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一大早，王文琪赶着小驴车将东西送入了炮楼。

　　下午，炮楼升起一阵浓烟。

　　村里，人们望着浓烟，都挺疑惑，不知敌人是在烧什么。

　　韩成贵痛心疾首地说：“完了完了，我那驴肯定被龟儿子们杀了，他们在炖它！”

　　浓烟升了约有一个时辰，之后渐变为青烟，约莫又一个时辰，才连青烟也不见了。

　　乡亲们的疑惑更大了，都不明白王文琪只不过送去些东西，才二三里远，一大早上路，怎么到了下午还不回来呢？

　　人人又都担着份儿心。

　　直至傍晚，炮楼与村子之间的小路上，终于出现了王文琪赶着驴车的影子。于是乡亲们都到村口迎他。出现在大家面前的王文琪，一张儒气斯文的脸变成了包公似的黑脸，衣服裤子上也着了一片片的黑烟油腻。人们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当初修炮楼时，烟道设计得不科学，不论做饭还是烧水，一年四季总是往炮楼里倒烟。他指挥藤野调去的伪军们重新改了一下烟道。经一改，顺烟了，一点儿也不往炮楼里倒烟了。

　　韩成贵正搂抱着他那头驴的头亲热，不爱听地数落他：“文琪啊，你究竟是假去讨好他们呢，还是真去讨好他们呀？把东西主动送给他们，大伙儿依了你，可你又何必替他们改烟道哇，你这不等于是对狗日的们犯贱吗？”

　　王文琪自然听出了韩成贵讽刺的意味，不介意地一笑，大有成就感地说：“为了博得他们的好感，假戏不是得往真里去做嘛。下贱不下贱的，左不过由我一个人来感受。我是目的达到了，那点儿内心里的屈辱就不算什么了。”

　　有人问鬼子怎么没将那头他们早就看看馋涎欲滴的驴杀了吃呢？

　　王文琪说狗日的们没敢。

　　众人就都眈眈地瞪他，看得出，每个人内心里的想法都是——你吹牛呀！你以为你是谁？难道你还能镇住了杀人不眨眼的鬼子不成？

　　王文琪解释道：“狗日的们不但这一次没敢杀驴，我保证他们以后也是不敢的。我给他们上了一堂遗传学方面的课，估计他们再也不会看着那头驴咽口水了。”

　　乡亲们没听说过什么遗传学，都要求他解释。他们想，如果遗传学能使鬼子们怕，那么以后不是可以放心大胆地公开弄起鸡鸭猪鹅来了吗？鬼子们若进村抢，不是同样可以吓退他们吗？

　　王文琪说：“亲爱的乡亲们啊，你们想得太简单。我肯定没那么大的能耐，所以大家以前偷偷弄的，以后还是得偷偷地弄。鬼子们一旦发现，那就只有任由他们抢了去。不论对谁，命只一条。而三禽五畜，抗战胜利以后，还不是愿养多少养多少吗？至于那头驴，如果不是因为我有点儿知识常识，急中生智又编了个子虚乌有的瞎话骗成功了，它这会儿还真就成了鬼子们的锅中肉了……”

　　他以为他这么一说，也就谁都不问了。可他想错了，大家不满意他的话，仍不依不饶地追问，他编的那瞎话究竟是怎么一种瞎话。

　　他只得耐心地又说——自己骗鬼子们，说那头驴，原本是他家养的一头驴的后代驴。当然是华北平原的良种驴，漂亮，吃草料少，乖顺，拉车驮物又蛮有长劲儿。最主要的，与一般的马比起来，更通人性，善解人意，所以买时比买一匹一般的马价钱还多。体面的人家养那么一头驴，配上一辆带篷的小型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是呢，中日大战一爆发，驴姥姥有次受了惊吓，当时它正怀着胎。小驴一落生，驴姥姥变成了一头疯驴，像疯狗那样，动辄见了活物就追，追上一口咬定就不松口。没法子，心疼归心疼，只得杀了，肉被些下人们东分一块西分一块，分吧分吧吃了。而生下的小驴呢，也是一头母驴，长大后起先也是一头漂亮可爱的驴。不久受了孕，成了驴妈妈，生下了现在这一头驴。驴妈妈后来也变成了一头疯驴，也落了个被杀的下场。它的肉，可就没人再敢分着吃了。因为，吃过驴姥姥的肉的人，主要是些叫花子乞丐，接连不断地也疯了好几个。他说自己对鬼子们说，出现在驴身上的那一种疯病，显然已经具有了遗传病的特征。别看现在这头驴好端端的，不定哪一天也会突然变疯狂了。说我是什么人啊，我是你们皇军大大的朋友啊，我不能不告诉你们这个真相啊！那我的良心不是大大地坏啦坏啦的吗？鬼都知道，你们皇军杀死一个中国人，跟踩死一只蚂蚁似的随意而为。可你们不杀我，还开始信任我，所以我要报恩。如果我明知不说，你们为了满足口福，把这驴杀了，全都吃了它的肉，以后你们回到日本去，突然某一日变疯了，那是你们及你们的亲人多大的不幸啊……听他那么一说，鬼子们对韩成贵的驴不敢造次了。非但不敢造次，还一个个诚惶诚恐，敬而远之了。所敬自然是它的优良品种，而惶恐什么，不言自明。藤野那厮，甚至将他扯到一旁，要求他下次不许赶那驴车进炮楼。他说也不是他特愿意赶驴车，大日本皇军威风八面，别说中国百姓怕了，就连中国的马也怕。一望见炮楼，就不往前迈蹄子了。但这驴却大为不同，仿佛对“东亚共荣”具有驴子的天生理解力，一上了通往炮楼的路，反而欢欢地跑。有什么法子呢，以后还是得赶着驴车来给皇军送好东西呀！没别的选择呀……

　　听王文琪说完，乡亲们全都欣慰地笑了。在好长好长的时期里，他们没有那么欣慰地笑过了。日军长驱直入地占领了华北以后，城城乡乡的老百姓更没一天安生日子可过了。之后，鬼子一次次对乡村进行扫荡，企图一举剿灭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没达到目的就野蛮地对平民百姓实行报复。没什么可高兴的事，大人孩子都笑不出来啊！

　　在王文琪眼里，乡亲们脸上的笑容弥足珍贵，如同漫长的漆黑的洞道里出现的一线光亮，他自己也孩子般地笑了，觉得自己在日本人面前伪装的一切低三下四的言行，都完全是值得的了。

　　连一向脸上愁云密布的韩成贵也不由得笑了。他说：“你呀文琪兄弟，平日里觉得你少言寡语，斯斯文文，大户人家规矩小姐似的一个人，没想到还有编瞎话的能力！你要是能用一套套瞎话将小日本忽悠出中国去，不敢说全中国，起码咱村里会给你塑全身像，盖庙堂，把你当活菩萨供着！”

　　王文琪红了脸说：“我要有那么大本事还不早使出来了？”——说罢，向韩成贵使眼色。

　　韩成贵看出王文琪是有话还要单独跟他说，就命乡亲们散了。并回了王文琪个眼色，示意王文琪跟他走。

　　韩成贵的女人将驴车牵回家去了。他却没往家走。他女人和十一二岁的女儿都不知他是**员，而他又是个极谨慎的人，凡需要保密的事从不与人在家里谈。

　　二人走到小河边，韩成贵蹲下吸烟，王文琪蹲在了他旁边。

　　韩成贵问：“有情报？”

　　王文琪点点头。他说在炮楼里时，听到藤野那厮接了一次电话，猜是县城里的老鬼子池田大佐对他下达命令。以他听到的内容判断，鬼子又要开始扫荡行动了。

　　韩成贵说，隔一年的秋收以后，敌人往往都是要进行扫荡的，这已经快成为敌人的一种规律性的军事行动了，算不得多么有价值的情报。

　　王文琪说，鬼子将要进行的扫荡，肯定比前几次更残酷。因为，他听到藤野那厮一边听电话一边重复着什么“捉捕奇袭”“反转电击”“纵横扫荡”“篦梳扫荡”“铁壁合围”之类的话。而且，所调集的军队有二三万人，看来是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了。

　　“调那么多人？”——韩成贵顿时重视起来。

　　王文琪肯定地点头。他心诚意切地说，哥，不管你怎么认为，反正我觉得，千万要当成重要的情况通知到咱们的队伍，让咱们的部队战术上及早做准备，有准备肯定比无准备好是不是？哥我说的可是“情况”二字，没说“情报”这个词。我又不是情报员，刺探情报那种事其实我一点儿也做不来。但我亲耳听到的情况，如果不汇报，那不就是我的不对了吗？我进炮楼去送东西的目的之一，不就是为了能替乡亲们和咱们的部队及时了解到敌人的一些情况吗……

　　韩成贵打断了他的话，说文琪你怎么变得老太婆似的？车轱辘话颠过来倒过去絮絮叨叨的没完。我如果不打断你，估计你还得絮叨。你放心，你掌握的情况，不管算不算是情报，我肯定会尽快告诉咱们的人！

　　王文琪脸上这才有了放心的表情，说我的好哥哥呀，我也觉得我与信任我的人说话，反而变得像老太婆似的絮絮叨叨的了。我怕你们对我的信任是打了折扣的嘛！我跟藤野说话都不啰唆。他对我这个中国人另眼相看，正是由于我说每一番话之后都表明这么一种态度——爱信不信！结果他反而不得不信。我跟你们说话就不能是这么一种态度对不？

　　韩成贵扭头看着他说：“对。当然不能。”

　　王文琪愣了片刻，叹口气，无奈地问：“哥，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对我的信任打了几分折扣？”

　　韩成贵笑了：“套我话你也该拐弯抹角的，哪儿有这么直来直去的？”

　　王文琪固执地追问：“快告诉我嘛！”

　　韩成贵又笑道：“兄弟，别胡思乱想，别人我不好评论，你把我的驴赶回来，我现在要对你说谢谢。至于信任嘛，起码我开始百分之百地信任你了！”

　　“这才不枉我口口声声叫你哥。”——王文琪鼻子一酸，低下了头。

　　韩成贵不敢掉以轻心，很快通过联络员将“情况”传递到了武工队。由于武工队的存在，周边十几里蜗居于炮楼的日伪军天黑后都不太敢离开炮楼，所以那算是迅速又顺利的传递。他对联络员交代任务时说的不是“情况”，而是“重要情报”。只不过内心多少有些失落，认为既是“重要情报”，本该是由自己了解到的。功劳记在一个“大地主大富绅的儿子”头上，他阶级感情上不无别扭。

　　罗队长接获重要情报后也极为重视，又立刻派人向隐蔽在山里的部队传送。我们的部队让联络员捎回口信，要求他也率武工队转移到山里。秋收以后，庄稼不得不割倒了，青纱帐消失了，抗日武装力量之游击战术在平原上丧失优势了，敌人进行“铁壁合围”之前，转移实乃明智之举。

　　接下来的十几天中，平原上呈现诡异的寂静。没有哪一座炮楼里的日伪军到村庄里进行过骚扰，这座炮楼那座炮楼里的日伪军也互无来往，只偶尔有鬼子的摩托兵出现，在炮楼与炮楼之间检查电话线是否遭到破坏。

　　忽一日，敌人的扫荡真的开始了。敌人的保密工作这一次滴水不漏，预先没任何征兆地，原野上很快集中了两三万之众的大部队。他们似乎估计到了村庄里肯定不再有什么抗日武装力量，有的只不过是零星的抗日分子。而要将抗日分子从普通中国农民中区别出来，不论经验多么丰富，那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毕竟不可能为了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每一个抗日分子，而将中国农民一批又一批地屠杀光了。那每年谁种粮食呢？倘根本没了种粮食的中国农民，他们又吃什么呢？没有吃的，他们又怎么可能在平原上长期站得住脚呢？所以，他们的这一次扫荡名曰“篦梳扫荡”，实际却是放过了平原上的村庄，极快地向山区直扑而去。他们当然知道中国**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武装部队的主力一向驻扎在山里，妄图杀我们的部队一个措手不及……

　　然而两三万日伪军在山区扫荡了一个来月连个八路的人影也没见着。不管八路或是山民，仿佛全都一下子蒸发了。他们人马辛苦而又枉自周旋，那份气急败坏不必形容，于是只有沿途放火以泄憎恨。山区的村庄大部分被烧毁了。所谓烧毁，是指一幢幢农舍的门窗、屋顶、家具变成了灰烬，四堵墙却还在的。山区的农家大抵是石墙，非是纵把火就烧得塌的。但那也使许许多多的山区农民有家住不成了。敌人一撤，我军赶快与群众从大山深处转出，帮群众抢修家园。秋季一过，山区一天天冷了，住在没门没窗的家里是会冻死人的……

　　那些日子里山区浓烟不断。白洋淀上也从昼至夜火光冲天。

　　扫荡甫一结束，并无斩获的敌人在报上吹嘘——“战役全胜，八路主力逃回延安”。

　　但没过几天，我军一支主力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平原，与某武工队共同攻入一座县城，几乎全歼日伪守军，运走了大批军火。

　　在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不胫而走的日子里，韩成贵亲自告诉王文琪，晋察冀边区抗日总司令部对他进行口头嘉奖。待抗战胜利后，还要正式向他补发嘉奖证书。

　　王文琪急问：在扫荡中我们的军队伤亡是否严重？

　　韩成贵说不论是山区的还是白洋淀边上的农村，敌人所到之处，房屋是基本全被烧了。但有时敌人刚一走，我们的部队和群众赶回去得早，合力灭火，被烧得就不那么惨。

　　王文琪更着急了，大声说我明明问的是人！

　　韩成贵说你急什么啊，我不是先说房屋后说人嘛！能不说到人吗？幸亏提前十几天就做种种准备了，我们的部队和群众几无伤亡。也幸亏采取了你的办法，尽管鬼子果然放火来烧白洋淀，火势却没能连成片，隐蔽在苇丛深处的我们的人躲过了葬身火海之劫……

　　王文琪听罢转身便走，韩成贵大为困惑，跟上他问他到哪儿去。

　　他头也不回地说回家。

　　韩成贵生气地说：你这人这是怎么了呢？咱俩正说着话，你问的我也回答了，没藏着掖着隐瞒什么，那你也就没什么理由不高兴，你怎么可以刚听完我的回答二话不说拔腿就走呢？

　　王文琪说你回答了，我听明白了，再没什么可问的没什么可说的了呀。我不是生你的气，那是回家有事。他说时看也不看韩成贵一眼，脚步加快了。

　　韩成贵的困惑却一点儿没消除，但不知再说什么好了，一头雾水，满腹郁闷，默默地仍相跟着。

　　王文琪终于站住，也终于看着他了，说我的好哥，我回家有与你不相干的事，你就别跟着我了呀！

　　韩成贵只得站住，心中困惑非但没减，反而增加了。他呆呆望着王文琪的背影走远，低头寻思片刻，决定非跟到王文琪家去看个究竟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