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忘记最初的相识，它决定了我们的一生，并用这一生证明：人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

　　1951年，我在北京女二中读书。同年寒假，被临时调至中共东四区委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

　　东四区委坐落在东四十一条39号。这是一座很讲究的三进四合院，各院都有自己的耳房和小跨院。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应该是以这个院子为原型。

　　能来这里工作很让人兴奋。参加过期末考试，没等做完期末评定、总结之类的事，我就立即来报到了。

　　一进门，我被带到中院的北房。这是间很宽敞的办公室，里外间有许多明亮的玻璃窗。后来我才知道，宣传部在这里办公，里间是当时区委宣传部部长韩冲的办公室。

　　接待我的是陈大姐，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些甜，看上去很朴实。她见到我说：“欢迎你来帮忙。”

　　我被领到后院。正在忙着搬运行李的时候，见一个男青年，身穿一件不太合身的灰色棉袄，脸上托着一副淡黄色边的圆眼镜，向我们宿舍走来。

　　这不是在河北北京师范学校暑期办公室，召集我们开会的团区委的王蒙吗？

　　这时他已经走近。

　　果然是王蒙。

　　他看着我，又看看临时改装的寝室，兴奋地说：“来这儿工作？欢迎！欢迎！你就住在这儿啊！来几个人？”

　　“就我一个。”我说。

　　“太好了，你跟陈大姐一起工作呀。我就在你们前院的办公室，一个大门里。”他自我介绍。

　　“好啊！好！”我想怎么这样巧，又在这儿相遇了。

　　这天中午，我们同在一个厨房打饭。没有餐厅，打好饭，端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吃。

　　队伍很长，我见王蒙打好饭，往前院走去，隔几步还回头往队伍中看看，走到办公室门口，没有马上进去，而是把头大幅度地转过来，刚好我们的目光相遇，他朝我笑笑才走进屋去。

　　当时我想：这个人挺有意思，挺热情。

　　那时大家吃的都一样，一碗白菜汤和两个窝窝头。每月的伙食费是11元5角。后来我知道，当时王蒙吃饭不花钱，他那时是供给制。

　　连来带去我在这儿待了半个月的时间。和大家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完全不知道疲倦。

　　王蒙那时由团市委中学部调到东四区团区委，还做团的工作。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了，我正在办公室专心做表格，忽然听到嘭嘭敲窗户的声音，抬头一看，王蒙正趴在玻璃窗上，朝着我笑。他在窗户外，我在窗户里。

　　他说：“一天没看见你，我在团市委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刚刚回来。”

　　“你们好辛苦啊，这么晚才回来。”

　　“你不也是嘛！别干了，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

　　这么突然，这么直接，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而且陈大姐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却只对我一个人发出邀请。

　　“不，不去了，我的事还没干完呢！”

　　他不走，一步也不动。

　　“去吧，外面的空气特别好。”他怯生生地说。

　　“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去，我的事还没做完呢。”我不知该怎样推辞。

　　“去吧，就走一会儿，去吧，去吧！”他的声音中带点乞求。

　　我迟疑着慢慢站起来，跟陈大姐说：“一起到外面散散步去吧！”

　　陈大姐会心地一笑，说：“不了，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走出办公室，就看到王蒙掩饰不住他的得意。

　　“我们从后门出去好吗？”他建议。

　　“好吧，听你的，我不熟悉。”

　　走出正院，经过侧面的一个小跨院，见那里有一架双杠。他问：“你练吗？”还不等我回答，他腾地一下就上了双杠，前后摆动，还做了前翻。

　　我笑了。

　　他问我：“怎么样？”

　　我“哼”了一声，还在笑，心里却在想，工作上是我的“前辈”，这时候倒像我的低年级同学！

　　大概已进入午夜了，街上行人很少。也许是我第一次跟一位异性单独待到这么晚，而且是深更半夜地走在大街上，所以感觉很不自然。走前走后，离远离近，都觉得别扭。已全然没有心情去欣赏夜景，只是东一句西一句，说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话，话题无论好不好笑，都刻意去笑，而且一笑笑半天。

　　从东四十二条西口出来，不知不觉地走完了半条东四北大街，我们都意识到该回去了。

　　那天，王蒙送我到区委会后院，分手时他跟我说：“回见！”时过境迁，许多记忆淡漠了，但那一刻的情景始终清晰。

　　很快开学了，我匆忙赶回学校。

　　回校不久，出乎我的意料，接到了王蒙给我的第一封求爱信。开始是这样写的：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你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