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对它太忽视了。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思想。由于缺乏清晰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素朴的。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关于哲学的表述方法，冯友兰认为有两种，一种是正的方法，一种是负的方法。正的方法的实质，是说哲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的实质，则是不说它。因为有些哲学的对象是不能说的，很难用日常用语表达清楚，但哲学又必须表述，对于不可言传的东西，哲学家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或者用其他方法来暗示、烘托。西方哲学绝大多数派别都坚信哲学能够清楚地表达一切对象。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就是用下定义的方法来表达哲学观念的。比如，苏格拉底对美德的定义是“德性即知识”；柏拉图虽然认为理型很神秘，但是他认为通过哲学思辨，还是能用一些哲学概念把握理型的。亚里士多德则创立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来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言说手段。到了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家更是把观念的清楚明确当做真知识的标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用“我思”这个可以言说的性质来定义“我的存在”，他还认为只有像数学那样清楚明确的观念才是最可靠的知识，而数学包括几何显然是能够用语言精确言说的。即使是上帝，笛卡尔也认为能够用语言来明确表述，并且可以用语言推导出上帝的存在。例如他说人心中都有一个完满的全知全能的概念，这个完满的概念必然有个来源，它只能来自于上帝，就像思想者因不完满而存在一样，上帝因完满而存在。笛卡尔是如此论证上帝存在的：上帝是完满的，而存在当然比不存在更完满，不存在当然不如存在完满，因此，上帝是存在的。上帝的存在就在上帝的定义里，就像三角形必然有三个角，因此，上帝是存在的。另一个倡导自由政治论的英国经验主义者洛克，虽然否定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但在语言功能问题上却与笛卡尔如出一辙，他也认为能够清楚说出的就是最确实的知识，比如按数学的方式证明出来的才是确实的，而感性问题虽然是知识的重要来源，但往往不能精确地下定义，同一种现象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意见。

　　西方哲学的这种用明晰语言下定义的方法对科学的产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科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用精确的概念来表达对象，比如，酸碱中和生成盐和水。当我们在表达这个化学现象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每一个概念都是有明确所指的概念，就是说语言概念与实在现象都是有一一对应的关系，都能在经验世界中找到对象，都指向有，而不指向无。

　　西方哲学的这种思维习惯也形成了西方哲学著作思维缜密、逻辑严谨、表述清楚、系统的写作风格。

　　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达方式则是负的方法。中国哲学家认为哲学的对象是很难用语言概念来表达的，因此不能用西方的那种方式来理解哲学，而必须用否定的，或是其他启示方式来间接地表达那个不可表达的东西。佛经当中经常出现“佛说……，则非……，是名……”，如《金刚经》说：“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如来说三十二相，即非三十二相，是名三十二相”。佛的意思是说，语言文字是不能表达最高的佛理的，最高的佛理需要人在修佛的实践中加以体会。佛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是用来教化众生，引导众生皈依佛门、成就佛化人格的工具而已。佛用否定的方式来表达佛理，是要人不要执著于语言文字，拘泥于语言文字是要挨打的。佛教把这种否定的语言文字表达方式称做“遮诠”。儒家与道家哲学同样也主张最高的道理不可言说，《老子》第一章就明确地表示过：道是不可言说的，如果是可以说的就不是道了。但在儒道哲学那里，一般不直接用否定的语言表达方法，而是用启示性的语言来表达最高的哲理。冯友兰说，我们打开《论语》，会看到每一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会看到全书只有五千字，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但都是名言隽语，《庄子》的篇幅较长，但也充斥着比喻例证。

　　像《论语》、《老子》和《庄子》这些著作，如冯友兰所说，采用的是寥寥数句的语录和简洁明了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等启示性的语言来表达最高的哲理。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家的著作显得很零散，不成系统，语言不够明晰，较少概念化，然而这并不表明中国哲学就不叫哲学。相反，中国哲学著作中的对话、名言隽语、比喻例证正因为明晰不足，所以才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冯友兰指出，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概念化，就越少诗意。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正是明晰不足，暗示无穷，充满了诗意。

　　中国哲学的这种富于暗示的特点与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是相通的。中国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换句话说，中国哲学所表达的东西类似于中国诗、中国画所表达的东西，而且表达的方式也有相通之处。冯友兰以诗为例说，诗人要想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读中国诗，不能停留在字面的意思上，而要读出诗的言外之意，同样，读中国哲学，也不能执著于语言文字，而要体会出书的字里行间之意。

　　关于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的这种暗示性的特点，《老子》与《庄子》中早有一些相关的描述，《老子》第一章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认为道不可言说，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含义。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与忘言之人言，是不言之言。《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魏晋时期，有许多大思想家都参加了“言意之辩”的大讨论，“言意之辩”，也就是语言能不能表达对象的问题。这其实是对老子、庄子关于语言问题讨论的继续。

　　中国禅宗更是主张要“不立文字”，认为着于文字相，就会曲解了佛的本意。理解佛教只能通过种种暗示的方法，并且，暗示的方法也只是“以手指月”之手，不能把手指当成了月亮。

　　冯友兰所讲的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可以说是中西哲学在思辨智性上的差别。但冯友兰指出，在西方哲学中也有些哲学家使用负的方法来讲哲学，比如说十八世纪德国的康德就指出我们概念的认知能力所把握的对象，只能是经验世界，对于超验的东西，比如上帝、灵魂不灭、自由意志和物自身等等，人类是不能认识的，因为它们根本不是认知的对象。康德在他的著作中，利用很多的篇幅来论证超验的东西不可知，也就是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事实有所言说，这种言说也就是一种负的方法。二十世纪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主张“确有不可言说的东西”，主张对不可说的就不要说，“对于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而他写的许多哲学方面的书只不过是为不可说的神秘领域作导论，是为了烘托出不可说的领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指出”、“意味”不可说的东西。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智性思辨方法，冯友兰认为一个完全的哲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能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的思想。由此可见，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哲学固然境界甚高，内涵深刻，但缺乏清晰的思想表达；而西方哲学则善于逻辑分析，思想表达清晰，但达不到真正的哲学境界。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才能产生完善而理想的哲学智慧。

　　
概念解释：

　　原罪：基督教认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受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之果，触犯了天条，所以被逐出了伊甸园，永受人间的痛苦。人类也因此生来有罪，只能皈依上帝，一生积极行善，祈求上帝的救赎。

　　涅槃：又叫灭度、圆寂。在佛教中，涅槃的含义有很多。总的含义是指超脱生死轮回。佛教认为，生死是轮回的。而人生是个苦海，修佛的目的即在于摆脱生死轮回，往生极乐佛国。

　　染污世界：佛教认为，人生苦海无边。苦的根源在于人有贪（贪欲）、瞋（对人的仇恨）、疾（没有真确的知识）。佛教把苦海无边的世界称为染污的世界，以与极乐的佛国世界（清净世界）相对应。

　　理型：柏拉图把理智的对象称作理型，或理念。理型这个词来自于动词“看”，原意为“看到的东西”。在古希腊大多数哲学家那里，这个词都指有形事物的“显相”、“形状”等含义。柏拉图在他的哲学中，把希腊文“显相”的意义引申为“心灵的眼睛看到的东西”。因此，“理型”或“理念”，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观念”一词。

　　先天的：哲学把来自经验并且根据经验的知识叫做“后天的”知识；把先于经验的、不来自经验的观念或知识，叫“先天的”观念或知识。

　　超验的：指超出一切可能经验的限度以外。比如，基督教认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但人受自身有限的认识能力的限制，人不可能认识上帝，也就是说，上帝是个超验的神体，人只能通过神秘的精神体验去领会上帝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