个月四十元，问我想不想去。话说读书的这三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一名老师或者要到乡下去。然而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其他的任何打算，便一口应了下来。而这便是我生性鲁莽的又一例证。

　　既然我已经应承下来了，自然就会去。三年来，我始终窝在这四个半铺席的房间里，没有人再骂我，我也没再跟别人打过架。如此想来，这段时光可谓是我人生当中最安逸平静的日子，可惜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其实从小到大，我就离开过东京一次，还是上一年级时跟班上的同学远足去镰仓。这次我要去的地方可不会像镰仓离得那么近了，而是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在地图上找了一下，发现是一个靠海的地方，也就针尖儿那么大，想来也不是什么好地方。我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座城镇，又或者住着什么样的人。不过，这些都无所谓，去了就知道了，只是多少会有些不安。

　　老宅子卖掉以后，我还经常去阿清的外甥家探望。她外甥相当不错。每次我去的时候，只要赶上他在家，他都会很热情地招待我。当着我的面，阿清总要跟她的外甥夸赞我一番，甚至打包票说我将来毕业后能够在町那里买一座大宅子，而且很有可能会在政府机构工作。每次听她这样吹嘘，我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尴尬得要死。我遭遇这样的窘境可不是一次两次了，她甚至还说过我小时候尿床的事。面对阿清这样絮絮叨叨的夸赞，不知她的外甥会有怎样的想法。阿清是旧时代封建传统的女人，在她的思想里，我们之间是主仆关系，她把我当成她的主子，便觉得我也是她外甥的主子。她的外甥还真是不走运呢。

　　在准备离开的三天前，我又去看了阿清。她感冒生病了，正躺在一间朝北的三铺席的房间里休息。她看到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张口便问：“哥儿，你什么时候才能成家买房子啊？”

　　在她眼里，我就是一个一毕业就能挣大钱的了不起的人物。她现在还叫我“哥儿”，也真是够荒谬的。我只能实话告诉她：“我现在没有房子，而且马上还要到一个很远的乡下去。”听到这样的结果，她顿时就泄了气，一个劲儿地抓弄自己花白的鬓发。我不忍心看她这副可怜样，便安慰道：“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最多到明年夏天。”尽管这样，她的脸色还是很差。我又问她：“你喜欢什么土特产吗？我可以给你带回来。”她说：“我想吃越后产的麦芽糖，用竹叶包的那种。”什么越后产的麦芽糖，还是用竹叶包的，我听都没听过，这地理方向也不对啊。于是我告诉她：“我要去的地方是乡下，不一定有这种竹叶包的糖。”她又问我：“你要去哪里？”我说：“西边。”“那么是在箱根的那一侧还是这一侧？”她又追问道。我拿她没办法了。

　　离开的那天早晨，她还过来帮我打点行装。来的路上，她在路过的杂货店里买了牙膏、牙刷、毛巾等，全部塞进了我的帆布包。我不想要，但她才不理会呢，非要给我带上。我们俩一同坐黄包车来到了火车站。我上了火车后，她还在月台上紧紧地盯着我瞧，小声地对我说：“我们以后怕是再也见不到了，你自己要多保重啊。”她的眼中全是泪，我也差点儿哭了出来。

　　火车终于开了，我心想她也该走了，就伸出脑袋看了一眼，结果发现她还站在那里，只是她的身影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