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

　　说到释迦学术思想的内容，也就是通常所谓佛学的概要，依照一般习惯，都以大乘、小乘来区分，中国的佛学与佛教，乃大小乘并列，而且比较偏向大乘，现在流行于西方的佛学，大多数只注重小乘，认为那是原始的佛教，尤其东南亚各国的南传佛教，大体都是以小乘为主的。

　　——《禅宗与道家》

　　在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的弘扬下，佛教迅速兴起于印度。释尊灭度后，佛教弟子们继释尊之志，广弘佛法。并且佛教徒们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多次经典结集，为后世众生，闻法修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南怀瑾先生指出，“结集”有记诵和编纂的意思。当时释迦即入涅槃，佛弟子们觉得导师已去，茫然无所依怙，众弟子商量，当前最重要的事业，就是结集佛的说法，汇为经典。于是在释伽逝世后不久，他的弟子们在摩揭陀国（阿舍世王时）举行佛教第一次大“结集”，结成佛教经典——“三藏”中的经藏和律藏，这是原始经典。因为这次结集在王舍城附近的七叶岩窟进行的，所以又称“王舍城结集”。

　　公元前386年，王舍城结集后一百年左右，有人认为东方僧伽（佛教僧团）所行十条规则非法非律，为排解教派纷争，以西方僧伽长老耶舍为首的七百僧众在吠舍离城召开佛教第二次大“结集”。会期八月之久，将正统派的达磨（经藏）和毗尼（戒律）部重新诵读，进一步修订了佛经。由于参加此次结集的多为佛教长老，故又称为“上座部结集”。对于上座部的决定，吠舍离的僧侣不服，于是另召集约有万人参加的会议。由于参加这一结集的人数很多，后世就叫他们“大众部”，称他们的学说为“轨范师说”。两派互不相下，这是佛教内部部派分裂的开始，此后，派别日益增多，佛教教义、学说和戒律也因部派不同而有许多歧异和变化。

　　阿育王时期，在首都华氏城举行佛教第三次大“结集”，为最后定型的佛教经典（经、律、论三藏）奠定了基础。此时，佛教不仅是阿育王帝国的国教，而且开始向国外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阿育王为弘扬佛教，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他执政期间，各地广修佛塔，佛教大兴于世。随着佛教规模的扩大，宗派也渐渐增多。其中主要部派有上座十一部与大众九部。上座十一部为：本上座部、有部、犊子部、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化地部、法藏部、饮光部、经量部。大众九部为：本大众部、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制多山部、西山部、北山部、多闻部、说假部。这就是此后小乘著名的二十部派。

　　贵霜帝国（1世纪至3世纪曾存在于中亚的古代盛国）时，佛教分裂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大乘即宽广的解脱大道，小乘是大乘对早期佛教的贬称，即解脱之道狭小。两大派何为正统，或者说哪个更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这是帝国必需考虑的事情。于是迦腻色迦（贵霜帝国国王）举行了佛教的第四次大“结集”，编纂了经、律、论三藏经典，定大乘佛教为正统，并在首都富楼沙建佛塔和寺院。从此，大乘佛教居于主要地位。

　　南怀瑾先生指出，凡是世人所崇奉的教主和圣哲，大多不亲著述。释迦牟尼一生说法，但以身教言教为止，虽然他也是擅长语文而最会演说的高手，但他从来没有动手写作，留下片楮只字。他不想以藏之名山的事业而留得后世的盛名，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给予后人的启示很大，而且富于哲学教育的真精神。释迦牟尼的说法，后来成为经典，当归功一般具有高深修养，长于道德文学的佛弟子，他们全心集结，凡所亲闻，胥归载笔，加以文字富丽，义理精湛，对佛教的弘扬，乃因此而开展。这可以说“他本无心为教主，谁知教主迫人来！”而师门谊重也尤足钦羡。

　　印度佛教自兴起至衰落，前后约为一千五百年。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为早期佛教时期，也称原始佛教时期。此时的佛教教义基本保持释迦牟尼生前所宣传教义的原始面貌。后出的大乘佛教称这时的佛教为小乘佛教。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为部派佛教时期。公元1世纪以后，为大乘佛教时期。

　　“乘”，即车辆，乘载，也有“道路”的意思。学佛法者乘之行道以达到彼岸，“乘”是佛法传统的代称。

　　这里所说的小乘，是针对于大乘佛教所说的。释尊在世说法时，所说只有一个目的，是使一切众生得大解脱，究竟成佛。但是，弟子的根器不同，部分弟子未曾真正了义，自己只以声闻果、缘觉果为修行目的，不肯发心为利众生愿成佛，即是所谓不发菩提心。这一部分弟子最终所证的圣果，也自然不够圆满。自利既不究竟，利他自不能广大。所以佛教果称之为小乘。乘是渡众生到达彼岸的舟乘。自利不究竟，利他不广大的法，称为小乘。

　　那么，发菩提心，以为利众生愿成佛为根本目标的法乘，就称作大乘。大乘的体系形成较晚，这是因为大乘义理深奥，非大成就者，难以成其系统。正因为如此，佛陀所说的大乘法教，在一段时期以内，没有像小乘佛教那样，形成完整的体系。

　　直到公元2世纪，马鸣菩萨出世，为大乘佛教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3世纪，龙树菩萨出世，著《中论》、《大智度论》等诸大论典，广弘大乘法教，使大乘佛教系统真正形成。后大乘佛教又形成中观、唯识两大宗系。随着佛教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佛教体系。南传佛教，以小乘上座部诸派为主体。中心在铜牒洲，即现在的斯里兰卡。南传经典以巴利文书写。

　　自汉代传入佛教，我国才开始有佛经的大量翻译。当时的两位著名译经者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安译出大量小乘经典，支则译出大量大乘经典，在社会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在我国，大小乘佛教几乎是同时传入。然而，就佛教以后在我国发展的情况看，主要是大乘佛教的发展。小乘佛教虽也出现过一些学派和学者，但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小乘佛教的各种经典、教理和戒律等只是备参考而已。

　　大乘佛教在我国可以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东晋时期大乘空宗般若学受到当时玄学的影响，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对般若“性空说”的解释，有“六家七宗”之多。东晋名僧僧肇，著《物不迁论》、《不真空论》等评述了各家理论的得失，对以龙树为代表的大乘中观学派的思想作了通俗、准确的阐发。这一学派发展到隋代，形成了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宗”（以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为所依经典），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中观学（空宗）的思想。而唐初著名学僧玄奘西行求法，回国后大力弘扬无着、世亲的思想，译出《唯识三十论》以及护法、难陀等十家解释“唯识”义的《成唯识论》一书，其大弟子窥基又著《成唯识论述记》等，从而创立了“唯识宗”，它基本上继承了印度大乘瑜伽行派（有宗）的思想。

　　除此之外，陈隋之际形成的“天台宗”和唐代中期创立的“华严宗”，则已不能简单地用原来印度大乘某派的说法予以框范了。因为在他们的理论中，吸收了大乘各学派的说法，甚至中国道教、儒家等思想因素，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了。当然，如果就“天台宗”以《妙法莲华经》为所依经典说，可以说空宗色彩稍多些。“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所依经典，则可说有宗色彩稍多些。至于在唐代中期形成的“禅宗”、“净土宗”等宗派，则更是为印度佛教所未有，而完全是由中国佛教徒所独创的大乘佛教宗派。他们具有通俗、简明的教理，广泛的融合和适应性，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大乘密教也在中唐时期传入我国，以后主要在西藏、内蒙古等地区得到发展，流传至今。

　　◆无情担板汉，自了生死关

　　小乘佛学对于人生世界的观点，正如一般宗教相似，纯粹从出世思想的立场，看世界，是一个痛苦烦恼的世界；看人生，是一个悲观罪恶的人生，因此要求出离世间，要求解脱人生，而求得清净寂灭的涅槃道果；其行为思想，如中国道家的隐士，其偏向有点类似杨朱，所以也为中国文化中另一类的精神相近，自然而然被承受下来而成为中国佛学的一部分。

　　——《禅宗与道家》

　　小乘佛教，原是大乘佛教对以前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贬称，意指采用劣小的交通工具驰向涅槃的彼岸；不强调救济世人，只专心致力于自己的道业。现今学术界沿用已无贬义。梵文音译“希那衍那”，亦称“二乘”，及“声闻乘”、“缘觉乘”。现代大乘佛教徒也用以称呼南传上座部佛教。其主要经典是后来在各部派中形成的经、律、论三藏。小乘佛教在中国曾相当流行，中国最早流行的禅数学以及此后的毗昙学、成实学、俱舍学等，均属小乘类。中国的律学和唐代创始的律宗，皆以小乘律本为依据。现小乘佛教主要流行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南亚及东南亚各国，他们自称“上座部佛教”，不接受“小乘”的称号。中国云南上座部佛教，也属于这个系统。

　　原始佛教认为世间充满了痛苦，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作为其基本教义的四谛，其中的苦谛是佛教的出发点，认为人只要身处轮回之中，必然逃脱不了痛苦。集谛说明产生苦的根源，认为苦是由于人有欲望，就会产生后果，而后果就是苦的根源，这就是因果学说。灭谛说明如何消除苦，认为关键在于消除欲望。道谛则给出了修道的途径和方法，通过八正道的修行，达到不生、不灭，绝对宁静、永远超脱的境界。

　　小乘佛教坚持这一最初教义，认为释迦牟尼是最初顿悟的人，不是神，只是已经涅槃的伟大导师，因而每人应将释迦的教导应用至自己的生活之中，每人应过着正法的生活，去遵守释迦的教导。释迦的教导，不外是生活的艺术：如何对内活得安详和谐，如何对外只产生安详和谐的气氛，使别人也活得安详和谐，因此释迦的教导的第一步骤就是道德，即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不妄语，不饮酒。

　　众生都想过道德的生活，然而因三毒五蕴所生的烦恼，使他们尚无法控制自己的心灵，因而释迦教导下一步骤——禅定，其意义就是控制心灵，掌握心灵。当你掌握你的心灵，你就能奉行所有的道德行为，你就能适当地奉行戒律。

　　释迦之所以成佛，是因为他了解到，尽管人们可以达到控制自己的心灵以过着道德的生活，但在其心灵深处仍存在着不净的情结，随时可能呈现出来并不断击败他们。

　　由此释迦教导第三步骤就是发展自己的智慧——般若。如此每个人可以深入自己的心灵深处，将根植在内心的情结和不净拔除，这样就可以非常容易地过健康的生活，和谐的生活，道德的生活。为了这一目的，释迦发现了内观禅修法门。内观禅修指的就是修身，修性，修明，这一切自心而生，不必求之，生于自然。通过内观禅修的深入，会体会到一个真理——空的真理，空性，并没有实质，没有任何东西可被执为永久。事物只是变化而没有任何实质，这仍是在心与物范围下的体验。但是当他再继续前进，经过一些时日，更多的不净被去除后，他将达到一个境界：体验到超越心与物的一个究竟真理。

　　这就是小乘佛教所秉持的戒、定、慧三学，以此最终达到解脱与解脱知见的究竟，其修行也以“禅那”为主。南怀瑾先生指出，梵语“禅那”，中文译为“静虑”，是从大学的知、止、定、静、安、虑、得的取义而来。禅那包括瑜伽与观慧，是一种变化气质，锻炼身心的方法。大乘的禅定，与后来中国佛教禅宗的禅，又有异同。禅那的方法，有从一心一德的信仰坚定入手；有从生理的安那般那（调理出入呼吸）入手；有从洗心休息入手；有从心理的观念意思入手，有从念诵秘文入手，所谓方便法门，不一而足，综合其修证工夫程序的分类，不外四禅八定，又称为九次第定；四禅包括四定，统名为四禅八定，加上得阿罗汉极果的灭尽定，更名为九次第定。

　　南怀瑾先生认为，小乘佛教先由学理思想，对于理论上的了解，从实践绝对道德的戒行做起，到达求证禅定而得解脱，其最终的目的，认为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生死的轮圈，永远得到住在绝对寂静清虚的道果之中。

　　事实上，这一清虚寂静的道果，是否就是宇宙生命的究竟？是否真的可以解脱生死的轮回？从大乘佛学的观点上看来，都是很大的问题，同时，禅那的境界，释迦也曾说过，这是一种共法，所谓共法，并不是佛法所独特专有的，凡普通世俗的人，与其它宗教、异派学术的人，只要深明学理，努力修证，都可以做到类似的定境，并非究竟了义的法门，他们只知厌离世间，自求适意，解决生命之流的分段作用，自己便认为已经了脱生死，住在寂灭清静的境界上，只是落在偏空之果，等于逃避世间的自私隐士，是一种彻底个人自由的实行者，后来中国的禅宗，称之谓“担板汉”或“自了汉”。所谓“担板汉”，就是担着一个板子走路，只来看板子的这一边，不去看板子的另一面；只看到空的清净的一面，而烦恼的苦痛的一面；他拿板子一隔，不去看，不敢碰，眼不见心不烦。

　　当然，能做到这样的“小乘”也是不易，能毅然决然挑起那副板子，需要选择的明智和担当的勇气，知道烦恼之为害甚深又害怕被烦恼侵蚀，知道人世纷扰没完没了牵牵绊绊一不小心就深陷其中。如果可以，一切软弱的人，一切摇摆不定的人，一切思前想后的人，一切愿意弃恶向善的人都可以双手合十，乞求菩萨送他一张板，一张“担板汉”的板，担了起来，只看到阳光明媚，清净和谐，因而归于喜乐平安。这样，也是好的。

　　◆同体之慈，无缘之悲

　　大乘的行为，是身入世而心出世的，是以济世救众生为基础的，是可以牺牲自我而救世救人的大乘的观看一切众生，都是与我同体而发生慈悲的愿力，大乘的慈悲利物，是无条件，无要求的，绝对的自发自觉的救世心肠，综合以上两个观念，便名为“同体之慈，无缘之悲”。

　　——《禅宗与道家》

　　大乘佛教亦称“大乘教”，略称“大乘”，梵文音译“摩诃衍那”、“摩诃衍”等。因自称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之此岸到达菩提涅槃之彼岸，成就佛果而得名。传出印度本土的大乘佛教（即北传佛教）主要指中国佛教中的汉、藏两大系统。大乘思想根源于某些早期部派，但有许多理论创造，如不仅讲人无我，而且讲法无我；强调菩萨理想胜过阿罗汉，宣称人皆具菩提心可以成佛，倡导慈悲一切众生，力主以功德回向他人。

　　所谓“菩萨”，全称为“菩提萨埵”，“菩提”意为觉悟，“萨埵”意为有情，合起来讲就是自利利他，自己觉悟了，看到世上众生还在苦难里，就再回来普度众生，也就是牺牲自我，利益一切众生，佛家称之为“大乘”，古人有诗云：“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便是说世界上最多情的乃是菩萨。

　　菩萨是大乘佛教的理想，其基本前提是发菩提心，立誓愿要为众生利益不入涅槃，履行艰苦的十波罗蜜修行：布施、善德、出离、智慧、精进、忍辱、诚实、决意、慈爱和平等。而历经十地。“十地”即指十个菩萨行的重要阶位，在佛典中，不同的经论，往往对十地的内容有不同的描述。大乘佛教初期的十地包括：初发心、治地、应行、生贵、修成、正心、不退转、童真、法王子、灌顶。前六地仍属初发意的预备阶段，七地以上虽有缺陷，但已具佛性而不退转，第十地则至于来生成佛的候补阶次了。

　　修佛总要有缘起，《大智度论》讲五菩提，起首就是发心菩提。凡夫于生死之中，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大愿，如此才能得证菩萨摩诃萨。己未度而欲度人，称菩萨愿，“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是菩萨的大悲心行。这已将单纯的戒定慧化为积极入世的精神，不但要证道，更加要度人，不但要度化善人，而且要度化恶魔，不但赞叹笃信佛道的善信，同时也赞叹实践着同一原则的外道。这种以无争的出世心情，毫无条件而入世救众生的自愿，已远非“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理想所能望见，较墨家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也勇猛得多。弟子有问佛者：谁当下地狱？佛曰：“佛当下地狱。不惟下地狱也，且常住地狱。不惟常住也，且常乐地狱。不惟常乐也，且庄严地狱。”

　　南怀瑾先生认为，在我们这个芸芸众生的世间，有不少“慷慨捐生、从容就义”，以及许多舍己为人的事，各色各样，或大或小，到处自然地充满着大乘菩萨的精神，对于什么是大乘菩萨，南怀瑾先生有一生动的譬喻：当一个人，在茫茫大海遭遇台风巨浪而垂死须臾时，仍把自己唯一的救生工具诚诚敬敬地送给旁人；当一个人在患难中饥饿到九死一生时，仍把自己唯一的一碗饭先送给同饥的旁人。南怀瑾先生说，如果有这种心肠，无论有无信仰，或信仰不同，一律都是菩萨的行径。

　　同时南怀瑾先生也举出大乘佛教中一则故事来说明菩萨行的不易：一位孝子向一位修道的菩萨求救，要求他施舍眼睛，作为医治他母亲的药物，而这个菩萨，毫无吝惜地把左眼挖给他。但那位孝子说：你太快了，弄错了，我是需要你的右眼，才能医治我的母亲。这个菩萨听了，迟疑一下，再把右眼挖给他。这个孝子便说：不用了，因为你有迟疑不舍的心，这个眼睛已经作药不灵了。南怀瑾先生指出，我们须明辨是非善恶的动向与方法，尤其菩萨的精神，如果滥用这种精神，不但于世无补，于人于己无利，甚至会适得其反。

　　大乘菩萨道的思想学术，开拓小乘厌离世间的思想，化为积极入世的精神，不但要以出世的心情，跳进人间的火坑地狱去救世救人，而且要救一切众生；不但要度化善人，而且要度化恶魔；不但赞叹笃信佛道真理的善男信女，同时也赞叹凡是具备这种同一真理、同一原则的异宗外道。虽然对于最高见地因有差别而形成说教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只要是同具慈悲觉世的心肠，即认为同于大乘菩萨道的同行善友，这种以与世无争的出世心情，毫无条件而入世救众生的自愿，正如后世佛教所用的标记莲花一样。莲花是纯净无污的“圣洁”之花，但它却不生长在高原山顶之上，它要在拖泥带水的秽污烂泥中开花结果。

　　大乘佛教对最高体验的追求和修持实践，可回溯至印度的瑜伽传统。这种禅定止观的修持目的在于排除分别心，达到无所见，体会不可言说的绝对境界。被称作般若智慧的理性活动是受到鼓励的，但它最终仍然是为了导向对空性的认知。大乘理论中的涅槃不仅仅是寂灭不生或超越轮回流转，它是佛的境界，故又可以称法身、佛性、真如等，即我们所谓的绝对者或本然之体。涅槃是无所不知的存在，按佛教的说法，它不是某种世间的知识，而是明净的心识之体，它反映世间一切生灭而本无的诸相却不为其所染。

　　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的佛学，向来是大小乘兼修并具的，尽管从大乘佛学的立场来看小乘，并非究竟的佛法，但学习大乘，仍然须以小乘的戒、定、慧三学作为基础，以实践到大乘。第一人乘，亦即学佛先要从做人开始。凡人伦道德该注意的事都须做到，达善去恶；第二进修，天人是从做人的至善而生；第三小乘的声闻乘，包括厌世，修习四谛，也就是小乘行者的苦集灭道；第四为缘灭觉乘，从缘起论来观察世间的缘聚缘散，缘生缘灭，就是遗事独立，超然物外的小乘者；第五才是大乘的菩萨道，才是真正地得了道。由此可知，入大乘菩萨道复有三种行径：一为先求自利，如从小乘的出世修行入手；二为先为利他，后求自利；三为自利利他同时并进。

　　总而言之，大乘的行为，终究是身入世而心出世，是以济世救众生为基础的，是可以牺牲自我而救人的大乘观看一切众生，绝对的自发自觉的救世心肠：“同体之慈，无缘之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