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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2点，母女俩才来到餐厅。外面的松树随风摇曳，光影在大厅里空落落的桌子上晃来晃去。两名招待正在收拾盘子，两人用意大利语大声聊天儿，一见她们进来，立刻停止说话，送来两份中午供应的套餐。

　　“我在海滩爱上人了。”罗斯玛丽说。

　　“是谁？”

　　“一开始是不少蛮不错的人，后来是其中一个男人。”

　　“你们俩聊天儿了吗？”

　　“聊了不多几句。他长得很帅，淡红色头发。”她好像饿极了，一阵狼吞虎咽，“不过他结婚了——向来如此。”

　　她母亲也是她的知心朋友，总是尽可能给她指导，这在演艺界并不稀罕，不过埃尔西·斯皮尔斯太太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补偿自己的失败，这倒是有点儿特别。她个人对生活并没有感到辛酸或厌恶——两次满意的婚姻，两度守寡，每次都加深了她对此淡然处之的态度。她的一位丈夫是个骑兵军官，另一位是个军医，两人都给她留下了一些遗产，她打算把这些遗产原封不动地留给罗斯玛丽。她不让罗斯玛丽分担自己的坚忍意志，不让她分担自己的辛勤和毅力，而是在罗斯玛丽身上培养起一种理想主义信念，让她用这种信念看待自己，用自己的眼睛看待世界。所以在罗斯玛丽还是个“天真”的孩童时，她就受到了双重保护：母亲的羽翼和自己的外壳。埃尔西老成持重，对巧言令色的浅薄庸俗之辈一概不信任。然而，看到罗斯玛丽在电影圈内突然成功，斯皮尔斯太太意识到该让女儿在心理上断奶了；如果这种活跃、急切和令人兴奋的理想主义从她自己身上转移到了别的方面，那么埃尔西由此感到的并不是痛苦，毋宁说是一种喜悦。

　　“这么说，你喜欢这地方？”她问道。

　　“要是我们认识那些人，那倒挺有意思。另外一些人可不怎么样。他们认识我——不管我们走到哪儿，好像人人都看过《爸爸的女儿》。”

　　斯皮尔斯太太等着女儿这种自我中心的情绪平缓下来，才认真地说：“你提醒了我，什么时候去见厄尔·布雷迪？”

　　“我原来打算咱们下午去——要是你休息好了的话。”

　　“你去吧——我就不去了。”

　　“那就明天再说吧！”

　　“我想叫你一个人去。没多远，再说你又不是讲不了法语。”

　　“妈妈——这事儿我非做不可吗？”

　　“哦，那就往后推推吧——我们走之前哪天都行。”

　　“好吧，妈妈。”

　　午饭后，两人都突然感到闷得慌，旅居外国的美国人来到一个安静的陌生地方，总会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情降临在她们身上，没有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声音和她们打招呼，没有什么人的想法能激发她们头脑里的零星思绪；她们心里思念着纽约的喧闹，不禁感到这地方一片死寂，毫无生活的气息。

　　“咱们就在这儿住三天吧，妈妈！”罗斯玛丽说，这时她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屋里。外面一阵轻风吹拂着热气，穿过树丛，钻进了百叶窗。

　　“你在海滩爱上的那个男人怎么样？”

　　“我谁也不爱，就爱你，亲爱的妈妈。”

　　罗斯玛丽来到大厅向高斯酒店的管事询问火车时刻。这位管事身穿浅棕色卡其布制服，正靠着服务台闲着，见有人问话，便瞪了她一眼，然后突然想起了自己应有的职业态度。她上了公共汽车，同两名唯唯诺诺的酒店招待一道去火车站。两人在车上毕恭毕敬，一言不发，让她觉得很别扭，真想告诉他们：“只管聊你们的吧，别拘束。不会打搅我的。”

　　火车头等车厢里闷得令人窒息；铁路公司那些生动的广告卡——阿尔勒的加尔桥，奥朗日的圆形剧场，夏蒙尼的冬季运动场——比外面一望无际、毫无动静的大海清新多了。美国的火车就知道全力奔赴目的地，对一切都很缓慢的环境里的人仿佛唯有蔑视。这里的火车不一样，它穿行于山野林莽之间，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它的喘息吹拂着棕榈树叶上的尘土，呼出的煤渣与花园中的干粪掺杂混合。罗斯玛丽敢肯定，她能探出车窗采到花朵。

　　戛纳车站外面，十几名司机正在他们的出租车里睡觉。她信步走在街上，只见赌场、豪华商店和大旅馆都空空荡荡，好像是夏季大海面孔上的一副副坚实的假面具。真令人难以置信，这地方居然还有“季节性”，罗斯玛丽面对这种风尚，感到有点儿压抑，仿佛自己在这死气沉沉的一切之中，表现出一种不健康的品位；仿佛感到人们对她的行为大惑不解，冬天才是欢快的季节，其他季节大都萧条清淡，她为何偏偏此时来到这里。这时候北方才是生意蓬勃的天地。

　　她拿着一瓶椰子油走出一家杂货店，有个女人抱着一堆沙发垫从她面前穿过，朝停在街上的一辆汽车走过去，她认出那是戴弗太太。一条腰长个儿矮的黑狗冲着她汪汪直叫，把打盹儿的司机一下子惊醒了。她坐进这辆车里，绷紧她那可爱的面孔，克制着自己的表情，眼睛里流露出勇敢和机警，并没有盯着什么看，但目不斜视，注视着前方。她穿一身鲜红的裙装，古铜色的腿上没有穿长筒袜，长着一头浓密的黑色秀发，像个中国人。

　　再等半个钟头换乘的火车才到站，罗斯玛丽便坐进十字广场上的协约咖啡馆，这里绿树荫浓，光线柔和，有个乐队为迎合想象中的国际听众，演奏了一支尼斯狂欢节歌曲和一支一年前的美国流行乐曲。她给妈妈买了一份《时代报》和一份《周末邮报》，这时她一边喝着柠檬汁，一边打开后一份报，看一位俄国公主的回忆录，仿佛觉得19世纪90年代的文风比如今法国报纸上的文章更真实，更贴近生活。这就是那种使她在旅馆感到压抑的同样感觉——那个大陆上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简直就是一幕幕悲喜剧的生活，她已经习以为常，但未谙世事，无法从中窥出生活的真谛，所以她这时觉得法国的生活真是空虚沉闷。那个乐队演奏的忧伤乐曲，更使这种感觉雪上加霜，不禁让人想起杂耍表演中为那些杂技演员演奏的伤感曲调。此刻她很乐意回到高斯酒店。

　　她晒疼了肩膀，第二天疼得不能游泳了，于是她和母亲一块儿租了辆汽车——花了不少功夫讨价还价，因为罗斯玛丽在法国形成了她的金钱价值观——驱车沿着里维埃拉海岸兜风，这是好几条河流之间形成的一块狭长的三角地带。司机仿佛是个伊凡雷帝时代的俄国大公，他毛遂自荐，要为她们当向导，于是那些辉煌的名称——戛纳、尼斯、蒙特卡洛——渐渐透过它们那麻木的外壳露出了光彩，幽幽地诉说着古代君王的盛衰荣辱，诉说着王侯大公忽而亲近佛陀忽而崇尚芭蕾的寻欢作乐，诉说着沙俄王子在那一去不返的时代优游于波罗的海的逍遥岁月。引人注目的是沿岸都有俄国人的踪迹——他们那些已经关门的书店和食品杂货点一个挨着一个。十年前，每当旺季在4月份结束之际，东正教教堂随即锁上大门，他们喜爱的美味香槟也储藏起来，等他们回来时再享用。“我们下个季节再回来。”他们说，不过这话总是说得太早，因为他们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傍晚时分驱车返回旅馆，实在令人赏心悦目，一路俯瞰着海面，海水的颜色神奇得像儿童心目中的玛瑙翡翠一般，绿得像染绿的牛奶，蓝得像洗衣的皂水，色泽有如葡萄美酒般地浓郁。看着人们在各自家门外吃饭，听着乡村酒吧的藤篱之间传出的生硬的钢琴声，也同样使人惬意。拐下金崖道，沿着绿树如织的堤岸驶向高斯酒店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悬浮在废弃的水渠上方……

　　旅馆背后的小山上有个地方正在开舞会，罗斯玛丽躺在月光朦胧的蚊帐里听到了飘来的舞曲，才知道这里也有娱乐活动，不禁想起了海滩上那些挺不错的人。她心想，明天上午可以和他们见面，可是他们显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不需要再接纳别人了，而且他们一旦把遮阳伞、竹席、狗和孩子放在沙滩上，那地方就围起了一道无形的篱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打定了主意，最后两个上午说什么也不能和另外那些人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