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上海的细节

　　◎走路去上海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上海人》

　　走进上海，情不自禁会被满眼的霓虹刺伤眼睛。在过去，上海曾是华丽的“十里洋场”，在如今，它又是璀璨的“东方明珠”。上海的历史，总是就近地引诱着你，逼使着你去尽可能地了解它。余秋雨先生在一次活动中说：“近年来上海的经济发展全球瞩目，但文化地位没有提升，仍站在一个小角落里，格局小而趋于琐碎。”在这里，他将上海同一些诸如纽约、巴黎这样的国际文化中心，乃至**、台北等城市做了比较，指出上海成为全球文化中心城市的条件、潜力俱在，可惜文化现状却不尽如人意。

　　为何当下上海的文化地位与经济地位不相称？余秋雨先生指出上海文化近年来日益陷入地域文化、信息文化的迷雾，以及一种“求稳、怕惹麻烦”的心理迷雾，非但距离文化中心尚远，连自身的文化形象都变得日益模糊。

　　曾经，“海派文化”是一面旗帜，代表着一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然而，这座在短短百年内充满着太多传奇色彩的城市，还太年轻了，登上历史舞台才过百年的它，承载起了太多的厚重。易中天教授在《读城记》中将上海定位为“滩”，说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而成的产物。其实，把上海说成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而成的产物实际上是抬举了上海，至今，历史感的匮乏仍是上海人心中一道剜不去的伤疤。上海的城市发展史同西安、洛阳、南京、北京等历代的大都市相角逐，显然有些势单力薄，只需上溯到1840年，便可粗略浏览上海的全貌。如果没有海洋经济的到来，上海也只能是偏安一隅的小城市。历史上它归属松江府直辖，仅仅作为一个江海畔的边陲小镇。所以，西方文化对上海的影响应该更深一些。上海作为欧美文化在中国的最早落脚点，当全国各地还在之乎者也时，上海滩已经有了“洋火”、“洋货”。在明朝中叶时，上海人还一度为自己有个“小苏州”的名气而骄傲，而现在，全国诸多城市争着自诩为“小上海”。

　　许多人都认为上海是一座商业味道特别浓、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城市，似乎并没有多少文化底蕴的积淀。余秋雨先生认为，文化的特点就是不能从表层来看，文化都是潜伏在深处的。上海现在所出现的景象与她在灾难的岁月里生存的潜伏密切相关，我们要寻找她潜伏了什么。

　　上海是有文化的，她既受到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缔造。尤其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无论电影、戏剧、文学、艺术等方面，上海在全国都是独领风骚的。传统文化的很多人都在上海逗留，造成国学与西方文化的大汇集：鲁迅、巴金、张爱玲、张恨水、阮玲玉、胡蝶各种文化名人层出不穷。上海的出版业在民国时期可谓是首屈一指，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还是全国的出版中心。但是现在，更多的出版社都深居北京了，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个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头。余秋雨先生说“人们一谈上海文化往往想到海派文化，这就讲浅薄了”。现在上海人所沉迷的“海派文化”，更像是一种怀旧文化。有一些上海人有着深深的怀旧情结，既是对过往辉煌的向往，也是对上海情趣的自恋。无论是从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还是著名作家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无不渗透着一种怀旧的、自恋的情趣，让上海人沉浸在自己的格调里。

　　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提到“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易中天教授认为说得不够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从上海的城市历史来看，上海本地人主要是指浦东、宝山、南汇、嘉定、松江等地的原住民。“上海人”这个概念存在的时间也只有百年左右，所指的范围包括原住民与上海开埠后来自江苏、浙江等地区的移民，尤其以苏北和宁波的移民最多。

　　改革开放后，各地的移民纷纷涌入上海，他们被称为“新上海人”，但是过量外地移民的涌入带来了公共卫生、治安状况的恶化，同时使得就业市场竞争趋向激烈，成为了上海社会主要的不安定因素之一。另外，就市区和乡土而言，上海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市区上海人，即原来的城市户口民众，一是郊区上海人，即主要是原来的农村户口民众。市区上海人是由过去移民形成的。乡村上海人则是原本的上海人或松江府人。上海从江苏省独立为直辖市的历史并不太长，而上海各郊区县则是在1958年从江苏省划归上海市的。在上海郊区，通常称上海市区为上海。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上海人拥有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崇尚自由竞争，实力至上，并且对一切事物都以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加以考量。另外，上海人对于生活的要求普遍比一般中国人高出不少，这多半是因为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处，海纳百川地自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明，迥然不同于中原文化，却带有江南文化的细腻古典。张爱玲曾这样形容上海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上海人的习气、上海人的品格都凝聚在上海文化的范围之内，上海人城府很深，同时又带有一种对同胞的无端歧视和冷淡。余秋雨先生在提到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及上海人的人格丑陋性时，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化礼仪走向，对于和谐的中国社会的构建无疑起到了很强的启示作用。如果上海人能改变其地区性格中的缺点，其他各地区人民也能引以为戒的话，相信和谐并不遥远。上海人还有一点跟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习惯靠得很近的地方，那就是不涉他人是非，不露自己隐私，使自己和他人都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这个习惯在学术上的养成，余秋雨先生说得很明白：“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

　　余秋雨先生在《古本江先生》中谈到“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是超越空间的策划能力和投资能力。”上海在对待外地人身上似乎显得有些小气。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直接地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现在在上海大街上走得最多的人倒都是一些外地人，所谓“新上海人”，他们在上海占了巨大比例，余秋雨先生说“他们以后可能很成功”。

　　上海话的争论一直很火热，有人说上海人就是拿这个来跟全国人民划清界限的，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就连北京也有。上海人在一起只讲上海话，跟任何方言区的人见了老乡讲方言是一样的习惯，方便亲切，不值得夸大。当然，上海话确实难懂、难学，客观上也清晰地把外地人和上海人分开了，成就了部分事实上的“排外”功能。

　　上海人通常讲的上海话，是属于流行于江南的吴语。上海话的历史只有七百多年，比苏州话和松江话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上海话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言，如新旧交杂语言跨越度远、南北融会语言宽容度高等等。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话达到了她的黄金时期。上海的作家们意译或者音译很多英文单词，用到书面文本中去，通过当时上海极其发达的各种平面媒体进行传播，然后被普通话吸收。但近二十年来，由于普通话的强势与对普通话的过度依赖，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各学校统一用普通话授课，上海话在学校无论课里课外皆不得使用。政府在媒体传播方面也几乎取消了所有上海话的栏目。现在许多上海的儿童已经无法全部使用上海话和他人沟通了，甚至出现全然不会讲的情形。

　　上海话的处境严峻，有可能会是中国主要方言中最早消失的一个。近年来，上海舆论界掀起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如果上海话一直得不到迫切的重视、保护和发展，相信不久以后，恐怕也要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留在上海人的记忆中了。

　　余秋雨先生在《河畔聚会》中提到，“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茧自缚，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热情；而更多的城市则因宽容而扩充了污浊，鼓励了庸俗，降低了等级，少了那份轩昂。一个人可以不热情、不轩昂，一座城市却不可。这就像一头动物体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种基本的支撑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断骨，否则就会瘫成一堆，再也无法爬起。热情是城市之血，轩昂是城市之骨。”从上海人和上海话来看上海文化，觉得用“海纳百川”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其实上海的文化底蕴并不如一些人想得那么肤浅，在它自己的身后，只是没有容纳这么厚内涵的时间而已，而且“海纳百川”作为一顶大帽子，上海已经戴了许多年，压力亦如从前。作为一个临海的城市，上海市标上一直飘扬着上海人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激情。人们发现，上海文明中的精神性高贵渐渐被侵浊而退化掉，这座城市里原创的高雅文化正呈现荒芜化的生态状。有人曾认为**是片文化沙漠时，现在却有了新的态度，因为**和上海相比，文化心态更为开放，吸纳能力更强。事实也正是这样，只有拥有把握时代脉博的能力，高瞻远瞩的境界，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够得上“文化”二字。

　　或许，余秋雨先生的提醒不无借鉴意义：“并不是说石库门，越剧、沪剧、滑稽戏不好，但是在守住现有文化的格局上，上海应该想想如何创造影响力更大的文化。都说上海是‘海派文化’，但是真正的上海文化代表，他们的成功恰恰是因为超越‘海派’，走向了更大的格局。”

　　◎睁眼看西方

　　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

　　——《上海人》

　　坐在徐家汇天主教堂里，你会被这静肃的时空所弥漫，深陷其中。这里是上海天主教集会最大的场所。如果说上海这座历史不算悠久的城市，在近代和当下都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是中西文化的交融点，那么它的文明渊源都可以从徐家汇找到。

　　徐家汇最早是几条河流交汇的地方，直到晚明，徐家汇仍是江苏一个三等县城，上海郊区的一个普通村落。它在明末开始名闻遐迩，进而发展成为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点，如代表中西文明的近代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天主教堂等诸多物事都汇聚在这里，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地理向人文地理特征过渡的阶段；然后它又顺着淮海路扩展到近代老上海外滩和当代新上海陆家嘴。这一切说起来，不能不归功于上海文化的开山鼻祖——徐光启。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当时前所未有的上海文明的高度。

　　在传世的画像（明代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光启消瘦憔悴的脸庞，以及眉目间透露出深深的忧虑。1562年，徐光启出生在上海的一所老宅子里，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婴孩将官至一品，光耀千古，成为古代历史上最有名的上海人。徐光启一生忧国忧民，这与他贫瘠的出身有很的大关系。徐家由农而贾、又由贾而农，家道三起三落，而徐光启正好诞生在这第三次中落后的谷底。为走出贫困，光宗耀祖，徐光启走上了漫漫的科举之路。当年他去应乡试时，不得不自己担着行李在江边冒雨步行，而母亲在家竟至断粮。徐光启19岁便中了秀才，但直到他42岁那年，才中了进士，这条科举之路整整持续了23年。进入仕途的徐光启也不是一帆风顺，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开始风雨飘摇，外有满洲后金的入侵威胁，内有此起彼伏的武装叛乱。徐光启夹在中间曾几度被“下课”，还被阉党打击，受到“冠带闲住”（依法剥夺权利但保留待遇）的处置。

　　但是，这个精明的上海人在仕途上也算是一个“得济者”了。余秋雨先生认为他“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但徐光启能留名于后世，并非由于他官大。

　　从徐光启的生平来看，他顺承着古代文人读书优则仕的传统，而且做到的官职并不小，相当于明代宰相的位子。但他并没有满足这些，他满怀报国热情，将毕生的精力和学识投入到各种他能够（至少是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这样评价他：“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徐光启一生所做的重要事情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中，在练兵造炮和组织编纂《崇祯历书》两方面是徐光启投入心力最大的。

　　作为中国的科学家，徐光启提倡农学，引进番薯，所编著的《农政全书》，对于那时处于农业经济的中国封建王朝的作用，不啻信息技术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而且这本科学著作都是经过他亲身实践而写出的。徐光启最大的成就要数他在主持历局期间，召集来华耶稣会士修订编纂了堪称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被称为融汇了中西文明的结晶。《崇祯历书》及其所依据的天文学理论，奠定了后来中国近300年天文历法的基础，成为此后两百多年间中国的官方天文学体系。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农历也还是以《崇祯历书》为基础的。

　　在惠泽后人的科学成就上，徐光启还具有中西融通的本领。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说过“中华文明之大，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它的普及企图和传播力量。”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正体现了这一点。《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本科学著作，虽然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的只有前六卷，但对中国人的世界观，由单纯的代数式时序认知，转化为复杂的时空连续性的认知，起了转捩作用。徐光启在这本书里给“几何”下了定义：即研究点、线、面、体的学问。这句话在原书里是没有的。他还发明了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等术语，都为后人沿用下来。从此，“几何”才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代名词，逐渐演变成为我们今天理解的数学概念。并且这一专有名词还东传到日本、朝鲜等国，影响深远。同时他还将一些其他的测量算法书籍也进行了译作，这些在当时封建家长制的明朝都是很难得的。

　　实际上，徐光启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事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个人，称其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也不为过，因为他为练兵一事长期投入了极大精力。除了不断向朝廷呼吁练兵、造炮、守城等事，还积极帮助引进西洋先进火炮技术。1619年他亲自拟定了《选练条格》，亲自考核挑选士兵，开始操练。但因朝廷官僚机构腐败、军饷不充足等原因，至使他亲自练兵的努力付之东流，而他的军事思想也只好依靠他的学生孙元化来实现。孙元化是一名炮兵专家，官至登莱巡抚，一度统帅了当时中国最精锐的炮兵部队。戏剧性的是，最著名的汉奸吴三桂、“三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以及降清将领刘良佐、刘泽清、白登庸等人，皆曾为孙元化的部下。最终孙元化因为部下的叛变而降清，于1632年被朝廷处死，徐光启练兵造炮保国的梦想彻底破灭。

　　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徐光启，有着自己的信仰，他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在历史上，欧洲基督教曾三度入华，最终让“西教”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生根的，就是这位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徐光启并不是由利玛窦洗礼的“西教”信徒，却是与利玛窦合作译介“西学”经典名著的首位中国天主教徒。徐光启力倡中国要保持先进与文明的地位，必须“易佛补儒”，而振兴中国文明，就应该承认四海之内皆有圣人。在他看来，“泰西”宗教与科学相结合的义蕴，便可成为改造当时学与术的楷模。

　　徐光启只能算是一个边缘文人，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人格的典型。余秋雨先生说“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中西合璧在他身上可以说得到了一种极好的诠释。

　　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71岁的徐光启在北京去世。去世前夜，他已由内阁三辅的东阁大学士晋升为次辅文渊阁大学士。在当时看上去他似乎应该算是一个“福寿双全”的人。可是，临终前家人发现他所剩银子不足十两，盖在身上的是一条被暖壶烫了一窟窿的旧被子。御史报告给皇帝，说徐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请皇帝“优恤”，于是皇帝追谥徐光启为“文定”，所以徐光启也被后人称为文定公或徐文定公。现在徐光启墓旁边的文定路就是因此命名的。

　　徐光启身为高官，不敛财，不纳妾，清正廉洁，竭尽一生精力企图富民强国。他主持修订历法，历时三年，仅用银870余两，就在他去世的当天，他自知不治，上疏交代清楚了修历局的钱粮等交接事项。其清正廉洁，朝野共叹。兰德曼说过，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格是文化存在的形式之一，这其中就有着尊严和耻辱的蕴涵。

　　徐光启生前已被中外人士敬称“徐上海”，卒后更受到中外历史的长久称道，理由就在于他对晚明中西文化交往的卓越贡献。美国学者莎朗·佐京曾说“谁的城市，谁的文化？”也许一个都市的文化就是一个个平凡人的体现，而那些留下历史记忆的人物总会代表着一个文明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