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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入住了喀什宾馆。

　　“قشەق”汉字写作喀什噶尔，不过如今只取其前半部分，用“喀什”作为该地的正式名称。

　　“‘喀什’是各色砖房的意思。”在喀什宾馆的会议室里，刘家祥先生向我们解释道。

　　形形色色的房子鳞次栉比，也许是为了彰显喀什物产的丰饶。

　　从《汉书》等史书的记载来看，喀什旧称“疏勒”。我在谈论阿克苏的时候曾经提过，维吾尔语中的水读作“su”，物产丰富的地方称作“luk”，所以疏勒应该是“su-luk”。此外，我之前曾说，阿克苏的古称“姑墨”即相当于维吾尔语中用来表示沙子的“kum”，而现在的维吾尔语中多沙的地方——沙漠也被称为“kum-luk”。当然，这些都是茶余之谈。“喀什”在现代汉语中读“kāshí”，但在我听来，当地人的发音似乎都是“hāshí”。

　　喀什地区位于中国最西端，下辖一市（喀什市）、十县（疏附、疏勒、伽师、巴楚、岳普湖、英吉沙、莎车、麦盖提、泽普、叶城）、一个自治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十三个农牧场。该地区人口约两百万，其中大概有二十万居住在喀什市。区域内95%的人口都是维吾尔族，此外，也有塔吉克族、吉尔吉斯族、鞑靼族、回族以及汉族等多个民族。中国以市命名的行政区域并不在少数，但喀什市地处最西，所以称其为“西部边城”也许更加名副其实吧！

　　这里俨然是维吾尔语的世界。因为现在中国的民族政策认同各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享受生活，所以政府公文也是由两种文字书写而成的。

　　我们到达喀什的时候，适逢中国**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天，因而街上到处都悬挂着“热烈庆祝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的红色横幅，白色或黄色的标语中写着我们看不懂的维吾尔语。由此看来，不仅是政府公文，就连标语也得用两种语言书写。

　　我们到达的这片土地几乎不通汉语，但前来迎接我们的妇联主任艾沙姆哈的汉语口语还不错，只是在参观人民公社或工厂期间，为我们解说时有些力所不逮。于是，地委便安排了湖北武汉籍的汉族小伙方晓华担任我们的翻译。小伙子以前曾在乌鲁木齐学习维吾尔语，如今就职于喀什地委，我们都叫他“小方”。

　　由于我们乘坐的小型飞机会经停路过的各个机场，所以用了四个半小时才来到这里，大家都略感倦怠。不过话说回来，比起耗时数十天的驼群商队时代的旅程，如今轻易飞抵岂不是十分奢侈吗？

　　当天，在听了刘先生对喀什地区概况的解说后，我们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参加了当地举行的欢迎宴会。

　　虽然这片土地因水源丰富而被称为“疏勒”，但这股清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当时，称得上大坝的设施只有两座；如今，这里的大坝已多达七十二座。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该地区道路全长仅七百公里，而今已绵延至五千四百八十公里。

　　“我们还得加倍努力。尽管道路长度已经增加了七八倍，但和北疆比起来，柏油路还很少。当地的民族干部比例仅占71%，还必须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刘先生的发言还是很谦谨的。

　　所谓民族干部，就是在各个岗位上履职的少数民族（这里主要指维吾尔族）干部。比方说，在这里建设现代化工厂时，都必须得从上海、天津、武汉等工业发达的地区聘请专业干部，而这些专业干部大部分都是汉族。所以，就人口数量来说，汉族干部的占比自然会更高。虽然国家不断培养维吾尔族干部以调整这种失衡的状况，但时至今日，这一比例才刚刚突破70%。由于当地维吾尔族人口占比95%，所以对应的干部比例还需大力提高。

　　听完刘先生的讲解后，时间尚早，还没到吃饭的时间，我们便走出宾馆，漫无目的地望着傍晚的喀什。这里绿意盎然、道路宽阔、白杨林立，只因风沙的侵袭，难免有些风尘仆仆。汽车、卡车穿梭往来，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毛驴了。孩子们安然地睡在驴背上，全然不担心掉下来。没有主人牵引，毛驴悠闲地走着，似乎自己知道目的地。

　　赫丁、斯坦因、杨哈斯本以及大谷探险队都曾到过此处，因为这里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歇脚处。

　　我的另一部作品《鸦片战争》中的英雄人物林则徐曾左迁**三年，在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因调任为南疆开垦督办一职而到过喀什。他在那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接子谦将军（布彦泰）初五来书并公牍，恭录上谕，知喀什噶尔奏开地亩，亦蒙续交查勘（调查考察）……

　　当时，林则徐身患重病，所以日记中没有提及来喀事宜。他16日从乌鲁木齐出发，19日抵达吐鲁番。如今三个小时的路程，在当时却用了三天。接着，他由吐鲁番经托克逊、焉耆，于2月21日到达库车，再于3月8日从阿克苏捎信至老家福建。当年9月，林则徐便结束了南疆开垦督办的任期，并于同年11月代任陕甘总督。因此，喀什就成了林则徐左迁期间最后的履职之地。

　　尽管眼前的景象和林则徐没有任何联系，但看着毛驴扬起的沙尘，我陷入了对林则徐的沉思中。

　　“马上开饭了。”在刘先生的提醒下，我们走进了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