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年前，有几个朋友用几种不同文字的底本译《资本论》。他们在译到第一篇第三章注八十三提及中国的史事这一段以后，写信问我书中Wan-Mao-in的原名是什么。他们因这一译名，有人还原为王猛殷，又有人还原为王孟尹，甚至有人译为万卯寅，要我想法查出他原来的名字，我答应了。因为《资本论》所说的Wan-Mao-in是中国财政大臣，猜想必是户部的堂官，1854年是咸丰四年，就查《清史稿·部院大臣年表》，果然一翻就着。在表七上户部汉右侍郎格咸丰三年格说：“何桂清，十一月癸卯迁，王茂荫户部右侍郎。”在咸丰四年格：“王茂荫，三月辛亥迁，翁心存户部右侍郎。”时代恰好相合，Wan-Mao-in和王茂荫音也全对，他的前任是何桂清，后任是翁心存。再查《清史稿·王茂荫传》，传中也说到他曾提议施行钞法，为皇帝所申斥。和《资本论》的脚注完全符合。

　　最近一两年，从头读《东华录》和《清史稿》两书，又不时地看到有关王茂荫的史料。同时也因为清华图书馆的便利，读到王茂荫的《王侍郎奏议》和其他有关的一些史料，对于王茂荫的事迹和思想，算是比几年前清楚多了。

　　几天前，在《光明》二卷二号中有一篇郭沫若先生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读了很感兴趣。可惜郭先生因为手头用书的缺乏，也不能把王茂荫的事迹说清楚。郭先生希望国内能有人对这问题下一点功夫。王茂荫对我是熟人，在读了郭先生的文章以后，更觉得有必要把有关王茂荫的史料整理一下。同时也感觉到，一些对于自己很平常的史料，因为环境的关系，对于别人，却正是求之不得的东西。郭先生假如是在本国，也在北平的时候，他一定能看到我所见到的史料，王茂荫所酌议的“章程四条”，在《东华录》没有详载，在《清史稿》本传也没有详载，可是在他的《奏议》中却是录有全文的。郭先生说：“王茂荫所酌议的‘章程四条’，可惜在《东华续录》中没有详载，这层是有到清史馆查的价值的。我希望读了我这篇短文的人，尤其是北平的朋友们，请顺便去查一下，并请趁早查，如不趁早，恐怕要先被不知道中国的罗马字拼音的日人搬到海外去了。”因为材料都在手头，写此短文，回答郭先生的建议。文中引用材料大部分都依本来面目，不加删节，为的是一般手头书籍缺乏的读者的方便。

　　一

　　《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注八十三前半的原文是：

　　DerFinanzMandarinWan-mao-inliesssichbeigeben,DemSohndesHimmelseinprojektzuunterbreiten,welchesverstecktaufVerwandlungderChinesischenReichsassignateninkonvertibleBanknotenhinzielte.

　　ImBerichtdesAssignatenKomiteesVomApril1854erhältergehörigdenKopfgewashen.OberauchdieobligateTrachtBambushiebeerhielt,wirdnichtGemeldet.“DasKomitee”,lautetesamschlussdesBerichts,“hatseinprojektaufmerksamerwogenundfindet,dassallesinihmaufdenvorteilderkaufleuteausgehtundnichtsfürdiekronevorteilhaftist.”(ArbeiterderKaiserlichRussischenGesandtschaftzuPekingüberChina,AusdemRussischenvonDr.K.AbelundF.A.Mecklenburg.Berlin1858,Bd.I.S.47ff.)

　　郭沫若先生译作：

　　中国的财政大员王茂荫上一条陈于天子，请将官票宝钞暗渡为可兑现的钱庄钞票。在1854年3月钞法核议会的奏呈中，王茂荫为此大受申饬。然其曾受法定的笞刑与否，则无明文。该奏议之结尾有云：“本核议员等曾将其条奏详加审核，觉其中所言专利商贾，于朝廷毫无一利。”

　　原文中的Reichsassignate日本高畠素之译本第一卷页九六译作帝国纸币，陈启修译本作大清帝国纸币，郭译作官票宝钞，都是错的。前两个当时根本无此名词，郭译错了一半，对了一半。因为官票和宝钞是两种东西，Reichsassignate指宝钞而言，并非官票。原文中的AssignatenKomitee高畠素之和陈启修都译作帝国纸币委员会，郭译作钞法核议会，也都是错的，因为在有清一代，并没有这样名称的机构。清制管理钱币的机关名钱法堂，钱法堂有两个：一由户部右侍郎兼管，一由工部右侍郎兼管。所属的造币厂有宝泉、宝源二局，宝泉属户部，宝源属工部。《光绪会典》卷二十四《户部·钱法堂》条记：

　　管理钱法侍郎，满洲一人，汉一人，掌宝泉局鼓铸之政令。凡铜铅进于局，验而收焉。缺者补之，铜不足色者扺以耗。凡铸钱月定其卯，验而解于部。附铸亦如之。考其式法，给其工料，越岁则奏销。

　　卷六十二《工部·钱法堂》条记：

　　管理钱法侍郎，满洲一人，汉一人（以本部右侍郎兼管），掌宝源局鼓铸之政令。凡铜铅之岁输于部者定其额，至则以时验收焉。凡鼓铸分其炉座，核其缗数，出卯则尽数报解户部，搭放兵饷。

　　职掌大体上相同。王茂荫在咸丰三年迁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关于钱法和钞法的兴革是他的专责。他在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日上《再议钞法折》，提出办法四条，当日即奉严旨申斥，并谕：“此折着军机大臣详阅后，专交与恭亲王、载铨速行核议，以杜浮言。”初八日复有上谕：“谕内阁：恭亲王奕亲王衔定郡王载铨奏：遵议王茂荫条陈钞法窒碍难行一折，着即照所奏均无庸议。”是所谓帝国纸币委员会或钞法核议会都是指交王大臣议奏而言。清制国家大政和臣工条议照例由皇帝交王大臣议奏，审核其可行与否，将意见贡献与皇帝作最后决定。

　　在《资本论中的王茂荫》文中有下列一段：

　　再看王茂荫“自请严议”，可以知道这种不兑换纸币的发行，本是出于他的建议。王茂荫在咸丰三年三月还在御史职，但他对于国家财政很是关心。我疑心三年五月铸大钱的办法都是出于他。他是那年的十一月初二日升为户部右侍郎的。四年三月的第二谕中有“经朕洊擢侍郎”之语，这“洊擢”一定是对于他的某种建议的报酬。“官票宝钞”的施行在后，铸造大钱之事在前，从论功行赏的程序上说来，连大钱铸造的建议，恐怕也是出于这位理财家的吧？

　　也是一半对、一半错的。宝钞的建议者第一个是王茂荫，可是他的建议并未通过。后来所施行的钞法并不是根据他的建议来的，他以为那办法不对，所以提出四条意见，结果反被申斥。至于铸造大钱，恰好相反，王茂荫是当时最坚决的一个抗议者，反对者。他论当时的钞法应改良，不应铸造大钱，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结果是大钱果然行不通，钞法也失败了。

　　二

　　王茂荫字椿年，一字子怀，安徽歙县人。生于嘉庆三年三月，卒于同治四年六月，年六十八岁（1798—1865）。

　　在科第上说，王茂荫是早达的，他在三十四岁那年就中了举人，第二年联捷成进士。这两年清廷下令禁止鸦片输入。

　　相反地，在官阶方面说，他却是一个晚达的人。成进士后，即官户部主事。十五年中三次请假回家省视父母。鸦片战争起来时，他正在乡间闲居。一直到道光二十六年才回朝补授户部云南司主事。这时他已是快到五十岁的人了。第二年升任贵州司员外郎，第三年遭父忧，又回家守制，三年后服满回朝时，清宣宗死，文宗继位，太平天国起义。

　　从咸丰元年到八年这八年中，是太平天园的全盛时期。经过了二十年浮沉郎署生活的王茂荫，在这时期中才蹈上仕宦的坦途。咸丰元年补授户部江西司员外郎，八月官江西道监察御史，三年四月官太常寺少卿，六月擢太仆寺卿。因为他是户部出身的，在这三年中不断地对当时财政情况提出意见。同年十一月官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在户部侍郎任时，他坚决地提出反对当时新币制的意见，和同僚不合。次年三月调补兵部右侍郎，不久转左。到咸丰八年七月以病请开缺。同治元年四月起署左副都御史，改授工部侍郎。二年调吏部。丁继母忧归，四年六月卒于家。（《清史稿》列传卷二〇九《王茂荫传》；方宗诚《柏堂集后编》卷一一《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铭》）

　　王茂荫在咸丰元年初拜监察御史以后，一直到去官，十年中不断上书陈述意见。当时的言官方宗诚在《光禄大夫吏部右侍郎王公神道碑铭》中曾说：

　　时天下承平久，吏治习为粉饰因循，言官习为唯阿缄默，即有言多琐屑，无关事务之要。其非言官，则自以为吾循分尽职，苟可以寡过进秩而已，视天下事若无与于己，而不敢进一辞，酿为风气。军国大事，日即于颓坏而莫之省。

　　王茂荫在这趋势下是例外。他对于“朝政之得失，人才之贤否，军事之利害，知无不言，言无不详”。清文宗也很看重他的意见：“往往虚衷以受，或实时谕行，或付之公议。或始虽留中，既而思其言然，卒皆听用。”（《神道碑铭》）

　　王茂荫虽然是科举出身的，却并不以为这制度是合理的、有用的。他指出这制度的弊端：

　　臣窃见今日之聪明才力，悉专致于摹墨卷、作小楷，而深惜其无用也。自来非常之才，有不必从学出者，然从学出者千百，不从学出者一二。即后汉臣诣葛亮亦有学须静、才须学之言。今一专功于墨卷，则群书遂束之不观；专功于作字，则读书直至于无暇。二者之废学，以作字为尤甚。而士子之致力，则于作字为尤专。合天下之聪明才力尽日而握管濡毫，尚安得济实用！（《王侍郎奏议》卷一《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

　　他以为科举人才是未来的官，官是要能作史论的，至少也要懂得历史。可是科举制度的积弊是使所有未来的官都用全力于摹墨卷、作小楷。结果是每人都写得一笔好字，可是内容却什么都没有，既不知过去，更不知现在。让这一批人来当国，“尚安得济实用”！他提出三点办法来补救：第一是改革科举的内容。策问五道分五门发题：一曰博通史鉴；二曰精熟韬钤；三曰制器通算；四曰洞知阴阳占候；五曰熟谙舆地情形。第一科是史学，一个未来官必需的学识；第二科是军事学；第三科是实用科学；第四科是天文学；第五科是地理学。应考的人可以自己选一专门的科目考试。这意见原来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两广总督祁提出的，这一年正是鸦片战争结束，订定《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的一年。祁所提出的意见显然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代表中国士大夫中的维新分子的意见。可是他的提议被当时的守旧派所反对，不能通过。王茂荫却完全接受了他的意见，在咸丰元年，第一次上折请求按祁的办法改革。后来又上折尖锐地对反对者加以驳问，他说：

　　当时部议之驳五门发策也，称士子淹博有素，不必专门名家。试问今日制器通算者为谁？精熟韬钤者为谁？”（《王侍郎奏议》卷九《请刊发海国图志并论求人才折》）

　　第二是考试务重文义。他说：

　　近来殿试朝考之后，考列前十卷与一等者，但传其字体之工，曾不闻以学识传者。考列在后之卷，又但传闻某书极劣，某笔有误，曾不闻以文艺黜者。此士子所以专务作字也。作字必无间断而始工，读书遂以荒芜而不顾，士习空疏，实由于此。请嗣后令读卷阅卷大臣，勿论字体工拙，笔画偶疏，专取学识过人之卷。进呈钦定以后，即将前十卷与一等卷所以过人之处，批明刊发，使天下晓然于朝廷所重在文不在字，庶士子咸知所向。（《王侍郎奏议》卷一《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

　　他要求以后考试不重表面上形式上的书法，着重在实学——学识过人。

　　第三是广保举以求真才。他是反对现行的科举制度的。他以为在这样的制度下，决不能招致所有的人才：“若伏处在野，或不工制义，或力难应举，则虽有怀奇负异之士，恐终淹没。”他要求“令各省州县并教官留心察访，或博古通今、才识非常，或专门名家、精通一艺，或膂力过人，胆勇足备者”，保举。经考试后，送部引见，随材酌用，以济科举制度之穷。（《王侍郎奏议》卷一《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并反驳部议说：

　　部议之驳广保举也，称文武各有乡会试，凡才学出众、武艺精通者，皆已甄拔无遗。试问年来杀贼攻城诸将，如罗泽南、王鑫、杨载福、李续宾等，均非得自科举，甄拔何以有遗？前议之未尽有明征。今议之当详，自可见此为长久得人之法。（《王侍郎奏议》卷九《请刊发海国图志并论求人才折》）

　　综合他的意见，一方面改革科举制度，除去专重小楷的弊端，注重真才实学。所谓实学，分历史、军事、科学、天文、地理五科。一方面求人才于科举之外，只要有专长的都可替朝廷做事。在八十年后的现代人看来，这样的意见是平淡无奇的。可是在八十年前，在科举制度下，尤其他本人也是从科举出身的，提出这样意见，是很值得注意的。

　　关于他的品性行谊，方宗诚在《神道碑铭》中说：

　　公识量沉宏，事无巨细，必研究原委，不敢苟且迁就。居官数十年，未尝携妻子侍奉，家未尝增一瓦一陇。粗衣粝食，宴如也。故海内称大臣清直者必曰王公。

　　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人多出外经商，徽商在清代后期在全国商业界很有地位，很活跃，有“徽帮”之称。徽帮的经营业务，主要的是茶商、钱庄和典铺。王茂荫生长在徽商的社会里，又长期家居，他的生活和思想意识深受徽商的影响，在政治上自然而然成为商人阶级的代言人，特别是以开钱庄、典铺为主的徽商的代言人，卫护他们的利益。在讨论官票宝钞和大钱的时候，处处为商人特别是开钱庄、典铺的徽商说话。正因为如此，咸丰四年三月上谕申斥他“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纳而附于条款内”；“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顾，殊属不知大体”。被传旨严行申饬。

　　他的著作有《王侍郎奏议》十一卷（御史任内为台稿三卷，太仆寺卿任内为寺稿二卷，侍郎任内为省稿四卷，起用后为续稿一卷，又补遗一卷）。前十卷其门人易佩绅刻于四川藩署，后一卷刻于苏州。

　　三

　　在王茂荫的一生政治经历中，最主要的一件事便是他和咸丰时代币制的关系。他主张施行钞法来救济当时的财政困难，他极力反对“大钱”制度。

　　关于钞法的施行，王茂荫是咸丰时代的第一个提议人。他在咸丰四年三月所上《再议钞法折》中说：“现行官票宝钞，虽非臣原拟之法，而言钞实由臣始。”其实在咸丰时代以前，钞法的施行不但曾经有人提议，并且在顺治时代曾经一度颁行。《清史稿·食货志》五记“顺治八年（1651）岁造钞十二万八千有奇，十年而罢。嘉庆间侍讲学士蔡之定请行钞”。道光二十三年（1843）御史李恩庆又奏请行纸钞：

　　时以两河连年漫溢，制用甚繁。御史李恩庆奏请制造纸钞，发工次招商民交给……敬徵奏言：……楮币之法，见于唐之飞券，宋元以来始有交子会子宝钞之制。前明洪武时行钞法，数年即坏。今需用孔亟，若待部颁印钞，招募商民交钱应用，实缓不济急。且事涉创办，商民未必乐从，所奏应无庸议。（《清史列传》卷四一《敬徵传》）

　　以“缓不济急”和“商民未必乐从”两大理由被驳不议。

　　咸丰时代是一个对外屈辱、对内镇压的时代，在这时期以前，全国通用的货币是银和制钱。银因对外贸易入超的关系，尤其是鸦片的输入，逐年大量的流出，国内存银日渐减少，银价日高。钱是用铜铸的，铜的最大出产地是云南，太平军起后，云南和北京间的交通被阻断，铜运不达，铸钱的原料成为问题。同时因为内战的关系，一部分地方被太平军所占领，一部分地方截留税收做地方军费，一部分地方因受战事影响收入减少，中央财政越发不能支持。收入一天少一天，支出却一天多一天。在这情形下，政府中的财政家和史论家便引经据典地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一是行钞法，一是铸大钱。在政治上也分成两派：一是钞法派，一是钱法派。王茂荫是前一派中的主要人物。

　　在洪秀全起义后的第十五个月，王茂荫上《条议钞法折》。他以为“粤西之军务未息，河工之待用尤殷，国家经费有常，岂能供额外之用。从历史上观察，补救财政困难的办法有二：一曰铸大钱，一日行钞币。二者之利同，而其难以经久，亦略相似。比较两者的得失，则计钞之利，不啻十倍于大钱。而其弊则亦不过造伪不行而止”。他在提出具体的新钞法之前，指出过去行钞的十种弊端：

　　一则禁用银而多设科条，未便民而先扰民；二则谋擅利而屡更法令，未信民而先疑民；三则有司喜出而恶入，适以示轻；四则百姓以旧而换新，不免多费；五则纸质太轻而易坏；六则具伪易淆而难识；七则造钞太多剐壅滞，而物力必贵；八则造钞太细则琐屑，而诈伪滋繁；九则官吏出纳，民人疑畏而难亲；十则制作草率，工料偷减而不一。

　　这都是从研究过去行钞的历史所得的结论。接着他提出九条办法，都是针对着所举十种弊端加以救正的。第一是拟钞之值：因为当时银贵钱贱的关系，定钞以银为本位，以两计算，分十两、五十两二种，十两以下仍以钱行使。第二是酌钞之数：滥发钞币的结果必然会使钞值低落，物价抬高。要保持钞值的固定，必须限有定数。他主张仿顺治时代的成例，“每年先造钞十万两，计十两者五千张，五十两者一千张。试行一二年，计可流通，则每岁倍之，又得流通，则岁又倍之。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这一千万两的定数是根据国家岁入酌定的，国家岁出岁入总数不过四千万两，发钞总数不过每年岁出入的四分之一，是不会不流通的。第三是精钞之制：为着防止十弊中的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第十诸弊，他提议立一制钞局：“选织造处工人，以上等熟丝织如部照之式，分为两等，方尺有五寸者为一等，方尺有二寸者为一等。四围篆织花纹，中横嵌‘大清通行宝钞’六字满文于额，直嵌‘大清宝钞，天下通行’八字汉文于两旁。按每岁应制钞张数造办，以方尺五者为库平足色纹银五十两，尺二者为库平足色纹银十两。选能书吏于钞中满汉合璧作双行书，每年拟定数字，每字一千号，编为一簿。钞之前按簿上每张填某字某号，钞之后书某年月日户部奏准大清宝钞与银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若干两，仍给犯人财产。诬告者坐。皆汉书。再请饬另铸大清宝钞印一颗，于中间满汉文银数上钤以印。前某字某号上钞与簿钤骑缝印。钞质必厚实如上等江绸；篆文必细致；满汉书必工楷一律；印文必完整；印油必鲜明。监造各官有草率不如式者治以罪。禁民间不得私织如钞花样，有犯必惩。再请饬于制钞局特派一二有心计之员，另处密室，于每钞上暗设标识数处，所设标识，唯此一二人知之。仍立一标识簿载明每年之钞标识几处，如何辨认，封藏以便后来检对。其识按年更换，以杜窥测。一切均不得假手书吏，以防泄露。”第四是行钞之法：丝钞织成后即交各银号官盐店典铺，给以微利，每库平五十两者止令缴市平五十两，库平十两者止令交市平十两。银号领钞缴银后，许加字号图记花字于钞之背面，听各处行用。许作捐项及办解钱粮，与银各半交纳。第五是筹钞之通：宝钞发出后，因为许作捐项和钱粮交纳，结果是仍旧回到部库和藩库。为求周转流通，所有中央地方发出款项都酌量以钞搭放。仍许持钞人向银号兑取现银。如银号故意勒掯，不肯兑换，扣减不肯如数，许民人指控，治之以罪。第六是广钞之利：钞利轻赍和行远，又无成色与重轻，应鼓励民人行用，听向银号兑换，并随处上纳钱粮。天下州县均于城内立一收钞银号，持钞人或作交钱粮或兑换银钱，均即如数兑交。京外各行钞银号均饬于招牌上加钞字。为防止造伪起见，行使宝钞人许于钞背记明年月收自何人，或加图记花字，遇有伪钞，不罪用钞之人，唯究钞所由来，逐层追溯，得造伪之人而止。第七是换钞之法：部库设人专司钞之出入，各地行钞但钞之背面记花字已满者即付送制钞局，将钞截角，另贮一库。遇有伪钞，便可对明。第八是严钞之防：法行之后，不得另有更张。造钞之制，不得渐减工料，致失本来制度以坏法。民人有伪造者，即照钞文治罪，不得轻纵以坏法。第九是行钞之人：商民交易力为设法，不经官吏之手，同时严防官吏舞弊，阻钞行用。尤贵经国大臣相时之轻重而收发操纵之。（《王侍郎奏议》卷一《条议钞法折》）

　　综合以上各点，他的主要意思是发行一种仿明洪武宝钞以银为本位的丝织宝钞，交银号流通，商人方面可得些许利益，持钞人可用以交纳国税。各地方均设收钞处，持钞人可以随时兑换银钱。钞本身用丝织，并设暗记，行使人并可在背面记钞之由来，以防伪造。虽然没有钞本，但因发行有定额，总数不过每年收入四分之一，且可兑现，流通自然不成问题。这条陈提出以后，朱批大学士会同户部议奏，便无下文。虽然没有结果，王茂荫却因这条陈而被政府注意，以为他的历史知识很够得上做一个理财家了。

　　一年后福建巡抚王懿德又奏请行钞法。他说：

　　自海防多事，销费渐增，粤西军务、河工，拨款不下千数百万，目前已艰，善后何术！捐输虽殷，仅同勺水，督催稍迫，且碍闾阎。与其筹划多银，不若改行钞引。历考畿辅、山左，以及关东，多用钱票。即福建各属，银钱番票，参互行使。便于携取，视同见金。商民亦操纸币信用，况天下之主，国库之重。饬造宝钞，尤易流转。唯钞式宜简，一两为率，颁发藩库，通喻四民，准完丁粮关税，自无窒滞。或疑库银溢出，悉成钞引，银日以少，钞日以贱。岂知朝廷不蓄为宝，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能收能发，自能左右逢源也。（《清史稿》列传卷二一四《王懿德传》）

　　主张发行一两的宝钞，与王茂荫所提的十两、五十两两种票面价格不同。这一提议也同样被驳不行。《东华录》记：

　　咸丰二年六月丁未，先是福建巡抚王懿德奏筹行钞法，以济军需。令军机大臣同户部议奏。至是奏称：民间行用铺户银钱各票，乃取银、取钱之据。若用钞则钞即为银，钞即为钱，与铺户各票之持以取银钱者不同，必致民情不信，滞碍难行。该抚所请改行钞法之说，应无庸议。报闻。（潘颐福《咸丰东华录》卷一五）

　　同年九月暑镶红旗蒙古都统花沙纳也上疏请行钞法。他说：

　　查前代行钞皆不能无弊：盖钞用纸质，易于作伪，弊一；朝令夕改，民不信从，弊二；官项不收，自相矛盾，弊三；禁银禁铜，抑勒滋扰，弊四；积年添造，壅滞难行，弊五；不议更换，昏烂辄废，弊六。谨拟造钞之法：一、钞质以绫为之，连用二印志书迹于其中，则真伪易辨。一、钞式织成，按千文编号，以免混淆。一、钞绫用正黄色，印花用上等朱砂，印板用精铜铸就。一、银钞数目，自一两、五两、十两至五十两分四等，每张计费银五钱。一、宝钞之费，一千七百张共需银八百五十两，即可当万金使用。一、钞分四等，钞式则一。一、钞皆准银，较准钱为简便。一、钞银拟造满一万万两为止。一、造钞除五六十年后奏请更换外，或大工大役，估计所需，必须添造，工竣停止。一、法律宜严治伪造者，宽待误收者。一、造钞伊始，先将行钞条例颁示天下。将来帑项极充，毋庸再用，准其抵交入库。其行钞之法：一、请银钱与钞并用。一、请设督理钞局官。一、外省用项由钞局会同户部酌给银半钞半，或搭放宝钞二成，以次递增，半钞而止。一、内自京城，外至各省督抚州县乡市各钱店一律畅行，不准阻挠。一、民间交易，银钞听其自便，惟交官银两，必须银钞各半。一、钞宜上下通行，凡完粮纳税捐项统用银钞各半。一、凡以钞完粮纳官者，概免倾熔火耗。一、宝钞既行，不必禁银禁铜，徒滋纷扰。（《清史列传》卷四一《花沙纳传》）

　　也主张用银钞。和王茂荫的主张不同的是：钞用绫制；钞额分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四种；钞只能做交官项用，不能兑现；发行额多至一万万两。

　　四

　　经过王茂荫、王懿德、花沙纳三人接连上疏请行钞法后，清廷正苦于无法解决财政困难，也就怦然动心，让原提议人妥商办法。王懿德这时在福建，不能预议。便特派左都御史花沙纳和陕西道监察御史王茂荫妥议钞法，奏明办理。两人虽都主张行钞，但是所提的办法不同，在政治地位上又高下悬绝，虽然表面上是两人会同户部堂官妥议，并拟定简明章程，绘具钞式具奏，实际上全是花沙纳和户部的主张。王茂荫的提议要点全被搁置。据《花沙纳传》：

　　三年二月会议行钞章程。略云：理财之道，固贵相时济用，尤宜慎始。请定简明章程，于京师先为行用，俟流通，各省一律遵办。不必袭用钞名，即称为票，使商民日用相安。如所议行。（《清史列传》卷四一《花沙纳传》）

　　《东华录》记：

　　咸丰三年二月辛丑谕内阁：兹据花沙纳等公同酌议（钞法）具奏，并绘具官票式样进呈。朕详加披览，所拟章程各条，尚属周密，着即照所请定为官票名目，先于京师行用。俟流通渐广，再行分颁各省，一律遵办。官票之行，与银钱并重，部库出入，收放相均。其民间银钱私票行用，仍听其便，商贾交易，亦无抑勒，洵为裕国便民良法。总期上下相信，历久无弊，即使国用充裕，官票照旧通行。（《东华录》卷一九）

　　官票票面额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五种。“钞制以皮纸，额题户部官票，左满右汉，皆双行。中标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下曰户部奏行官票，凡愿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边文龙。”（《清史稿》卷一○五《食货志》五）花纹字画均蓝色，银数有用墨戳钤印，也有临时填写的，字都特大。写或印银数处印朱方印，文曰户部官票永远通行，左满右汉。骑缝处钤户部官票所关防长方朱印，亦左满右汉。用千字文编字，或印或写，号数年月均用墨笔写。边钤每两比库平少陆分小墨戳。左下端有黑花押。背面或钤私印或写前手行用人名铺号。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咸丰三年五月戊申正式颁行。

　　王茂荫是极力反对户部的方案的，户部原方案经批准的主要的两点是：第一，提取各州县所存谷价银两，给以银票，为将来买补之用；第二，于各省当杂各商生息帑本内，酌提十分之三，解交藩库报部候拨。户部核明银数，应造一百两、八十两、五十两之票若干张，汇发各省，按原提本银数目，分给各该商；准令该省捐纳封典职街贡监之人，向各商买票报捐，归还原提银款。其各商应缴息银，仍如其旧。关于第一点他认为可行。第二点损害钱庄、典商原有利益，他大声疾呼，以为亏商病国，绝对难行。他说：

　　各省州县皆有典规，岁数千两至万两不等。即平居无事，而已视典商为鱼肉。今令州县以提帑本发部票，则必以火票脚价部费为借口，而收银有费，发票有费，费之轻重，固视官之贪廉，然官即能廉，吏亦断无空过之事。此商之亏一也。商之缴银也，限以三月，由州县而藩司，而报部，不知几月。迨部中核明银数，造票有时，发票有时，由该省以行至州县，分给各商，又不知几时。窃计自商缴银之日，以至领票之日，至速亦须一年。此一年中该商等本银已缴其三，而息银仍如其旧，此息竟从何来。此商之亏又一也。商领银票，准令该省捐纳封典职街贡监之人向各商买以报捐，归还原款。窃计捐生有银报捐，何为必欲买票。且买票入手，不知有无真伪，持票上兑，不知有无留难，何如持银上兑之可恃。苟非与该商素识，委曲代计补亏，断不向买。设领票年余，而素识中竟无欲捐之人，其票必悬而无着，则商之亏又一也。由前二亏，亏固难免，由后一亏，亏更无期。于此而谓于商无亏，恐未可信。夫提取存本，固商之本分，亦商所乐从，今欲济急需，则竟提用，俟度支充裕，再行发给可耳。若如部议提本、给票、买票三层周折，而仍归于报捐，名避勒捐而实较捐之费为更甚矣。（《王侍郎奏议》卷三《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

　　同日他又上奏请求把他前次所上钞法条陈再行详议：

　　再查部臣议行银票，意谓票与钞相关，欲以此试钞之行否。臣窃谓此意似未深思也。诚欲试钞法，当如其法而用之，方为试行。若变易其法，则行与不行，皆各自一事，安得因此而概彼。夫行钞首在收发流通，唯收之能宽，斯发之不滞。今银票之发，唯以抵存本，而收惟以报常捐，上下均隘其途，安得而流通乎？（《王侍郎奏议》卷三《请将钞法前奏再行详议片》）

　　由此可见所谓官票纯然是一种不兑换的债券，政府收回各地钱庄、典商生息本银十分之三后，发出同样价值的官票，这种官票又只能用于报捐，和王茂荫所提议的办法完全不同。政府的威权也不能强迫民间乐于行用。结果颁行新纸币的消息一经传出，京城内的市面立刻混乱，商铺纷纷歇业倒闭。据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文瑞奏：

　　民间于钞法不知其利，而喧传其害，竟畏之如虎。十余日来钱铺已关闭三十余处。昨日内外城一昼夜间陡然关闭者又不下二百余处之多。即素日资本富厚，最著名之钱铺亦皆关闭，粮店亦间有关闭者。街市扰攘，人人惊危。（罗尔纲先生藏钞本《道咸奏稿》）

　　兵科给事中吴廷溥奏，钱铺之关闭，主要原因是挤兑：

　　新正以来，警报交至，富商挟资出京，不可胜计。都城关闭钱铺每日三五家或七八家不等。讵本月十五日一日之内，关闭钱铺七八十家，通计前后所关有百数十家。道路喧传，惶骇失措。推缘其故，盖由户部张贴行钞告示，外间传闻各铺私票一律禁止。存票之家，争往钱铺取钱，络绎奔走，到处挤闹，逐队成群，嚣然不净。奸徒藉端滋扰，势所难免。（罗尔纲先生藏钞本《道咸奏稿》）

　　同时军营中也不愿行使新钞：

　　咸丰三年，时议行钞币。翁心存疏言：“军营搭放票钞，诸多窒碍。钞币之法，施行当有次第，此时甫经颁发，并未试用，势难骤用之军营。”（《清史稿》列传卷一七二《翁心存传》）

　　官票颁行未久，接着又发行钱票，此议起于文瑞，《清史稿》记：

　　咸丰三年疏言：“钞法之弊，放多收少，半为废纸。放少收多，民间钞无从得。若收放必均，是与之甲而取之乙，徒扰无益。非易银钞为钱票不可。拟就道光年间所设官号钱铺五处，分储户工两局卯钱，京师俸饷照公费发票之案，按数支给，以钱代银。”并具条目六事。疏入议行。（《清史稿》列传卷二〇九《文瑞传》）

　　《东华录》卷二十三记：

　　咸丰三年九月庚申，谕内阁：“惠亲王等会奏请颁行银钱钞法一折，据称银票以便出纳，钱钞以利流通，请令京师及各直省，均由户部颁行银票钱钞，任听民间日用行使，并完纳地丁钱粮盐关税课及一切交官等项；俾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咸知银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核定成数，搭收搭放，以期上下一律流通等语。自来制用常经，银钱并重，用楮作币，历代通行。现在银价昂贵，需用浩繁，民间生计维艰，必须与时通变，使钞票与银钱兼权并用，以冀裒多益寡，日盆充盈……询谋佥同。着即照所议，由户部制造钱钞，颁发中外，与现行银票相辅通行。其应如何搭收搭放，酌定成数，以昭限制，总期官民两便，出纳均平。所有一切应办事宜，着户部详细酌核，妥议章程具奏。”

　　可见钱钞是与官票相辅而发行的。合钱钞与官票简称钞票，是现在“钞票”一词的语源。两个月后户部议定钞式和搭收搭放成数钞票比率，经批准颁行：

　　十一月乙丑谕内阁：“比年以来，银价日昂，民生愈困，小民输纳税课，每苦于银贵，而转运制钱，又多未便。朕……酌古准今，定为官票宝钞，以济银钱之不足，务使天下通行，以期便民裕国。着照部议，凡民间完纳地丁钱粮关税盐课及一切交官解部协拨等款，均准以官票宝钞五成为率。官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宝钞二千抵银一两，与现行大钱制钱相辅而行。其余仍交纳实银，以资周转。京库应放之项，官票宝钞亦以五成为限……并准五城殷实铺商具结承领宝钞，俾民间自行通用。即由五城御史随时支发验收……如有伪造等弊，即行按例治罪。其有阻挠不肯行使者，以违制论。”（《咸丰东华录》卷二四）

　　钞额题大清宝钞，汉字平列，中标准足制钱若干文。旁八字为“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曰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清史稿·食货志》五）。“每钱钞二千文抵换官票银一两”边文如票。花文字画均蓝色。钱数有刻印的，也有临时填写的。中钤“大清宝钞之印”朱方印，骑缝处钤圆形印，年月下有黑色长方印。编号用千字文，与号数均用木戳印。钱钞行后从三年十二月到四年三月几个月中“已发百数十万。于是兵丁之领钞者难于易钱市物，商贾之用钞者难于易银置货，费力周折，为累颇多。（《王侍郎奏议》卷六《再议钞法折》）

　　王懿德和王茂荫都是主张行钞法的，却都反对当时所行的办法。王懿德以为收钞不应限以成数，政府发钞目的是在流通民间，但是一面要人家乐于行用，一面却只收一半，百姓交纳官项时，一定要一半银子，一半票钞，自己只肯收回一半，如何能叫人乐于行用。他说：

　　钞之能行，不在于发，而在于收。内自部库以及各关税务，外则丁耗钱粮盐典契纸各税，果能悉收钞票，不限成数，且示以非钞不用，则百姓争相买钞：有银之家以钞轻而易藏，纳课之氓以率定而无损，贸迁之商以利运而省费。部臣见未及此，唯恐解钞而不解银，故限以成数。夫以为无用，则钞银均非可食可衣；以为有用，则钞银不能畸轻畸重。今于领钞之时，区以一省，由部知照，方能行用，己不自信，人岂可强，徒开藉端渔利之门。请饬部臣及各省督抚，以此发即以此收，无论各项度支，示天下非钞不用。新收买钞银两积于部库藩库，以为母金。行钞不分畛域，则银日丰而本源厚。（《清史稿》列传卷二一四《王懿德传》）

　　户部的人主张发行钞票的目的是拿它当作银子给人，却绝不愿意商民当真把它完全做银子交回。王懿德的见解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这条陈自然不能通过。王茂荫比他更进一步，主张票钞都应兑现。兑现的方法特别提出应给商人以相当利益。因为照规定的法制，票钞只能按成数交官项，在京师则放多而收少，在军营则简直有放无收，在直省州县则又有收而无放。这原因是政府和民间直接发生收放关系，缺少一个中间交互流通的枢纽。这枢纽应该是商人。要商人来做枢纽，必须给以相当的利益才行。他在这原则下提出四条办法：

　　一、拟令钱钞可取钱也。查市行钱票，与钞无异，而商民使用者以可取钱也。宝钞准交官项，本自贵重，而人总以无可取钱，用多不便。若于准交官项之外，又准取钱，自必更见宝贵。

　　二、拟令银票并可取银也。现行银票钱钞，均属天下通行，而行远要以银票为宜。欲求行远，必赖通商，欲求通商，必使有银可取。人疑无如此现银以待取，而不知各省之钱粮关税，皆现银也。今既准以银票交官矣，此抵交之银不归之商人乎？既可准其抵交，何妨准其兑取。自上计之，二者初无所殊，而自商视之，则二者大有所异。盖抵交迟而兑取速，抵交滞而兑取灵。凡州县征收钱粮，必有银号数家，将钱统易为银，将银统熔为锭，以便解省。今使商人持钞至倾熔钱粮之银号，准其兑取现银，则商人之用钞便；而得钞不待倾熔，即可解省，于银号亦便。在各州县收钞于商与收钞于民，初无所异，而零收之与整兑，亦有较见为便者。今若于准交之外，再加准兑取一层，则钞益贵重。处处可取银，即处处能行用，而不必取银。

　　三、拟令各项店铺用钞可以易银也。各店铺日卖货物，惯用市票，何独惮于用钞，以市票能易银以置货，宝钞不能易银，即不能置货。此虽强令行用，将来货物日尽，宝钞徒存，市肆必至成空，不独商人自虑，即国家亦不能不为代虑。查银钱周转，如环无端，而其人厥分三种：凡以银易钱者官民也；以钱易银者各项店铺也；而以银易钱，又以钱易银，则钱店实为之枢纽焉。各店铺日收市票，均赴钱市买银，而钱店则以银卖之。今请令钱市凡以票买银者必准搭钞，则各店铺用钞亦可易银，而不惮于用钞矣。各店铺不惮用钞，则以银易钱之人，无非用之于各店铺，凡令钱店开票者，亦可准令搭钞矣。各钱店开票亦可搭钞，则以银买各店铺之票而亦不惮于用钞矣。凡以三层关节为之疏通，使银钱处处扶钞而行，此各行互为周转之法。

　　四、拟令典铺出入均准搭钞也。查现在典铺取赎者用钞不敢不收，而当物者给钞率多不要。使典铺之钞有入无出，将来资本罄而钞仅存，不能周转，必至歇业。典铺歇业，贫人益无变动之方。应请令嗣后出入，均许按成搭钞，此一行自为周转之法。

　　在这四条办法中，后二条是专门替商人特别是银号、钱庄、典铺说话的。第二条银票兑现即以州县钱粮各地关税所收之银为准备金，这是户部所万不肯答应的。第一条钱钞兑现，他也另筹了一个具体办法。这办法是让户部宝泉局把逐月所加铸的钱提出积存，作为兑现的准备，约计半年后可存三十余万串，即刻出示许民人于半年后兑现。如钱将尽而钞仍纷来，竟不能给，则不妨示期停止，令半年后再取。这半年一兑现的办法，虽然是不彻底，到底比完全不兑现强些，宝钞的信用也许经明令准许兑现而稍好。但是，这办法也是要政府拿出本钱的，政府自然又是不肯。在折尾王茂荫又说：

　　现行官票宝钞，虽非臣原拟之法，而言钞实由臣始。今兵丁之领钞而难行使者多怨臣，商民之因钞而致受累者多恨臣。凡论钞之弊而视为患害者莫不归咎于臣，凡论钞之利而迫欲畅行者莫不责望于臣。

　　他是户部右侍郎专管钱法，但是所施行的办法，却并不是他的主张。他的意见也不为上官所采纳，他在折中明白地说：

　　臣既在户部，凡有所见，必取决于总理祁嶲藻尚书文庆，乃所商多未取决，而设想更已无方……（《王侍郎奏议》卷六《再议钞法折》）

　　他明知现行币制的不合理，却又被朝野人士指为这新制度的负责者，怨恨集于一身。为着皇朝的前途，为着个人的责任，他不能不提出这补救的办法。结果因为折中第二条银票兑现的办法，和政府的政策抵触，政府的本意是要集中现银，他却反提出让商人可以随时兑现，在政府看来，这办法是会把所有现银都分散到商人手上去的。因此王茂荫大被申斥。咸丰四年三月甲辰上谕：

　　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纳而附于条款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

　　并令交奕、载铨速行核议。三日后上谕：

　　恭亲王奕亲王衔定郡王载铨奏：“……遵议王茂荫条陈钞法，窒碍难行一折；着即照所奏，均无庸议。宝钞之设，原以裕国便民。王茂荫由户部司员，经朕洊擢侍郎，宜如何任劳任怨，筹计万全。乃于钞法初行之时，先不能和衷共济，只知以专利商贾之词，率行渎奏，竟置国事于不顾，殊属不知大体……王茂荫着传旨严行申饬。”（《咸丰东华录》卷二六）

　　几天后就调他做兵部右侍郎。解除他对新币制的发言权。

　　钞法颁行后不到两年，票面价格日低，钱价愈高，票银一两宝钞一千只值制钱四五百文。主要原因除不能兑现以外，是官吏的舞弊，一方面不顾法令，不收民间票钞；一方面又向民间收现银现钱，却另买票钞缴解。《咸丰东华录》卷三十五记：

　　五年九月癸酉谕内阁：“……兹据李钧奏称：河南省州县于征收钱粮时专收银钱，不收票钞。解司之时，则收买票钞，按五成搭解。以致商民于钞票不知宝贵。现在票银一两宝钞一千均止易制钱四五百文。河工领款，系八成票钞，二成现银，所领票钞，难于行使，每遇险工，无从抢护。山东省藩库，于各领款则照二成搭放，而于州县解款，并不搭收票钞，更形壅滞。”

　　五年后京城市价银票一两，仅值钱二百余文，实银则值钱六千有余。银票二十余两始能抵银一两。钱票到咸丰十一年时也跌到每千仅值当十钱一百余文。《清史稿·食货志》五说：

　　钞法初行，始而军饷，继而河工，搭放皆称不便，民情疑阻。直省搭收五成，以款多抵拨，既艰搭放，遂复不肯搭收。民闲得钞，积为无用。京师持钞入市，非故增直，即匿货。持向官号商铺，所得皆四项大钱，不便用。故钞行而中外兵民病之。其后京师以官号七折钱发，钞直益低落，至减发亦穷应付，钞遂不能行矣。

　　施行钞法的本意是在补救军饷和河工的费用，所得的结果却是军营不要，河工也不要，百姓不要，商人不要，连地方政府也不要了。

　　五

　　银票颁行后，钱法派提议鼓铸大钱。同年五月辛未铸当十大钱，八月庚子铸当五十大钱，四年二月甲午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三月铸铁制钱当十大钱。六月铸铅制钱（《咸丰东华录》卷二〇至卷二六）。铜“大钱当千至当十凡五等，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当千、当五百净铜铸造，色紫。当百、当五十、当十铜铅配铸，色黄。百以上文曰咸丰元宝，以下曰重宝。幕满文局名”。（《清史稿·食货志》五）

　　在当十、当五十大钱颁行以后，当国的王大臣又请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王茂荫上折极力反对。他说：

　　当五十之钱，市人已多私议，奸人已多私铸，第为时未久，尚未见大阻格耳。今王大臣奏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三种，而当千但以重二两为率，其余以次递减。为裕筹经费起见，诚为至计。此法果行，岂非大利。顾臣考历代钱法，种类过繁，市肆必扰，折当过重，废罢尤速……若当千之钱重二两，非所谓折当太重，分量过悬殊耶？论者谓折当太重，谓其嫌于虚耳。大钱虽虚，视钞票则较实，岂钞可行而大钱转不行！不知钞法以实运虚，虽虚可实，大钱以虚作实，似实而虚。故自来行钞可数十年，而大钱无能数年者，此其明征也。论者又谓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矣。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自来大钱之废，多由私铸繁兴，物价涌贵，斗米有至七千时，此又其明征也……顾使当千、当百虽不行，而当十、当五十犹可行，似不妨于一试，而臣又虑其不能也。信为国之宝，现行大钱钞票，皆属权宜之计，全在持之以信，守而不改，庶几可冀数年之利。今大钱分两式样甫经奏定，颁行各省，大张晓谕，刊刻成书，未及数月，全行变更；当五十者较向所见而忽大轻，当一百者较向之五十而犹见轻，且当五百、当千纷见错出，民情必深惶惑，市肆必形纷扰，而一切皆不敢信行。钱为人人日用所必需，裕国便民，所关甚重。万一如臣所虑，诚恐贻悔。（《王侍郎奏议》卷六《论行大钱折》）

　　制钱一文重一钱二分，当十钱重四钱八分，算是以四制饯的重量当十钱之用。相差尚不甚远。当千钱只重二两，则以十六制钱的重量当一千钱之用，这折当未免太悬殊了。王茂荫指出通货膨胀和物价的关系：“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因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这是很有道理的。奏入政府置之不理。接着他又第二次上书反对，指出大钱之病国病民的三难二弊。他说：

　　今行当百以上三种大钱，与原行当五十大钱分两式样，无甚可辨。若恃字为辨，则此何以贵？彼何以贱？愚民莫解，恐致瞀乱。此其一难。钱本以便零用，今一钱而当五百、当千，窃恐以易市物，难以分析，以易制钱，莫与兑换。此其二难。大钱虽准交官项，然现在准以五成搭交者有官票，有宝钞，再加大钱，何能并搭。此其三难。

　　然此犹其小也。最大之患，莫如私铸。论者以为私铸正可增官铸之用，可以无患。不知官钱以当千发之，以当千收之，故可无亏。若好人以四两之铜，铸两大钱，即抵交一两官银，其亏国将有不可胜计者。旧行制钱每千重百二十两，熔之可以得六十两，以铸当千，可抵三十千之用。设奸人日销以铸大钱，则民间将无制钱可用，其病民又有不可胜言者。即此二弊，已无法杜，无论其他。

　　最后，他明知政府决不肯取消认为有利可图的当五百和当千大钱，只好提出两种补救办法。第一是在当千和当五百、当百三种大钱上加钳银点，“当千者十点，当五百者五点，当百者一点”，以示贵重，辨别较易，造伪较难；第二是请求把户、工两局所铸当十、当五十两种大钱划一重量。原来这两局是各自为政的，户局铸当五十钱重一两八钱，工局铸的却只一两五钱；户局铸当十钱重六钱，工局铸的却只重五钱。请一律照工局重量改铸，使“新钱、旧钱式样无甚悬殊，市肆行用，不致瞀乱”（《王侍郎奏议》卷六《再论加铸大钱折》）。这奏折政府也还是置之不理。

　　王茂荫所指出的大钱制的流弊和必然的后果，不久即由事实证明了。咸丰四年七月户部奏：“当千、当五百大钱，甫经行使，即形壅阏者，以折当过多，私铸益众，利之所在，法难尽除……请将宝钞发钱行经纪，验明局铸大钱，如数收回。”并停铸当二百、三百、四百大钱。又以当百以下大钱，有奸商折筭等弊，严令照钱面数目行使，不准折减（《咸丰东华录》卷二八）。但仍壅滞不行（《清史稿》列传二〇九《文瑞传》）。咸丰五年八月扬州军营以大钱不便兵民交易，奏请停收停放（《咸丰东华录》卷三四）。至咸丰九年当十大钱仅值制钱一文，据袁希祖奏：

　　咸丰初以道梗铜少，改铸大钱。末几当百、五十皆不行，惟当十行之。始直制钱三五，近则以十当一。银直增贵，百物腾踊，民间重困……向日制钱重一钱二分，大钱重四钱八分，以之当十，赢五钱四分。今以十当一，是反以四钱八分铜作一钱二分用也。民间私熔改铸，百弊丛生。今天下皆用制钱，独京师一隅用大钱，事不划一。请悉复旧规，俾小民易于得食，盗源亦以稍弭。（《清史稿》列传二〇九《袁希祖传》）

　　大钱制行不通，只好“悉复旧规”，不再讲币制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