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8年，五月，郑成功终于迈出了北伐的第一步。这一年是清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在日本则是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掌权的万治元年。

　　七年前（1651）的四月，厦门遇袭，施琅降清。同年同月，三代将军家光过世，由比正雪、丸桥忠弥等人主导的“庆安事件”爆发。

　　而这七年对国姓爷来说，是韬光养晦的七年。他志在收复中原，故而得先攻略南京，再以南京做基点，北伐夺回京师。

　　厦门之役的翌年（1652）三月，甘辉和清将“王老虎”王进交锋，未分胜负。同年，国姓爷攻占位于厦门对岸的海澄，清守将投降。

　　清朝总督陈锦率军反攻，郑成功在江东桥与其交战，获得大胜。陈锦撤回泉州，郑成功趁势攻取长泰，围漳州。漳州攻防战可谓惨绝人寰，自四月始，直至十月才解围返回海澄。双方僵持了半年，城中存粮用尽，饿殍满地，死难者多达七十余万人。

　　郑成功连连征战并非为了攻城略地，而是征饷。毋庸置疑，这是在为之后的北伐做准备。郑军每攻略一处，便命令当地豪强乡绅“乐输”，即主动上供物资。

　　若一味强取豪夺，必然会留下恶名，所以郑成功便想出了“乐输”之法。“乐输”看似是自愿行为，但若拒绝，后果可想而知。

　　除了这些“乐输”之财，郑成功还有另一财源，那便是海外贸易。那时，长崎港口常有“国姓爷船”出没，这些船便是郑军用于赚取军资的商船。不仅是日本，还有琉球、**、南安、澳尔滨岛、吕宋（现菲律宾），整块东亚都是“国姓爷船”的战场，也是林统云活跃的舞台。

　　长达半年的漳州攻城战看似了无尽头、苦不堪言，其间却也发生过泉州士卒将清军总督陈锦的首级呈给郑军的大喜讯。

　　先前提过，陈锦在江东桥大败，撤回泉州。那之后，陈锦驻兵凤尾山，全力练兵。这一场战败伤及了陈锦自恃名将的自尊，他发誓要厉兵秣马，一雪前耻。但要练就精兵强将，必须要有严酷的军纪。陈锦每日亲持长鞭督练，若有士卒出错，便是一顿猛鞭伺候。

　　陈锦麾下有个勤务兵叫库成栋，十分笨拙，频频出错，背上已被陈锦鞭笞地溃烂化脓。即便如此，陈锦仍没有半分留情。这将军大概是施虐成性了。

　　你把我当牲口，就休怪我不忠不义！

　　库成栋决心报复。他是负责照顾总督起居的人，要报复轻而易举。某晚，库成栋趁陈锦喝得烂醉，将其刺杀并斩首，然后带着首级连夜奔赴围城漳州的郑军。

　　敌军总督首级突至，郑军上下无不震惊，但郑成功却立刻下令捆了库成栋，训斥道：“区区勤务兵，竟敢因私仇杀害总督，此乃大逆不道！来人，将这大逆之徒斩首示众！”

　　库成栋满心以为有重赏，谁知会惹来杀身之祸，哭喊讨饶道：“国姓爷饶命！”

　　“还不给我拖下去！”郑成功厌恶道。

　　“饶命呀！”库成栋号啕大哭，拼命哀求道，“陈锦视我等性命如草芥，泉州士卒都想弃暗投明，只不过顾虑国姓爷的想法！若国姓爷能饶小的性命，泉州的士卒必会争相来投奔！到那时，国姓爷不废一兵一卒，便可得福建半壁！请三思，请三思！”

　　库成栋所言非虚，眼下漳州难攻不破，若清军争相投降，大势所趋之下，别说是漳州了，全福建都归顺也不足为奇。

　　郑成功心动了。他脑海里浮现出挚友林统云一脸担忧的神情。对方眼下身在琉球，若在身边，他必然会劝说自己：莫要意气用事，凡事须知权宜。

　　确实，饶眼前这家伙一命，于当下形势百利无害。然而郑成功最不喜“权宜”二字。比起“一时利益”，他更看重“万世公义”。他在南海偏僻小岛隐忍多年，到如今出征北伐，为的也是伸张大义，而非追名逐利。饶了这个杀主求荣的兵，无异于撕毁自己高举的公义大旗。

　　“饶不得！杀！”

　　言罢，郑成功不欲再纠结，起身甩头便走，根本不理会库成栋的惨叫。

　　翌年（1653）五月，流亡朝廷的国君永历帝派兵部主事万年英出使郑军，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明王朝几乎没有册封外臣为王的先例，但乱世不拘法则，若真有扶大厦之将倾的功臣，封之为王又有何妨？此时郑军之高层大多有爵位，例如，甘辉就是朝廷钦封的“崇明伯”。

　　除了郑成功的“延平王”，永历帝在去年还册封李定国为“西宁王”。

　　李定国虽是农民军出身，却为流亡朝廷的存续立下了汗马功劳，曾一度从清军手中夺回桂林。没有他李定国，便没有流亡朝廷，更没有永历帝。他比郑成功早一年封王是理所应当的。

　　厦门之战同年，随着舟山失陷，在此地建立流亡政权的鲁王只能逃亡厦门，求郑成功庇护。然而，郑成功一直以来只视桂王永历帝为隆武帝的正统继位人。寄人篱下的鲁王朱以海只能主动舍去“监国”之位。如此窝囊的覆灭形式，在明末数个亡命政权中算是独树一帜。

　　郑成功受封延平王的那一年，郑军多次进攻漳、泉二州，夺军粮数十万石，囤积于厦门岛。彼时，世间有“东南郑成功、西南李定国”的说法。纵然清王朝称霸了北方半壁，却仍然焦头烂额于这两股顽强的反抗势力。

　　“西南李定国”在清廷眼里只是癣疥之疾，迟早可将其铲除，但“东南郑成功”却是棘手的心腹之患。清军不擅水战，自然惧“海上雄师”郑军如洪水猛兽。

　　清廷对誓死抵抗的郑成功可谓是软硬并施，其父郑芝龙便是一切对策的关键所在。清廷将郑芝龙带到北京“款待”，并册封其“閤安侯”，妄图以此厚待拉拢其子郑成功。

　　郑芝龙也三番五次送家书给儿子，内容无外乎是劝降：而今天下大势已定，休要顽抗……

　　意思是说，先前天下动荡，局势不明，父子分道扬镳，各侍一主，无论鹿死谁手，都可确保郑家不倒。而如今大势已定，天下归清，自当审时度势，尽早归顺，方可争得清朝优待。

　　郑芝龙在家书中孜孜不倦地动之以父子之情、晓之以局势之理。不仅如此，清廷遣使入闽，向郑成功奉上招安之诚意——“靖海将军海澄公”的大印。清廷承诺，若郑成功愿归降，就册封其“海澄公”，并赠予泉、漳、惠、潮四州之统治权。

　　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郑成功先是命心腹李德随使者返京，而后轻描淡写地瞥了一眼公印，道：“他人作何选择，成功不管，但此等厚礼，成功谢绝。”

　　议和条件不仅仅针对郑成功，清廷还册封郑鸿达“奉化伯”、郑芝豹“左都督”等恩赏。郑成功嘴上说“不管”，但主帅都拒绝了，麾下将士还有谁敢领赏？须知郑军的团结一心，声名在外。

　　对此答复，李德当场跪地哭诉道：“国姓爷若一味拒绝，只怕会祸及身处京师的令尊！”

　　“清廷之厚恩，成功岂会不知？只不过我郑家深受明王室皇恩远胜于此。父亲会理解的。若换作他，必然也是一样的态度。”

　　就这样，清廷劝降郑成功以失败告终。

　　此次议和发生在二月，然而就在同年三月，郑成功便果断率兵突袭了福州、兴化、泉州等地，不仅是口头上，更在行动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入秋，郑军再次出兵“征饷”，单单是在铜山一地，郑军便“征”得了供给全军十月的粮食。同年十一月，郑军夜袭漳州，兵不血刃地夺下城池，清军守将、知县悉数投降。郑军在漳州府城征得白银一百零八万两，继而又在泉州各地征得七十余万两……郑成功的北伐准备便是这般大刀阔斧地向前迈进。

　　同年，林统云奔走于日本、琉球两地，为郑家操持海外贸易。途经长崎时，他不得不万分谨慎，因为这里熟人众多，稍有不慎，恐怕会暴露身份。停留长崎其间，他偶遇了朱舜水。

　　朱舜水是侍奉监国鲁王政权的文人，他身负密令，来往于中国与日本、安南之间。所谓“密令”，想必就是和林统云那般，操持贸易、筹措军资。

　　两人在长崎的驿馆谈话，朱舜水对林统云大倒苦水：“唉，郑家眼下如日中天，阁下的生意必然顺风顺水，不像敝人这般难办……”

　　鲁王政权立足在贫瘠的舟山群岛，既无沃土，又无战力，根本无法入手和日本交易的本钱。彼时的对日贸易以生丝为主，郑家虽不产生丝，却以“征饷”之名在各地掠取了无数生丝。林统云的职责便是将这些物资售予日本。

　　相较之下，舟山群岛是彻底的海上孤岛，鲁王政权在大陆早已没有属地，说得不留情面一些，便是居无定所的“漂流政权”。

　　走投无路之下，朱舜水想出了“三角贸易”的法子，即从安南收购生丝，再卖给日本赚差价。但如此一来筹码全掌握在他人手中，自然有难办的时候。

　　林统云对这位五十五岁的病弱文人心生同情，安慰道：“若有难处，阁下尽管提便是，晚辈自当鼎力相助。”

　　“生丝！事到如今，只有生丝能救我明廷！”朱舜水那垂老的眸子里透着决心。

　　数年后，朱舜水这个名字将响彻日本。此人先是为复兴明室，以带病之躯奔走于日本和安南；而后又随郑军北伐，最终定居长崎。晚年的他做了德川光圀[德川光圀（1628—1700），日本水户藩主。

　　]的门下幕僚，开创“水户学”，并在凑川神社的楠公碑上撰文。种种经历为他在日本赢得了很高的名望。

　　第七次东渡日本后，他便再没有返回中国，而此时和林统云相遇，是他第五次东渡日本。林统云将荷兰人的生丝供货渠道分享给了朱舜水。

　　与此同时，郑成功正如火如荼地准备北伐，无暇顾及**。朱舜水随林统云一道返回厦门，而后独自返回安南。他打算听从林统云的建议，去**闯一闯。

　　翌年（1655），郑成功正式将厦门的中左所改名为“思明”。

　　“统云，能否劳你去泉州‘无尘庵’探望程先生。”

　　林统云刚回到厦门，便受郑成功之托赶往泉州。程鸥波自去年秋天起身体每况愈下，而今已距大去之期不远。“无尘庵”地处沦陷区，国姓爷亲自潜入太过危险，故而只能托林统云代行探望。即便没有委托，林统云也必会走这一趟，程先生教导过他绘画，同样是他的恩师。

　　林统云谨慎地将头发重新剃成“半蓄辫”，来到泉州城北的无尘庵。程鸥波的病情比预想的还要重，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面对探访的弟子林统云，他一言不发，只是紧紧攥住对方的手，老泪纵横。半晌，他才耗尽浑身气力道：“托付予你，托付予你了……”

　　不必特意说清，林统云已能领会恩师之意，承诺道：“先生放心，林统云对天发誓，不会让令爱受半分委屈。”

　　得了爱徒的承诺，程鸥波那骨瘦嶙峋的手似乎又有了一分力道。守候在侧的淑媛听闻父亲的遗言，不由地哽咽了。

　　林统云抵达无尘庵的第十日，程鸥波离世。林统云将恩师的后事料理妥当，携淑媛一道返回厦门。服丧期满后，两人成婚。

　　同年年末，郑成功从清军手中夺回了鲁王的老地盘舟山群岛。这亦是北伐前必备的一环。郑军越是得势，来自**的“呼唤”便越发高涨。这些“呼唤”不仅来自**汉人的求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对贸易越发壮大的郑成功抛出了橄榄枝。

　　然而此刻的郑成功眼里只有北伐，**作为军资来源之一，并没有得到他的重视。

　　荷兰东印度公司眼下正处于两难之中，他们既盼望有更多的移居者渡台，来开垦荒地，又忌惮大陆的残兵趁机来此避难。巴达维亚方面不惜对**加以重兵把守。荷兰东印度公司想要的，只是任劳任怨的庶民。

　　就在郑成功苦攻漳州不下的那半年（1652），**爆发“郭怀一起义”，荷兰的文献称之为“怀一之乱”。

　　郭怀一曾是颜思齐麾下的干部，颜首领死后，他不愿屈居郑芝龙之下，便留在了**，团结当地民众，组建属于自己的势力。他不愿给郑芝龙效力，更无法忍受“红毛”的统治。

　　作为**当地的汉人豪强，郭坏一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往频繁，互有招待。某日，他在自家招待的宴席上忽然发难，当场刺杀了数名荷兰人，计划趁势夺取荷兰人的据点热兰遮城。然而他的弟弟贪生怕死，苦劝兄长停手不成，竟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告了密。

　　得知此突发状况，郭怀一不得不提前计划，率众攻入赤嵌城。由于己方仓促进攻，敌方早有戒备，这次起义以惨败告终，相关人等全部被杀。

　　郭怀一本就和郑家有嫌隙，此次起义又正巧撞上郑军围攻漳州，双方没能做到里应外合，不可谓不遗憾。荷兰的**总督费尔堡至此有了警觉，他提醒巴达维亚总部：国姓爷若在大陆受挫，必会觊觎**！

　　在郑家还没有对**表现出兴趣的时候，就能预测到这点，可见这费尔堡着实有远见。然而费尔堡很快便被调回了总部任职，卡萨接任总督。后本部又有调令，派揆一接任第十二任**总督。此人的登场，左右了郑成功乃至郑家集团的命运。

　　自厦门战败，至出征北伐，这七年里，郑家厉兵秣马、韬光养晦，就算有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也不过是点到即止的利益之争。

　　郑成功心怀北伐大志，他这七年里无时不刻不在鞭策自己，片刻不敢懈怠。

　　首先，郑军的军纪十分严酷。所谓军纪之下无亲疏，这一点从郑成功在厦门战败后处决郑芝莞这件事上便可看出。

　　其次是巩固统帅权威，若有人胆敢冒犯权威，哪怕此人功勋卓著，同样无法轻饶。郑家水师的“缔造者”施琅险些被杀，后开始逃亡，但家里人惨遭株，这个下场比一万条明文军纪更具震慑力。

　　再次是宣扬北伐之大义。北伐求大义而不求利益，故而郑成功狠心处决了带着清军将领前来投诚的勤务兵。这份对大义的坚定也深深烙印在了士卒们的心中。

　　郑军在这七年里的军事行动有胜有败，若败因是战略失误，主将则被问责处斩。1656年正月，郑军苏茂、黄梧于揭阳对战清朝的平南王尚可喜，大败而归。郑成功便狠心以用兵不慎的罪名处决了苏茂。

　　其实，苏茂还有一项罪名众人皆知，但无人敢点破，那便是他藏匿施琅，并助其逃亡。郑成功早就得知此事，只是苦于没有机会算账。

　　然而此举却将黄梧吓得投降了清军。黄梧本是郑芝龙旧部，先前已投降过一次清军，后回归郑成功麾下，而今又再次投清。

　　先前提过，清廷为劝降郑成功，打造了一枚“海澄公”的大印。郑成功拒降后，这印便没了用武之地，清廷索性将其赠给了投降的黄梧。

　　黄梧对郑军的了解不亚于施琅。为了报答清军的厚待，他献上了针对郑家水师的“平海策”。

　　郑成功自知资历尚浅，不足以统率二十万将士，故不得不强化主帅权威，施行严刑峻法。但此举却将施琅、黄梧这两名关键人物逼去了清军阵营，给后来郑家的没落埋下了致命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