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02年，在我写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以前（这已经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事情了），我并没想过要写一部关于音乐学方面的著作。当时，我正处在一个苦难骚乱的时期，深陷那场既可毁灭又能更新一切的暴风雨之中。无奈之下我逃了出来，离开了巴黎。

　　我来到童年伙伴的身边，暂避了十天。而这个可以庇护我的人，就是那个在人生的战斗中，曾多次给我力量，支持过我的人——贝多芬。当我来到贝多芬的故乡波恩时，我在那里重新寻觅到了他的影子，以及他往日的老朋友们。在科布伦兹，我从韦格勒夫妇孙子的身上，似乎又见到了他们夫妻俩的影子。在美因兹，我听了一场由维恩加特纳[菲利克斯·维恩加特纳（1863—1942），也译作菲利克斯·韦恩加特纳。奥地利著名指挥家、作曲家、作家。

　　]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后来我有机会与他单独相对。我们在潮湿灰暗的四月，漫步于雾气弥漫的莱茵河畔。我们倾诉心曲，而我竟完完全全地被他那种痛苦、勇气、欢乐与悲哀所感染。我跪倒在地，他却用他那强有力的手将我扶起，并且为我的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又勇敢地踏上返回巴黎的路。此时的我深受鼓舞、信心倍增；我与人生重新缔约，并为上帝演唱了一首痊愈者的感恩曲。而这支感恩曲正是这本短小的书。它最初由《巴黎杂志》发表，后由贝玑[贝玑（1873—1914），法国诗人、作家。本书中的《贝多芬传》曾在他所主编的《半月刊》上刊载。

　　]再版。我丝毫没想到这本小书会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出来。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很抱歉，我在这里赘述了这些枝节。可是现在有一些人会从这支颂歌中寻找按照严格的史学方法创作的著作，所以我应该对此给予回答。有些时候，我会充当一个史学家。我在几部书中对音乐学尽到了一定的义务，诸如在《亨德尔》和有关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但是，《贝多芬传》绝非是为了学术研究而创作的，它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鼓励的歌。它复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感谢救世主。有一点我很清楚，这个救世主被我改头换面了，但所有的信仰与爱情的行为都是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种行为。

　　本书出版以后，人们争相购买，使它交上了好运，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那时候的法国，有数百万理想主义者被压迫，他们急切盼望着一个解放的呐喊。而他们却从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它，于是纷纷找到他，恳求他。所有在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们，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这些音乐会就像是弥撒祷告时演唱着“天主羔羊”[“天主羔羊”，天主教弥撒曲的开头。

　　]的教堂那样受欢迎。没有人会忘记那些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痛苦不堪的脸庞！今天活着的人们与昨日的人们相距甚远。（但他们是否会与明日的人们靠得更近一些？）在二十世纪头几年的这一代人中，不知有多少队列被一扫而光：战争就是一个深渊，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消失在这个深渊之中了。只有我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依稀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之手，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而他们已从中认出了自己。

　　不几天工夫，这本由一个无名者写的小册子，已经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里走了出来，在读者手中流传开来。于是，它就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我把这本小书重新读了一遍。尽管它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我也不想再做什么改动了。因为它应该保留它的原始模样，以及伟大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之际，我不仅要缅怀这一代，也要颂扬这位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贝多芬，纪念这位教会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人。

　　罗曼·罗兰

　　1927年3月

　　“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哪怕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能背叛真理。”[此语出自贝多芬1792年《手记》。

　　]

　　——贝多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