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畜（1753年）

　　人通过改变动物的自然状态而强迫动物服从于自己，让它们为自己服务。一头家畜就是人们娱乐、使用、奴役的奴隶，人们使之衰退，使之迷惘，使之变性，而野生动物则只服从于大自然，只知道需求和自由的原则而不知其他任何规则。一头野生动物的历史只局限于大自然中的一部分情况，而一头家畜的历史则极其复杂，与人们为了驯化它或制服它而使用的手段全都有关。由于我们并不太清楚训诫、强制、习惯力量到底对动物的影响能有多大，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它们的活动、性格、爱好，所以一个博物学家的目的应该是好好地观察它们，以便能够区别哪些情况是取决于它们的本能的，哪些情况只是源自驯化的。我们应该了解哪些是属于它们自身的，哪些又是它们学来的，应该区别它们自己做的和人们教它们做的，而绝对不可混淆动物和奴隶，家畜和上帝的创造物。

　　人类对动物的统治是一种合法的统治，是任何革命所无法摧毁的，这是精神对物质的统治，这不仅是一种自然权利，一种建立在一些永恒不变的原则基础上的权力，而且还是一种上帝的恩赐，人通过这种恩赐随时都能知道自己的优越，因为人并不是他所指挥的动物中最完美、最强大或最机灵的，如果他只是在同一种属中占有第一位的话，那么占有第二位的动物就会聚集起来与之争夺霸权，人只是通过天赐的优越才占有着统治地位，号令一切。人有思想，因此他便成了根本没有思想的所有生物的主宰。

　　人是无生命物质的主宰，后者只能以自身的沉重的抵抗力以及一种极其坚硬的硬度来与人对抗，而人却可以让它们相互对抗去克服它们，战胜它们。人是植物的主宰，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够增多、减少、更新、改变、摧毁或无穷尽地扩大它们。人是动物的主宰，因为人不仅像动物一样有运动和感情，而且还有清晰的思维，知道自己的目的和手段，知道指挥自己的行动，协调自己的行动，安排自己的行为，用智慧战胜力量，以巧用时间代替速度。

　　因此，人是通过智力而非强力或物质的其他特性制服动物的。初始时期，大家大概全都是独立的，而人在变得残忍和罪恶之后，就很少能驯化动物了，必须假以时日才能接近它们。为了了解它们，为了挑选它们，为了驯服它们，人就必须自己变得文明，才能驯化、指挥它们，而对动物的统治，如同对其他一切的统治一样，只是在人成为社会人之后才确定下来。

　　人从社会汲取力量，人通过社会来完善自己的理性，锻炼自己的思维，聚集自己的力量。从前，人也许是最野蛮的动物，但又是动物之中最不可怕的，因为当人赤手空拳、居无定所之时，大地对于人来说只是一个无数野兽出没的广阔荒漠，人往往成为野兽的猎物。甚至在很久很久之后，历史告诉我们说，第一批勇士就是敢于杀死野兽的人。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繁殖很快，分布甚广，并因得益于技艺和社会，人类能够强有力地走向四方，征服世界。渐渐地，人类将野兽挤到偏远之处，并侵占了巨兽的领土（我们今天仍可看到它们的巨大遗骸）。人类将凶恶而有害的种属消灭掉或者使它们的头数减少到最小；人类利用动物消灭动物，巧妙地制服一部分动物，用武力驯服另一部分动物，或者将它们驱散。人类通过一些理智的手段打击它们，终于使自己处于安全的地位，并建立起自己的王国，除了到达不了的地方，比如偏远的地方、沙漠地带、冰山峡谷、漆黑的洞穴，人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人类无法到达的这些地方，只藏匿着很少的一部分无法驯服的动物。

　　野兽（1756年）

　　在家畜和人中，我们看到的大自然是受限制的，很少是完美的，而且经常是变质的、扭曲的，总是为羁绊或陌生的装饰所围绕。现在，它将赤裸裸地显现出来了，装饰着它的只有单纯，但这种单纯却因其天真之美，因其轻捷之步履，因其自由之神态以及其他的一些尊贵的和独特的特性而更加刺激。我们将看到它以君王的威仪踏遍地球表面，在动物之间分享它的领域，把它的元素、气候、给养奉送给每一个动物。我们将看到它在森林中，在河流里，在平原上贯彻它的简单但不可更改的律法；在每一个种属身上传播它的永不改变的性格，并且公正廉洁地把它的恩惠赐予它们，奖善惩恶；给予一些有需要和渴望的生物以力量和勇气；给予另一些胆怯的、不安的和腼腆的生物以温柔、节制和身轻体健；给予大家以自由和坚韧的品行；给予大家一些总是容易满足的、其乐无穷的希望与爱。

　　爱与自由是多美好的事啊！那些尚不屈从于我们的野兽，难道它们为了幸福不是需要更多的爱吗？它们仍旧是平等的，它们既不是它们同类的奴隶，也不是它们同类的暴君。像人一样，作为个体它们并没什么好害怕其同类的；它们之间和平相处，争斗只是来自陌生动物或我们人类。因此它们不无道理地在躲避人类，不想让人类发现它们，离人的居住地越远越好，利用它们的本能赋予它们的全部资源保护自己的安全，并且，为了逃脱人类的武力，它们运用着大自然在赋予它们独立的愿望的同时，恩赐给它们的自由的手段。

　　一些动物——那些最温驯、最纯洁、最平静的动物——只好远离人群，在荒郊野外生活；而那些疑虑重重、桀骜不驯的动物则钻进树林中去；另外一些动物仿佛深知在地球表面上毫无安全可言似的，在地下挖掘巢穴，躲入其中，或者是攀爬到最难以攀登的高山之巅；最后，最凶残的，或者说是最高傲的动物，则生活在茫茫荒漠之中，在热浪滚滚之中，称王称霸，即使同野兽一样的野人在那儿也无法与它们争夺地盘。

　　由于世间万物皆臣服于自然规律，甚至连最自由的生物也是如此，动物与人类一样，都在受到天与地的影响。似乎在我们的气候条件下使人变得温和、文明的同样的原因，对其他所有物种也都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在温带地区生活的狼也许是所有动物中最凶残的，但它们却并没有气候酷热地区的老虎、猎豹、狮子或严寒地区的白熊、猞猁、鬣狗那么可怕。这种差别不仅普遍存在，仿佛大自然为了在其创造物中创造更多的和谐与联系，而为生物种属制造气候或者创造生物来适应气候似的，但是，我们在每一个特殊的种属中也发现：气候催生了习性，而习性也成就了气候。

　　在美洲，气候温和，空气与土壤比非洲要湿润和柔软，尽管处于同一纬度上，狮子、老虎、猎豹却根本不像在非洲那样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它们已不是林中之王，既不是人类的既高傲又不屈的敌人，也不是嗜血噬肉的恶兽了。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通常见人就跑的动物，它们从不正面攻击人，甚至也不公开地以武力征服其他野兽，而经常使用诡计，力图向猎物发起突然袭击。像其他动物一样，人可以将它们制服，而且几乎可以将它们驯化。如果它们的本性残忍加凶狠的话，它们就已经退化了，或者说它们只是受到了气候的影响：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它们的本性变得温柔了，它们的那些极端的性格缓和了，而且通过它们所经历的变化，它们已经变得更加适应它们所栖息的土地了。

　　覆盖在大地上并且比食草动物更加依赖土地的植物，比动物更加充分地与气候特性相融合。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气候带都有其独特的植物。人们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可以见到法国和意大利的植物，在山峰上可以见到北方国家的植物，而且可以在非洲山峦的冰峰上见到这些相同的植物。在分隔蒙古帝国和卡什米尔王国的山峦上，人们在南坡上可以看到印度的植物，但人们惊讶地发现在北坡上却只生长着欧洲的植物。同样，只有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人们才能获得提取毒品、香料、毒药的植物，以及其他各种特性极端的植物。而温和的气候则只能生产出一些温和的东西：最温性的草、最健康的蔬菜、最香甜的水果、最温驯的动物、最有礼貌的人……这些都是这种美好气候的产物。因此，土地造就了植物，土地和植物造就了动物，土地、植物和动物造就了人，因为植物的品质直接源自土地和空气，而其他与食草动物相关的特性则与所吃的草的特性密切相关。依靠其他动物和植物生存的人和动物的体貌特征尽管差别很大，但都是取决于同样的一些原因，这些原因的影响能扩展到他（它）们的性情及其习性。而且，这还更好地证明了在一个温和的气候条件下，一切都是温和的，而在一个极端的气候条件下，一切都是极端的，这是因为看上去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大小和形态，如同相对的特质一样，是由气候的影响决定的：我们的四足动物的身体大小与大象、犀牛、河马无法相比；如果将我们最大的鸟与鸵鸟、南美大兀鹰、鹤鸵相比，那就小得可怜；而我们的气候条件下的鱼类、蜥蜴、蛇类若与北部海洋里的鲸鱼、抹香鲸、独角鲸以及南方陆地和河流里的鳄鱼、巨蜥、巨蛇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如果我们再观察一下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每一个种属的话，就会发现其大小形态有着千差万别，它们全都具有一种气候条件所形成的或多或少较为强烈的色彩。而这种变化只是缓慢地、不易觉察地发生的。大自然最伟大的工匠就是时间。由于时间总是以一种相同的、统一的和有规律的步伐在前进，所以它从不跳跃式地做点什么，它在循序渐进地、逐步地、细致地做着一切。所产生的那些变化开始时难以觉察，渐渐地便显而易见了，最后通过显著的结果让我们一目了然。

　　不过，野生的自由动物，包括我们人类在内，都是活动的生物中最少受到各种情况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由于它们可以绝对自由地选择食物和气候，由于它们并不接受我们人类对它们的限制，所以它们的本性要比家畜的本性的变化小，后者受到我们的役使、移居、虐待，我们喂它们什么，它们就只能吃什么。野生动物则始终以同一种方式生活着，它们并不从一种气候条件迁徙到另一种气候条件下去生活。它们出生的树林是它们忠贞地热爱的地方，只有在它们认为那儿已经不安全了的时候，它们才会离开。它们逃避的并不是它们的敌人，而是人。大自然赋予了它们一些办法和能力以对付其他的动物，它们与其他动物势均力敌，它们了解自己的对手们的力量与计谋，能够判断出对手的企图、行动。即使无法避开对手，它们至少也能够与之相拼。总而言之，对手也只是它们的同类的一些种属而已。然而，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发现它们，并且不用接近它们就可以捕杀它们的一些生物，它们如何应对呢？

　　所以说，让它们感到不安，让它们避之唯恐不及，让它们四散奔逃，让它们变得比本性野性万分的正是人类。因为大部分动物都只求平静、平安，尽量有节制地、无害地呼吸空气，食用地上的食物。它们甚至因大自然的影响而群居，结成家庭，组成某种“族群”。我们甚至仍可以在那些尚未被人类抢占的地方看到这类族群的遗迹：我们甚至可以在那儿看到一些共同修建的工程，看到一些设计，尽管这些设计并不太合理，但看上去却是建立在合理的安排之上的，而这些计划的实施至少反映了执行计划的这些动物的齐心协力，配合默契，团结一致。蚂蚁、蜜蜂还有河狸在筑巢、干活时并非是被强迫的，也不是因身体之必需，因为它们并不是被空间、时间、数量所逼使，而是因为自己的选择它们才聚居在一起，愿意在一起的就留下来，不愿在一起的就离开，我们看见有几只河狸总是被其他河狸所排斥，不得不孤单地生活。它们也正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在罕有机会遇到人类的地区试图“居有定所”，建造它们的更加固定的、更加舒适的居所，虽然建筑很单薄，但毕竟是它们为“初生共和国”所做的最初努力的反映。相反，在人类聚集的那些地方，它们似乎心惊胆战，动物中不再有群居现象，它们没有心思去建造居所，不去考虑自己的巢穴是否艺术，更不去考虑什么舒适不舒适。它们始终在担惊受怕，为了生存，总是想着逃跑和藏匿。如果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人类在以后的时间里继续在大地上大量地聚集的话，那么数百年之后，人们将会把我们的河狸的故事看作一则寓言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动物非但不会增长自己的才能与智慧，而是恰恰相反，它们的才能与智慧只会日渐减少。而且，时间越长，越是对它们不利：人类越是不断增长，才智越是见长，它们就越是感到一个极其可怕的专制的王国在重压着它们，让它们几无立锥之地，将它们的自由、群居的想法毁灭殆尽，将它们的智慧扑灭几尽。它们变成的样子，即将变的样子，也许不能让人看出它们曾经的样子，也看不出它们今后可能变成的样子。如果人类被消灭殆尽的话，谁知道大地的权杖将会属于它们中的哪一个种属呢？

　　食肉动物（1758年）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谈到了一些有益的动物，而有害的动物则数量更多。不过，尽管总体上有害的似乎多于有益的，但是有益的或有害的都是好的，因为在物质世界里，坏也有利于好，而且实际上没有什么有害于大自然。如果说有害就是毁灭活生生的生物的话，那么被视为这些生物的总体系之一部分的人类岂不是对所有物种最具有损害性的种属了吗？光人类就能杀死、歼灭比所有食肉动物所猎杀的活物更多的活物。所谓有害动物只不过是因为它们是人类的敌手，因为它们具有同人类相同的食欲，都对肉食感兴趣，而为了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它们有时会与人类争抢人类过多地拥有的食物，因为我们饮食无度，远远超过生存所需。我们是天生的消灭隶属于我们的生物的毁灭者，如果大自然不是取之不尽的源泉的话，如果我们的消耗与大自然的生产力相当的话，如果大自然无法自行修补、自行补足的话，那我们将有可能将大自然消耗殆尽。不过，按照自然规律，死服务于生，再生源自毁灭，无论人类和食肉动物的消耗有多大，多么超前，活物的总的储备、总的数量没有减少，因为即使消耗在加快，它们同时在不断地繁殖。

　　那些体型巨大，存在于世界上的动物只不过占据着动物中最小的部分。大地上满是一些小动物。每一棵植物、每一颗谷粒、每一粒有机物颗粒都含有成千个活原子。植物似乎是大自然的“基本资金”，但是这种物质“资金”尽管很丰富，尽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它们仍然满足不了数量更大的各种各类的昆虫的需要。昆虫的大量繁殖，往往比植物的生长更快、更迅猛，这就足以表明它们的数量之大，因为植物只是每年再生，必须一个季度才能长出种子来，可是，昆虫，尤其是小昆虫，比如蚜虫，一季可以繁殖好几代。因此，它们比植物繁殖得更多、更快，虽然它们被其他动物视为“天然蚊草”而受到损害，正如草和谷粒是大自然为其准备的食物，受到它们的损害一样。在昆虫中，也有许多的昆虫是靠着吃其他昆虫而活着的。甚至有几种昆虫，比如蜘蛛，毫不留情地吃掉其他昆虫以及它们的同类。所有的昆虫都是鸟类的食物，而饲养的鸟和野鸟又是人类的盘中餐，或者是食肉动物的猎物。

　　因此惨死几乎与自然死亡规律一样是必然的；这是两种死亡和再生的方法，一个在于让大自然永葆青春，另一个在于维持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而且是唯一限制种属数量的办法。这两种方法是依据普遍原因而产生的效果。每一个出生的个体到了一定的时间便自然地消亡；或者，它被其他动物过早地吃掉，那是因为它的数量过于繁多之故。过早地被消灭掉的昆虫何其多呀！有多少的花儿在春季里就被摘掉了呀！有多少种属在它们一生下来就被毁灭了呀！有多少种子还没发芽就“胎死腹中”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