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即清朝时的首都北京。

　　1895年4月17日，战败国代表李鸿章于日本下关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朝野为之震动。

　　此年正值三年一度的“会试”（官吏最终选拔考试），举国人才会集京师。

　　有幸接受“会试”的考生，均已经过层层考试。其实，只要通过“会试”前的“乡试”成为“举人”，便有资格在朝为官，但仍有数千考生奔着这读书人的最高荣誉赴京而来。

　　乡试与会试均为三年一试，照常规，会试通常举办于乡试翌年的丑、辰、戌年二月。考生在乡试年十一月末申请考试资格，当地政府发给上京的盘缠，申请日期于会试年一月十日截止。

　　1895年为乙未年，正逢会试。二月考试期间，甲午战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于2月12日自尽，其写给伊东祐亨中将的降书上所标注的日期正是2月12日。

　　同年4月17日，日本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而紧随其后的便是4月25日的传胪（公布成绩）。来自全国的数千考生中，仅会产生堪堪三百余名的进士。考生均为举人，已是国家栋梁之材，但倘若位及进士，其后必为朝廷肱骨。

　　而今年却与往年不同。会试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甲午败讯传来，群情激愤。

　　科举不限年龄，位至举人者，多已是壮年不在。于同年及第举人的康有为已三十有七，他早已是公认的学者，怎奈时运不济，科举几经落第，年近不惑方夙愿得偿。由此可见，科举成绩无关学问深浅。

　　直至传胪结束，数千举人会聚，滞留京师。他们皆胸怀报国之志，待机于各自在京城的“故乡”之内。

　　京师中，除了湖南会馆、贵州会馆等省级同乡会组织，绍兴会馆、济南会馆等县市级会馆林立。每逢科举年，会馆为各地考生提供安生之所，好不热闹。

　　所谓考场，只是“贡院”中无数的小隔间。考生在长达三天两夜的考试时间内，将考试答案誊写三遍。三天的吃喝拉撒均在隔间内解决，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持久战。

　　由于举人们上京的盘缠均由朝廷调拨，他们亦被称作“公车”。报名期限为一月十日，考生们不得不在此前赶赴京师，在其后直至传胪的半年间，不得踏离京师半步。

　　落第并不可耻，毕竟及第率近乎百里挑一，本年度的及第生仅有寥寥二百八十二人。素有“大儒”之称，学问远超评卷官的康有为，也只是屈居于第八名而已。

　　然而及第捷报未至，马关媾和传来——割让台湾，割让辽东。

　　此时，世界已步入通信时代。鸦片战争算是电讯化前的最后一场大战。

　　滞留京师的举人们，向都察院呈上万名书，史称“公车上书”，上书的内容大致为如下十二字：

　　拒签条约，迁都西安，誓死一战！

　　而都察院却以“传胪前考生尚未入朝为官，无权上书”的理由，不予受理。

　　“公车上书”的牵头人，正是同年进士康有为。

　　读书人在选拔代表时，难免会各执己见，但当时康有为作为上书代表者，却是众望所归。由此一事，康有为的名望可见一斑。

　　康有为的名望，赋予此次上书无上的权威。他发起的上书，征集到一千两百余名举人的署名。其弟子梁启超虽未及第，仍为老师征集到了一百九十余名广东举人的署名。

　　对此上书最为迫切的当属台湾省举人。

　　“台湾会馆”名为一省之馆，却只是一座老旧的四合院。居住其中的举人，亦只有林坚与林炳文寥寥两名而已。

　　两名举人虽同为林姓，却非同族。林坚是台南出身，而林炳文则出生于台北郊外。会馆内，两个林姓举人正商议此番署名一事。林炳文问林坚道：“不知坚兄可有听闻莱山一事？给他这么一闹，署名考生皆哭喊要退出。你那边的状况如何？”

　　见林坚神色郁郁，林炳文苦笑道：“看来情形也不容乐观……唉，想当初凑齐到十名时是何等的威风。而如今……”

　　广州乃大省，越华书院、学海堂等知名学堂林立，就算康有为不亲自出马，由徒弟梁启超出面振臂一呼，同样是一呼百应。而台湾升为行省不过十年，教育水平远达不到此规模。再者台湾学界因割让一事陷入一片混乱，征集署名更是难上加难。

　　“听说，台湾举人的署名还有专人征集？”林坚问道。

　　“无非便是丘逢甲弟子那帮人。”

　　林坚释然。丘逢甲乃是台湾为数不多的进士之一，台湾举人多为其座下门生。这丘进士虽为客家出身，却对弟子一视同仁，有问必答。另外，他还是全台义军统领，这一消息还未在京师的民间传开。

　　林炳文笑道：“我们倒不是有意与丘进士背道而驰，他有他的阳关道，咱有咱的独木桥。毕竟，在洋人看来，我们已不是清国人了……”

　　林坚却不愿苟同这一观点，厉声质问道：“不是清国人？那你说说，我们是哪国人？”

　　“在这北京城还真不好说，但若回了台湾，难免会成日本人。”

　　“我拒绝。”

　　“那就乖乖待在北京城，这样，还能多做几天清国人。”

　　“哎，暂且只能这样了，我可不愿做假洋鬼子。炳文兄你呢？今后有何打算？”

　　“在下嘛，既不愿做假洋鬼子，却也做腻味了清国人。”

　　“腻味了吗……也对，瞧莱山的所作所为，确实令人对清国人不齿。”

　　孙毓汶，字莱山，为朝中主和派的高官。他以仕途为要挟，逼迫参与上书的举人取消署名。经他这么一闹，林坚苦心征集的十名举人，就有七名打了退堂鼓。剩下的三名中，还有一名行踪不明，不能确定其去留。

　　“我决定先静观其变，再不济去香港，做英吉利人，总比做假洋鬼子好。”

　　“说得容易，你去香港投靠谁？”

　　“大不了自力更生……”

　　今年会试两人双双落第，正在纠结是否要为三年后再做准备。毕竟，台湾已不属清，台湾学子是否拥有考试资格，首先得打个问号。

　　“我记得你曾在信中提起过，去年去上海时见了个什么香港王先生，还大受感动来着……”

　　“啊，对，这算是一个熟人吧。”林炳文恍然道。

　　这封信是去年（1894年）林炳文赴上海拜访山长时，给回台南探亲的林坚写的。

　　山长，是旧时中国对私塾校长的一种尊称。林炳文笔下的山长，指的便是上海名塾格致书院的校长王韬。这王校长曾久居香港二十余载，著作甚多。

　　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奇人。

　　王韬原名王瀚，江苏苏州人。因被朝廷怀疑串通太平天国，避难至英领香港，并改名为韬。初至香港时，以为英吉利学者翻译中国经书为生计。因精通英语，后参与汉文《圣经》翻译事务。另外，他在科学领域亦颇有造诣，曾中译英文论著《火器说略》，译本甚至传至日本。

　　在叔父之友、招商局郑观应的引荐下，林炳文得以与这位当世名家见面。以下是王韬的原话：

　　陶斋兄（郑观应的号）真是慧眼识珠，为老朽引荐而来之人皆非凡物。林小兄是如此，上回介绍的孙文与陆皓东亦是如此，皆为当世之英才。

　　林炳文自然是迫不及待地将此事写在信中卖弄，倒是受了林坚一阵挖苦：“这王先生喜欢这般夸人的？这倒好，白白给这姓孙的与姓陆的长了名气。你也别着急，下回王先生见别人时，你林炳文也会扬名千里了。”

　　今年五月，林炳文又打算赴上海，而林坚则决定暂留京师。

　　前往车站的途中，两人再次谈及“公车上书”一事。当初的一千二百余个署名，如今仅余半数。林坚对此愤慨不已：“一群懦夫！枉称举人！”

　　林炳文仍是那副招牌似的浅笑：“举人？状元又如何？乡试、会试，一路过关斩将又如何？还不是成了蕞尔小国的手下败将？你仔细想想，我此番欲拜访的高人，可是举人？”

　　此言非虚，无论是郑观应，还是王韬，皆为无功名之身。

　　林坚郁闷道：“难道，能救我大清于危亡的，只有这些无功名者？”

　　“此言差矣……但我能与坚兄断言，陷大清于危亡的不是其他，正是那帮身负功名的朝廷大臣。”

　　这对曾同怀金榜题名之志的好友，今日一别，从此以后将分道扬镳。林坚重整旗鼓，决心再战三年后的会试。而林炳文则摒弃于时代无用的八股文，欲师事上海的两位高人，谋实用之学。

　　“这两位先生，可算是意气相投的知己？”林坚问道。

　　“说来可笑，一人是学界泰斗，而另一人是商界巨头，真亏他们能走到一起。就像我与坚兄一样，三年后，你金榜题名，而我嘛……”林炳文仰望天空，眼神中既有迷茫，亦有期待。

　　北京车站位于正阳门附近，两人已可看见高耸的城墙。

　　“这是最后一次，若仍旧落榜，我对科举之途也不抱奢望。对了，我近期打算走一趟福建，入福建籍。”

　　台湾归日管辖后，其子民不再属清国籍，自然无权参与科考。林坚在京师奔波咨询，才得了这入籍福建的法子。

　　但林炳文却嘲笑道：“三年后，会试举办与否还是个未知数。你没见最近的报纸上满是抨击科举制度的文章？”

　　“在我看来，写这些文章的定是一群迂腐的老童生。自己才疏学浅，反倒怪起制度的不是。”

　　林炳文却不欲苟同了，他驻足，直视身旁的好友道：“非也非也……你可知，号召废科考之人不是其他，正是今科第八名进士、万木草堂的先生。”

　　万木草堂乃广州的一家学堂，而这位进士先生指的正是康有为。他的科考成绩在今年的二百八十二名进士中位列第八，这使得他的名声愈加如雷贯耳。

　　乍闻宣扬废科举之人是康先生，林坚郁闷道：“康先生本就是个特立独行之人……”

　　若论辈分，两个年轻举人与康有为算是同辈，毕竟是同科考生。但同科的一干考生，包括二人在内，皆无一例外地尊称其为康先生，这亦是当时的社会对学界名家的一种敬意。

　　《新学伪经考》一作，将康有为推至风口浪尖。说是这本书铸就了他的威名，一点儿也不为过。

　　所谓“新学”，并非指新的学问，而是个朝代的名称。这是西汉末期，篡夺皇位的王莽所建立的短命政权。其在位的公元8年至公元23年，正是西方基督教萌芽的时代。《新学伪经考》宣扬，中国流传至今的古学经典，皆为王莽篡改，伪造之物[此处略有差误。康有为认为，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学经典，如《周礼》《逸礼》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系“伪经”。而刘歆伪造的目的都是为了帮助王莽篡位夺权。]。开篇就大致这样说：

　　诸君所学儒教之本，皆为反贼王莽篡改之物，慎之，慎之！[康有为曾在《新学伪经考》中这样说：“覆宗社者矣，古无有是，而皆自刘歆开之，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之国家之鸩毒者，夫始于盗篡者终于即真，始称伪朝者后为正统。”]

　　如此离经叛道的论调，自然在当时的学界中引起轩然大波，在会试前年（1894年）被清廷列为禁书。说句公道话，康倒未必是执此言论的第一家；早在十年前，进士廖平便在《古今学考》一作中执此论断，但仅仅是学术性质的探讨。反观《新学伪经考》，激进的政治改革论昭然若揭。

　　林炳文对这位康先生，有种盲目的崇拜：“康先生才算是个地道的实践派政治家，他之所以考取功名，仅是为了进入政治中枢罢了。”

　　“你跟着两位当世名家，可得好好学。”

　　火车抵达上海，林炳文刚着地便赶赴郑观应宅邸，欲求其再作引荐。

　　郑观应也好与青年才俊打交道，热情接待道：“年轻人的行动力，老夫甘拜下风……贤侄去年才刚来过，今年又至。我同乡的两个青年亦是如此，去年刚至上海落脚，便漂洋过海远赴夏威夷，这还没过多久，又在年初着急忙慌地赶回广东。”

　　“先生所言，莫非便是香山县[此处亦指现广东中山市。]孙、陆二人？这二位兄台的才名，晚生早有耳闻。”

　　孙文时年二十九，陆皓东二十八。顺带一提，林炳文与林坚为同年，均二十有六。

　　提及孙、陆二人，郑观应的心情大好，笑道：“年轻有为呀。若如此俊才能为国之肱骨，何愁国不可兴乎？老夫已年近華甲[此处“華”为“华”的繁体字，为原文用字。现代的正确说法应该为花甲。]，只求后继有人，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对了，你我今日之言，可万万不得告知王先生，他定会勃然大怒——区区華甲何出此言？老朽已是古稀之年，是否应退隐山林，做个垂钓老人？”

　　古人称六十岁为華甲。若仔细观察，会发现“華”一字，是由六个“十”组成。

　　一老一少秉烛夜话至深夜。郑建议林学习英吉利语。去年与孙文初见时，其流利的洋文让这位老学者惊为天人。郑青年时时常与洋人打交道，对洋文的驾驭也颇有心得。

　　“贤侄他日若有幸经由香港，务必去拜访一番这孙文。届时，老夫会写信引荐。”

　　就在去年，孙文曾一度欲进言于当朝重臣——北洋大臣李鸿章。但举人尚无资格“上书”，遑论一介白身医生？别说是进言于当今圣上，便是欲向朝廷大臣进言，就已是困难重重。

　　郑观应对进言一事，自然是鼎力相助：“孙小兄只管在信中畅所欲言便是，老夫有好友侍于李中堂左右，定会为你传达。”

　　于是乎，孙文返回祖籍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呕心起草进言书。为此他还特意至广州拜访挚友陈少白，询其建议。也正是在陈少白的介绍下，孙文得以与上海的电报实习生陆皓东相识，并共登旅途。

　　照当时的习惯，游子出乡，途经一地，通常由当地事业有成的同乡负责照应。而香山人氏在上海的成功者，非招商局郑观应莫属。

　　话说这郑观应，青年时研习洋文，早年间任外籍商社买办，后受清政府所雇，负责船社招商局、电报局、钢铁厂、矿务局、铁道等一系列洋务产业的经营工作，是推动晚清现代化的先驱者之一。

　　晚清的“洋务派”将国力衰微归咎于西式现代化的迟误。郑观应与李鸿章座下的洋务派幕僚罗丰禄相熟，上呈进言书一事，自然也是托付这位罗先生。郑观应特地嘱咐孙文道：“那帮腐儒多纠结于文辞，孙小兄在文笔上切记多多留心。”

　　“拙笔得上海山长先生审阅，晚生有自信，文笔方面不成问题。”

　　“甚好，有王先生朱批，错不了。”说完，郑便开始细细默读孙文的进言书，途中不时发出几声赞赏。这也让孙文心中的石头落地。

　　但事实并非如此，郑观应对进言中和平改革的陈腔滥调并无多少感叹，他也不忍出言打击，便敷衍道：“好，老夫这便将你引荐给罗先生。”

　　郑虽对这位同乡青年的救国热情钦佩有加，但要让朝廷重臣过目一介白身的进言书，谈何容易。

　　进言书逾八千字，整整二十页。好友所托，罗丰禄不好拒绝，却不得不为这份冗长的文章而皱眉：“此篇进言书是否过长？中堂大人近日忙于公务，怕是无暇过目。”

　　这还真不是罗有意推辞，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那段时日确实忙得不可开交。

　　孙文于1894年6月呈进言，两个月后的8月1日，便是日清两国公开宣战日。时值多事之秋，肩负国家存亡的北洋大臣如何能得闲顾及如此冗长的进言？这封进言书自那后也是石沉大海，再无音信。

　　说起孙文，他在十四岁时远至夏威夷投靠兄长，十七岁归广东，此后便滞留香港学医。因这段越洋经历，他虽为旧中国一员，却熟知世界宽广。但他对中国的理解，却仅限于广东一隅。与陆皓东的旅程，让他首次领会到中华之大。

　　一番磨砺下来，孙文初抵直隶总督所辖地天津之时，进言书的内容虽无大变化，其蕴含的思想却远非同日而比。呈上进言书后，孙文心怀忐忑地在上海滞留了数月，但别提李中堂的回复了，罗丰禄是否有将进言书转交，都还是个未知数。

　　想想也是，时值日清对朝宗主权纠纷进入白热化，何况李中堂又是清国外交事务的全权代表。

　　6月22日，日外务省摒弃电报，而是直接派遣书记官加藤增雄远赴朝鲜，向当地外交代表传达本国最后的决议——开战。

　　陆奥宗光在《蹇蹇录》的一句话，明确表态了当时日方誓死一战的决心：“视今之形势，开战已无可避免。为求主动，我方应不择手段，率先开战。”

　　日方之所以不远千里派遣专人传达决议，防的是清国将电报拦截，对战事有所防范。

　　可他们错了，今年恰逢西太后花甲寿诞，清廷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在此时生事端的。为迎太后寿诞，后宫重修万寿山，以至于国库空虚，清廷不得已动用军费补亏空。“定远”与“镇远”后，北洋水师十年间再没添置过一艘新军舰。

　　也难怪孙文会如此愤慨：“这究竟是中华万万民之国，还是老佛爷一人之国？若是后者，趁早败了干净。”

　　孙文的进言，原本仅主张循序渐进，改良国政。但经由与陆皓东的一番游历，与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的所见所闻，他在主张中补充了一条——若和平改革不可为，便只有武力革命。

　　见进言一事石沉大海，心灰意懒的孙文再登旅途。此时恰逢日清关系恶化，相互宣战。最初的战火仅波及辽东沿海一隅，大多数平民对战事一无所知。更荒谬的是，日本这个国名甚至都没在中国大陆上传开。

　　孙文于10月在上海登上了远赴夏威夷的客船。此时的上海仍是一番太平盛世模样。此条航线，得先经由敌国日本，再转航至火奴鲁鲁[火奴鲁鲁是美国夏威夷州首府和港口城市，华人称之为檀香山。]。

　　也正是此时，前线战报传来。北洋水师在大东沟海域惨败，这便是后世所说的黄海海战。

　　孙文并未因战败而扼腕；相反，此时的他，暗自期盼清国能早日走向崩溃。从废墟中重建的新政权已在他脑海中渐渐萌芽。如今让他忧愁的只有一项——革命资金，也就是钱。

　　当时中国的富国强兵之策，分为洋务、变法两种流派。

　　洋务派，便是以李鸿章为代表，主张“中体西用”的政府高官团体。所谓“中体”，指的是依旧以中国制度为主体，“西用”仅为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一主张，类似于日本同期的“和魂洋才”。

　　变法派，则主张“英法之强，并非强于技术，而是强于其思想”，强调了学习西方制度与思想的重要性。孙文与郑、王二人一样，同为变法派。

　　“资金……”客船之上，他再度苦恼道。

　　这趟夏威夷之行不为其他，正是为了募集资金。夏威夷不仅有全力支持自己事业的兄长孙眉，更是会党的根据地。虽为异国，但孙文对夏威夷总有种抹不掉的思乡之情，毕竟他的中学时光便是在那儿度过的。他倾心于夏威夷那闲适的生活，更对美利坚的自由民主心醉不已。正是因为如此，兄长孙眉恐弟弟忘本，才三年就将他送回故乡。

　　孙文归国后，即与指腹为婚的未婚妻卢慕贞成亲，与未来伴侣共谈国事的奢望就此泡汤。其后，他求学于广州、香港两地，并于香港接受洗礼。毕业后，他本欲投笔从戎，怎奈清国的福州船政局因清法战争而损毁，他只能步入医途。

　　起初，他学医于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校，后入香港西医书院。此家书院乃是香港名士何启为纪念自己亡故的英国妻子雅丽氏所建，是香港大学医学部的前身。

　　夏威夷早有反清组织，孙文此番广州举事，此地的反清力量不可或缺。组织本无正式名称，成员多以会旨、“三合”“天地”或“致公”称之。直到某次议事，孙文提议取名“兴中会”，这才有了正式的名讳。此名在澳门、广州等地已广泛沿用，但既为同志，迟早要共事，同名亦无妨。

　　孙文回广州后，遇到了许多与兄长孙眉一样愿倾尽家财支援革命的强力后援，包括富商邓荫南等人。

　　孙文刚踏上广州，“隼”号船主洪咏城便送来了见面礼：“孙贤弟尽管开口，老夫有求必应便是。武器？传闻说台湾方面正在抛售一批军火，老夫早已准备好了船队，即日起程赴台。”

　　“洪老板之恩，孙某无以为报。现今，紧缺的是‘人’。若有救国义士，还望洪老板引荐。”孙文已摩拳擦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