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一曲悲惋凄怆的《松花江上》唱出了那年那月，那群生长于白山黑水间的人们在经历了国破家亡后，背负着国仇与家恨，四处流亡，归期无计的惨景。

　　1931年9月18日夜晚的枪声改变了太多中国人的命运。那一年，东北沦丧，在日寇铁蹄奴役下的人们不愿为亡国之奴，他们纷纷奋起反抗、却屡遭日本法西斯的残酷镇压，民不聊生，最终不得不选择流亡他乡之途。当年的郭学圣老人还是个青年学生，也因躲避日军的搜捕而成为这千万流亡大潮中的一员。如今，郭老已年近百岁，但他依然可以将80多年前的往事清晰地告诉每一个来访者，那是他人生中最为坎坷与难忘的经历，亦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段屈辱史。他见证了民族从沉沦到荣光。那一年，郭学圣还未满16岁……

　　白山黑水间的抵抗

　　二十世纪初始，由于日本资源的缺乏，国内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已日益严重，日本政府已无力靠自身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外侵略、扩张、掠夺资源，把矛盾外引，才能缓解国内的各种矛盾。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对这块肥肉早已垂涎三尺，把中国作为侵略的首选目标。要实现霸占中国土地、掠夺资源的狼子野心，就得把中国东北作为入侵的突破口。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押下巨大赌注夺得了胜利。战后，日本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已有。之后又创立“南满洲铁道侏式会社”，并由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戒。日本军队正加紧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在东北驻军只是第一步而已。

　　1916年4月，郭学圣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户书香门第之家。郭学圣的祖父是位晚清秀才，受家庭的熏陶和影响，郭学圣自幼便酷爱读书，尤其爱读中国历代抵御外侮民族英雄故事的书籍。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爱国英雄的光辉形象在郭学圣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老人回忆说：“我读书时喜爱看书，比如中国的历史《岳飞传》等,我喜欢看这些讲民族抗争的故事。”

　　1931年9月18日夜晚，对中国图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终于将侵略的魔爪全面伸向了中国东北。那一夜，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毁南满铁路，并栽赃给中国军队，进而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可叹张学良的几十万东北军一枪未发，不战而退，一夜之间，沈阳沦入敌手。一早起来，城内挂满了血色的太阳旗，伴随着日军踏步声的是一把把雪亮骇人的刺刀。

　　事变发生时，郭学圣老人还是一名中学生，谈到当时的情况，他回忆说：“九一八晚上，因我们的家是农村的,我们是住校生，晚间，在校的老师、住宿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到操场去，转来转去，静默无声的，心情是非常沉重。虽然沈阳离哈尔滨很远，但每个师生心里边都很悲伤，那个时候消息也不像现在，得不到其他消息，当晚师生心里万分地悲痛，但学校上课还是照常上课的……”

　　“虽然东北沦陷了，但同学们的思想上都是爱国的。是不承认日本的占领的。可以说百分之百的青年学生心里都是爱国的。”郭学圣老人的语言中带着坚定，这也是那一代东北青年学子的心声。很快，报效国家的机会来了。1931年11月，在我国东北齐齐哈尔南嫩江桥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这场战斗由马占山指挥，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听闻马占山江桥战日寇的消息，郭学圣和他的同学们激动万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前线的战况，老人回忆说：“当时有马占山的部队，有当地的军警，就是这个部队。在哈尔滨到呼兰这中间，一个是松花江，一个是呼兰河，中间是沼泽地区。在这中间，为争夺铁路发生战争。我们上课时，在前方的炮声，机枪声听得非常清楚的。”

　　郭学圣自幼就崇拜岳飞、文天祥这些爱国英雄。如今，国难当前，家乡沦陷，不甘为亡国奴的他毅然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积极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在日军统治下的东北，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说起这段经历，郭老异常激动，仿若回到了那段慷慨激扬的卫国岁月：“在战争中，县里组织宣传队，我自愿报名参加了这个宣传队。这个宣传队不算是专业的，该上课时还是得上课。我们宣传到学校、机关，也到人多的地方（宣传），比如到公园这些地方去贴标语、撒传单，讲演日本的暴行，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当时群众听后非常痛苦，那时，群众也好，学生也好，都很赞同，所以我说爱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后来，在前方打仗的时候，我们宣传队到后边帮忙送给养，帮搭呼兰河桥，各家商户每一天做好粮食送到前方。在我们的宣传之中，激发了各界，尤其是商界的爱国之心，抗日救国的决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我们在公园里一讲，群众都围起来听。这时我们也把在前方的很多事实讲给群众听，号召大家一起支援抗日”

　　在东北，民间自发的抗日运动如同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席卷整个东北大地。各类民间抗日武装之间，无论是否曾有成见分歧，也无论是否曾有过红黑两道背景，都摒弃前嫌恩怨，空前团结，一致对外。诸如红枪会，大刀会等带有强烈传统会党色彩的民间组织也都纷纷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之中。老人告诉我们：“大刀会、红枪会，这些都是自发的，民间组织的，不是政府的军警，这都是自动的。既然是自发的组织，有（些）带点迷信的也有，但主流是爱国的精神。有一次，大刀会、红枪会到前方去，就抓获到俩个日本兵，抓获俩个俘虏。当时群众去看后很愤怒，有的拿着棒子，有的拿着刀，有的准备杀这两个人。当时县政府给群众说明这情况，说他们会处理这事，这之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当时日本还未占领呼兰打仗的时候，很多的村庄自动组织了抗击日本人的起义，这些人都是村庄老百姓，他们自己有枪的，还有骑马的，都是自发的，不要国家拿一分钱，不要政府拿一分钱。甚至当土匪的，这个时候也不抢了，也不闹了，他们也打着旗起来抗日。”

　　胜利大逃亡

　　郭学圣在学校里一直秘密从事着抗日宣传工作，时常向身边的同学讲述抗日前线的最新消息，并鼓励更多同学加入抗日救亡的队伍中。然而，他们的行动也终于引起了日军特务的注意。那是在1936年的冬天，穷凶极恶的日军特务开始在学校大肆展开调查“抗日分子”的行动，抓捕爱国学生。身为抗日宣传队员的郭学圣危险万分，不得不忍痛离开自己的老师、同学和学校，背井离乡，开始了流亡的生涯。

　　时隔多年，那日离别的情景对郭学圣老人而言依然是历历在目：“日本人在调查宣传队的名单，我们这些宣传队是反满抗日的行为，所以我不得不走。我把这情况跟家里讲后，我的祖父，我的母亲深明大义地说你走吧，但内心很悲伤，不是一两句话能讲完的。有人劝我去日本留学，我也有同学在日本留学，但我从来没动摇过我的信念，不会去日本。从东北跑的时候，我还记得是1936年的12月10日，我到哈尔滨，我哥哥送我，送我住在旅馆里边。第二天，带好衣服化装成农民，东北农民穿的是老棉袄，棉衣棉裤。那个时候我胡子不刮，脸不洗，手上都是黑巴巴的。”

　　然而要想成功逃出东北，郭学圣还必须通过日军设置的重重关卡。12月11日下午两点，郭学圣踏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车。他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他说那天在火车上看见的人，无论男女都很少说话，看上去内心都非常沉重。当时乘坐火车进关都需要有证明，火车上也会有人检查，并且路上还有不少日军的特务，可以说是一路危机重重。

　　郭学圣之前就已意识到这段路途充满危险，但此时的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说：“在车上的人们都装晕装死，谁也不讲话，11日晚10点，到山海关站，日本人要大检查40分钟。那个时候我已做好思想准备，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时，我看见外面身穿黑衣，头戴帽子的警察，心想他们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前节车厢闹哄哄的，一个满头是血的年轻人被日本人拉着，听翻译说，你不要害怕，你老家是河南的你就说是河南的，是河北的就说是河北的。这时我心想，如果我被抓去了，我绝不连累家里。”

　　因为郭学圣是逃亡出来的，没有相关手续，如果过关时被检查到当场就会被逮捕。当天盘查时的场景郭老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一个日本兵在我身后轻轻敲了三下。我当时很镇定，一点也不惊慌。他问我，到哪里去？我当时就装成一个无知的农民，我告诉他说去北平。他又问我干吗去，我说我老婆在那里干伙计，父亲也在那里干苦力。他问我带什么去的，我很快的把带的麻花烧饼等吃的一些乱七八糟的都丢屁股后，就说这些的干活的。他要检查衣服，我就把衣服一撸说‘衣服的干活’。他又问我‘出国’（当时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的旅行证和‘出国’证有没有?我装傻说：‘你说什么，我不知道啊。’他说：‘你不知道就……’正在这时门开了，后面一个车的日本兵喊他说时间到了，要多几秒钟的时间，我就可能被拉下去了。他下去后，我心里的石头才真正落下去了，真是命不该绝。

　　“当火车在开走的时候,火车里的情况变了，车厢里欢声雷动，男女老少有吃有喝，有说有唱，那个时候我真感觉到，什么是人间？什么是地狱？这种高兴，可以说是流着眼泪的。我走了，今后的前途，今后的怎么样，就在我一个人。我走时家里好多人都不知道，不能说他们不想念我。”

　　郭学圣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了家乡，离开了亲人，在火车的汽笛声中与养育自己二十年的白山黑水渐行渐远。就在他抵达北平的这一天，古都西安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随着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达成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爆发已是箭在弦上。东北回不去了，但郭学圣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并且，他将在这条抗日报国之路上继续走下去。直至今日，老爷子的语气中仍带着当年报国的热血激情：“我回想，我们中华民族绝不允许侵略者在我们国家里头。那时在乡村没宣传，都是自发的，可惜没人组织，没人领导，不要国家政府拿钱，这些是可喜的事情。”

　　1937年的春天，郭学圣在北平继续自己的学业。

　　这是革命的黄埔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一曲《毕业歌》，唱出多少学子的心声。对于包括郭学圣在内的青年学生而言，在那山河破碎，风雷激荡的年代里，校园不再是安身之所，桃李只有经过了烽火的洗礼方能茁壮成长。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上的枪声奏响全面抗战的序曲。当我们的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与日军陷入激战时，正在北平读书的郭学圣记得：“空中的飞机到处飞，在城外面日本兵打的机关枪的声音到处都能听见，没占领北京的时候，我们还照常上课。”

　　卢沟桥事变爆发十天之后，我国最高统帅蒋中正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日寇步步进逼，战争阴云笼罩古都，对于郭学圣而言，北平已非久留之地。就在这时，马占山的一个机要秘书给他指了一条路，那便是南下投考军校，学成后杀敌报国。7月23日，郭学圣乘上南下的火车。6天后，北平沦陷。

　　“东北流亡学生到南京的同乡会及东北流亡学生青年救济处，然后被他们推荐考黄埔军校，我考上了第十四期。”郭学圣顺利通过了体检与初考，在南京等待复考期间，上海的淞沪会战正打得如火如荼，南京也频频遭到日机轰炸。郭老回忆说：“当时我们到南京一切都是新的环境，在外面熟悉地形的时候，警报拉响了，所有的军警都来了，十几分钟后，街上的人都被军警安置到防空的地方去了,那时的防空准备还不错，我跑到太平大饭店的窗口看见日本的九架轰炸机，飞机上很多日本飞行员都能看见，这说明他们瞧不起中国空军。中日两边的飞机在空中大战，日军落下了一架，他们没有占到便宜,但我们也有一些损失。日军第一架飞机就落在太平门外(玄武湖),我们正想跑去看,这警报又来了,他第一次失败了不甘心,接着又来了,来了很多,轰炸了我们一个弹药库。”

　　与郭学圣一样，投考黄埔十四期的学子们就在警报声与日机的轰炸声中焦虑的等待着复试的日期。复试于九月底开始，郭学圣还记得：“考试相当严格，考官一个个都精神抖擞的，考试考高中的课程，语数外理化生，当时是考的两个题,其中一个好像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另一个是你为什么要考黄埔军校。”

　　1937年10月10日，军校放榜，郭学圣成绩处于中上游，顺利被录取。看到自己榜上有名，郭学圣非常高兴，他说：“考上了，第一目的达到了，以后可以打回老家去；第二是自己的生活也解决了,当时的心情无比的高兴。”

　　“入伍后经过考试合格后有一个小小的编制，上课正规的，以军事的为主，如兵器、射击、探测等大的项目都要学。”郭学圣说。然而他入学未及多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黄埔军校也随之迁往成都。谈及军校生活，郭老回忆道：“我入伍后分到通信队，当时这个情况我们像长官反映,我说我们是东北青年,我们应该去到第一线,打回老家去,做通信员不符合我们的志愿,结果他说,从你们的考试看出，你们就适合搞技术兵种。入伍训练我分到工科教职，我在第二营第六连第一排第一班，连长是黄埔四期的，排长是八期的，班长是十一期的。入伍要穿草鞋，但我从来没穿过南方的草鞋，刚开始很受罪，很苦，后面慢慢习惯了也就好了。”

　　从军校毕业后，郭学圣被分到通信兵第二团第四营第十三连担任准尉见习官，经常往返于湖南、广西等地，期间也训练过不少新兵。值得一提的是，郭老还曾被调到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过，这是个比较特殊的机构，郭老说：“这是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的军事机构，叶剑英为副主任。内部主要是游击战术或民兵工作，这个时候，内部结构教官大多是八路军派来准备打游击战的，这时有三大队，一、二大队是由部队调的中下级军官，三队是学生队、有女生队（一批是由游击队招的，一批是由上饶黄埔三分校入伍期满派来的）”

　　1940年，郭学圣经同学介绍，认识了一位叫汪雪芳的女孩儿。汪雪芳比郭学圣小7岁，1938年进新兵营障碍三团，当时在江西北部前方工作。郭学圣与汪雪芳两人情投意合，而汪的祖父也是秀才出生，家庭门当户对，于是，这对烽火佳人就在前线举行了他们的婚礼。郭学圣老人对夫人汪雪芳的感情非常之深，他说：“1940年我们在前方结婚。我夫人的性格是有柔有坚，言语不多，我们也算是患难夫妻，都没有一句怨言。”

　　战火洗礼后的荣光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来势汹汹的日军逼近长沙，情况十分危急，郭学圣接到通知，让他们带着人去抢救重要通信器材。郭老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团长说这些座机、皮挂机、电台发报机都是由德国进口的，很重要，一共有二十多个大箱子，当日就要我们离开，但我没有遵守命令。我当晚住在了长沙，第二天到码头，天在下雨，码头上人山人海，江心有大船到湘潭，于是花重金到了大船上，再过江到车站，摸黑送上了火车，再把器材完好的送到了后方。那时差一点就没保护好器材，之后我更懂得了军人必须服从命令。”

　　1943年，郭学圣接到回成都军校补训的命令，一直到1944年才回到前线，先后在湖南、独山等地任过职。度过了凶险的八年，所有人都未曾预料到胜利会来得如此之快。1945年8月15日那天的一景一物至今仍让郭老难以忘怀，他回忆说：“1945年，因公出差到贵阳，8月15日这天正好在贵阳大十字听到日本投降了。人们互相传递这个好消息，最感动人的是,美军的吉普车也开过来了，美军和中国人相拥而泣。8年的苦难不可想象，最高兴的是看到了最后的胜利。”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郭学圣老人经历了艰苦卓越的十四年抗战岁月，他见证了国家、民族从苦难到荣光的历程。

　　抗战胜利后，郭学圣在贵州随军工属参谋处第四科通信任上尉参谋。1949年，部队接受和平改编，此后，郭老便脱去戎装，迁居贵州安顺。1961年，郭老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东北故乡，那是令他百感交集的一刻，他说：“1961年六七月回去地区邮电局，公司送我到家，回去见到了昔日的老师，还有牵挂着的兄弟姐妹，心情很激动。听说日本人在投降前一年都在到处抓我，家人都以为我已经离世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学圣改名郭经华，先后开过文具店，参加了工商联，搞过无线电工作，1978年退休后为培训学员又留任了三年，在修理和创造无线电方面做了不少贡献。1985年，郭学圣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组总工委主任，此后他与诸多在**的黄埔同学恢复联系，再续当年战友情。

　　如今，郭老的晚年生活仍丰富多彩，把日新月异发展的城市建筑物作为艺术品来欣赏是郭老的爱好之一；每日读报、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关心国内外大事也是老爷子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此外，郭老还热爱书法、户外健身活动等。在这位耄耋老人身上，我们依旧可以看到他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黄埔精神，他说：“现在生活尽量自理，不想连累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