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故事之前，请允许我先打一个比方。

　　假如，你生在一个农家，有一大片庄园、几十亩良田、上百口子人，宗族繁茂，人丁兴旺，家产丰厚。你父亲过世了，你以长子的身份继承了这份家产，成为这个家族的领导者，照着电影《少爷的磨难》里陈佩斯一句流着口水的话问：这么多钱，全是我的了？

　　没错，全是你的了。

　　那年，你只有十八岁。或许好多人听到这里也开始流口水了，十八岁，就继承了这么大一份产业，用不着四处投简历找生计，也不用埋在高中课堂的题海中头悬梁、锥刺股，更不必在单位里当小弟、马仔，战战兢兢地瞧着领导大哥的脸色行事。十八岁的年纪，就已是家产万贯，独掌大权，呼风唤雨，吃喝不愁不说，想砍谁想整谁，使个眼色就有人抢着替你办，看上的女人，欢喜谁就要谁。这日子，想想都爽，咋能不流口水？

　　且慢艳羡，话还没说完呢。

　　家业是大，可打从你爷爷那辈算起，攒下的麻烦也不少。

　　先是财产问题，你爷爷和你爸爸那两代折腾得太厉害，到了你这辈，账上已没多少余钱了。钱不多，用钱的地方可不少，种地打粮、维持祖产、看家护院防贼防盗，还有家丁、奴仆、管家的工资，再算上家里的亲戚还有你自己老婆孩子的日常生活开销，一大堆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样样都得从你手上一分一厘地抠钱，家大业大？真过起日子来紧巴巴的呢。没钱，咋办？

　　日子寒酸也就算了，可自你爷爷那辈开始，用人办事就像患了白内障，好不容易有几个能办事的管家助手全都被开除了，剩下的全是些奸诈小人，除了逢迎拍马，就是成天想着刮家里的油水，办起正事来啥都不会。你会说，那不简单，治他们不就完了？

　　简单？这帮人全都是老油条，心机狡诈不说，相互还勾连一气，上上下下全是他们的亲信，你明知道他们成天里吃拿卡要挖家里的墙脚，却一点儿把柄都捏不住。辛苦到头的土地收成，你得不到多少钱，全便宜了这帮孙子了。咋办？

　　老天爷也和你过不去，这几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水。种地，说到底就是靠天吃饭嘛，可要么大雨要么毒太阳的一闹，一年的收成就泡汤白干了。你不干？佃农们还不干呢，本来就被你的那些管家们欺负够了，连老天爷都欺负人，还不都造了你的反？从你爷爷到你爸爸，那些佃农们就没消停过，不是这边罢工不干，就是那边要夺你的权，摁下葫芦起来瓢，咋办？

　　家里的事就够乱了，外面的事，才真叫麻烦呢。

　　你家的西边和北边都有一大群土匪，本来你老祖宗是条好汉，派人把他们修理消停了。可你老祖宗一死，他们又开始闹腾了，隔三岔五地都要光顾你家几回，不是抢你的粮食，就是杀你的人。打他们？你爷爷当初是想打他们，带人出去扫荡了一圈，不但没管用，连你爷爷本人都被人家绑了票。到了你这辈儿，你养的那些护院家丁老的老、病的病，打得过这些刀头舔血的亡命徒吗？连你家的围墙都年久失修，东一块补丁，西一块缺口，挡得住吗？

　　更要命的是，西边的土匪还好，从你家地面刮点儿油水就算了。北边的土匪还是一群有理想的土匪，成天惦记着你家的良田，恨不得有一天全占了去。你在他们的眼里是一大块滚着油的肥肉，他们匍匐在你家的北边，仿佛一群望着肥肉流口水的饿狼。

　　赶不走又打不过，咋办？

　　说了这么多的“咋办”，你还羡慕吗？这不是一笔财产，而是一大堆麻烦。

　　里面日子过得惨淡，外面还有一大堆土匪惦记着，这就是你继承这份家业的结果。一家之主的威风是权力，可解决这些麻烦却是你的义务，你咋办？

　　且让我们把这个农庄的规模扩大一万倍，变成一个国家，你的身份也随着扩大了一万倍，从户主变成了皇帝，自然这些麻烦也跟着扩大了一万倍。唯独没扩大的是你的年龄，虽然叫着“万岁”，却实在只有十八岁。这么多的麻烦，全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来。你咋办？

　　好多人也许会说，我不干了还不行吗？我还是老老实实找工作投简历做马仔好好学习去，谁爱干谁干，麻烦！

　　是啊，你可以选择，有人却不能选择，比如明孝宗朱祐樘。1487年，他继承明朝帝位，次年改元弘治，他接下的正是这一大堆麻烦。

　　此刻，他只有一个选择：当个好皇帝，解决这些麻烦。

　　都是些什么麻烦呢？

　　那一年，明朝北边鞑靼部、西边瓦剌部持续骚扰北部边境，从河北到山西，皆遭受荼毒无数，百姓死伤惨重，财产损失无数，大明帝国北部边防狼烟四起，尸横千里。

　　那一年，河南遭受特大洪灾，黄河泛滥，中原大地尽成汪洋，怀庆、宣武等地城墙坍塌一千一百八十八丈，漂流军卫有司衙门、坛、庙、居民房屋计三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间，淹死军民男妇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七人，漂流马骡等畜十八万五千四百六十九头。

　　那一年，陕西地震，震级高达七级，房屋毁坏无数，仅长安一城，死者就有数千，连关中地区数座大山也崩塌。灾民流离失所。

　　那一年，国库几无余钱，内阁官员消极怠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政府工作效率低下，对政事的处理极其迟钝。民间有戏言：大明内阁，是纸糊的。

　　还是那一年，厂卫残暴，特务乱窜，百姓人人自危，口不敢言。妖僧法师肆意横行，诓骗国家钱财。地方官员上行下效，贪墨害民，只知刮地三尺，不知为民解忧。土地兼并严重，无地农民日益增多，几酿民变。

　　那一年……总之，全是之前比喻中放大了一万倍的麻烦，实实在在压在十八岁的朱祐樘的脑袋上。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麻烦也不是一天堆出来的，笔笔烂账，先要算到朱祐樘的爷爷——明英宗朱祁镇的头上。

　　说起这位明英宗朱祁镇，真是好有一比：在北京高峰时段开车——生不完的气。

　　先说年号问题，明朝皇帝在位时间再长，年号也只有一个，唯独他特殊，在位总共不过二十二年，年号却有两个，前一个叫正统，后一个叫天顺。倒不是因为他非要搞特权，两个年号之间是由一大串可气的事串起来的。

　　先说正统朝，这么多的忠良干才他不信任，偏宠信一个教书先生出身的太监王振，一干阉党把国家祸害得乌烟瘴气。后来瓦剌犯边，不听忠臣良将的苦劝，偏听太监撺掇，非要御驾亲征，带着几十万人牛气哄哄出了长城。按说既然亲征，你就好好打啊，他不，走到半道一听前方战败，马上又后悔了，连敌人影儿都没见着就撤兵。撤兵啊，那就撤得快点儿啊，跑还没跑成，让人家围在土木堡包了饺子，稀里糊涂一场混战，几十万大军死伤过半，连本人都当了俘虏，丢人到如此，不是可气吗？

　　他被抓到蒙古高原上去啃羊肉了。烂账总要有人收拾，皇帝让人绑了，敌人打到家门口了，总不能学宋朝来个“衣冠南渡”吧，还好有他亲弟弟给他收拾，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景泰，可气的正统朝总算结束了。景泰帝信用良臣于谦，成功组织北京保卫战打垮敌人，再运用外交压力，逼得瓦剌把英宗放回来当太上皇，总算不用学宋徽宗那样客死他乡。折腾半天，祖宗江山差点儿丢了不说，皇位也折腾没了，这样的闹剧，不怪他自己吗？

　　虽是傻事、败事一箩筐，但傻人总算有傻福，虽说皇位没了，命还是保住了，回来舒舒服服过太上皇的日子倒也不错，可他不消停，几年后趁着弟弟病重搞了场“夺门之变”。夺回了皇位不说，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功臣于谦，并把当初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们来了个大清洗，掌握朝政大权的全是如徐有贞、石亨、曹吉祥这样的奸佞小人。虽然过了没几年，这几个人也被明英宗治罪，下狱的下狱（石亨），流放的流放（徐有贞），被杀的被杀（曹吉祥），可明朝的政治气象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

　　皇位夺回来了，自然就要改年号。于是，明英宗改年号为天顺。从正统年到天顺年，打败仗、杀忠良、宠小人、乱国家，尽是他办的败事，每每读史到此，不知有多少人气得直哆嗦。

　　可正统朝的事毕竟年头远了，真正给后世攒下麻烦的是天顺朝。

　　“天顺”嘛，字面意思讲，自然有风调雨顺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顺”时期的明朝，运气还真不坏，别的且不说，单说绑过明英宗票的瓦剌，那在土木堡创下击败明朝几十万大军、活捉明朝皇帝伟业的瓦剌首领也先，没死在大对头明朝手里，倒在内战中被一刀砍死。到了天顺朝时期，瓦剌又和邻居鞑靼打个不停，因此，虽然少了良将于谦，但终究天顺一朝的边境形势还算是太平无事。

　　边境无事，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错，老百姓嘛，要的不就是个太平日子？可天顺朝的事，却真个不太平。先是拥立英宗复位的三位大员——大学士徐有贞、武将石亨、太监曹吉祥，相互之间先干起仗来，拉帮结派，你争我抢，最后相继败亡。虽说没惹什么大祸，可从天顺初年到天顺五年，这帮人来回折腾，至于国家建设之类的正事，那是顾不上了。

　　按说官场斗争，小人得志，盛世也好，衰世也好，都算是寻常事。封建时代，只要有明君坐镇，因势利导，非但惹不出什么麻烦，搞好了也能有个国泰民安呢，至于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嘛……

　　朱祁镇这人，饶是办了这么多件傻事，可你要说他是昏君，还真有点儿冤枉他了。

　　就拿土木堡之变来说，御驾亲征被抓了俘虏，进了蒙古人的战俘营，按说够丢人了，可他不，当囚徒还当出水平来了。日子没多久，从蒙古人的看守到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许多蒙古将军，甚至到瓦剌首领也先的弟弟伯颜，全和他成了好朋友，一个个对他死心塌地。甚至那位伯颜将军，多次为了放不放他回国的问题竟然和亲哥哥也先吵得脸红脖子粗。到了他被接回京城，伯颜将军亲自相送，一直走了几十里才洒泪而别。这份凝聚力，哪像个昏君，分明是明君的气度嘛。

　　再说到个人私生活问题，朱祁镇和他的正宫钱皇后，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对有名的患难夫妻。他被抓到蒙古的时候，钱皇后哭坏了眼睛，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罗出来送到蒙古那边去赎他。为了说服朝臣迎回英宗，她以死相争，结果摔瘸了腿。到了朱祁镇被放回来后，两人被幽禁在南宫，生活困苦，更是靠钱皇后纺纱卖钱，贴补家用。钱皇后情深，朱祁镇也专情，重登皇位以后，对钱皇后依旧礼遇有加，夫妻恩爱一生，既能共患难又能共安乐，这份模范，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气度不凡，人品也不差，智商问题呢？你不能不承认，办过这么多错事的朱祁镇，有时候聪明得让你难以置信。被囚禁瓦剌的时候，他身边的太监喜宁反了水，投奔到蒙古人门下当了汉奸，日日出坏主意，几次都差点儿置他于死地。可朱祁镇绝，骗瓦剌说自己给大明写亲笔信，要大明接受瓦剌的要求。条件只有一个：叫喜宁去送信。也先也没怀疑，就这么相信了，还派了一样当了俘虏的一个叫高磐的明朝士兵跟喜宁一块去。而在这之前，朱祁镇已经暗暗交代了高磐该怎么去做。并且，他让高磐把他写的一封亲笔信缝在裤子里。之后，高磐随着喜宁去了宣府谈条件。结果等明朝将士跟喜宁吃饭喝酒的时候，高磐突然一把抱住喜宁，说太上皇有旨。明朝将士立刻一拥而上，将喜宁和瓦剌使团的所有人都五花大绑，又押送到朱祁钰面前。朱祁钰一读朱祁镇让高磐带来的亲笔信，当场震怒，立刻就下令将喜宁凌迟处死。一封信就解决了问题，这份聪明，你能说他糊涂？

　　再就是后来夺皇位，一夜之间取代了自己的弟弟重坐了江山。还有天顺年间，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位权臣相继乱政，朱祁镇拉一个打一个，不出几年就将他们一一收拾掉。这种人，说他是糊涂虫？那任谁都不信。

　　另外，他在位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好事，最著名的当属“优老之政”。规定全国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政府每年发放粮食钱帛，九十岁以上的加倍供给。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可免服官府差役。这大概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国家福利政策”了。如此看，这位皇帝大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可说到底，他真不是个好皇帝。聪明也好，专情也好，他独独欠缺一样大智慧——治国。

　　治国就像下棋，黑白交错，恩威并施，要的是统筹把握全局的能耐，是切中要点问题的大谋略。朱祁镇聪明不假，可那都是小聪明，善良也不假，可也都是小恩惠。真正可以让国家富强的大智慧，他是最欠缺的。所谓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昏君、贤君，治好了国家是明君，他身上的那些种种“美德”，放到评价皇帝身上，除了增加点儿“八卦”外，统统白搭。

　　兄弟争位，忠奸相斗，放在大明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长河里，都只能算是小事情。真正留给后世麻烦的却是三件事，三件被封建史官注意不多的事，甚至可以说，明朝最后亡就亡在这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土地兼并！

　　按说这是历代封建王朝都会挠头的问题，汉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到了明朝也是如此。开国之初，人少地多，统治者往往会拿出政策，鼓励生产，土地矛盾并不突出，可后来就难办了。经济发展了不假，但人口增加了，土地资源也就紧张了，再加上贫富分化，富了的人想更富，就得四处吞并别人的土地；穷了的人要救穷，只得杀鸡取卵去卖地。如此下去，大地主越来越多，无地的佃农也越来越多，富了的人越富，穷了的人越穷，等贫富差距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就该是这个王朝玩儿完的时候了。

　　打个比方，一个封建王朝就好比一座房子，大地主和统治阶层相当于房顶，低收入阶层和无地农民相当于地板，而中等收入阶层，特别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则是房子的墙壁。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层越来越厚，地板越来越厚，唯独中间的墙壁越来越薄，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自然是塌了。

　　中国历代王朝，除了外族入侵的因素外，其实都是这么亡的。

　　要说封建王朝本身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也不全对，历朝历代也总有些明君贤臣拿出各种政策，清丈土地，遏制兼并，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了的，国家提前完蛋；成功了的，就迎来了“中兴”。这些人，就好比是泥瓦匠，想方设法地把房子的墙壁修结实了，让它不至于垮塌。

　　明朝的土地兼并，大概是从永乐时期开始的。到了仁宗、宣宗两朝，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富人阶层的增多，土地兼并问题也渐渐严重起来。但仁宗和宣宗都算是不错的泥瓦匠，明仁宗开放了许多原先不许老百姓涉足的山泽园林，允许无地的农民去那里垦荒耕种，对于各地逃难的无地流民，也一改惩罚措施，转为妥善安置。明宣宗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豪强地主，并爱惜民力，多次减免农民赋税。因此，土地问题在这个时期并不严重，这也算是明朝的盛世，史称“仁宣盛世”。

　　可到了朱祁镇这辈就不一样了，如果说他的爷爷和爸爸一辈子都在糊墙，他在位先后二十二年，却只干了一个事——挖墙。虽然，这也许不是他本意。

　　挖墙的方式，叫圈地。

　　这也不是个新鲜词，所谓圈地，就是占老百姓的土地，客气的，还能给俩小钱，花买萝卜的钱买人参，不客气的，直接就犯抢。管你小民流离失所，肥油油的地全是我的。自古以来，骄兵悍将、豪强地主、达官显贵，全是干这种事的主角。

　　可在朱祁镇时期，干这个事的还多了一个角色：太监。

　　正统年间，王振是干这事的主力。这个大权独揽的大太监，整日里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尤其有一样爱好——圈占土地。别的地方不说，单单是他老家蔚州一地，属于他名下的土地就有数万顷。土木堡之战前，明英宗撤军，本来要从蔚州经过，可王振怕大军践踏自家土地，苦求英宗改道，这才使大军耽误了撤军日期，在土木堡被人家包围了。这下可好，他自家的财产保住了，却让明军死伤过半，自家的主子皇上当了人家俘虏。

　　王振本人不说，单论他的徒子徒孙，还有和他勾结一气的朝廷大臣们，也整日有样学样，四处侵占百姓良田。到正统朝末年，民间的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还发生了叶宗留起义和邓茂七起义。虽最终被平定，却也敲响了警钟。

　　还好后来景泰帝即位，严查王振余党，发还土地给农民，问题总算缓和了一下。可夺门之变后，英宗复位，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反而是变本加厉了。

　　先是夺门之变以后，那些个拥立功臣你总要赏吧，朱祁镇大方：赏地。反正又不是他自己家的。

　　口子一开可不得了，单是那大将石亨，拿着皇帝的圣谕四处犯抢，他手下的三千多个军官，摇身一变全成了地主。至于宦官曹吉祥，也是样样跟着王振学，圈地、占地丝毫不差，这几个人虽后来都相继败亡，可土地兼并的口子一开，想刹住就没那么容易了，一个王振倒下去，千万个王振站起来。法令松弛，皇上不管，那些个爱财如命的达官显贵、皇亲国戚，还不是不抢白不抢？

　　这样一来，明朝两京十三省，豪强地主的良田无数，财产如滚雪球一样膨胀，大量无地农民别无生路，流离失所。单就京城地区，至天顺四年，无地农民的比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天子眼皮底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

　　却让老百姓怎么活？

　　所以，终天顺一朝，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始终不断，镇压了又反，反了又镇压。天顺元年，陕西王斌起义，烧绝栈道，大闹汉中；天顺四年，贵州李天保起义；天顺五年，四川松潘起义；天顺七年，广西瑶民起义。从南到北，按下葫芦起来瓢，没个消停的时候。

　　按说这些起义规模都不大，但问题却只是冰山一角，天顺一朝，奸臣得志也好，贤良获胜也好，唯独土地兼并始终是不停的。朱祁镇是个善良人不假，可善良却用得不是地方，对勋贵重臣，他放纵得太多，也意识不到这个危害，如此，土地问题愈演愈烈。

　　大明帝国这座大厦上，自此已经隐隐地出现条条裂缝。

　　第二个问题：国土防御！

　　年轻时候的朱祁镇很有雄心壮志，梦想超越太爷爷永乐皇帝，开疆拓土，建立不世伟业，所以当初王振一撺掇，便牛气哄哄地亲征了，最后却以全军覆没、本人当俘虏的结局收场。

　　可这并不是最严重的。

　　虽然号称五十万之巨的军队死伤过半，但大明朝实力雄厚，只要有充足的时间，恢复不成问题，天顺朝在边防上最大的败笔，就是国土防御的内缩。

　　国土防御，这貌似是个很复杂的军事概念，其实很简单，你家外面有强盗，得时刻提防着他们来抢你。要么带人出去打他们，要么修筑院墙，看家护院。朱祁镇的太爷爷永乐狠，成天带兵出去砍人；朱祁镇的爷爷洪熙，还有爸爸宣德，虽然不爱惹事，但把院墙修得很好，强盗打不进来。所以大明的疆土能维持住。

　　朱祁镇在天顺朝这八年都干了什么呢？

　　只一件事，拆墙。

　　所谓拆墙，就是步步退缩。永乐朝时，敌人被明朝追得到处跑；洪熙、宣德朝时，敌人虽然时常在院墙边上晃，却总也进不来；到了朱祁镇这一辈，打人家是没胆儿了，院墙也塌了，人家能时常进你的院子来溜达两圈，要是运气不好，还能往窗户里扔几块石头。

　　怨谁？还是怨他自己。

　　明朝的北部边防，一直都是天子守边，京城基本接近前线。但是从洪武到永乐，再到洪熙、宣德，担负边防任务的是长城以北大大小小的军镇卫所，所谓万里长城，不过是二道防线而已，明朝的边疆防御，因为有这些大大小小的缓冲地带，因此还算稳固。

　　可是土木堡之败后，京城告急，边镇大大小小的边防部队尽撤到京城保卫。京城是保住了，可是许多原本作为缓冲地带的防区，却都被蒙古人乘机占为自己的地盘。景泰一朝，主持国家边防的是良将于谦，以积极防御的方针，尚能维持住整条防线，并步步推进，力图重新恢复防御，可轮到朱祁镇再次上台，于谦被杀，明朝的北部边防就再无明白人了。

　　从那以后，北方蒙古的瓦剌和鞑靼部落日益南扩，在彼此内战的同时，逐渐蚕食明朝长城以北的各个军镇卫所，明朝的外围缓冲地带尽成了人家的牧场。尽管整个天顺朝，大的军事冲突并没有发生多少，可战略要地相继丢失，动不动手的主动权已经转到人家的手里了。

　　明朝的北部边境，渐渐成了一个裸露出来的胸膛，直等着人家来打了。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杀于谦外，朱祁镇还做了几件事，直接造成了边境防卫局势的恶化。

　　首先是罢免了原大同总兵郭登。郭登这个人，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孙子。论打仗，只一个字，牛！土木堡之变时，以副将的身份守大同，在人心惶惶的不利局面下，硬是激励了全城士气，为大明守住了这个重镇。后来的沙窝一战，他以八百骑兵夜袭瓦剌，大破瓦剌数千精骑，粉碎了所谓瓦剌野战无敌的神话，打出了大明的国威、军威。身为武将，他人品也好得很，爱抚士卒，体恤百姓，为官清廉，在他的打造下，大同重镇成了坚不可摧的防线。这样的全才，放在哪个皇帝手下好好爱护还来不及呢，如何落得个被罢免的下场呢？

　　说到底还是朱祁镇自己小心眼儿，当初他被瓦剌抓了俘虏，瓦剌想拿他做人质逼迫大明边关守将开城门，大军压到了大同城外，郭登是个明白人，不管瓦剌人怎么威逼利诱，咬死了不开城门。朱祁镇在城外流着眼泪哭求，郭登当着朱祁镇的面又是悔罪又是问候，却还是咬紧牙关不松口。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不让瓦剌破城吗？瓦剌败退走了，可郭登与朱祁镇的梁子也算结下了。后来朱祁镇复了位，将郭登贬到了甘肃。按说秋后算账不稀奇，可朱祁镇的诏书写得实在可气。

　　“大同总兵郭登屡拒朕于城外，欺君之罪不可不究。”

　　郭登当初不开城门为啥？还不是为了保你家的江山吗？保家卫国倒成了罪过，这是什么歪理？

　　杀了于谦，罢了郭登，天顺朝执掌军权的换成了石亨之流。这以后，军备败坏、吃空额、贪军饷，原本刚刚有所振作的明军又腐化下来了。而这一切，日积月累，并不因那些小人的事败而改变。

　　但朱祁镇还干了另一件错事。与这件错事相比，所谓自坏长城，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天顺五年，鞑靼孛来部多次侵扰明朝西北地区，入寇永昌、甘州，久疏战阵的明朝边兵被打得大溃。还好凉州都督毛忠是个英雄，率部与鞑靼人在凉州血战，经过一天一夜的搏杀，蒙古人终于不支败退。明朝取得了大胜仗，这以后，孛来部多次遣使求和，恳求入贡。到十月，朱祁镇终于批准了鞑靼的请求，一场边境危机貌似是化解了。

　　打了胜仗，敌人求和，按说都算好事吧？

　　可别急，朱祁镇就能把好事变成坏事。

　　原来，鞑靼的入贡请求里藏着一个花招：“请由陕西兰县入关。”

　　啥意思？原先蒙古部落入贡，都是经大同进京城，大同是明朝的边防重镇，守卫森严，兰县是啥地方？朱祁镇想也没想，入贡就入贡吧，从哪儿走还不一样？就答应了。

　　这一答应，就坏了事了。

　　兰县这地方，是明朝边境防御的薄弱环节。鞑靼入贡？每次都呼啦啦来成千上百个人，沿途连抢带拿，当地百姓涂炭无数。然后人家再到京城大大方方地和你做买卖，每回下来，收益比从前打劫划算得多呢！

　　上当了吧。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呢。

　　兰县这地方，是入河套草原的必经之路。河套这个地方，水草丰美，物产丰富，又是战略要地，今天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可谓是宝地中的宝地。当年汉武帝也好，李世民也罢，兴兵无数，就是为了夺下它来。到了明朝，这里成了明朝的领土，也是防卫蒙古进攻的要冲。可蒙古人，始终对此不甘心。

　　于是，成年累月的蒙古使团穿过河套，经兰县入贡，然后返回河套平原，接着……就不走了。再以后，渐渐地，盘踞在这里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那里放马、牧羊，日子过得优哉游哉，每到中原地区秋收的时候，就成群结队地出去抢。原先人家来抢，还要不远万里的折腾，这下可好，中原的大好河山就在眼皮子底下，几步路的事。越抢越肥，越肥越抢。

　　等明朝意识到麻烦的时候，鞑靼人“已经在沙家浜扎根了”。

　　赶，赶不走；防，防不住。大明的北部边境，从此长久承受胡骑肆虐之苦，这就是困扰明朝上百年的“套患”问题。根源的种子，正是朱祁镇种下的。

　　尽管终天顺一朝，蒙古部落因为内战，与明朝并未发生过大规模军事冲突，可大明边防，越发地有边无防了……

　　杀良将、坏长城、缩防御，甚至连胜仗都变出了百年之患，朱祁镇，真是太有才了。

　　第三个问题：官风。

　　请注意，这里讲的“官风”，并不完全指腐败问题，腐败不过是表象，腐败的根源，却是明朝整个官场风气的败坏。

　　说起来，明朝的官场风气从开国开始就很奇怪。朱元璋时代，对百官实行残暴的打压政策，做官的无不提心吊胆。直言犯谏的气节没了（言官除外），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说话做事，别犯啥错误就行，能活一天是一天。到了永乐初期，有气节的官员，不是跟随建文帝殉节了，就是被永乐帝诛了十族，但永乐帝用人眼光不差，他培养起来的文官，如杨士奇、杨荣等人，都是能臣干才，到了后世洪熙、宣德朝，以这些人为核心组成的“三杨内阁”，堪称明朝最好的内阁。上梁正了，下梁才正，明朝的文官集团在这个时代可谓最讲气节，也最讲忠义，不管内部倾轧如何，却实在是在做正事。仁宣盛世，正由此而来。

　　可朱祁镇在位二十二年，官场风气如何呢？只三个字——逆淘汰。

　　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可也要看个方向问题，如果方向不对，那淘剩下的就绝非金子，而是垃圾。这就叫逆淘汰。

　　这个逆淘汰的过程，官场是旋涡，奸臣、忠臣是垃圾和金子，皇帝则是这个淘汰过程的操纵者。要是皇帝操纵不了，那也意味着皇权快要完了。

　　朱祁镇正统一朝，王振专权，大批有能力的大臣遭到贬罢，得重用的或者是胆小怕事的和事佬，或者就是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如于谦这样敢于硬顶王振的直臣，实在比熊猫还稀罕。王振毁朱元璋的祖训，迫害忠臣，百官无人敢言。直到土木堡之变后，王振身死，皇帝被俘，群臣激愤，当庭打死了王振的亲信马顺，酿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朝堂群殴闹剧。如此可见，正统朝的大臣们，还是有血性的，也有直臣，可是天顺朝呢，反而更糟。

　　英宗复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大清洗，凡是曾经忠诚于景泰帝的大臣，贬的贬，杀的杀，连忠臣于谦也不放过。凡是参加夺门之变帮助自己复位的，一概加以重用。这里面，前者君子多，后者小人多。把持朝政的是些什么人，这就不难想象了。

　　更严重的是，经过这几场权力更迭，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所谓忠义、所谓气节统统一边去，大臣们也养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习惯。这以后，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人相继乱政，培植亲信。曹吉祥的太监儿孙和大臣走狗们、石亨的骄兵悍将们，还有徐有贞的亲信党羽们，把朝廷祸害得乌烟瘴气，上梁不正下梁歪，明朝的官场风气，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来曹吉祥叛乱，曹吉祥的嗣子曹钦率乱兵围攻皇宫，得知消息的恭顺侯吴瑾和怀宁侯孙镗等人情急之下四处求救。按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可京城的各部大臣呢，打死也不出头，坐看两边打得热闹。做皇帝做到这一步，朱祁镇也真叫失败了。

　　后来虽然奸党被诛，而且朝廷内部也不是没有好人，如李贤和王翱等人都可算能臣，他们整顿朝纲、罢斥小人，做了不少的好事，可毕竟积弊重重，从英宗复位到后来徐有贞、石亨、曹吉祥三人争权，再到天顺五年曹吉祥举兵叛乱，明朝的官场就一个字：斗！尽管斗到最后，坏人总算得了恶报，但是官场风气的败坏，还有奸党的盘根错节，却都已经形成了。仅靠一两个人，那是毫无用处。

　　这就好比空气净化一样，净化某地的空气，恐怕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可你要污染它，只需烧一堆烟就行了。

　　朱祁镇在位，最失败的就是用人，从先前的王振，到后来的曹吉祥之流。虽然他御人有术，搞权谋诡计也在行，可毕竟用人的方向不对，终于还是一场逆淘汰，这样的政治环境，怎一个糟糕了得。于是，腐败、贪污、党争，种种恶行，就像细菌一样，静静地在大明帝国的肌体里蔓延。

　　三个大难题，单从天顺朝本朝而言，问题似乎不算太严重，可再从往后的发展看，我们会发现，这三个问题都是慢性病，潜移默化地侵蚀着明帝国健康的身体，病根儿虽不是朱祁镇种下的，恶化却着实从他身上开始。

　　1464年正月，三十八岁的朱祁镇逝世，临终前，他做了最后一件好事：废除殉葬制度。从此，那些后宫里被折磨完青春的妃子们，再也不用迎接殉葬的命运了。一句遗言，救了无数人的命，正如他所做的许多利民的好事一样，这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

　　然而小慈悲终究只能是小慈悲。面对治国这盘大棋，朱祁镇仿佛是一个只有小聪明的棋手，尽在一城一地方面的争夺，算盘只有一个：如何保住自己的皇位。他看不到，治国的大局，已经被他坏掉了。许多问题他也看到了，也想管，可是又找不准下手的地方。那就凑合着过吧。在这三种慢性病的折磨下，大明帝国静静地走完了天顺朝的八年。

　　慵懒，或许是这个年代最好的评价。

　　天顺朝结束了，朱见深即位，次年改元成化，朱祁镇留下的三个麻烦，就要发作了。

　　父债子还：

　　明宪宗成化朝的希望与荒唐

　　古人有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是打开历史的滚滚卷轴，我们却往往看到相反的图景：前人砍树，后人遭殃。上一代统治者施政的失误，哪怕只是一念之间的错漏，也注定将由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来承受代价。所谓秦二世、李后主、宋钦宗、宣统帝，这些“青史留名”的亡国之君们，其实大都是承受这种代价的倒霉蛋而已。

　　何况，像朱祁镇这种一辈子都在砍树的人，其代价，也注定将由做儿子的承受。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二十二，十八岁的朱见深第一次坐在了龙椅上，而彼时的大明天下，从西南到华中，已然山雨欲来风满楼。

　　朝臣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望着他们的新领导，他外表谦和、相貌忠厚，说话却口吃得很。这个人，能挑起万里江山的重担吗？

　　正月二十七，距朱见深即位仅仅过去五天，屁股下的龙椅还没有坐热，一声晴天霹雳便硬生生地砸在了紫禁城上空：广西大藤峡又发生了叛乱。

　　大藤峡，位于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西北部，泛指今日包括柳州、象州、武宣、桂平在内数百里的瑶族和壮族聚居区。从洪武八年（1375年）起，大藤峡就不断掀起以瑶族为主的反抗明朝压迫的起义，瑶族人侯大苟是正统至成化年间大藤峡起义的领袖之一。他曾多次率领起义军攻夺州县城池，势如破竹，让明军闻风丧胆，起义先后席卷两广。

　　为什么叛乱，简单一句话：明朝政府剥削土司，土司剥削百姓，百姓被剥削得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这一切，与明朝官场糜烂的情景一脉相承。

　　在朱祁镇蹬腿咽气的前一年，即天顺七年，起义再次形成燎原之势，侯大苟登高一呼，瑶族、壮族民众纷纷响应，积郁数十年的愤怒如开闸的洪水一般汹涌漫延。拜朱祁镇瞎搞所赐，疏于战备的明朝驻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而两广当地的官员依然欺上瞒下，以至于病入膏肓的朱祁镇始终对叛乱的真实情况茫然无知，可纸里哪包得住火，待到朱见深翻看奏折的时候，自然是晴天霹雳了。

　　此时的广西，已经火光一片。

　　地方官遭杀害，监狱被打开，流氓、罪犯四处流窜，**掳掠无恶不作。起义军所过之处，不断有百姓加入，声势越来越浩大，从广西一路打到了广东……

　　天顺年间，明朝政府在处理事件上的茫然无知、政府应急效率的低下、地方官员的欺上瞒下，直接成为起义烈火的助燃剂！这一切，只能由新领导朱见深埋单了。

　　广西危急，广东危急，大明的社稷危急！

　　熟悉清史的朋友可以很轻易地联想到另一幅图景：1851年一月，一个叫洪秀全的人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转战南北，深入到华中、华东地区，成为一场持续14年，波及南方八省的大起义。那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对比大藤峡起义，两次起义发生的缘由、进行的过程，出奇地相似。而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点金田村，与大藤峡仅一山之隔。

　　相似的情节，相似的演员，那么相似的结果，会提前四百年上演吗？

　　消息传来，举朝震惊。但凡遭遇此类紧急情况，为君者，要么是龙颜大怒，严斥失职官员，甚至杀几个倒霉蛋祭旗；要么是沉着应对，不温不火，冷静布置具体平乱方略。朱见深呢，哪样也不是，拿到奏折后，反复看，然后摇头，摇头，再摇头，终于，重重地叹了口气！

　　唉……

　　朝臣们呆了，这样的皇帝真少见。

　　还好朱见深马上拿主意了——剿！

　　从北部边关到南方各省，一支又一支精锐部队向着目的地集结，内阁和六部紧急行动，兵马、钱粮、日用物资等战争准备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大明帝国这台懒惰已久的机器，终于又重新转动起来，经过无数次内阁的争吵、兵部的讨论、言官的口水，剿贼方略有了，后勤保障到位了，各路军队也到达了指定位置。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由名将韩雍统率的十六万大军全军出动，此时已是成化元年。

　　可没有人注意到，朱见深那一声重重的叹息，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多年以后，当人们深深感受到了成化朝的黑暗与混乱时，才终于明白，那一声叹息，其实为后来的很多事埋下了伏笔。

　　然而正当朱见深忙得焦头烂额时，一记重重的闷棍又砸在他脑袋上——荆襄流民大起义！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急报传来，群臣们又看到了相似的一幕，朱见深阅读奏章，摇头，摇头，再摇头，然后……

　　唉……

　　如果说广西大藤峡起义，只是朱祁镇没处理干净的一笔糊涂账，那么荆襄流民大起义，却是一笔天顺朝历经八年攒下的孽债，根由只有四个字：土地兼并。

　　电视剧《我爱我家》里的宋丹丹女士有段台词：“你们劳动人民今天‘呀呀呀’地起义，明天‘呀呀呀’地造反，我们剥削阶级容易吗。”

　　容易，太容易了。封建时代的中国农民是最容易知足的，只要能让他们活下去，有口饭吃，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听你的话。可此刻他们不得不造反了。因为此时的明王朝，不但逼得他们活不下去，甚至死了都没地方埋了。

　　土地兼并，导致农民破产，为讨生计，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四处流亡，这就是所谓的“流民”。

　　他们四处流浪，靠打短工甚至乞讨为生，还要四处逃避官府的盘查，过着乞丐都不如的凄惨生活。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片乐土：湖北、四川、陕西、河南四省交界的荆襄平原地区。

　　这是一片四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区，没有贪官污吏，没有苛捐杂税，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照《西游记》里老马猴的话说：“咱这里上不受天管，下不受地管，逍遥自在快活得很呢。”

　　起初进入这里的流民并不多，但到了朱祁镇继位，朱祁镇开始纵容土地兼并，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活动愈演愈烈，他在位二十二年间，破产农民数量如滚雪球般膨胀。于是越来越多的流民涌向这里，开垦荒地，建立家园，同时，大量社会危险分子也发现了这个好去处，具体成员包括监狱逃犯、招摇撞骗的邪教分子、逃亡的破产军户、遭流放的罪犯家属、啸聚山林的绿林强盗诸如此类，大多是对社会极端不满又极有破坏力的问题人物。至成化初年，当地流民人数已达到了一百五十万！

　　无论是良民还是危险分子，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个走进这片乐土的人，都有一段血泪史，他们无数的怨恨也留在了这里。一百五十万流民，就是一百五十万颗定时炸弹，荆襄平原已然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从天顺朝后期开始，小规模的骚乱已经持续发生了。中央不断接到关于流民骚扰地方州县的奏报，可没有人拿它当件事：一群农民、几个强盗，能成啥气候？

　　现在，他们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回答他们的，是一场震撼大明江山的大爆炸！

　　天顺八年，刚刚即位的朱见深意识到流民的严重性，为解决流民问题，他特意设立湖广布政司参议一职，可派去的官员却是个草包，大概是做老爷做惯了，一到任就发布命令：要求当地所有的流民必须限期迁回原籍，土地财产全部没收充公！

　　流民们疯了，这还让我们活吗！我们要种地，你们兼并我们的土地；我们要流亡，你们四处抓捕；我们建立了新家园，你们要把它夺了去！难道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错的？难道我们碗里的每一粒粮，你们都不放过？回家是死！不回家也是死！我们该怎么办？

　　不让我们活下去，让我们死了都没有地方埋！那就让我们和你们玩儿命吧！

　　成化元年三月，河南流民刘通、石龙在湖北房县大木厂聚众起义，参与者四万人！积压了多年的怨恨如火山一般爆炸了。然后，就是与大藤峡叛乱相同的情节：无数的州郡沦陷，明军损兵折将丢城失地！而当地官员依旧欺上瞒下，直到十月，朱见深才接到奏报，自湖北房县至南漳数百里，已尽成流民的根据地。

　　更可怕的是，荆襄流民大起义的领导人刘通，绝非大藤峡叛乱组织者侯大苟那样的平民，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白莲教骨干！

　　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大舞台上，历朝历代都不乏起义之人，可若要评选最具起义专业态度和执着精神的工作团队，白莲教认第二，怕是没人敢认第一。从北宋时候就开始闹，然后是南宋、元朝、明朝、清朝，皇帝轮流做，朝代轮流换，唯独他们不消停。当然，也从来没有成功过。但失败的耻辱无法掩盖他们的破坏力，他们拥有伟大的精神领袖（信奉弥勒佛与明王）、健全的组织机构（从教主到法师）、优秀的基层干部（巫婆、土匪、亡命徒）、独特的工作方式（宣传封建迷信），以及针对广大贫下中农长期而热情的服务项目（装神弄鬼跳大神）。因此，白莲教长期以来深受底层群众的欢迎，具有固定的群体和顽强的生命力。简单一句话：穷人越多，受政府欺压冤枉的人越多，精神迷茫的人越多，社会秩序越乱，他们的市场就越广大，业务就越欣欣向荣。

　　荆襄地区正是最合适的开工点：百万流民，正是他们的服务和团结的人。

　　因此，白莲教徒刘通所领导的荆襄流民起义军，正是这样一支由封建迷信思想武装的作战团队，有理想、有策略、有信仰、有组织，他们的威胁指数甚至远甚于大藤峡起义军。

　　所以没过几天，他们便拥有了广大的地盘，然后刘通自称“汉王”，建年号“德胜”，手下诸如将军、元帅、国师、总兵之类的各级别干部一应俱全，俨然一个小政府。

　　这已经不是打家劫舍那么简单，而是要谋夺大明天下了！

　　同样把相似的剧本对准之后的清朝，清朝乾隆至嘉靖年间，四川地区也爆发了类似的流民运动，持续九年，转战近九省，让清政府动用了十六省的数十万军队，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这就是王聪儿、刘之协领导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后世的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起义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那么成化朝呢？

　　朱见深叹息着，他真的很不幸，不到一年的光景，接连两场大叛乱，套一句法国总统戴高乐先生回忆录里的独白：那时候，我就像被压在巨石下一样，一刻也喘不过气来。

　　正是在这喘气的过程里，大臣们渐渐地开始认识他们的新领导了：他和他父亲，完全是两类人嘛。

　　敢于仗义执言的臣子，一概表彰。曾得罪过他的臣子，只要是有才能的，不计前嫌一概重用。曾因夺门之变遭受过迫害的忠良们，特别是含冤而死的于谦，一概平反，追加功名官职。曾经废掉他太子位的叔叔景泰帝，也由他恢复了名声与年号。至于蝇营狗苟的奸邪小人，哪怕是跟随他十几年的贴身太监王纶，照样论罪处斩，毫不徇私。更让朝臣感动的是，他绝不干不懂装懂瞎指挥的荒唐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切，分明就是明君的模样嘛。

　　父亲当年怎么做的，一切就反着父亲的样子做，古来圣君是怎么做的，一切就照着学。这就是初登皇位的朱见深。他像一台上满了发条的时钟一样转动着，所做的一切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拨乱反正。事实证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先是在大藤峡浴血奋战的韩雍，下出了一招惊世骇俗的妙棋——直捣黄龙！

　　这是一个看上去匪夷所思的战术：放弃朝廷制订的长期围困步步为营战略，全军出击，用最快的速度和敌人决战！

　　这貌似是找死，广西地形复杂，气候恶劣，敌人占有地利优势，气焰正盛，一不小心中了埋伏，老本都要赔光！况且，现在整个广西到处都是战火，到处都是敌人，你上哪儿决战？找谁决战？

　　貌似是找死，其实不是！

　　韩雍，透过广西大地漫天的硝烟，看到了制胜的最佳方略：找到敌人的心脏地带，一举歼灭敌人主力。打蛇打七寸，正是这个道理！

　　韩雍选择的决战地，正是起义军的老窝——大藤峡！

　　十六万大军兵分五路，不理会起义军小部队的轮番骚扰，直扑大藤峡。先攻克修仁和荔浦两县，断绝起义军外援，然后以铁壁合围战略，将大藤峡层层围困！十二月初一，明军发动全面总攻，先以小部队在正面佯攻，然后主力部队绕道攀上绝壁悬崖，从后方发动奇袭，终于将大藤峡彻底攻克，经过两天两夜苦战，明军斩首三千二百多级，烧死、淹死者数万，俘虏起义军首领侯大苟等七百二十人。胜利之后，韩雍亲持利斧，将大藤峡的两条气贯长虹的古藤砍断，从此，大藤峡更名为断藤峡！

　　先是大部队穿插奇袭，然后是奇正结合的攻坚战，一系列军事行动，堪称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叹为观止的妙笔。震撼大西南的大藤峡起义，就此平定！

　　然而，也正是这场惊天动地的大叛乱，为本书送来了主人公——明孝宗朱祐樘。

　　战后，七百二十个俘虏在军队的押送下返回京城。除了几位必须正法的首犯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按惯例将接受相同的命运：男的入宫当太监，女的入宫当宫女。总之，都是些可怜的下人。

　　科学家说：美洲的蝴蝶扇动下翅膀，就能引发非洲的一场风暴。而这些战俘里，有一男一女进入了皇宫，从此深远地影响了大明朝的国运。男的，是后来的权阉汪直；女的，恰是朱祐樘的母亲——纪妃。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没有人能想到这些，大家只想到，朱见深背上的一块石头，终于搬开了，他可以稍稍地松口气了。捷报传来，群臣欣喜万分，可他们都知道，若无朱见深的知人善任，此次大捷绝无可能。

　　他也许真是一个好皇上啊。

　　出征广西的明军是幸运的，他们摊上了一位优秀的统帅，因此打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仗！而出征荆襄平定流民起义的明军，却没有这么幸运了。尽管带兵的白圭和李震也都是将才，可战争却打得旷日持久。百万流民们拧成一股绳，妻子送郎上战场，父亲送儿打官狼，数十万官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梅溪一战，李震的湖广军全军覆没，数万官军和三十八名将官被杀。义军声势浩大，甚至趁乱向邓州和汉中地区接连发动进攻。荆襄战线，一时间摇摇欲坠！

　　万般无奈之下，统帅白圭咬牙切齿：只有用最笨的办法了，啥兵法韬略剿抚结合统统不讲，只一句话——挡我者死！

　　得到补充的明军重新进发了，从四个方向齐头并进围剿流民根据地。这次什么花招都不用，就是拼消耗。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后，明军终于在寿阳古口山一战中击败刘通，俘虏刘通本人，所部两万义军全部阵亡，无一投降。为彻底瓦解流民反抗意志，明军竟将捕获的一万多义军家属尽数杀害。那是一幕悲惨的情景，鲜血染红了整个荆襄平原。

　　成化二年三月，得意扬扬的白圭回京了，他写了洋洋万言的工作报告夸耀自己的功劳，信誓旦旦地向皇帝陛下保证：贼首已经伏法了，叛乱已经平定了，天下已经太平了。老百姓高兴坏了（元恶既擒，余孽殆尽，境内宁谧，黎庶乐生）。然而他未曾想到，这场血腥的杀戮，仅仅是荆襄大暴乱的开始，却远未结束。

　　大藤峡成了断藤峡，荆襄平原也平静了，但是，广西的流官压迫依旧，民族矛盾依旧；荆襄平原的苛政依旧，驱逐流民依旧。在血腥的杀戮中活下来的人们，他们默默地掩埋好亲友的尸身，擦干脸上的泪水，静静地望着京城的方向，目光中依然是燃烧不尽的愤怒。

　　历史无数次证明：杀戮与残酷永远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果然，四年之后（成化六年，1470年），刘通的部将李原再次召集旧部发动起义，拥护者数万人。这一次负责平乱的是都御史项忠，项忠用更残暴的手段对付这些流民，先是假意诱惑他们投降，然后对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和流民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被杀及因饥饿疫死的流民有数十万人（兵入，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

　　读史至此，无语，无语。

　　杀戮不解决问题，从成化元年开始，荆襄地区的流民运动风起云涌，整整持续了十一年。直到成化十二年，礼部侍郎周洪谟上书《流民说》，建议借鉴东晋时侨置郡县之法安置荆囊流民。朱见深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成化十二年设郧阳府和湖广行都司，安抚流民，注册入籍。从此，这些流民终于有了合法的身份，荒凉的荆襄大地在他们的开垦下，成为经济繁荣、商旅不绝的富饶之地。在经过了无数次杀戮与流血后，终于一切皆大欢喜。

　　这位周大人，真是明王朝少有的智者，若无此举，李自成逼崇祯皇帝煤山上吊的一幕，怕是要提前一百七十年上演了。而他的故事并没有完，数十年后，六十七岁的他以老迈之躯，迎着种种的非议与漫骂，在朱祐樘执政的最初岁月里，燃烧了最后的余热。

　　至于断藤峡，也并未中断了动乱。成化八年，侯大苟的部下再度起事，两广风云再起，又是韩雍临危受命，平定叛乱。之后，韩雍提出一系列措施，缓和当地民族矛盾，惩办欺压当地部族的明朝流官，并增设贸易点，解决当地居民的吃饭问题。接着又是周洪谟，提出了一整套详细的设置流官、缓和民族矛盾的方法。朱见深全都照办。至此，把明王朝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断藤峡也总算平定了，原因并不是韩雍砍藤的两把斧子，而是那几道利国利民的奏折。

　　恰如在《武状元苏乞儿》中周星驰扮演的苏乞儿对咸丰皇帝说的那句话：“假如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假如为君者能够爱护百姓，休养生息，傻瓜才愿意造反。这个道理，却总有那么多人不懂。

　　压在朱见深身上的另一块巨石，总算也搬开了，他终于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了。

　　在搬石头的这几年里，朱见深也做了其他几件重要的事：恢复于谦设立的团营，增强京军战斗力。不断提拔天顺朝时期遭排斥的忠臣入朝为官，比如明朝历史上唯一完成“连中三元”高难度科举动作的商辂等人，还有那位被朱祁镇贬到甘肃喝风的郭登也回来了，朱见深把大明最精锐的部队“神机营”交给了他，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只要能给我练出精兵来。

　　彼时大明朝，上有朱见深勤政爱民，任用贤才，下有李贤、陈文、彭时等一干能臣执掌朝政，外有韩雍、郭登等将才平定叛乱，保卫边关，内有大藤峡、荆襄等地叛乱相继平定。忠良冤案平反昭雪，奸邪小人得到惩治，更让朝臣上下团结一致，劲儿往一处使，一切都在欣欣向荣中。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位性格谦和、用人不疑、胸襟开阔的年轻帝王，将亲手开创一个朝气蓬勃的大明盛世！

　　然而他们最终还是失望了。

　　之前，朱见深做的所有的事，原因只有一个：替父亲还债。然而终其一生，他还做了另一个事：替儿子继续欠债。事实证明，他还的债，拆东墙补西墙，总算聊补一时，可他欠的债，却是滚雪球的高利贷，一年又一年的膨胀，还是那句话：前人砍树，后人遭殃。朱见深承受了这种残酷，然后又把更沉重的残酷留给了他的儿子——朱祐樘。

　　还债的工作总算完成，欠债的工作也浮出水面，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成化朝的主旋律。

　　朱见深都欠了哪些阎王债？说来也不稀奇，都是朱祁镇留下的三笔：土地兼并、边防废弛、官风恶化，当然，都是以几何级数增加了好几倍。

　　所有的阎王债是从天顺八年（1464年10月）的几个事开始。具体说来，是两件小事、一件大事。

　　那一年，距离朱祐樘出生，还有整整六年。

　　第一个事情不大，朱见深拨乱反正，罢斥了一大批天顺朝的奸臣小人，顺便没收了他们的土地。人好处置，土地咋处理？有大臣建议：现在无地的农民这么多，咱也皇恩浩荡一回，全分给老百姓？

　　朱见深实地一考察，发现这些地很不错，都是肥得冒油的好地，不错，归我了。

　　这就是困扰整个明朝中后期的一大弊政：皇庄的诞生。皇庄，就是皇帝大人自己家的土地，这真是不可理解，国家都是你的，天下的土地都是你家的，还要自己出来圈地？

　　但站在朱见深角度上却可以理解了：明朝的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国家的赋税归户部管理，就算当皇帝的要用钱，也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可有了皇庄就好办一些了，皇庄的钱是我自己的，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事实证明，这些钱没有一分用在正事上。

　　可朱见深还是眼皮子浅，恰如给事中齐庄的奏章所说：皇上您富有四海，为什么要和老百姓争利呢？确实如此，好比大户人家的公子哥，非要和穷人家的孩子抢棒棒糖吃，不是惹人笑吗？

　　之后的事情，足够让人哭了。

　　皇庄的规模似发酵的面团一样膨胀着，那些宫廷的管家们为讨好朱见深，想尽一切办法扩大皇庄的规模，方法自然就是霸占平民百姓家的良田。更严重的是，皇上都带头圈地了，咱们还等什么？豪强贵族们纷纷卷袖子动手，那真是起了“模范带头作用”。终成化一朝，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远甚于天顺朝。荆襄流民大起义之所以旷日持久，朱见深的挖墙工作起到了“卓越贡献”。

　　同年，另一件小事，是从一次貌似普通的人事任命开始的。

　　天顺八年二月，为大藤峡叛乱忙得头昏脑胀的朱见深，还没忘了命太监发布一个命令：司礼监工匠姚旺升任工部文思院副使。

　　文思院，隶属于六部中的工部，文思院工部副使，掌管负责制造祭祀用品，官职为从九品，属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担任这个“国家干部”的，是一个叫姚旺的工匠。

　　看似很平常，其实不平常。

　　很多戏曲或者电视剧总有类似的情节：某个不得志的主人公，偶然碰上微服私访的皇上，又因偶然的事情哄得皇上龙颜大悦，然后皇上金口一开，主人公飞黄腾达，麻雀变凤凰，一跃成为朝廷重臣。比如《鹿鼎记》里的韦小宝爵爷，就是此类人物中的杰出代表。

　　放在明朝，这种事的可能性就俩字：扯淡！

　　明朝的干部选拔制度，是中国历朝历代最严格的。提拔一个官员，需要经过吏部推荐、内阁讨论、皇上拍板，是一套非常严格的程序体系，稍微有不对，给事中和御史的唾沫星子立刻能淹死人。不经组织讨论、领导考核，就想加官晋爵，纯属做梦，天王老子也办不到。

　　扯淡的事，朱见深偏偏做了，由此，他缔造了明朝官职中的一个新名词：传奉官。即不经组织审查程序，由皇帝直接下诏书任命的官员。

　　貌似这也没什么，不是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吗？从大藤峡平乱的事可以看出，朱见深用人眼光不差，那这些传奉官或许也是一些出身寒微、有惊世之才的能人吧？

　　事实是：这些所谓“传奉官”，出身寒微不假，有“惊世之才”也不假，不过，都是歪才！

　　具体说来，他们当中有炼丹的道士、研究春药的巫医、招摇撞骗的妖僧、装神弄鬼的法师，就是没一个正经干事的。提拔这些人当官，当然也不是为了干什么正事。

　　其实说到底这也就是个供需问题，朱见深想干什么，都得有对口服务的。皇帝也是人嘛，谁还没个业余爱好？可大臣们渐渐发现，这些事全成了朱见深的正式工作，至于当皇帝……似乎连个业余爱好都算不上了。

　　这还不算，这些“传奉官”全都来自基层，朱见深是怎么“发现人才”的？答案只有一个：宫廷太监推荐！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于是，传奉官们和太监相互勾结，把持朝政，欺压官员，这些传奉官本人当然也不仅仅专心于本职工作了，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是日常工作，抢男霸女、作奸犯科全是家常菜，总之，都不是什么好货。

　　大臣们不平了，十年寒窗苦读，无数次科场搏杀，历尽官场厚黑沉浮，到头来混得还不如这群文盲无赖！你凭什么？老百姓们也该琢磨了，读书识字，真不如有个“一技之长”啊。

　　帝国的心脏身边，聚拢了这样一群相互勾结的无赖，祸乱朝政，横行霸道，污染官风、民风，所谓励精图治，还从何谈起？

　　传奉官的事暂且不表，他们一会儿还要出现，为朱祐樘黑暗的童年，一次又一次增加痛苦的砝码。

　　只是有人开始糊涂了，我们的新领导怎么了？一面拨乱反正，一面又不停地扯淡，看不懂，真的看不懂。

　　马上就能看懂了，因为这一年宫廷内最大的新闻发生了：八月二十二日废皇后。

　　俗话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从朱见深身上我们可以得知，失败的男人也不例外。

　　朱见深的正式婚姻是包办的，皇后吴氏大有来头，父亲是羽林前卫指挥使吴俊，舅舅是曾在曹吉祥叛乱中救过朱祁镇命的怀宁侯孙镗，堪称将门虎女。很明显，这是门政治婚姻，没有啥真感情。

　　没感情可以培养感情，但吴皇后怕是没机会了，因为朱见深有位一生挚爱的女人——年长他十七岁的万贵妃。于是一如言情片里用滥了的情节：万贵妃得宠，吴皇后吃醋，然后吴皇后就给万贵妃穿小鞋——借故打了万贵妃一顿。她没有想到，这顿打，把十六年的荣华富贵、几家人的高官厚禄，统统打没了！

　　消息传来，朱见深震怒，气势汹汹地去找吴皇后问罪，当着万贞儿的面，更是下令杖责吴皇后。其后，就将当年支持吴皇后的太监牛玉（朱祁镇当年的贴身太监）抓了起来，牛玉经不起严刑拷打，便在朱见深的授意下，说当年先皇（朱祁镇）中意的太子妃是别的人选，不是吴氏，他受了吴俊的行贿，才假传圣旨，让吴氏做了皇后。朱见深“大怒”，下令废除皇后。

　　很快吴皇后就被废了，打入冷宫，从此以泪洗面，吴皇后的亲戚家人遭贬黜，其父吴俊被“下狱戍边”，其舅舅孙镗则被免去官职，令其家居。牛玉也被发配到明孝陵种菜。因为此事，大家终于认识到了一个女人的厉害——那藏在朱见深背后的万贵妃！

　　朝臣们不明白，一个年近不惑、颜色渐衰、飞扬跋扈的女人，究竟用了什么样的魔力拴住了这位年轻皇帝的心。

　　而在事件争执最激烈的时候，朱见深与母亲周太后的一段简单的问答，揭开了事情的真相。

　　周太后：儿啊，这个姓万的又老又丑，你干吗喜欢她？（彼有何美，而承恩多？）

　　朱见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只要有她在我身边，我就觉得心安。（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

　　一切的缘由就此解开，所有成化朝的荒唐事，还有这场匪夷所思的畸形之恋，全都找到了答案。

　　这是一场由成长酿造的悲剧。

　　儿童心理学家曾说：一个人童年的经历、记忆，将定格他一生的幸福与否。

　　做皇帝，也是一样。

　　朱见深的童年苦得很，父亲被抓了俘虏，丢了皇位，自己的太子位立了又废，还成为朝臣争斗的焦点，生活在官场的血雨腥风之中。漫长的磨难里，许多人离开了他，许多人背叛了他，无尽的孤独与死亡的恐惧折磨着他，世态的冷暖炎凉，他已尽尝。

　　周太后不懂儿子的心思，她虽然是朱见深的母亲，可很早就与他因政治风波而分离。母子情分不能说没有，但要说骨肉情深，显然也不靠谱。

　　大臣们不懂皇上的心思，因为在那段坎坷的岁月中，他们或是忙着政治斗争，或是忙着寒窗苦读奔功名，那个可怜孩子心灵的悲伤，他们不曾关心过。

　　只有一个人——宫女万贞儿，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自始至终地陪伴着她，既似母亲，又似妻子，照料他的生活起居，化解他无数的愁苦孤独。在那段日子里，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甘苦与共，相依为命，携手走过了那段曲折的人生。然后，当年那个孤独无助的孩子，成为今天至高无上的皇帝，当年与他冷暖相依的万贞儿，成了他的万贵妃。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相濡以沫的爱情。

　　事实正是这样：童年的朱见深，他得到的爱是残缺的，而万贞儿的出现，正好弥补了那残缺的一角。因此，万贞儿成了他一生不离、无法取代的女人。

　　所以，在朱见深眼里，所谓父母之爱、所谓君臣之情，统统不过是生命里麻木的过客。他也有许多嫔妃，也生了许多孩子，可说句不客气的话，比起和万贵妃重于泰山的情分，那些可以称得上是无足轻重了。

　　由此也产生了成化朝政坛的第一定律：凡是万贵妃喜欢的，就是皇上喜欢的。

　　万贵妃都喜欢做什么呢？若她真能温良贤淑，倒真是社稷之福了。事实恰恰相反。

　　比如万贵妃最喜欢的事就是为内宫“计划生育”工作做贡献，哪个妃子怀孕了就逼谁堕胎。我不生，谁都别想生。可问题是万贵妃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生过一个孩子，一年后就死了），古代又没啥高龄受孕的先进医疗办法，她生不出来，其他妃子只能可怜巴巴地等。所以怀孕和打胎就成为成化朝前十年宫廷工作的“专项重点内容”。

　　领导抓了大方向，自然得有冲锋陷阵的。一批具有“卓越工作经验”的宫女、太监充当了打手、爪牙，为万贵妃四处探听消息，整治不听话的妃嫔、宫人。深宫内院，怎一个恐怖了得。

　　还有那些传奉官，八成以上都是讨得万贵妃欢心后得以提拔的，基本全是她的心腹。那些给她充当打手的太监们，包括梁芳、钱能、汪直等人，都是经万贵妃培养一步登天，他们横行霸道，都是背后被千人踩万人骂的人物。当然，万贵妃喜欢，所以皇上自然也“喜欢”。

　　事情说到这里貌似还都是小事，所有的一切，培植私人势力也好，逼妃子堕胎也罢，还在深宫内，说到底，貌似都是后宫之主万贵妃（实际上的后宫之主）的正常业务范围，可千不该万不该，万贵妃最不该管的事——朝政，她也管了。

　　本来朝堂上还有一群能臣干才，从内阁到六部，朱见深最初信用的几个人都不错，可一般有点儿本事的，大都不买万贵妃的账，于是万贵妃怒了：不买账？整你没商量！

　　老天也似乎在帮着万贵妃。先是内阁大学士李贤在成化二年因操劳过度病逝了，然后另一位长年与万贵妃倒行逆施做斗争的大学士彭时也在成化十一年病故。然后，诸如商辂、韩雍、王恕、董方等能臣相继遭贬罢或致仕。一批依附万贵妃的官员相继被提拔了上来，比如内阁的万安、彭华，六部的李敏、杜铭、陈钺。这些人或依附万贵妃，或勾结万贵妃亲信的太监，平日里除了拍拍领导马屁，就是喝茶聊天儿，外加相互背后搞点儿小动作。总之，大都是不干正事的。套刘宝瑞相声里的经典台词：好嘛，一群浑蛋。

　　于是，六部歇菜了，内阁歇菜了，大明政府，光荣获得两个荣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除了管深宫、管政府，万贵妃当然也没忘了最该管的人：皇上。

　　朱见深在业余爱好的选择上，始终如一地听老婆的话。万贵妃说信佛，他就花钱修庙；万贵妃说信道，他就开炉炼丹。至于国计民生之类的小问题，实在是懒得管了。事实是，从成化五年开始，朱见深就基本不上朝了，长期处于歇班之中。

　　皇上歇班，政府“行政不作为”，谁管呢？当然要找信得过的人管，万贵妃信得过的人，不就是皇上信得过的嘛。换句话说，万贵妃就是大明朝的管家婆。可事实是，她管不好这个家，她信任的人，不是不干活，就是挖家里的墙脚。这个家是越发地乱了：朝政乌烟瘴气，宫内宫外奸邪横行，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效率低下，水旱灾害不断，边关狼烟四起。万管家婆不在乎：拴住自己的男人就行，哪管它洪水滔天呢。

　　可万贵妃终究只能负次要责任，更重要的问题是：性格决定素质。

　　朱见深的性格让后世人很奇怪，你说他不干正事吧，大藤峡和荆襄都是他平定的，流民是他安置的。你说他亲近小人吧，他曾信用的李贤、彭时、商辂、韩雍，哪个不是贤臣？你说他荒淫无度吧，专宠一个比他大十七岁的女人二十多年，始终不离不弃。你说他不理忠言吧，忠臣给他写的奏章堆积如山，难听的话多得是，换成他爹早把提意见的人拉出去打板子了。可人家微笑应对，表彰嘉奖提意见的干部，从不打击报复秋后算账（当然也从不照办）。你说他昏庸糊涂吧，于谦还是他给平反的……

　　可他治下的大明，边防废弛，奸邪横行，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说他不该负领导责任，那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说到底，这是个素质问题。

　　做皇帝，该有什么素质？

　　在老百姓眼里，皇帝应该是一切完美的化身。可对皇帝本人来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本是不靠谱的梦想，但有弱点的皇帝，依然能够成为好皇帝。因为，皇帝最重要的素质只有一条——坚强。

　　坚强的标尺，不是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而是一件更难的事——克制欲望。

　　春秋时候的卫懿公，没其他不良记录，就喜欢养几只仙鹤，结果就闹得民怨沸腾，敌人来攻时自家臣民全做了鸟兽散，闹了个国破家亡的下场。老百姓家养宠物没啥，做皇帝的养就是罪过，这就是皇帝和老百姓的区别。

　　普通人可以有的欲望，做皇帝却未必可以有，普通人可以有的爱好，做皇帝的就可能必须抛弃。比如被称为千古圣君的李世民，也曾喜欢养鸟，可听大臣魏徵谈完卫懿公养鹤亡国的血泪史，李世民二话不说，打开鸟笼子把鸟全放掉，从此一辈子不养。不是他不喜欢养，而是他知道：要做好皇帝，就要学会克制。

　　治国——才是皇帝更重要的事。凡是耽误治国的欲望，纵然再大的诱惑都要克制，要留个好名声，就要专心致志做最重要的事。这就好比做学生的想拿高分，就要牺牲玩耍的时间来学习。

　　朱见深在这方面的素质，还是由童年决定的。

　　特殊的童年，给予了他成长的苦难，给予了他一生最爱的人，也给予了影响他一生的东西——性格。十多年里，一个小小的孩子，长期生活在无边的孤独与漫长的恐惧中，没有磨炼他的意志，却造就了他的性情。他性格里所有的反差，说到底就是两个词：多疑、脆弱！

　　因为多疑，他只信任万贵妃一个人。因为脆弱，他遇事的第一反应就是叹气，恰如前文中提到的那样。更重要的是，因为脆弱，他无法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

　　那些黑暗的岁月、无数恐怖的记忆，并未随着云开雾散而消失，相反化成浓浓的阴影，投射到他内心深处，生长成他一生的欲望。恰如他与母亲对话时所说的，逃避恐惧和孤独，寻找心灵的安宁，他一生都在做这件事。

　　所以，皇位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光荣，它只代表最好的避风港。多少磨难告诉他，只有爬到最高的权力宝座上，才能逃避所有的恐惧和危险，才能满足这种心灵的安宁。

　　可当他真正坐上这个位置时，他才知道，皇帝是要干活的，官员任免、拨乱反正、日常杂务，样样都不是轻易能干好的。他也曾勤政爱民，兢兢业业，但那时候国家动乱四起，不干不行，一歇班，皇位都保不住，哪里找避风港去？

　　当所有的危难渐渐过去的时候，朱见深脆弱的承受能力也渐渐达到了极限，他需要休息，需要放松，最重要的，是需要满足心灵的欲望，这是他当皇帝的唯一目的。

　　所以他用了很多的方式，比如求长生之术，比如喜好歌舞，比如歇班不上朝，比如吃春药后四处留情，这些事情也渐渐变成了他的日常工作。包括万贵妃本人，也是他寻找心灵安宁的方式，所以，万贵妃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当然，只有一件事例外，正是这件事拯救了黑暗里的大明朝，那就是保住了朱祐樘的太子之位，至于原因，后面会讲。

　　总之，他的欲望就如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无可遏制，也不想遏制。

　　就像现在沉迷于网络游戏的迷途少年们，明知迷恋游戏会耽误学习，影响考试，甚至误了一生前途，大道理都懂，可依旧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朱见深的一生，其实就是这些迷途少年的翻版，他懂得事理，也有治国的某些才能，但他同样沉迷于欲望。不同的是，他没有父母和老师管，反而有老婆怂恿和支持。更不同的是，他是皇帝，他的任务是治国，而不是上学。

　　沉迷网游的学生上不好学，沉迷欲望中的朱见深也治不好国。

　　于是，皇上歇班了，管家婆万贵妃嚣张了，政府行政不作为了，传奉官和宫廷太监上蹿下跳，祸乱朝政，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官场风气日益败坏。一切的一切，对照天顺朝，在经过短暂的拨乱反正后，很快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大明帝国这台一度飞快转动的机器，终于重新停顿下来，皇帝瞎搞，政府歇班，社会矛盾严重，一切毒素在停滞的机器上疯狂生长，待到朱祐樘接过这副重担时，它已铁锈斑斑。

　　话剧《屈原》里有台词：电，你这宇宙中最锋利的长剑，你把这无边的黑暗辟开！辟开！可闪电过了以后又是什么呢？依然是无尽的黑暗。

　　这，恰是成化朝二十三年岁月的真实写照！短暂的拨乱反正，短暂的光明，之后依然是更深、更无尽头的黑暗与混乱。

　　朱见深的生动例子再次告诉全天下的父母：给孩子一个幸福而完整的童年，是多么重要。

　　幸运的是，他的儿子朱祐樘不一样，虽然他的童年貌似不幸，却其实完整。不一样的童年，造就了不一样的帝王之路。

　　成化五年，即朱见深开始歇班罢工的第一年，他在视察自己的内帑（攒私房钱的地方）时，邂逅了一位管内帑的瑶族女子，亲切攀谈后，两人发生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是唯一的一次。

　　成化六年七月，这个孤单的宫女在皇宫的角落里，产下了一个头发缺了一角的婴儿。他像一颗微弱的星星之火，降临在这个已然黑暗无边的世界上，他就是朱祐樘。

　　大明王朝中兴之君的人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