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主宪政

　　所谓民主宪政就是指为了解决对少数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进行制约、限制掌权政府的权力、有效保障大部分人的人权、自由以及社会公正等问题而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宪政的本质，也可以说实质就是限政，也就是有效地限制一部分人的政治权力，防止这项权力被人滥用，特别要防止政治权力被用来侵犯他人的人权以及他人的自由。所以，宪政的意义就在于限制政治权力，促进公共福利，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民主宪政所奉行的原则就是：政府的权力有限，上位领导者必须依照宪法以及法律来治理国家。民主宪政有几个主要的特点，一个是它会通过宪法以及法律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一个是民主宪政习惯实行分权制衡；民主宪政认为主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政府也应该以民为本；宪法审查制度也是必须要建立的；在民主宪政这个背景下，司法也要保持独立；民主宪政的最大特点就是保障个人的权利以及自由。虽然经常将民主与宪政连在一起说，但民主与宪政的职能分工却是不相同的，具体说来，民主专门负责权力的归属问题，而宪政则负责权力的制约。将民主与宪政结合起来再加上一个法治就能在可以达到的范围之内得到最优的选择。更何况宪政的本身就包含了法治，所以宪政的基本涵义其实就是依照宪法以及法律来治理国家。所以，将民主、宪政以及法治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效果其实可以约等于民主与宪政结合起来的效果。

　　那么，中国的民主宪政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呢？中国的民主宪政真正出现是在清朝时期。从清朝末年开始，中国人民就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而一直奋斗。在那个时候，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为了能够自强救国，通常都主张在中国实行“争民主、伸民权、开议院、定宪法”这样的制度，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宪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民主宪政运动被先后发动起来，中国开始走向民主宪政的历史进程由于这些运动的发起被揭开了。但是，想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应该说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从清朝末年一直到国民党反动政府执政，前前后后订立过十几个名目不同的“宪法”，全部都是有名无实的“假宪政”，也就是说有立宪之名却无宪政之实。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才真正地当家做主，真正的民主宪政也才被实行起来。真正的宪政可以说是与中国**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诞生之初“争人权，争自由”的旗帜就已经被举起，中共在全国各地的根据地也在这面旗帜的领导下建立起了民主政府，开始着手实行保障人民权力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宪政。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才算真正实行起了民主宪政。

　　判断真假民主的标准

　　“‘民主宪政’四个字，本是国民党的口头禅，以一九六八年**‘民主和伦理的结合’讲词为例，一篇讲词中，反复‘民主宪政’四个字，达十三次之多，重点所在是：‘人人不仅成为在民主宪政体制中受益的客体，而更是推动民主宪政、恪守民主宪政、发展民主宪政的主体。这样才是健全的民主，足以防止和挽救一般民主制度所可能造成的偏差与流弊。’”

　　——李敖

　　李敖对于**所说的关于“民主宪政”的发言只有一个反应，那就是“惊异”，因为**说的和做的完全是两码事：“是他掌权几十年中，从无民主之实，却还大言不惭……”事实证明，对于国民党的“假民主”、“假宪政”，李敖所言完全不虚，有不少**媒体是这样说的：“李敖说他当上民意代表以后，有责任把那些假的、恶的、丑的、脏的东西统统揭露出来，要让那些坏官、贪官、恶官们‘官不聊生’。看来，**当局很害怕他的声音。据悉，岛内有家电视台曾与李敖合作过一档叫做《李敖大哥大》的固定访谈节目，收视率很高，最近却被取消了。原因是，电视台经常要向银行贷款，而有幕后背景的银行却提出条件——‘李敖的节目不要再续下去了’，其背后文章显然是台当局不满和害怕李敖的‘反叛之声’，从中也看出，常常抬出‘民主’来吓人骗人的这个当局岂不在对民主进行‘柔性封杀’吗？”这样的政府还在吹嘘民主与宪政可以说是抬起手来自己打自己巴掌。

　　在判断面对的民主宪政到底是有名无实还是真正的有名有实之前，应该先弄清楚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关系。关于民主与宪政的关系，历来说法众多，不能统一。政治学家让·布隆代尔（JeanBlondel）就针对这个原因总结出了三种人对民主与宪政有何关系的看法。有人认为民主与宪政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著名法学家霍姆斯（Holmes）就是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民主主义与宪政主义两者之间相互支持；还有人认为民主与宪政完全是两种概念，两者之间是相反且背道而驰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就是这么认为的；既然有两种相反的观点，自然就有中立的观点，也就是所谓的“民主立宪”，认为民主与宪政之间有一个相互交叉重合的领域，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克（Friedrich）就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到了18、19世纪，人们开始普遍认为民主与宪政之间应该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比如美国前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等人就是这么认为的。民主与宪政两者应该分别对应或关注不同的问题，民主关心的问题应该是统治是谁，也就是谁来行使权力、这个权力应该由谁来行使这样的问题，而宪政关心的问题应该是政府会用什么方法来统治人们，也就是如何限制政治权力的问题。当一个国家实行了民主革命之后，这个国家必然会走向也必须走向民主的制度化以及法制化，最后开始实行宪政。缺少宪政的民主是不能称为真正的民主的，这样的民主与“多数人的暴政”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宪政的存在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民主，从这里就能看出宪政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从立宪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宪政来限制民主，那么没有任何限制的民主必然会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法国大革命后期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法国大革命中，卢梭的政治思想被人们当做行动指南，特别是他的《社会契约论》这本书中提到的“公意”（generalwill）概念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公意”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经常会有的意志，也可以说是人民整体共有的意志，整体性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卢梭的书中就说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服从公意的最高领导，在公意的指导下，我们这个共同体可以接纳每一个成员，并将其作为整体之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存在。”就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公意”享有最高权威，所以“任何人中如果有不服从公意的存在，全体人员就有权利迫使这个人服从公意。”换句话说就是“公意”让人们追求自由，如果有人不同意这点，那么人们就要迫使他自由，已经有点民主过头了。于是在这种概念的引导下，人们很容易犯下严重的错误，这些使得有些人将法国大革命称为“恶魔的事业”，法国政治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Constant）对于这点深有体会。他认为必须将人民的手脚适当地束缚起来，否则人民有可能会失去手脚。著名学者哈耶克对于没有宪法限制的民主会带有自毁性这样的特征也作过同样的分析：“宪法是用来限制政府权力的一套方案。大部分公民始终是缺乏远见且缺少自制力的，他们经常会做出为获得短暂的快乐或利益而把永久性原则丢掉这样的事。宪法的作用就是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它会用一种带有约束性质的规则来束缚一些多数派的权力。”总之，民主与宪政之间会始终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宪政总想要将民主“约束”，而民主总想摆脱宪政的“约束”。虽然如此，我们也不能说民主与宪政之间拥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更不能说两者相互对立。随着政治实践逐步向前发展，人们对于民主宪政也有了更深一步的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影响，并以维护公民的权利以及利益、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为目的。也就是说，民主离不开宪政，而宪政也不能失去民主，两者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参考。一方面，民主如果想要正常运转就必须有宪政所提供的“规则”，建立民主政治如果缺少宪政的话后果是无法设想的，宪政虽然会束缚人民的手脚，但这样做也完全是为了保护它们，就跟人要穿鞋子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宪政对于民主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存在。而当今中国走的就是这条路，在实行民主革命之后，开始逐步实行民主的制度化，然后是法制化，最后开始施行宪政；另一方面，宪政如果想继续走下去也必须得到民主提供的合法支持才行，一旦失去民主，宪政就没有了在当代社会中存在的理由，没有民主支持的宪政是极度脆弱的，从英国的政治运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点，正因为有了民主革命的支持，英国在光荣革命后实行的宪政才能持续运行，一直到19世纪的中叶，英国的大部分公民才开始享有选举权。由此可见，民主与宪政完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吸收，最后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

　　弄清楚民主与宪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以此来判断一下何谓“真民主”、何谓“假民主”。这里有个过程，这也是分析任何一件事情时都该有的一个过程，首先你应该从事物的本质出发，只有抓住事物的本质，从根本点出发，你才能看透更深层次的东西；其次就是要找出判断的依据，李敖也说过，你可以说一个人是王八蛋，但你还要说出他为什么是王八蛋。在判断一件事物的真假时有一个方法很简单，也很直接，那就是找出“真”、“假”两者间的不同，看看它们有什么差别，那么是真是假也就不言而喻了。凡事都有个真假，民主也不例外，自从这个世界上出现“民主”这种说法之后，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民主也都接踵而至。东方民主、西方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特色民主、小民主、大民主等，直叫人头晕眼花，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该听谁的。所以，分清真假民主已经变得很有必要。就像上面所说的，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民主的本质。在上面分析民主与宪政的关系时我们就应该知道民主的本质其实就是公民具有管理国家的权力。所以判断民主的真假时，你可以先看看自己在这个民主中是否获得了应有的权力，是否直接或是间接参与了管理国家的事务，如果答案是否，自然就是假民主在作怪。如果从细处来分析，判断民主真假的根据就是司法是否是独立存在不受到政府或是任何政党的操纵或控制；政治方面是否有在野党以及反对党的存在；群众是否言论自由，各宣传媒体是否被掌权者垄断等。其实，真假民主之间的差别也是不小的。它们的第一个不同点就是多元化。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政治必须面对拥有不同想法的个人。”所以，真正的民主是尊重多元价值的，否则，将无以为继。思想家瓦瑟也说过：“差异使宽容变得必须，宽容使差异变得可能。”所以真正的民主对待不同的言论态度是宽容的，只有虚假的民主会限制对自己不利的所有言论，当然，这也会更加地激起民愤。真民主和假民主还有个不同点就在法治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民和法律是民主的两个主人，当然，这里的民主指的肯定是真民主。而人与人是不同的，人与人的需要也不同，那么每个人的利益自然也是不同的，如果一个统治者自称他是按照所有人的利益来施政的，那必然是假民主，因为所有人的利益都不同，唯有的可能性就是这个统治者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行事。像这样的假民主是不可能长久的。法国学者雷南曾经这样评价过拿破仑三世：“当他在位的时候，没有人敢反对他；当他失势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维护他。”领导者都应该用这句话来自勉。这样分析下来，民主的真假自然也就昭然若揭了。

　　陆贾与他的“逆取顺守”

　　“如果**的徒子徒孙有所觉悟，知道一点‘逆取顺守’的道理，从而在假民主中寻找真宪政，也算争权夺利后的高杆。但是，像‘民主先生’这种‘控固力’头脑的人，他们做得到吗？甚至中国式‘逆取顺守’的真义，他们的日本式头脑也未必觉悟得到吧？”

　　——李敖

　　在这段话中李敖提到了一个“逆取顺守”的问题，关于他的来源李敖也作出了一番解释：“‘逆取顺守’是汉朝大臣陆贾的理论，意思是说，你得天下不以正，但治天下应以正，这样子对你好，这样才是‘长久之术也’。”而对于不进行“逆取顺守”的后果，李敖也提到了：“若得天下后还是老毛病不改，则继假民主之后，必然快速进入假宪政状态。”由此可以看出，李敖对于“逆取顺守”这个理论的看重以及他对陆贾的推崇。这说明“逆取顺守”在民主宪政方面也一定有它的可取之处。既然这里提到了陆贾和他的“逆取顺守”，就让我们来看看陆贾的政治学说以及他的政治观念。

　　陆贾在刘邦身边的地位就相当于现在的高参或者是私人顾问。陆贾在向刘邦进言或是献策时习惯引用一些儒家经典，刚开始刘邦一听这些就心烦，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政权是骑马打下来的，哪里用得着这些啰唆的烂道理。陆贾听了就反问刘邦：“马上可以得天下，难道马上也可以治天下吗？”刘邦无话可说，陆贾又继续说道，“以前的帝王比如商汤和周武王，他们也都是在马上凭借武力取得了天下，但是他们并没有用武力来治天下。因为他们知道应该顺应时势的发展变化，比起只用武，文武并用更能巩固统治、巩固政权，甚至还要偏重于文这个方面，这就叫逆取顺守。也只有做到这一点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相反，你看看吴王夫差和晋国的国君智伯瑶，为了一时的威风，就知道穷兵黩武，很快国家就被灭了，人也死得很难看。远的不说，来说说近的，秦朝本来很强大，结果到后来不体恤民情，到处都是苛捐杂税，刑罚严酷，最终在秦二世的时候国家灭亡，江山也落到了陛下的手里。我们可以来假设一下，如果秦国在灭了六国统一天下之后，能够效仿古代那些明君，做到以史为鉴，施行仁政，陛下你又怎么可能得到天下，成为全天下最尊贵的人呢？搞不好到现在还在做你的泗水亭长吧。”陆贾字字珠玑，言语方面非常犀利，直击问题的关键，可以说是句句在理、丝丝入扣。刘邦听了这些话虽然心里不太舒服，但仍然显出了愧色，于是他让陆贾总结历代君王成败的原因，并整理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尤其以秦朝得天下、失天下以及刘邦自己得天下的原因作为重点，方便日后参考。于是陆贾开始着手进行著述，终于完成了《新语》，书中共有文十二篇，大概的内容是一些治国的道理、注意事项以及诀窍。刘邦与其他大臣看到这些文章都交口称赞，将其作为制定重大方针政策时的参考读物。慢慢地，在陆贾的影响下刘邦也开始逐渐改变了刚开始对待儒家学说的轻慢态度，他在《手敕太子文》中就语气诚恳地说道：“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由这句话能看出刘邦对于自己曾经觉得读书无用的想法而后悔万分，这种认错行为对刘邦来说实属难得，刘邦甚至在自己垂暮之年不顾伤病，亲自到山东的孔子故乡祭奠孔子。这也是汉朝统治者在思想和政治上有了大转变的标志，儒家思想与儒家文化也开始在秦朝的“焚书坑儒”之后开始“春风吹又生”，逐渐在政治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完全取代黄老之术开始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陆贾和他的《新语》可以说是立了大功，当中起到的作用完全可以用举足轻重来形容。

　　汉初年间，虽然已经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场面，但各家的学说都还有一定的支持者、市场以及势力，特别是道家、法家等，与儒家一起有时各行其道，有时有兼容并包。而陆贾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以儒家和道家的理论为基础，再融汇先秦诸子的学说进去，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可以说，汉朝时期的思想特点以及陆贾本人的特色在《新语》这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只可惜到了汉武帝时期的元封年间，天下开始兴起了一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风潮。一直到“法度”的正式确立，所谓的正统思想与所谓的异端思想开始明显地对立起来，而儒家思想开始压过其他家的思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

　　《新语》这本书在汉朝时期占有了重要地位，它本身所具有的思想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它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肯定商汤以及周武王的革命，以此来证明大汉王朝的统治来源是合理合法的，顺应时代要求的。然而，革命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是实现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因此对于不断革命论一定要坚决反对，最值得提倡的就是能够及时转换自己的角色以及调整主要政策的方向，也就是将自己由革命者转换成统治者，将以武为主的政策转换成以文为主的政策。而革命成功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用其来巩固自己刚打下来的政权，一定要注意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减轻刑罚和徭役税收，好让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提拔人才方面应该不拘一格，要让每一个人都有凭借能力提高自己社会地位以及生活质量的机会，争取能建立一个和谐共生但又等级分明的理想社会。想要做到以上的这些，就必须要懂得逆取顺守，让自己与时俱进，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明代文学家钟惺就高度赞扬过陆贾的思想学说：“‘逆取顺守’，自是三代以后有天下不易之道。此语已先贾生辈发之，自是汉文治首功。”陆贾认为，秦朝之所以会灭国是在意料之中的：“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法治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而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秦国覆灭的原因就在于它完全违反了无为的原则，秦朝统治者认为武力万能，于是便使用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姓，除此之外还有苛捐杂税，强行征召劳役苦力，最后弄得个人心丧尽，众叛亲离。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避免自己步上秦朝的后尘，就必须反其道而行，减轻刑罚，减轻税收，不随便征徭役。最终达到让老百姓“畏其威而从其化，怀其德而归其境，美其治而不敢违其政”的目的。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就说过差不多的话：“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陆贾对于秦朝灭亡的原因可以说是研究透彻，所以对于秦朝后期始皇求仙问药的失败及其造成的恶果也了解得非常清楚。对于这种风靡一时的不老不死的迷信思想陆贾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因此对其进行了极为尖锐的批评。对于谋虚逐妄这样的行为陆贾坚决反对，他认为与其把精力、时间以及财力花费在这些虚无缥缈的事上，倒不如将其用于建设社会才是正道。陆贾对此也发表过意见：“夫播布革，乱毛发，登高山，食木实。视之无优游之容，听之无仁义之辞，忽忽若狂痴，……可谓避世，非谓怀道者也。”此外，陆贾对于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以及运动规律是客观的，不会受到人们主观思想的影响：“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人道异也。”但是由于陆贾所处年代实在过于久远，他的思想仍然具有局限性：“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霓之属，因政而见。治道生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这句话中陆贾就把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中并无联系的事件牵强附会地连在一起，使自己在客观上陷入了神秘主义，虽然陆贾的本意只是想借这种联系来警示统治者一定要勤政爱民，但是不对的东西就是不对，从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能看出来，那就是这个说法后来成为了天人感应学说的开端。在为政方面陆贾特别强调“仁”的作用，他认为这是治世的关键，非常重要：“天气所生，神灵所治，幽闲清静，与神浮沉，莫之效力为用，尽情为器，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性情，显仁义也。”还有“阳气以仁生，阴节以义降，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雎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以及“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此句为陆贾引自《春秋·谷梁传》）由此可见，在陆贾心中，施行仁政似乎已经达到了为政的最高境界。虽说陆贾大力支持仁政的推行，但他也不否定刑罚的作用，他认为必要的刑罚还是应该有的，二者只能说是各有所长，不能偏废任何一方。陆贾对于教育和道德也极为重视，此外陆贾心中的尊卑思想也很严重，完全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也是《新语》的特点之一：“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然后贤愚异义，廉鄙异科，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小大相怀，尊卑相承，雁行相随，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岂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后行哉！”陆贾打心底里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有层次之分的，这点倒是与西方的尼采不谋而合，尼采也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不可能一样的：“人与人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他说：“人们如果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就有进一步的要求；按照有力的程度开始分散，个人不再无条件地把自己与同类平等看待，而是去追求同类……气味相投的人互相勾结，合成一股势力进行活动；在这些势力中心之间进行着对立力量的摩擦、战斗和认识、和解、接近，规定彼此互相支持；最后出现了一种等级制度。”所以说，等级制度的出现也是合理的，也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于等级与等级之间陆贾提倡应该和谐共生，最好能做到克己多赢。

　　上面提到了许多陆贾提倡的为政政策，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政府是陆贾眼中的理想政府呢？陆贾认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权行于海内，化流于诸夏”，“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陆贾眼中的理想政府应该是理性的、强而有力的、健全的、受到百姓支持的。同时理想的政府还要为百姓办实事，不能只做表面文章：“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故无为者，乃有为者也。”在一个理想政府的管理下，国家也会变成一个理想的国家，陆贾心中的理想国是这样的：“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相同的话傅斯年也说过：“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这里似乎又和民主与宪政联系上了，这也说明陆贾的思想在当时非常具有超前意识。比如他曾经说过：“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多超前、多先进的思想啊，王充在他的《论衡》中就对陆贾以及《新语》赞赏有佳：“《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生之言，未见遗阕。”司马迁也非常佩服陆贾，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甚至在《史通》中感慨道：“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

　　陆贾的《新语》既有史论又有政论，说它是秦汉时期唯一的名著也不为过。《汉书·艺文志》将《新语》里的三篇赋当做汉赋的开山之作。刘勰又在他的《文心雕龙》中赞叹道：“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续。……汉室陆贾，首发其采，赋《孟春》而进《新语》，其辨之富矣。”能够得到如此文学以及史学顶级大师的称赞，陆贾与他的《新语》所具有的价值可见一斑，也难怪李敖会对陆贾推崇备至，他的许多看法完全可以用高明通达来形容，就算过了几千年也没有落后。只可惜除了《新语》以外陆贾的其他著作早已失传，否则又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