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写的书之中，恐怕再没有比这本更坏的了，我写完了时不禁这样想。因为，我答应写此书时虽然是在今年五月初，但六月一开始，即接到母亲的信说病了，便立刻乘汽车赴绵阳，去看她并接她。来是水程，到达时已是七月。水程是相当危险的，有一次夜间狂风雨大作，船已漂在江心，顶篷都被吹去了，我自忖大概到了生命的尽头，却幸母亲和三弟终于随我安全地到了重庆了。很可纪念的是，一部《韩昌黎全集》却也就在水程中里读了一过。七月中又为安家忙，天也热，竟未能着笔。八月要动笔了，但想到所写的《司马迁评传》还有些头绪急待发挥，因而先抽空写了《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长文。九月的前半，则为要晓得韩愈在整个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以及古文风格的整个演化，乃把《古文辞类纂》又从头到尾一页一页地翻读了一遍。所以事实上本书乃在九月十八日才正式动手，费了十四天工夫，在十月二日写完。照我平常写东西的习惯，是不大预计日程的，只让作品自然地写出：我正在写的司马迁就是如此的，说不定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呢！可是这次却因为几次缓兵计都失败了，交卷期迫，于是只好不暇让作品自然地得到它的面貌。—然而不是有人说文章是逼出来的吗？急就章也不一定比经营多少年的差呀！那么，我又多少可以解嘲了。况且本书至少为韩愈也昭雪—或者发掘了不少，如他之急于求进是在早年穷困之际，虽急于求进，但得仕之后却也未尝不为国为民尽了忠，而且也并不恋栈。《原道》一类的论文，撇开逻辑问题不谈，撇开佛、老之本身的思想是否毫无价值不谈，而在文化史上，以及在儒家的根本入世精神（包括重在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中各分子的职责）上，却自有它不可动摇的价值与意义。他的人格一面是卫道，是严肃；但另方面却又热诚、温和，甚而幽默。他的文章，在根底上是“碑”的精神，所以写那么些墓志铭并非偶然，也并非全为谀墓之作；至于表现在《原道》《谏迎佛骨表》等中的韩愈固然是真的面目，但表现在抒情诗、不经意的信札，或者遣兴的滑稽之作如《送穷文》《毛颖传》《进学解》等中者，也许更真些。我不能说在什么时候自己再写一部较佳的《韩愈评传》，不过相信，就是写，也还是以这些为基础而已。最后，我却忽然想到司马迁所谓“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以及韩愈所谓“颜回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我自愧是做不到贫而无怨的，更做不到贫而乐，在这衣食不足温饱之际，愁米、愁柴就把精力耗光了，因而还忍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太苛吗？于是，这本可以汗颜的书也就壮了胆子呈现在读者跟前了。—却希望读者多多加以指正！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此处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

　　]十二月二日，夜雨淅沥中，长之记。

　　重校修改过一次，又觉得本稿尚不如想象中之坏，可笑可笑。

　　十月四日，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