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逼上梁山

　　大地在撼动，狂风、暴雨、电光、雷声交织在一起，火药库爆炸了。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满身伤痕血迹的农民，不约而同地，头包红布作为标志，扛着竹竿锄头，长枪板斧，呐喊一声，杀向吸血的元帝国政府，这就是历史上的著名事件——红军起义。

　　经过多年的酝酿、组织、教育，牺牲了多少优秀的领导人才，从血泊里锻炼出来的坚强的革命细胞，散布在各个受苦难的区域。大家一条心，推翻这个坏政府；一个目标，赶走害人的鞑子。正像放焰火一样，开头在东南角射出一支红色的火箭，炫眼的光芒照耀半边天空。信号一发出，西面南面，四面八方都投射出一样颜色的光，十条、百条、千条，交织在天空，像无数条火龙，夭矫蜿蜒，热生出光，造成了力量，照得大地一色，黑暗被消灭了，跟着来的是光明世界。

　　红军的队伍，数不清，说不完。拣重要著名的说吧：东系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发动，头目是杜遵道，奉韩山童的号令，占领了朱皋，拥有元朝米仓，开仓散米，一下子就团结了几十万人。攻下汝宁（今河南汝南）、光州（今河南潢川）、息州（今河南息县）、信阳（今河南信阳）。西系起于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由彭莹玉和尚领导，推徐真逸（寿辉）做头目，攻下德安（今湖北安陆）、沔阳（今湖北沔阳）、安陆（今湖北钟祥）、武昌（今湖北武昌）、江陵（今湖北江陵）、江西（今江西九江、南昌一带）诸郡。起于湘水汉水流域的，推布王三、孟海马为头目。布王三的队伍叫北琐红军，占领了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南阳（今河南南阳）、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孟海马率领南琐红军，占领了均（今湖北均县）、房（今湖北房县）、襄阳（今湖北襄阳）、荆门（今湖北荆门）、归峡（今湖北秭归）。起于丰沛的，是芝麻李的队伍，控制了徐州（今江苏铜山）近县和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今安徽五河）、虹县（今安徽泗县）、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灵璧（今安徽灵璧），南边到安丰（今安徽寿县）、濠（今安徽凤阳）、泗（今安徽临淮）。前后不过几个月工夫，东西两系红军，东边从淮水流域，西边到汉水流域，像腰斩似的把大元帝国拦腰切作两段，从此南北隔绝，北边顾不到南边，南边的粮食也不能接济北边，死是死定了，只等着咽气。[42]

　　大元帝国的崩溃，有远因，也有近因。[43]

　　远因是赵宋三百二十年的统治，相当宽大，拿定养鸡吃蛋的主意，对百姓说不上怎样好法，倒也不到剥尽刮干的地步。后期的几个君主虽然孱头孱脑，好事做不了，无论如何，总安不上“荒淫无道”的罪名。突然被穿羊裘喝酪浆拖小辫子的外族征服了，生活习惯甚至想法都完全不同的新的统治，激起人民的反感。尤其蒙古人和色目人[44]的残暴屠杀，动不动就屠城，把一个城里的人民，除去工匠以外的壮丁老弱悉数杀光，剩的少女少男，作为俘虏，叫作驱口，就是奴隶，子子孙孙不能翻身。加上**掳掠，无恶不作，种种想象不到的血腥的事实，种下了民族间的深仇大恨。

　　在这外族统治下的社会组织，是畸形的、不健全的。论文化，蒙古族非常落后幼稚。论人口，蒙古族统共不过几十万人。光凭了优越的武力来统治压迫被征服的几千万人民，由蒙古皇室、贵族、僧侣、官僚、地主、商人所组成的统治集团，和用以维持这政权的大量军队，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一切费用，都由汉人、南人[45]负担。汉人、南人的生命财产却没有保障，随时会被打、被抢劫、被没收，甚至被逮捕、被诛杀，无处申冤，也不许申冤。政治地位呢？朝廷和地方机关的长官，必须是蒙古人或者色目人，汉人、南人只能担任不重要的职务，用人的标准是种族而不是能力和学识。至于被抑勒做驱口的，就更惨了，简直不被当作人，在主人的眼中，驱口只是一种活的工具，或者是可以卖钱的牲口。这个统治集团同时也是大地主，土地的来源是抢劫、占领，说不上买卖，干脆一句话，没收。全国最大部分的最好的土地，经由这种方法，转移到少数的脑满肠肥的外族人手里，汉人、南人除了一小部分甘心做顺民，做走狗的以外，被迫失去了土地，成为贫农和佃户，最大规模的商业也被控制在回回人手里，他们替蒙古贵族经营财产，放高利贷、印子钱，也叫作羊羔儿息，[46]来榨取汉人、南人的血汗。

　　就连蒙古人、色目人算在一起，在中国也还是少数民族，有一天被征服的人民组织起来，有了力量，他们就得被清算。加上所做的坏事也实在太多了，明知汉人、南人绝不心服，有机会就会反抗、报仇。这一切，蒙古贵族心里明白、害怕，脸上虽然摆出一副狠相，骨子里却正在怕得发抖。怕什么呢？怕人民有组织，怕人民有团结，一句话，害怕人民有力量。

　　为了镇压人民，掐住人民的脖子，元朝政府采取了几种恶毒的办法：一种是驻兵，以嫡系的蒙古军驻防在河洛山东，据全国军事要害，以汉军、探马赤军[47]驻防在淮水长江之南，带着一部新附军。蒙古军驻防是带家眷的，按一定时候换防。总计江南三行省建立了六十三处驻兵区，[48]在必要时就用武力来消灭任何反抗或者不服从的行动。一种是缴械，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征服了南宋的首都临安时起，就开始收缴民间的武器和马匹，定下极严厉的刑罚，强迫人民交出可以做杀伤用的武器，并且明令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执弓矢兵仗。以后列朝都三番四覆，重申这办法。[49]这样，一面是全副武装、威风凛凜、正规编制、千军万马的征服军。另一面呢？是个别的、穷困的、被包围的、被作践的、被剥削的，而且是手无寸铁的人民。照理，蒙古贵族可以安心了，晚上可以睡得安稳了，但是，绝不，他们还是在害怕，害怕人民在暗地里集会，产生组织，害怕人民的反抗思想日渐传播，成为心腹的威胁。

　　于是，另外一套又来了，叫作里甲。要点第一是编民户二十家为一甲，每甲派一个蒙古人做甲主，甲主有充分的权力，随时侦察甲民活动，除了写报告以外，有执行之权，他要衣服得给，要饮食得给，要童男呢？送上。要少女呢？赶紧送上，一有不是，立刻有灭门之祸。[50]第二是戒严，夜间禁止通行：“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51]在这期间，老百姓被关在房子里，政府的军官军人和甲主是可以随便通行，半夜里也可以进民居访问以至调查的。第三禁止夜间点灯，在戒严期间绝对禁止，禁钟以前和解严以后，也只许小贩和儒生点灯。[52]第四禁止集会祠祷，祈赛神社，集场买卖，不管是宗教的、迷信的以至商业性的集会，凡是群众性的，有多人集合在一起的，一概禁止。[53]第五禁止汉人田猎和练习武艺，禁止汉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54]不会武艺就不能打仗了，不懂政府所用的文字，就无法和使用这种文字的人相接触。

　　这三整套办法互相配合，构成了天罗地网，铜墙铁壁。没有一点漏洞，透不出一点气，没有声音，连耳语也不敢，没有文字的抗议，连数说历史都是犯法的。出远门要有通行证，每一个地方都被孤立了，成为无数的孤岛。没有消息，好的没有，坏的也没有。蒙古人的统治，把这个国度变成了一个死海。

　　但是，虽然是死海，还不时有波浪，压力越大，反抗也越厉害。严格地说，从南宋亡国的那天起，一直到红军大起义，这七十年中，汉人、南人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可歌可泣的崖山之役，张世杰、陆秀夫壮烈殉国后，起兵复国几次失败，百折不回的文丞相（天祥）终于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被杀于燕京，成仁取义。这两件事发扬了民族正气，感动了也号召了全民族和后代子孙，使他们明白，只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才有好日子过，才对得起先烈，对得起民族。文丞相死的第二年，建宁路总管黄华起义，用宋祥兴年号；至元二十三年，西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子，在广州起事。元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合州大足县民韩法师反，自称南朝赵王，都用恢复赵宋来号召。此外如至元二十年广州的罗平国，二十年漳、邕、宾、梧、昭、衡诸州（福建、广西、广东、湖南）的农民暴动，二十三年婺州（浙江金华）永康县民陈巽四之乱，二十五年广东浙江之乱，二十七年的江西之乱，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的赣州之乱，以至元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广州的大金国之乱，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辽东锁火奴自称大金子孙之乱。前面跌倒了，后面的接着上去，倒下一个两个，起来了百个千个。这一连串的反抗运动，起因虽不完全相同，目标却只有一个——推翻这个坏政府！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的红军大起义，正是这一连串反抗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近因是蒙古皇室和政府的腐烂，像一所房子，长了白蚁，把椽子、栋梁都蛀蚀空了，一阵风便把整所的房子刮倒，当然，白蚁也压死很多。

　　白蚁一开头就把帝国给蛀蚀空了。大元帝国是由几个汗国组织成的，以蒙古大汗的宫廷做中心。自从忽必烈大汗（元世祖）做了中国皇帝之后，破坏了大汗继承的规矩，以后的大汗都由实力派拥立，宫廷里的暗杀，战场上的火并，闹个无休无歇。成吉思汗位下的许多大王，分裂成几派，打了多少年仗。西北几个汗国各自独立，脱离了母国，大元帝国分裂了，蒙古大汗兼中国皇帝的统治权开始动摇了。

　　这一窝的白蚁王是忽必烈大汗自己，他建立了这个窝，也蛀蚀了这个窝。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君主，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发动了长期的广泛的海洋侵略。军费的负担无限扩大，增加了国内财政困难，只好任命一批做买卖的刮钱好手做大臣，专门搜刮财富，剥削人民，造成了贪污刻薄而又无能的政治风气，造成对外打仗失败对内民穷财尽的局面。

　　军费之外，还有诸王的定期巨量赏赐，僧侣的宗教费用和宫廷的浪费。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几个月的用度，没办法，只好加紧印钞票。元朝的钞票原来有很好的制度，发行有定额，可以随时兑现，和物价有一定的比例，通行全帝国，信誉极好。到了政府财政无办法，支用完钞票的准备金，变成不兑现纸帀，加上无限制发行，发得愈多，币值愈跌，相对的物价愈高。到了十四世纪中期，整车整船运钞到前方，已经不济事了，一张钞还抵不上同样的废纸，不值一钱。国家财政和国民经济总崩溃了。

　　政治的情况也和经济一样，从元武宗以来，唱戏的、杀猪卖酒的、和尚道士，只要有门路，得到大汗欢心，就可做大官，有做到中书左丞、平章参政的。国公、司徒，多到无法计算。贵族诸王随便杀人，随便荐人做官。地主豪民犯法该杀的，只要买通僧侣，就可以得到大汗特赦。后来索性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了。尤其是蒙古、色目的官吏，根本不知道有廉耻这回事，问人讨钱，各有名目。例如下属来拜见有“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撒花钱”，逢节送“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事要“常例钱”，送迎有“人情钱”，发传票拘票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弄的钱多说是“得手”，出的州美说是“好地分”，补的职近说是“好窠窟”。甚至台宪官都可以用钱买，像拍卖似的钱多得缺。肃政廉访司官巡察州县，各带库子（管钱的吏役），检钞秤银，争多论少，简直在做买卖。[55]大官吃小官，小官呢？当然吃百姓。民间有诗嘲官道：“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56]温州、台州一带的老百姓，给官府榨苦了，在村子边竖起旗子，上面写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57]

　　军队呢？自从平宋之后，太平了多年，忘记了怎样打仗。驻防在内地繁华都市，日子久了，生活整个儿腐化，也不愿意打仗了。军官们大都是世袭的公子哥儿，懂吃，懂喝，懂玩，会发脾气，会克扣军粮，会奴役虐待士兵，更会劫掠百姓，就是不懂和不会打仗。蒙古初起时，那种纵横欧亚、叱咤风云的沙漠中健儿的子孙，到这时已经完全不是军人了，他们比老百姓更胆小怕事。[58]

　　这个几十个家族奴役中国人民的政权，一靠官僚，二靠武力支持。官僚弄钱，武力吓人。如今，全不行了，千疮百孔，到处发霉发烂了。从顶到脚，都蛀蚀得空空，自然经不起红军雷霆万钧的一击。

　　红军起事爆发的导火线是蒙古政府对汉人、南人加重压迫和歧视。

　　元顺帝从广西进京做皇帝，河南行省平章伯颜率领部下蒙古汉军护送，因功做了丞相。伯颜仗着功劳大，擅权贪污，养着西番师婆叫畀畀，常问她来年好歹，又问身后事如何。畀畀说当死于南人之手。伯颜因此深恨南人。元顺帝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广州朱光卿反，称大金国，棒胡反于汝宁信阳州。伯颜假借题目，四月间下诏书汉人、南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的都拘收入官。五月间又说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等都是汉人，汉人有在政府做官的，应该提出诛捕造反汉人的方案，呈报上来。接着又提出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的汉人、南人，因为这五姓都是大族，人数最多，汉人、南人杀了大半，自然不能造反了。元顺帝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四月又重申汉人、南人、高丽人执持军器的禁令。还规定一条法令：蒙古人、色目人殴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只许挨打，不许还手。伯颜被贬死，他的兄弟马札儿台做丞相，又禁民间藏兵器。马札儿台辞位，子脱脱做丞相。红军起事，中书省官员把报告案卷加标题“谋反事”，脱脱看了，改题作“河南汉人谋反事”，把河南全部汉人都看作叛徒了。[59]伯颜脱脱一家人接连做丞相，家族的看法也就代表皇室和贵族的看法。这一连串作为，使汉人、南人不由得不恐慌、着急，反抗也许还有生路，不反抗只有等死，有人一号召，自然是全国响应了。点燃导火线的是丞相脱脱。当时黄河在白茅口决口，有人建议堵口，脱脱派工部尚书成遵勘察。成遵回来报告：河工太大开不得，而且南阳安丰盗贼成群，集合了几十万夫役，万一被人煽动，无法收拾。脱脱不听，另用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二十二日，发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夫十五万，广州等地戍军二万，从黄陵冈南到白茅口、西到阳青村，开河二百八十里，把黄河勒回旧道。

　　韩山童得了这个消息，生出主意，叫人四处散布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暗地里凿了一个石人，面门上只有一只眼睛，偷偷埋在黄陵冈当路处。朝廷发的修河经费，被河官中饱了，修河夫吃不饱，正在怨恨。[60]韩山童又分发几百个党徒去做工，宣传天下要大乱了，弥勒佛已经降生了，十人传百，百人传千，河南、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全信了。韩山童和亲信刘福通、杜遵道计较，光是老百姓不够，还得念书做官的一起干，至少也要做到让士大夫同情这运动。刘福通说有办法，鞑子不得人心，我们上一两代都是宋朝的老百姓，只要提出复宋的旗号，读书人没有不赞成的。河夫开河开到黄陵冈，果然在当路处挖出一眼的石人，几万夫役骇得目瞪口呆，一时人心骚动，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纷纷议论，大家心里明白，是动手的时候了。

　　刘福通聚了三千人在白鹿庄，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该帮旧主起义，恢复天下。大家齐心推奉山童做“明王”，克定日子起兵。[61]四处派人通知，同时发动，以头裹红布为符号。正在歃血立誓、分配任务、举杯庆祝、兴高采烈的时候，不料消息走漏了。永年县的县官带领快马兵役，冷不防团团围住白鹿庄，韩山童脱身不及被擒去杀了。山童妻杨氏带着儿子林儿趁着慌乱，逃出重围，躲入武安山中（在永年县境），隐姓埋名，等候外边消息。刘福通见事已败露，等不到预定日子，整顿部队，出其不意，攻占颍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分兵进攻舞阳、叶县等处。黄陵冈的河夫得了信号，呐喊—声，杀了监工的河官，头上包一块红布，漫山遍野一片红，和部队会合在一起。不到一个月，红军已是五六万人的大队伍了。两淮、江东西的穷苦百姓，等了多少年月，连夜起早赶来参加，真是“从乱如归”，声势一日比一日浩大。接着又占领了汝宁、光、息，人数增加到十几万。[62]各地方的红军闻风响应，芝麻李、彭大、赵均用起丰沛，徐寿辉起蕲黄，布王三、孟海马起湘汉，半个中国照耀着红光，[63]各自攻城占地，开仓库，救穷人，严守教规，不杀平民，不**，不抢劫，越发得到人民拥护。[64]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阕《醉太平》小令，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从大都一直到江南，人人会念，词道：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65]

　　朱元璋在寺里接连不断地得到外边的消息：前些日子占襄阳，元兵死了多少；某日又占了南康，元军不战而逃；芝麻李八个人装作挑河夫，一晚上占了徐州。[66]说的人津津有味，听的人心花怒放。红军檄文指斥元朝罪状，最精彩的话是“贫极江南，富夸塞北”。[67]蒙古人、色目人饱得胀死，汉人、南人却饿得要死。什么好东西，财帛粮食，刮空了运到北边。做活出气力的是一种人，笼着手在享用的又是一种人。真把几十年来多少人心里闷着的话全给说出来了。又听说徐寿辉已在蕲水建都，做了皇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拜邹普胜做太师，一支军队已进了江西。元兵到处打败仗，好容易调了六千绿睛回回阿速军，帮着汉军来攻颍州。阿速军以精悍著名，擅长射骑，只是纪律不好；将军呢，又光会喝酒玩女人。刚上阵，看见红军阵势大，主将就扬鞭连说：“阿卜！阿卜！”阿卜是走的意思，一霎时全军退却。淮西人当作笑话，传来传去。[68]又调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统三十万大军收复汝宁，才到城下，尚未交锋，便跃马后退。地方官急了，挽住马缰不放，也先帖木儿也急了，拔刀便斫，说：“我的不是性命？”飞马先逃，三十万大军跟着溃散。[69]蒙古、色目、汉军都不能打，真正和红军作战的是各地官吏、地主募集的义兵和民兵，这些人有的怕红军不放过，有的要保家产，为着自己的身家才肯拼命。到十二年二月底，又听说濠州也给红军占了，头目是郭子兴、孙德崖、张天祐几个人。

　　郭子兴是定远县有名的豪杰，原是曹州人，他父亲到定远卖卦相命，很积了一点钱。有一家大财主的闺女，长得体面，可惜是瞎子，嫁不出去。他父亲娶了，得了一份大财喜，生下三个儿子，子兴是老二。子兴一来家财丰厚，二来素性慷慨，平日交结宾客，接纳壮士，焚香密会，盘算做一番大事业。红军起事以后，钟离定远的农民，抛去锄头，拿起兵器，一哄就团聚成几万人的一股。地方官平时只会贪赃枉法，到这时便毫无办法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装不知道，惹不起也犯不着多事。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带了几千人趁黑夜先后偷入濠州，半夜里一声号炮，闯入州衙，杀了州官，他们在先有过杜遵道的号令，五个头目都称濠州节制元帅。[70]元将彻里不花远远地隔濠州几十里扎住营，怕红军厉害，不敢攻城，成天派兵到各村庄骚扰，把老百姓捉去，包上红布，算是俘虏，向上官请赏。濠州红军见官军不来捣乱，乐得安闲，关起城门享福，两下里“互不侵犯”。只是苦透了一般老百姓，官军硬派作红军，随便捉杀；红军呢，又怕是官军的奸细，要盘问防范，竟是左右做人难。又得供应粮秣夫役，红军要了，官军又要，闹得实在没法子活下去。有钱有地的大户怕事，都投到官军这边；无钱无地的穷人，不消说，只有一条路，揣块红布，呼亲唤旧，投奔濠州，拼上这条命，也不受官府大户的气。[71]

　　朱元璋划算了又划算，虽然相信彭莹玉的话，鞑子一定得赶走，汉人、南人一定得翻身，眼前就是穷人的好日子来了，可是，还得仔细计较，拣便宜省事有好处的路走。摆在前面有三条路：投官军呢，犯不着。官军的纪律他知道得太多，去了是自投死路。再则鞑子杀人放火，**掳掠的一本血账，提起来谁都痛恨。外祖父说的崖山的故事，他还记得清清楚楚，男子汉纵然不能做什么大好事，也万万不可丧心病狂到替敌人做走狗，来残害自己的兄弟姊妹！投红军呢？听说濠州有五个元帅，一字并肩，没有头脑，谁也不服谁，谁也支使不了谁，闹得乱哄哄，不成个体统。怕没有大出息，成不了事。留在寺里过安闲日子呢？迟早给官军捉去拿赏号，死得更是不明不白。想了又想，三条路都走得，又都有难处。[72]

　　一天，有人从濠州捎来一封信，是孩提时的伙伴写的，劝他到红军队伍里来。背地里读了，越发一肚子心事，在大殿上踱过来，踱过去，以口问心，以心问口，反复计较。猛然省悟，把信就长明灯烧了，还是下不定决断。过不了几天，同房的师兄偷偷告诉他，前日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军告发，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赶快上濠州吧。元璋急得无法，到村子里找汤和，讨一个主意。汤和推敲了半天，说不出道理，劝向菩萨讨一个卦。元璋心里忐忑不定，慢慢走回寺里，还不到山门，就嗅到一股烟焰的气味，再走进去，只见东一堆瓦石，西一堆冒烟的木料，大殿只剩下半边，僧房斋堂全烧光了，只剩下伽蓝殿，隔着一片空地，还完整。满院子马粪、破衲衣、烂家具。僧众星散，不知去向，冷清清只剩了几尊搬不动、烧不着的泥菩萨。原来官军认为僧寺里有弥勒佛，红军里有许多和尚，念弥勒佛号，怕在寺的和尚和红军有勾搭，把附近的寺都烧光了，皇觉寺自然不能例外。元璋待了一阵，走到伽蓝神前，磕了头，拿起圣珓，默祝菩萨：许出境避难，赏阳珓；守破寺，一阴一阳。一掷两珓全阴，两掷三掷还是全阴。不许走也不许留，只有投红军去了。再祝投红军给阴的，一掷果然是阴的，大吃一惊。三次默祝，投红军实在害怕，还是求菩萨指点，逃往他乡，另求生路。闭着眼睛把珓掷出，一看一个是阴珓，投红军；一个呢，不阴不阳，端正地竖在地面。菩萨也劝元璋造反了，还有什么可说的！[73]后来他在《皇陵碑》里描写这时候的心情道：

　　住（皇觉寺）方三载，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默祷以阴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告，将就凶而不妨。

　　第二天，他离开皇觉寺，投奔红军去了。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洪武二年三月丙申，上以旱灾相仍，因念微时艰苦，乃祭告淳祖、淳后曰：‘因念微时皇考皇妣，凶年艰食，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艰难困苦，何敢忘也。’”

　　[2]《明太祖实录》卷一、《一统肇基录》本《皇陵碑》，并作“孤庄村”。沈节甫《纪录汇编》本《天潢玉牒》作“太平乡县庄村”。《七修类稿》引《皇陵碑》作“孤庄村”。

　　[3]《明太祖实录》卷一八，潘柽章《国史考异》引承休端惠王《统宗绳蛰录》。

　　[4]《纪录汇编》本《御制皇陵碑》。晗按《皇陵碑》有二本，一危素撰，《太祖实录》卷三七：“洪武二年二月乙亥，诏立皇陵碑，先命翰林侍讲学士危素撰文，至是文成，命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诣陵立碑。”一太祖御制：“洪武十一年四月，以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一散文，一韵文。二文并见郎瑛《七修类稿》卷七，后文亦收入《纪录汇编》。

　　[5]《天潢玉牒》及高岱《鸿猷录》作“刘继祖”，徐祯卿《翦胜野闻》作“刘大秀”。沈德符《野获编补遗·义惠侯》条：刘继祖字大秀。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追赠刘继祖为义惠侯诰，略曰：“朕微时罹亲丧，难于宅兆，尔发仁惠之心，以己沃壤，慨然见惠，大惠云何可忘。”

　　[6]《皇陵碑》《御制皇陵碑》《天潢玉牒》《翦胜野闻》《鸿猷录·龙飞淮甸》。

　　[7]徐祯卿《翦胜野闻》，王文禄《龙兴慈记》，王鸿绪《明史稿·太祖本纪》。

　　[8]《御制皇陵碑》。

　　[9]王文禄《龙兴慈记》。

　　[10]危素撰《皇陵碑》，《天潢玉牒》，《明太祖实录卷一》。

　　[11]《统宗绳蛰录》，《国史考异》引朱元璋《朱氏世德碑》，《七修类稿》卷七，《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12]《朱氏世德碑》《统宗绳蛰录》。

　　[13]《朱氏世德碑》。

　　[14]《明史》卷三〇〇《外戚传·陈公传》。

　　[15]《御制皇陵碑》，危素撰《皇陵碑》。

　　[16]《鸿猷录·龙飞淮甸》。

　　[17]《皇朝本纪》。

　　[18]危素撰《皇陵碑》，《御制皇陵碑》，《天潢玉牒》，《鸿猷录·龙飞淮甸》。

　　[19]《皇朝本纪》：“师且有室家，所用弗济。”谈迁《枣林杂俎·僧娶妻室》条：“凤阳大龙兴寺，即皇觉寺，一曰于皇寺。太祖《敕僧律》：‘有妻室僧人，除前辈老僧，盖因元末兵乱，流移他方，彼时皆有妻室，今已年老无论外，其后进僧人有妻室者，虽在长上辈比肩，及在下诸人，皆得凌辱，亦无罪责。’今僧俱婚娶，亦无差累。”《草木予·杂俎篇》：“中原河北僧皆有妻，公然居佛殿两庑，赴斋称师娘，病则于佛前首鞠，许披袈裟三日，殆与常人无异，特无发耳。”

　　[20]《龙兴慈记》。

　　[21]危素撰《皇陵碑》，《明太祖实录》。

　　[22]《天潢玉牒》，《皇朝本纪》。

　　[23]陆深《平胡录》，《元史·顺帝本纪》，高岱《鸿猷录》卷七《宋事始末》，何乔远《名山藏·天因记》，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

　　[24]北京图书馆藏《摩尼教残经》。

　　[25]李文田《和林金石录》灵释《九姓回鹘可汗碑》。

　　[26]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一，《册府元龟》卷九九。

　　[27]《唐会要》卷一九。

　　[28]《新唐书》卷二一七下。

　　[29]《旧五代史·梁书·末帝纪》，《佛祖统纪》卷四一。

　　[30]徐铉《稽神录》，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洪迈《夷坚志》。

　　[31]《宋会要辑稿·刑法》。

　　[32]陆游《渭南文集》卷五。

　　[33]庄季裕《鸡肋编》卷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六。

　　[3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三六、六三、一三八、一五一、一七六。

　　[35]《大阿罗汉难提密多罗所说法住记》。

　　[36]《隋书·炀帝本纪》《五行志》。

　　[37]《佛祖统纪》卷四七，重松俊章著《初期之白莲教》。

　　[38]《元史·泰定帝本纪》。

　　[39]《元史·顺帝本纪》。

　　[40]叶子奇《草木子·克谨篇》，《明太祖实录》卷八，陆深《平胡录》，《元史·顺帝本纪》，权衡《庚申外史》。

　　[41]参看《清华学报》十三卷一期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

　　[42]权衡《庚申外史》。

　　[43]《清华学报》十一卷二期吴晗《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

　　[44]色目人指蒙古人最初征服的钦察回回、康里、波斯等民族。在元代其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

　　[45]元代的汉人指金的国民和高丽、契丹、女真等民族，南人指宋治下的人民。

　　[46]徐霆《黑鞑事略》，柯绍忞《新元史·食货志·斡脱官钱》。

　　[47]《元史·兵志》：“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既平中原，发民为卒，是为汉军。”

　　[48]《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总序》。

　　[49]《元史》之《陈天祥传》《世祖本纪》《顺帝本纪》。

　　[50]徐大焯《烬馀录》。

　　[51]《元典章》卷五七《禁夜》。

　　[52]《元史·刑法志·禁令》。

　　[53]《元史·刑法志·禁令》，《元典章》卷五七《禁聚众》。

　　[54]《元史·世祖本纪》《顺帝本纪》。

　　[55]《草木子·杂俎篇》。

　　[56]《草木子·谈薮篇》。

　　[57]黄溥《闲申今古录》。

　　[58]《草木子·克谨篇》。

　　[59]权衡《庚申外史》。

　　[60]《草木子·克谨篇》《庚申外史》。

　　[61]何乔远《名山藏·天因记》。

　　[62]《明史·韩林儿传》，《庚申外史》，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鸿猷录·宋事始末》，陆深《平胡录》。

　　[63]陆深《豫章漫钞》。

　　[64]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八，《国初群雄事略》。

　　[65]《辍耕录》卷二三。

　　[66]《庚申外史》。

　　[67]《草木子·克谨篇》。

　　[68]《庚申外史》。

　　[69]《草木子·克谨篇》。

　　[70]张来仪《敕赐滁阳王庙碑》，俞本《皇明记事录》，《国初群雄事略·滁阳王》。

　　[71]明太祖《御制纪梦》。

　　[72]明太祖《御制纪梦》。

　　[73]《皇朝本纪》《天潢玉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