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想的政治，必须有哲学基础。柏拉图说，如果不是哲学家做皇帝，至少也须已经做了皇帝的人学习哲学。现在各个国民已经得到皇帝阿斗的地位了，那么，就应该赶快做柏拉图所说的第二步——学习哲学。

　　我们现在所急需的是要把中国彻底现代化。敌人打击我们，不也是因为见我们现代化快要完成了，而眼红，而妒忌吗？我们的吃亏，不也就因为我们现代化得不早吗？我们的牺牲，说简单了，不是也就在争一个“完成现代化”的自由和时间吗？什么是现代化？简言之，现代化乃是西洋化。详言之，便是由西洋近代科学、技艺、思潮、精神所缔造之整个文化水准，从而贯通于今日最进步的社会组织、政治机构、生活态度之一切的一切，我们中国都能迎头赶上之谓。

　　然而文化是整个的，枝叶重要，源头更重要。西洋哲学就是近代西洋文化一切成果的总源头。我们要现代化（也就是要西洋化了），对于西洋哲学的认识，遂有一种特殊的需要。

　　培根（F.Bacon）说，要利用自然者先须服从自然。我说我们对于西洋文化亦然。这就是说，要利用西洋文化以完成我们的现代化时，却先须服从西洋文化。所谓服从，就是虚心而彻底地去了解。

　　对源头倘若还不能虚心和彻底，则枝叶的吸收，必至徒劳。这都是在今日而介绍西洋哲学时所不能不顾及的一点特殊意义。

　　二

　　但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读者也是中国人，所以我写这本书不能不采取中国人的立场。虽然所说的是西洋哲学，但我凡想到和中国相关的地方，也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但我并非特别去比附这方面，正如我不想特意避免这方面。

　　宋人说：“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程氏遗书》）我认为这是写一切通俗书的标准。我写这本书时，心上是常有这句话的影子在浮现的，至于做到做不到，自己却不敢说了。

　　本书之成，很感谢罗志希先生，方东美先生，宗白华先生，洪范五先生，唐君毅先生，他们或者给我指导，或者给我启发，或者予我以参考书籍的便利。尤其是方先生和唐先生，我向他们讨教的时候太多了，假若没有他们的助益，这本书恐怕写不成。这好意使我永不能忘却！

　　最后，我不能不说明我之习哲学，获益于吾师冯芝生先生者至多，即本书体例，于援引处不敢苟且，一点一滴亦往往注明，这也是受了他那部《中国哲学史》的影响而然，亦谨于此致我甚深之铭感。

　　二十九年深秋，最后胜利在望之际，长之记于嘉陵江畔

　　|例言|

　　一、本书因限于字数，故着眼在大处，近代哲学几叙至黑格耳[今译为黑格尔，德国19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编者注

　　]而止，这是因为著者认为此后哲学不过是康德、黑格耳哲学之继续发挥，新的哲学体系尚未完成。故普通人对于空间上距离小的东西往往看得大些，实则对于时间上距离小的东西何独不然？历史却是求真的，不能以这种幻觉的大小为大小，所以本书便并不过分把现代放大，而对于古代，则期望还它一个真正大小了。这也就是本书之好像详于古而略于今处，但在著者是有用意的。

　　二、本书大致采自法人韦柏[今译为阿尔弗雷德·韦伯（1868～1958年），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编者注

　　]（A.Weber）《哲学史》（HistoryofPhilosophy），并参以他书而成。凡所引用，悉标出处。其未加注明者，即多系著者自己的见地；其未加引用符号者，即多系著者自己的辞藻。

　　三、所有外国人名、地名、书名，大部依商务出版之《标准汉译外国地名人名表》，除确系音译错误者外，不加更改。中国人对于译名常常缩短，实不敢苟同。凡此等处一律照词典中所注之音补足之，期能一见译名，即可略得原名之仿佛。

　　四、凡一般读者所不熟悉之人名、地名、书名，皆附注原文，甚或不止一次，以便读者检索原文西书。

　　五、年代以公元纪年为主，特有时附以中国年代，以便与中国文化演进相比较。或附或否，悉以其事关系整个文化史大小，或有无比较意义而定。

　　六、专门名词有加括号者，有时为醒目，有时为避免与上下文连读，有时表示其在某家哲学中有特别意义，读者读时自可了然。

　　七、书末附一简单书目，且略加按语，备读者循序探索，以求深入。书目以实用为主，倘所列各书一一读过，自然会跟着更有许多书要读的。至于本书草成时所实际参考者，均见注中，不另列。

　　八、文中附注亦有时系辨析哲学问题之某点，不止注明出处，其中抑或有值得思索者，读者幸勿跳过。

　　九、本书之成，费时不过月余，疏谬处必不甚少，深望贤达指正，不胜感盼！

　　［导论］

　　哲学史像一般哲学教育的功效一样，可以使人少所武断，多所保留，亦即对知识更爱好些，更虚心些。其次，它扩大了人的视野，使人多所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