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在昭和时代（1926－1989年）成长起来的日本人来说，陈舜臣和司马辽太郎是两位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家，“日本历史要看司马辽太郎，中国历史要看陈舜臣”俨然成了一种固定观念，可以说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观是建立在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之上的，巧合的是，两人既是同窗，亦是挚友。司马辽太郎钟情于解读日本战国时代（1467－1615年）的乱世英雄，他笔下既有叱咤风云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人物，也有名不见经传的盗贼。他擅长在描述风云人物的同时，表露出自己主观上对人物的解读和对历史的看法。“司马辽太郎”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因酷爱司马迁的《史记》而取此笔名，意为“远不及司马迁之太郎”。而公认的“以深厚的学识和透辟的历史观开拓了历史小说新境界”的华裔作家陈舜臣，也将通过细致的笔调，生动地解读《史记》，架起中日历史文化交流的桥梁。

　　陈舜臣原籍是**省台北市，但在日本神户出生，接受汉学教育，因此不可避免地生存在日本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中。恰巧这段时期中日两国处于战争敌对状态，使得陈舜臣以一个特殊的身份处在“另类”的边缘境地。不过，即便常年对自身认同感到迷惘和困惑，由于受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他还是考入了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大学外语学院）的印度语专业。

　　大学期间，陈舜臣接触到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随后在了解了国人受歧视的现状之后，又开始阅读鲁迅和郁达夫的文学作品，就这样一步一步在学术中找到自我定位，并留校做西南亚洲语言研究所助手。但好景不长，战火最终还是蔓延到日本本土，国籍的转换让陈舜臣不得不暂时回到**，在台北初级中学担任英语老师。三年后，他又重新回到神户，并跟随父亲从事贸易工作。

　　经商之余，陈舜臣读了野村胡堂的作品《钱形平次捕物控》，便萌生了写推理小说的想法，曾以“陈左其”为笔名参与文学界新人奖的征稿，投稿小说《在风之中》最终进入候补阶段，也正因此坚定了继续写作的信心。他于1961年写下长篇推理小说《花叶死亡之日》，获得第七届江户川乱步奖，从此正式出道，开启了创作之路。接着，他陆续发表了《三色之家》、《弓之屋》、《愤怒的菩萨》、《分裂者》、《托月之海》等推理作品。从这些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陈舜臣卓越的推理能力以及对人性的洞察。

　　1967年，陈舜臣的第一部以中国近代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鸦片战争》问世，从此，他的文学创作逐渐转向历史小说。虽然日本很早就有中国历史小说，但大部分都只是以中国历史为素材，内容上更多的是描述日本文化和思想，而陈舜臣的历史小说并非如此。他态度严谨，抱有强烈的中国意识，亲自走访史迹，搜集资料，从不假手于人，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性，也没有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弊病，出版了《曹操》、《三国史秘本》、《太平天国兴亡录》等作品，并在日本长销不衰。

　　诚如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稻畑耕一郎曾说：“没有任何作家像陈舜臣那样，用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夹缝中生存的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去深入思考未来。他这样做的出发点自然是研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从事创作活动。”陈舜臣的创作依附的是自己对国家和民族历史深刻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探索和深化中日两国的文化根源和底蕴。

　　除了历史小说，陈舜臣在中国史方面也有不少作品，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当属《中国的历史》和《小说十八史略》。前者为通史，讲述了中国自上古至近代的历史进程，后者则是以《十八史略》为蓝本的读史作品。

　　本书是一部读史的小书。作者以《史记》记载的史实为基础，以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或关键人物为中心展开叙述。在细节上，例如人物的心理活动、对话、环境描写等，陈舜臣进行了适当的补充，使情节更加完善和细致。同时，他在叙述中融入了自己的个人观点、正史记载、客观现实和考古发现，一方面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一方面充实了历史知识。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为了不打断故事的连贯性而未提及或未能展开的项，特地从《中国的历史》（讲谈社文库，1990）中节选了相关内容，以“陈说”的形式进行补充和解释，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

　　全书逻辑清晰，杂而不乱，语言平实，通俗易懂，又不失严谨与艺术，可谓雅俗共赏。

　　在本书结尾，陈舜臣先生写道：“日本人想要了解中国人，阅读《史记》绝对是正道，同时也是一条捷径。因为《史记》里记载了中国人的所有人物典型——确切地说，这些典型并不限于中国人，而是涵盖了古今中外的人。”陈舜臣先生通过对《史记》的通俗化解读，用平静从容的文字，将《史记》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细细勾勒，揭示出权利游戏背后的人性规律，让当下的我们在看清历史的同时，加深对人性本身的理解。

　　所谓历史，记载着一个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和智慧，更昭示着兴衰更替的客观规律。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镜者，鉴也。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陈舜臣对于《史记》的考究与解读，能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波诡云谲的历史变迁，完成对历史的重新审视，获得思想上的警示。这是作者的愿望，也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此外，书中有关中国历史的部分表述，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环境、个人阅历有关，或与国内提法有所不同，在此列举部分，予以简单说明：

　　其一，本书最后一章《史家之绝唱》中写道汉武帝有“太阳王”之称。国内暂无此形容，但据《史记》、《汉书》的《后妃传》记载，汉武帝生于汉文帝后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母王氏，汉景帝中子。其母王氏在怀孕时，汉景帝尚为太子。王氏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中，告诉景帝后，景帝说：“此贵征也。”另外，日本作家伴野朗著有历史小说《太阳王·汉武帝》（中译本2001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而陈舜臣在《致读者》中也说这本书是写给日本读者的，因此，以“太阳王”称汉武帝是可以理解的。

　　其二，关于司马谈无缘封禅积郁而死的阐述，或许有的读者会产生疑问。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这里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原因，目前国内对司马谈未能参加封禅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他是因病滞留周南，也有的学者认为他是因被滞留而“发愤且卒”。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引用中井积德之言，司马谈留滞周南，其实是因为汉武帝决意“尽罢诸儒不用”。《史记·封禅书》记载，司马谈确实曾经热心于具有浓重神学色彩的祭祀仪礼的制定与说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他曾与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又与宽舒议立泰畤坛，但两次建议均得到采纳。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封禅即将进行时“而罢尽诸儒不用”的这种强烈反差下，司马谈痛感失落，悲愤积郁而死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其三，作者在《致读者》中提到清朝灭亡于1911年，国内学界对清朝灭亡的确切时间也有所争议，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清宣统帝溥仪下诏退位为依据，即1912年2月12日；一种是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1月1日）为依据，即清朝统治到1911年。本书作者采用的即是后者。

　　其四，由于史料本身的矛盾和解释的差异，关于苏秦、张仪的年辈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苏秦早于张仪；一种认为苏秦晚于张仪。《史记》、《资治通鉴》所记载二人基本属于同一时代，是战国合纵连横斗争中的对手，苏秦稍早。但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却表明：苏秦的年辈比张仪晚，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苏秦的主要活动均在张仪身死之后，张仪在秦国任相时，苏秦还没踏入政坛。因此文中提到的张仪、苏秦去世年份，仅为陈舜臣先生参考《史记》的记载而述写，实际情况仍有待考证。

　　陈舜臣本人是极为尊重史实和追求细节的，曾多次亲自考证书中出现的地名，比较不同史学家的记载、论述，作出自己的判断，并在书中做出详细说明，力求还原最真实的历史。所以本着尊重陈舜臣创作的原则，并未对书中争议之处作出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