醇贤亲王有四位“福晋[清朝贵族妇女的封号，意为夫人。清朝皇太子、亲王、世子、郡王之妻称“福晋”，妾室称“侧福晋”，婢妾俗称“庶福晋”。

　　]”，生了七子三女。他去世时，遗下三子一女，最长的是第五子，即我的父亲载沣，那年八岁，承袭了王爵。我的两个叔父，五岁的载洵和三岁的载涛，同时晋封为公爵。我家从此又开始蒙受着新的“恩光福禄”。然而，醇王府这最后十几年的恩光福禄，比过去的几十年掺和着更多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耻辱，也同样的和慈禧这个名字不能分开。

　　一件大事是慈禧给我父亲母亲指婚。这次的“恩光”也可以说是戊戌政变[1898年6月至9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向以光绪帝为首的改良派发动政变，政变的结果，仅持续了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变法的人员逃往国外，光绪帝被软禁于瀛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重新掌权。

　　]和庚子事件[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不满外国人偏袒光绪帝及改良派，双方矛盾加深。同时，中国人民不满各国列强在中国的暴行，反抗活动不断，民间团体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行活动，清政府的态度模棱两可，引起外国人的紧张与不满。1900年，各方矛盾发生总爆发，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加深对中国的侵略，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侵略联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从天津租界向北京进犯。慈禧太后带光绪帝仓皇出逃，北京沦陷，遭到联军洗劫，中国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中。由于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又称“庚子国变”、“庚子国难”。

　　]的一件产物。首先，这是对于戊戌政变中给她立下大功的忠臣荣禄的恩典。我外祖父荣禄是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年间做过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几乎要被肃顺杀了头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摆脱了这次厄运，又花钱买得候补道员的衔。这种做法就是后来兴起的“捐班”，是与“科举”同样合法的出身。同治初年，我祖父建立神机营（使用火器的皇家军队），荣禄被派去当差，做过翼长和总兵，经过一番累迁，由大学士文祥推荐授工部侍郎，以后又做过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初年，升到工部尚书。后来因为反对慈禧太后自选宫监，同时又被告发贪污受贿，革职降级调出北京（这也算是惩罚）。甲午战争这年，恭亲王出办军务，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甲午战后他推荐袁世凯练新军时，已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这时已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渐渐改变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印象。他回到北京的第二年，得到了一件复查慈禧陵寝工程雨损的差使。这个工程先经一个大臣检查过，报称修缮费需银三十万。据说这位大臣因为工程原是醇亲王奕譞生前监工督办的，不便低估原工程的质量，所以损毁情形也报得不太严重。但荣禄另是一个做法。他摸准了太后的心理，把损毁程度夸张了一番，修缮费报了一百五十万两。结果太后把那位大臣骂了一通，对已死的醇亲王的忠心也发生了疑问，自然荣禄从此又进一步得到赏识。

　　荣禄有了李莲英这个好朋友，加上他的妻子很会讨好太后，常被召进宫去陪伴太后聊天，所以他对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他知道慈禧光绪母子不和的内情，也深知这场不和对自己前途的关系，当然他更愿意在这场内讧中给慈禧出主意。在光绪皇帝发出变法维新的各种上谕时，那些被罢黜和担心被挤掉位置的人只知哭哭啼啼，而他早已给慈禧安排好计策。当时有人把皇帝太后身边这两派势力称为帝党和后党。荣禄是当权派后党的头脑，翁同龢是没有实权的帝党的头脑。维新派之所以能够和皇帝接触上，是由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推荐，慈禧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策，先强逼着光绪叫他的老师翁同龢退休回了家。据说，翁同龢行前荣禄还握着他的手挥泪问他：“您怎么把皇帝给得罪了？”翁同龢离开北京不多天，荣禄就走马上任，做了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位居首辅，统辖近畿三军。荣禄得到了这个职位后，本想接着用六部九卿联名上疏的办法，废掉光绪，由太后恢复听政，但因甲午战败之后，当权派受到各方指责，有人很怕这一举动会引起民愤，不敢附议，只得作罢。但是荣禄的愿望终于在戊戌政变时乘机达到了。这件事的经过，据说是这样：先是荣禄定计要在太后和光绪在天津检阅新军时实行政变。光绪知道了这个消息，秘密通知维新派设法营救。维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结果反而断送了光绪。在举国以谈维新为时髦的时候，袁世凯曾参加过维新人士的团体“强学会”，翁同龢革职返乡路过天津时，袁世凯还向他表示过同情，并且申述了对皇帝的无限忠诚。因此，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议光绪加以笼络。光绪召见了他，破格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谭嗣同[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政治家，维新派人士。在家乡时既提倡新学、呼吁变法。曾组织算学社，办时务学堂、南学会，办《湘报》，著有《仁学》。积极参与康有为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捕，被捕前对劝说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最终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像杀一条狗似的那么容易！”谭嗣同有意试探地说：“你要不干也行，向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做了全盘报告。荣禄得讯，连忙乘火车北上，在丰台下车直奔颐和园，告诉了慈禧。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人士被杀，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我的外祖父，正如梁启超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杖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细巨，常待一言决焉”。

　　在庚子那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有了进一步表现。慈禧为了除掉光绪这个祸根，政变后曾经用假药方散布光绪病重消息，给谋杀光绪准备条件，可是被人识破了，后来闹到洋人出面要给光绪看病，慈禧不敢惹洋人，只好让洋人看了病，也证实了阴谋。此计不成，她又想出先为同治立嗣再除光绪的办法。她选的皇储是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根据荣禄的主意，到元旦这天，请各国公使来道贺，以示对这件举动的支持。可是李鸿章的这次外交没办成功，公使们拒绝了。这件事情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了，不是公使们对慈禧的为人有什么不满，而是英、法、美、日各国公使不喜欢那些亲近帝俄的后党势力过分得势。当然，慈禧太后从上台那天起就没敢惹过洋人。洋人杀了中国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对她还不大，但洋人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废光绪和立皇储，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荣禄劝告她，无论如何不能惹恼洋人，事情只能慢慢商量，关于溥儁的名分，不要弄得太明显。《清史稿》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慈禧听从了荣禄的意见，可是溥儁的父亲载漪因为想让儿子当上皇帝，伙同一批王公大臣如刚毅、徐桐等人给慈禧出了另一个主意，利用反对洋人的义和团，给洋人压力，以收两败俱伤之效。义和团的问题，这时是清廷最头痛的问题。在洋人教会的欺凌压榨之下，各地人民不但受不到朝廷的保护，反而受到洋人和朝廷的联合镇压，因此自发地爆发了武装斗争，各地都办起了义和团，提出灭洋口号。义和团经过不断的斗争，这时已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朝廷里几次派去军队镇压，都被他们打得丢盔卸甲。对团民是“剿”是“抚”，成了慈禧举棋不定的问题。载漪和大学士刚毅为首的一批王公大臣主张“抚”，先利用它把干涉废立的洋人赶出去再说。兵部尚书徐用仪和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办法，认为利用团民去反对洋人必定大祸临门，所以主张“剿”。两派意见正相持不下，一件未经甄别的紧急情报让慈禧下了决心。这个情报把洋人在各地的暴行解释为想逼慈禧归政于光绪。慈禧大怒，立刻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和兵营，发出内帑赏给团民，悬出赏格买洋人的脑袋。为了表示决心，她把主“剿”的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人砍了头。后来，东交民巷没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城却先后失守，联军打向北京来了。慈禧这时又拿出了另一手，暗中向洋人打招呼，在炮火连天中派人到东交民巷去联络。北京失陷，她逃到西安，为了进一步表示和洋人作对的原来不是她，她又下令把主“抚”的刚毅、徐桐等一批大臣杀了头。在这一场翻云覆雨中，荣禄尽可能不使自己卷入旋涡。他顺从地看慈禧的颜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时，他也给慈禧准备着“后路”。他承旨调遣军队进攻东交民巷外国兵营，却又不给军队发炮弹，而且暗地还给外国兵营送水果，表示慰问。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出走，他授计负责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劻，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归政，一切条件都可答应。就这样，签订了赔款连利息近十亿两，让外国军队驻兵京城的《辛丑条约》。荣禄办了这件事，到了西安，“既至，宠礼有加，赏黄马褂[黄马褂是清代的一种官服。领侍卫内大臣、护军统领皆服黄马褂。有功的大臣也特赐穿着。

　　]、双眼花翎[清朝官员、贵族缀于礼帽后的装饰，等级较高的以孔雀翎制成，等级低的以鹖翎制成，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

　　]、紫貂，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与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均为东宫官职，负责教习太子，称为“三师”。清朝的太子太保有衔无职，一般加给重臣和近臣，表示恩宠。

　　]，转文华殿大学士”。除了《清史稿》里这些记载外，另外值得一说的，就是西太后为荣禄的女儿“指婚”，嫁与醇亲王载沣为福晋。

　　关于我父母亲这段姻缘，我后来听到家里的老人家说起，西太后的用意还不仅为表示对外祖父的宠信。政变以后，西太后对醇王府猜疑颇深。这种猜疑可以从砍伐白果树的故事看出来。在我祖父园寝（墓地）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起，醇王府出了皇帝就是由于醇王坟地的风水好，有这棵白果树，“白”和“王”连起来不就是个“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这时我的第一位祖母、慈禧的妹妹已经故去了，我的亲祖母刘佳氏为这件事简直吓得要死。

　　但是，引起慈禧猜疑的，还不止这类无聊的迷信。在庚子事件前，她就觉得可怕的洋人有点倾心于光绪，对她却是不太客气。庚子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国为克林德公使被杀事道歉。父亲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德国人如此“重视”光绪的兄弟，德国皇室还给予礼遇，这使慈禧大感不安，她想不到洋人不懂什么叫过嗣，只认得血缘关系，这一点更加深了她心里原存的疑忌，光绪的亲血骨肉就成了她心中的隐忧。这种来自内部的忧患，是比外部的康有为维新派更叫她担心的。为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为亲家。西太后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她感到对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细加以考虑和果断处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还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尝不是怕留后患而下的毒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才是她考虑一切的根据。就这样，我父亲于光绪二十七年在德国赔了礼回来，十月到开封迎上回京的銮驾，奏复了一番在德国受到的德国皇室的种种“礼遇”，十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指婚”的懿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