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祥

　　家世和幼年时代

　　蒋方震，字百里，五十岁后又别号澹宁，浙江海宁州人，一八八二年（即清光绪八年）九月某日生于海盐县。他祖籍原是安徽，先世以经商为业，很早就因商业上的关系迁居海宁州所属硖石镇水月亭的地方，以经营典当业为主，也产生了几个有名的乡里之士。他祖父生沐（光煦）先生笃好收藏书籍、字画、碑帖，延请了一班当时名人画客如张叔未（廷济）、费晓楼（丹旭）、张子祥（熊）之流，又建筑了一座别下斋，而且又刊印了《别下斋丛书》和《涉闻梓旧》两种书，当时就成为杭、嘉间一个收藏鉴赏名家。现在谈起收藏家来，大家多还知道“别下斋”这一名词。生沐先生子女颇多，生到百里的父亲已经是第十九个了。百里的父亲名学烺，字泽久，生下来就没有左膀，只在左肩下垂着二三寸长的一条没有骨头的肉。生沐先生一见他就不乐意，待养到十余岁就将他送至海盐一个寺庙中出家做沙弥，送了庙中一笔钱，算是香火之资。（这事有一段俗间传说，说是生沐先生最爱第五子，偏又早殇，殓时生沐先生用朱笔写一篇往生咒在亡儿左臂上，所以再来时就失了左臂。又据传说：生沐先生时与东山塔院一老僧往还，他因想念亡儿，曾问老僧此儿能否再来。僧曰：来是一定来，就是缘满，来也不喜欢了。这段话我也曾听老僧的徒孙说过。我想畸形胎世间多有，何足骇异，这不过吃饱斋饭闲着无事的僧众编造出来一段神话，一方面哄骗世人，一方面宣传佛氏因果之说罢了。至第五子的遗像，我却见过，穿着翻转紫貂马褂，还是费晓楼经心答意之作。）泽久先生做了几年小和尚，他却不喜欢念南无，也不喜欢念子曰，另外找出一条读医书的门路来。到了廿余岁，他就还俗行医。不久就在海盐娶妻杨氏，也是寒门单户的孤女，所以后来百里幼孤，无外家舅氏亲戚的扶助。泽久先生据说确仅有右手，亦能吹笛，又能随口编造唱词，有时偷偷地回硖，瞒着父亲，和兄弟等说说笑笑，是一个极为活泼快乐的人物。但是他并不愿意提到归宗的问题（在旧社会中，已经出家的人就不能再过问本族的事，族人亦不再认为同族，因为出家之后就算岀族了；如果要恢复原来关系，必须声请归宗祭祖之后，方算合格）。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泽久先生病卒于海盐，百里时年十二岁，母子二人一无生活可谋。杨太夫人乃使百里回硖，奔走请求于族人之门。泽久先生有弟行二十一，首先倡议，拨田数亩、披屋两小间。各房乃公议集田三十亩给母子衣食。杨太夫人略诸文墨，能穿补竹衫（是旧时暑天所着衬衣，用极细竹枝以线连缀成各种镂空花纹，穿着久后线断即须修补，乃是一种精巧的手工业），一方面做工，一方面训子写字读书。其时百里之叔世一先生适延倪勤叔先生课其子冠千，百里时时溜到书房里去听讲。勤叔爱他聪慧，又知道他家境清寒，就和杨太夫人说，他愿教百里读书，不收束脩（按当时的习惯，未做诗文的学生每年六元至八元，已开笔的学生八元至十二元；三节送礼可以称家有无酌送，也有不送的，我就是这样一个穷学生）。从此百里就从勤叔读书，学习诗文。我也就在此时和他相识，时时聚在一处谈谈功课上的事情。（勤叔是我老表兄，写得一手好灵飞经小楷，考书院极有名。我当时右足骨结核病方愈，从姑夫费景韩先生读书。倪、费二人时时来往，碰到谈及学生们的用功和资质，必然要提到我们两人。）

　　甲午中日之战，深深刺激了我们两小的思想。但是我们当时连旅顺、大连和马关究在何处，尚有点认识不清，何况日本所以强大、中国所以衰弱的种种大道理，而书房中桌子上所摆的书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道理的。我们急得没法，只好找报纸，查地图，相约各人知道一点就互相告知。接着又是戊戌变法。我们这个时候已经能考书院，得到一点膏火之资了。恰好双山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我们听见了这一消息，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连忙请求老师每天早一二小时下学，到书院中看书。书院中一间小屋静静陈列着四个书橱，除了我们两人之外，连一个人影都不见。房门钥匙是交给我们的，书橱是不锁的。我们第一次争先要看的是《日本国志》和《普天忠愤录》之类，因为我们急于要获得关于甲午一役的知识。随后各人检[1]爱看的书看。我看的史、地一类为多，他看的文学一类为多。短短的七八个月中，总算得了一个大概。当时也各写了一点笔记，现在连影子都没有了。

　　百里在十七岁进学之后，第二年就在离硖石不远的伊桥孙姓亲戚家中教书，又订了袁花查氏的一门亲。不久他就投考求是书院，取为外班生（当时年纪较大、程度较高的定为内班，年纪轻的定为外班）。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百里被选派至日本成城学校留学，后升入士官学校第三期学习步兵科，与学习骑兵科的蒋尊簋（百器）齐名，同为功课最好的学生。因为士官的中国留学生至第三期方露头角，而二人又为之冠，所以当时通名为二蒋。一九〇五年他们在士官学校毕业，举行毕业典礼时日本明治天皇曾亲自参加，并分给他们指挥刀等奖品。他们毕业后又赴德国见习一年，领导他们的就是兴登堡元帅。他们见习期满，准备回国时，我正在嘉兴秀水学堂教书，忽然接到百里从日本寄来了一封信说，浙江邀他回国练新军，但他因要到北京不能来，并说百器来浙江任二标标统，首先要办弁目学堂，因他和百器的交情与他和我的交情一样，极盼我去帮百器的忙。他又托单不厂（丕）向我劝说。我就到了杭州海潮寺住上一个多月，等到弁目学堂已经办好，方始离杭回到嘉兴。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我任职北京大理院时，百里正在南苑禁卫军中任管带，相见了数次。有一次留宿寓中深夜长谈，谈的主要是他的婚姻问题。我也替他叹息，又劝他忍耐。原来与查氏订婚之后，在百里留学期间，杨太夫人深恐将来文化程度不相称，曾经婉告查家说，恐怕毕业须待数年，不妨解约。查氏答复是：留学十年等待十年，百年等待百年。因而百里回国后于一九一一年即与查氏结婚。但是查氏是完全旧式闺女，无法可以凑合，这是百里当时一桩极苦闷的事情。

　　这一时期，百里是一个纯粹研究军事学的军人，对一切政治体制都不表示主张，但内心却是厌恶清廷，觉得他们颟顸、贪污，是无法可以支持下去的。

　　辛亥革命至大革命时代

　　辛亥革命时我在浙江，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关系，不可能与之谈及政治问题。后来百里的求是书院老师陈仲恕（汉第）告诉过我关于百里在东北的一件事（当时仲恕在奉天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幕中）。据仲恕说，正在江、浙两省宣布独立的时节，忽然有一天总督辕门上来报有蒋方震要见，其时文薮（袁毓麟）、伯炯（邵章）均在座，急忙请他进来，问他来意。他说：“长江南北多易了旗帜，我来见赵次帅请他早点宣布独立。”仲恕说：“你真不知此间实情。几个有实力的领兵大员都是清朝的忠臣，次帅如果要独立，还要通过他们，得他们的首肯。况且次帅恐怕没有这种思想。”正在谈论时，忽然一个得力当差匆匆跑进来低声对仲恕说，各镇多聚在客厅要请见次帅，而且带有很多卫队，不知有何举动。仲恕听说，急忙将所带钞票取出，又向各同事索借一些，约有一百余元，交给当差说：“你领这位客人从后门出去，送上火车，车开了再回来。”百里也就立刻起身而去。后来方知各镇知道百里来东消息，所以来向赵尔巽索人，当场赵答以并无此人。赵本不知道百里之来，态度自然是很真实的，各镇方不怀疑而去。

　　一九一二年冬天，百里以陆军少将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到了一九一三年间，某日报上忽然有保定军官学校校长蒋方震用手枪自击一案的新闻刊登出来。我那时还在杭州，急去电问生死，无复电；问其硖石家属，则知杨太夫人已北行。乃再函电询安危，得杨太夫人复书，谓人已脱险回北京休养。一九一四年一月，我至北京任教育部视学，到后即趋百里寓所，则见他已恢复如常。问原因，则曰，已过之事，不必谈。杨太夫人为述之曰：“百里欲扩大保定军校组机，屡商之陆军部，似有允意，及至将计划送去，却被军学司司长魏宗瀚搁置不理，继而完全推翻。这一项计划，百里在校中曾屡次开会商讨，且曾向学生透露一部分，现在一无成就，所以在校中召集学生训话，将此事详细经过及所拟改革方案详细说明之后，就拔出手枪当胸自击。”杨太夫人谈到此，又手指跟百里的一个少年差弁李如意语我曰：“还亏此人见百里拔枪，即狂奔上讲台，出死力拉其右手，枪弹没有当心穿过，仅伤肺部，乃得保全生命。”我回顾问如意，如意说：“当校长说到全部计划不能实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悲愤。又见他伸手摸腰际，就觉得情形不对，已经预备上台；及见手枪，就不管多么危险，跳上台去抢夺了。”（如意是十六七岁时即随百里的，后来百里亡过之后，又收拾他的骨灰，现在仍留上海，替百里管管房屋）于是百里向我说：“我从此认识了这一班狐群狗党的下流军人。”他又告诉我，经如意这么死劲一拉，枪口向左，子弹从胁[1]骨穿出，心脏未伤。所尤奇的是：枪弹穿透前后胁骨时皆从骨缝中穿过，一根也没有击断、击碎，后来又就日医医治，所以经过良好。我问现在伤处状况，他说，就是怕受涼[2]，终年须以厚布围胸，方觉舒适。这时北洋尚是袁世凯窃政时代，直、皖军阀尚未形成，而百里所受的打击，却出在段祺瑞领导的陆军部之下，硬对头魏宗瀚又是段的亲信，所以百里后来始终未与皖系有过关联。百里当时虽然心脏未曾直接受伤，但后来心脏始终不好，且卒以心脏病去世，恐怕这一枪击就是他不能长寿的根源。可能他的心脏实已受伤，不过当时不致送命而已。从此之后，百里在北京任总统府参议和统率办事处军事参议官。百里在医院治伤时，有一位日本看护左梅女士很细心伺候他，当时已是两情相洽。百里又不乐与查夫人同居，杨太夫人其时随百里在京，查夫人仍留硖石，而左梅女士又回日本。于是京寓中母子两人未免寂寞，且杨太夫人望孙心甚切。遂由同赤忱（承菼）至日本将左梅女士接来。一日忽然杨太夫人打电话来嘱我今晚必须携妻抱女赴东城便饭，不可不来，且须早来。我于散值后即携妻女同去，至则见一切陈设，颇有办喜事状态。杨太夫人见我至，即出，命我入内室，则一盛妆女士已在内室，乃知即为左梅女士，今日为之合卺。于是共趋宴饮之室，尽欢而散。成婚后，生长女昭，又生次女雍。杨太夫人急于得孙，有义女王若梅，亦命百里纳之，但始终无所出。故现在百里所存四女，皆左梅女士所生（原为五女，长女昭早卒）。

　　百里和蔡松坡（锷）是极要好的。松坡为人深沉强毅，既以术脱身赴津，欲赴滇举兵反对帝制。袁世凯派陈公洽（仪）追之，公洽语百里及予，且商进止，盖公洽亦不满帝制者。予曰：“若自赴津可耳，松坡恐已走，未必能见到。”公洽悟，别去即派人赶至津速松坡乘日本轮。公洽至津，果未遇蔡而返。

　　一九一八年，百里进中将，数年之间皆寓居北京。一日语予曰：“我将著一书论中国书学，上卷为中国书学在世界美术上之位置，我自任之；下卷为中国书学源流，尔为我写之。”我曰可。一旬后，我书成，彼乃未着一字，我书遂独立付印。一九二〇年秋又语我：“有德文版马克思《资本论》，思与君共译之。”我曰：“我不识德文，子自译之可矣。”百里曰：“我意欲以古典式文字译成，若严几道氏《原富》之类，故欲与子合译。”我曰：“可，然必先知全书宗旨所在，方可着笔。”乃约定每日以两小时为会谈时间，经一周始开译。译首章未完，百里有事出京（忆似赴日本，但不能确定），从此遂搁置。一九四九年冬，我在上海闻百里沪寓的书籍将尽出售，欲购留此德文原本作纪念，急使其姪[1]至国富门路，至则早为书贾所取去，不可复得。

　　一九二〇年，百里被举为浙江省议会议员。当时的选举必须要花钱运动得来，而百里既没有余钱，实在也没有参加选举的兴致；这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忽然要代他争得此席，而此时又恰因有一席地位大家争得昏天黑地，不得开交，于是就容容易易把他选举出来了。一九二二年秋天我也到了浙江，开会的时候他时时回到故乡来，就在硖石水月亭旧宅旁边买一块地，仿照北方样式造成几间平房，安住杨太夫人、查夫人和王若梅侧室；又买了东山麓下一块地种上几枝梅花，预备将来建几间小屋作为读书怡老的归宿。这些钱还是几个学生帮助凑集得来的，不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等到住屋造成，杨太夫人迁入不久，就得病逝世，医药丧葬之费，真有点拮据。百里最爱的学生唐孟潇（生智）和几个湖南学生，一闻百里丧母之讯，急派人用竹箩挑了现钱送到硖石，这可见他们师生之间的感情。百里在省议会中，一切小事未尝过问。一九二三年为了要提出预建浙江大学堂，曾和蒋梦麟聚在我的寓中谈了两日。我意先以专门学校为基础，而浙江此时仅有法政、医药两专门学校，工、农两科均无，必须先将甲工、甲农改建为专校，如此则大学成立时将几个专校合并，就很有基础了。此议得他们赞成，遂一面改建工、农专校，一面提出预建浙江大学案，得到通过。

　　一九二四年百里因为母丧未满，且有浙省议会的关系，也时时回浙。是年孙传芳入浙时，他正在杭州。孙到浙之后，对于士官先后同学是极拉拢的，一到就把陈公洽找去了，并到处在找百里。当时百里恰恰在我寓中，孙就如获宝一般把他请了去，不久就请他担任总参议。这是百里第一次与直系军阀合作。百里自毕业归国之后，虽然是学的军事，但是对于各系军队多没有关联，尤其是浙江军队在杨善德、卢永祥之后，皆是武备、陆军小学两系在当家，他的性质又洒脱流动，所以公洽当了师长，百里仍无实权。

　　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代，百里在孙传芳军中与孙同驻九江，后又在吴佩孚处充当总参谋。吴在四照堂颁布命令抗御奉军的时候，他也在场。及至大革命以后，百里方始退居沪上。

　　国民党政权时代和宜山逝世

　　百里在沪时，唐孟潇购国富门路一宅，供老师休养之用。当时我也在沪住大通路，时时可以晤见。这时他似乎有点颓唐，搞了一个小小银行，随随便便地寻人谈天。等到**清党和宁汉分家，唐孟潇军队驻于河南的时候，百里有一天告诉我说，孟潇当有举动倒蒋。我说，这应该联合西北和阎锡山等军队，方有力量。百里亦以为然，而且认为肯定可以联合。及至报上发表孟潇讨蒋通电时仍用孟潇原衔领头，阎锡山等人皆未列名。我见到了报纸，即雇街军至国富门路语百里曰：“何以君不阻止？孟潇如此鲁莽，军队南扼于蒋军，万一阎氏在北方也有变动，岂不危险？”百里则曰：“此电发时阎亦派代表在唐军中，经商定后发出的。”我说：“阎氏老奸巨猾，极不可恃，我意此电正当推之领衔，使其无可抵赖反复；派一代表，未必可恃。君宜自作计图安全。”越二日，我在金融市场处得密讯，知孟潇总部已被抄，即雇军驰晤百里，告以此讯，且曰：“总部被抄，尔之密电本必亦被抄去，子可行矣。此间后即华界，极不安稳，如无避处，我大通路寓所可以暂住。我与各方面政治活动无关，不如决住我处观变。”百里则认为唐军虽败，而他本人与南京政府熟人尚多，不必避开。我则坚欲其行，争论二三十分钟，见不能动，我始回寓。又越二日，单不厂病殁沪寓。不厂为予两人总角交，伤寒复发，知其病危甚，事先曾与百里相约如有不好消息，即各携款至单寓为殡殓计。我既得单之死耗，即电约百里同去。百里乃在电话中语我：“予不能去，一切惟尔主持。”我知有异，匆匆料理不厂丧事后，再一探听，则知暗探已日夜守住百里，不让出门一步，旋即解至浙江。我赴杭欲为之谋，所恃者一学生陈布雷，及至杭，布雷适已赴南京，乃匆匆回沪。其时主浙者为张人杰（静江），其人极不近人情，且待百里殊无礼。幸不久即转解南京，闻解时且加桎梏于手足，真可恨也。我探知百里已解送南京总司令部看守所后，乃到宁赴狱候之，尚安静。第二次又赴狱候之，则左梅女士亦在南京，且可以日日入狱为之整理衣服、洒扫房屋。百里则时时阅读佛经，写写字。一日语予曰：“隔壁房中邓演达君昨日枪毙矣，狱中少一叙谈之友。”又出所书《金刚经》一卷相赠。予别后即有汉口之行，知其事已渐解，生命无忧。在汉口闻其出狱，即驰信嘱留住南京，不必急回上海，然百里则已回沪数日。后相遇，知此事之解仍得孟潇力，而为之进言者乃汪精卫。百里且语予：“尔劝留南京，此言极确，但我每至南京，一下火车即住励志社，亦与子意相同。”自此之后，乃为**所容，且亦时时有所委任。**被扣西安时，百里亦在从行之列。后又曾奉命为南京政府使德，出国前曾至汉口来相晤。我知此行必甚秘，亦不问其究竟，特赠玉鱼佩一，以示万里相别各自珍重之意。

　　一九三七年抗战军起，次年我即先自汉口撤退入桂林。忽一日百里又来相访。我首言及其近著《国防论》《日本人》两书，认为《日本人》一书最佳，并谓：“举国半有恐日病，留日学军事者更甚。子独能详细分析日本人情形，此真知彼知己之谈。独叙日本财阀尚未明彻。我意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切政权，久尽操于财阀手中，譬如日本自明治变法以来，除伊藤博文一任内阁总理与财阀无关外，其余非三井、三菱子侄即为其甥舅，虽犬养毅亦辗转与财阀有关，此点何以不详细列入？至于《国防论》新旧杂揉[1]，此犹是从前考书院作风，何不删繁就简，使成有系统之书？”百里笑曰：“子说诚是。《日本人》昨日闻有五百‘个’（意指五百本《日本人》，当时百里故意说成‘个’字）到重庆了，此即予平日所谓何以中国人不肯日费数分钱定一份《朝日新闻》之类看看，略知日本国中大势。至于《国防论》则取其字多，好多得稿费而已。我昨方到桂林，知子在，即访至此。第一须为我见一医生检查心脏。第二想请你太太烧点家乡菜吃吃。”予妻笑曰正欲赴菜市，此间牛羊肉甚多，又有芋头，即携筐赴市。我亦语百里有平汉路局医生张姓、黄姓者寓此不远，即同车去。张医生细细听诊，认为心脏确有病，但不甚危险。百里同车回予寓，车中告我此行乃赴黔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至寓饮三花酒，食芋头煨鸭子和红烧羊肉，纵论半日始去。明晨予访之招待所，入门，叶南帆君即邀予在室隅相语。叶曰：“我跟百里师数年来如一日，穷达未尝变，先生深知之。今百里师赴黔不欲我相随，甚痛于心，请先生必为一言。”予诺之。见百里后，室无旁人，问其组织大概，则知管理总务、财政诸事皆委之赵墨龙，亦其学生也。墨龙我不熟悉，只语以南帆相从多年，无过失，人戆而朴，何不亦带之行。百里无语。嗣又数相聚晤，南帆又嘱予相助，然百里终不携南帆去。相别前夕百里语予：“明晨某时行，好在经子门，当在门口图一面。”不知彼出南门而予实住北门门内，遂相失。行二日，有电来曰因病住宜山。又二日，电来告丧。是时交通不便，无车可见，遂不能临其丧，然终不意其死如此之速。时浙江大学亦在宜山，祝廉先弟（文白）、郑晓沧弟（宗海）皆在校任教师，乃快函询病状。晓沧弟答甚详，云夕间尚在百里寓，见其食面碗余，尚无异平人；夜间得病，即由浙大校医诊治，已不可救。时冯玉祥将军亦亲自至宜山访问病况。百里殁后，即殓葬子宜山县之鹤山。抗日胜利后，其姪复璁商于浙大，得校地于万松岭，乃自宜山迁杭。解放后万松岭另有他用，又将迁葬。左梅女士偕李君如意到杭访予议所从。予曰：“其他予不知，予则自愿火葬。葬宜移浙已多事，今复欲他营，予以为可省。且百里学生杜时霞（伟）正主南山公墓事，何不与之一商。”左梅女士然之。杜亦主火葬。即用石塔葬于南山公墓钱文穆之墓之西北，一切均由杜主持。焚时左梅女士先回沪。次日收拾骨灰，如意来告曰：“骨灰中忽有一物，检视即先生赠家主之玉鱼。当时主人爱之，终日佩戴，死即以殉，今尚未化，故取以来。”予即命李将此物即携至上海交左梅女士或其女收藏，以为记念。自此百里乃长眠于凤凰山之下。

　　百里五女，昭最长，未拜而卒。今所存第二女雍及第四女华，皆适人，旅居国外；第三女英，适钱学森。第五女和适周，皆在北京服务。左梅女士即随三、五二女居北京。若梅仍居硖石。

　　百里四十后从梁任公为师，盖不欲专以军事学见长者；其好博览纵观，性情亦有类于任公。然政治经验皆浅，故从政则非所长；师生之相合，盖亦因其性质有相同之点故也。

　　我与百里同岁，而百里小于予半岁。自十二岁时相识至于今日为之安排葬事止，盖六十余年，生前相聚处亦四十余年。议论有不合，见解有不同，予则必反复争之。百里则钳口不语，然终未尝以为忤，亦绝无面红耳赤之事。盖予戆而百里慧，皆能相谅。至于二人出处向背之问，则各行其是，求尝一相商，亦未尝一相询。盖相处至六十老翁而犹若童时天真，故能一无所忤。

　　近来传百里者，有湖南陶菊隐先生一篇，极详尽，然有时或可补充。予故就予所知者写成此篇，恐仍多挂漏。但就予所亲历、所见闻而言，则所记皆事实，无一夸大之词，亦无一违心之论，或者可供采择之用。

　　一九六〇年八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