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罗门统治结束（大约公元前９６０年在位）之后，分裂的以色列和犹太王国遭受重创，民众游离失所。当被俘的犹太人开始在巴比伦发展自己的传统的时候，另外一种左右人类精神的伟大力量——希腊传统也日益发展繁荣。当希伯来的先知们致力于在人类与永恒的、万能的真理之神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直接的道德关系的时候，希腊的哲学家们也在创造一种人类思维，即关于追求知识的新方法和新精神的思维。

　　我们已经知道，希腊民族原来是雅利安语系的一支，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他们就移居到爱琴海上的一些城市和岛屿上。埃及法老特多麦斯第一次在自己征服的幼发拉底河岸狩猎大象之前，他们可能就已经到了这里了。因为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只有大象而希腊只有狮子。

　　很有可能，诺索斯就是在希腊人入侵时被焚毁的。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希腊神话中虽然有关于米诺斯及其王宫（迷宫），以及克里特的能工巧匠的传说，但却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次胜利。

　　像大多数雅利安民族一样，这些希腊人也有歌手和游吟诗人，他们的表演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联系方式。这一民族在发展初期，还是野蛮部落的时候，就流传下来两部伟大的史诗。一部是《伊利亚特》，讲述的是希腊各部落的联盟如何包围、攻陷和掠夺位于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城的故事；另外一部是《奥德赛》，写的是希腊英明贤能的首领奥德赛从特洛伊返回自己国家时，在漫长旅途上的冒险故事。这两部史诗写于公元前８世纪至公元前７世纪之间，也就是在希腊人从比他们文明程度高的附近城邦学会了使用字母之后。但是，有些人认为那些史诗存在的时间比这要早得多。以前，人们一向认为天才的、双目失明的诗人荷马写就了这两部史诗，认为他像弥尔顿创作《失乐园》一样，是坐在那里写就这两部史诗的。至于古希腊是否真有荷马这个人，究竟是他创作了这些史诗，还是他只是把它们记录、整理并润色了原有的诗篇，一直都是博学之士喜欢争论的问题。当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为这些论争多费心思。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希腊人在公元前８世纪就已经拥有了属于他们的史诗。这些史诗为希腊各部落所共有，又成为希腊各部落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正是有了它，希腊各部落在抵御外部侵略时才能够形成团结合作的意识。事实上，希腊民族正是这样一些最初通过共同的语言，而后通过共同的文字联系在一起的同种民族的结合体。他们有着共同的品性和勇敢的性格。

　　从史诗中我们可以知道，那时的希腊还是一个没有铁、没有文字、也没有在城市居住的未开化民族，最初，他们似乎住在被他们破坏的爱琴人的城市废墟旁边的开放的村庄里，围绕着首领的大屋建造了许多小屋。后来他们才开始慢慢地修建城墙，并从被他们征服的民族那里学会了建造神庙。据说，原始文明的城市，大都是以部落神的祭坛为核心，渐渐向外发展，然后才修筑城墙的。然而希腊人的城市，却是先修城墙，而后才修建神庙的。之后，他们又开始从事贸易，输送移民。到公元前７世纪，在希腊的山谷和岛屿上，兴起了许多新城市，当然，这些城市与在他们之前兴起的爱琴文明和城市没有任何关系。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底比斯、萨摩斯和米利都是其中较重要的城市。黑海沿岸、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上已经有希腊人定居。意大利半岛的脚跟与脚趾部分被称为“大希腊”。马赛则是一个在古腓尼基人殖民地旧址上新修建起来的希腊城市。

　　在这一时期，地处大平原的国家或者有大河流，如幼发拉底河或尼罗河等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的国家，往往容易因为共同的统治而实现统一。例如埃及和苏美尔的一些城邦，都是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得到统一的。但是，不论是希腊还是“大希腊”，由于其境内崇山峻岭，希腊各部落散布在很多的岛屿或山谷中，因此各自的发展的趋势也不尽相同。因此，希腊人在历史上出现时，许多小城邦各自独立，没有任何相互联合的迹象，甚至他们的种族也各不相同。有些城邦中主要的居民是希腊系的爱奥尼亚人、伊奥利斯人或多利安人；有些城邦中的居民，是希腊人与前希腊的“地中海”族人的混血子孙；还有一些城邦，住着纯粹的希腊种系的自由民，他们把被征服者当作奴隶一样踩在脚下，比如斯巴达的奴隶“希洛人”。有些城邦，原有的雅利安统治者的家族联合形成了特权的贵族；另外一些地方则实施雅利安市民的民主政治。一些城邦有选举产生的国王，一些城邦的国王是世袭的；而另外一些城邦，则是由篡位的僭主或暴君实行统治。

　　这种地理状况使埃及各城邦彼此分裂、各自为政，同样也使得这些城邦保持着比较小的规模。即使是最大的城邦，与英格兰的许多州相比也要小得多，有没有人口超过３０万的城邦都值得怀疑，就算是超过５万人的城市都很少见。各城邦之间虽然有着利益和感情上的联系，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协同和结合。随着商业的繁荣，各城邦之间开始出现了同盟、联盟，还有一些小城邦开始寻求大城邦的保护。然而有两件事，终于把全体希腊人凝聚起来，形成一个情感上的共同体，那就是史诗和每四年在奥林匹亚举行一次的体育竞赛会。虽然这些并没有阻止各城邦之间的战争和争端，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城邦之间的战争暴行。有时，为了保护参加比赛的往来旅客，交战双方会签订休战协定。渐渐地，希腊各民族因为共同的传统而产生的共同情感与日俱增，参加奥林匹克体育赛事的城邦越来越多，到后来，不但希腊，而且与希腊有着亲缘关系的北方邻国埃比尔斯和马其顿的选手也被允许参加比赛。

　　希腊城邦的商业越来越发达，其重要性也不断增加。到了公元前７世纪至公元前６世纪，希腊文明的性质稳定地向前发展。希腊人的社会生活，在很多方面发生了与爱琴文明和大河流域文明有着较大差异的有趣的变化。他们虽然也有宏伟庄严的神庙，但祭司却不是伟大传统的化身。而在古代城市里，祭司是一切知识的宝库，一切思想的贮藏所。希腊人有自己的领袖和贵族，但是却不是被严密组织的朝廷所包围的准神圣君主。他们的政治组织多是贵族政体式的，这些贵族井井有条地处理着一切事物。即使他们所谓的“民主政治”，实际上也是贵族的民主。在那时，所有的市民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参加民主集会，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市民。希腊的民主政治，绝不像每个人都有参与投票的选举权的现代“民主”，民主只是给予了几百或几千市民，但同时，却剥夺了数以万计的奴隶和自由民参与公众事业的政治权利。希腊的大多数政事都操纵在有权势的人组成的团体手中。与埃及的法老克里特王、弥诺斯、美索不达米亚王皆由神圣的超人担任不同，他们的国王或君主或者是被选举出来的，或者是通过篡夺王位而上台的。可能是因为长时间与旧世界隔绝，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上，希腊都有着以往文明所没有的自由气氛，希腊人把个人主义——也就是在北方草原上过着漂泊流浪的游牧生活时的那种富有个性和进取性的精神——带入了城市。他们是历史上最早的、具有重要地位的共和主义者。

　　我们可以发现，当希腊人从野蛮的战乱状态脱离出来以后，他们的理智生活中渐渐显示出了一种新的趋势。我们还发现，不是祭司的普通市民也开始探究和记录知识、探求生命和存在的奥秘了。在此以前，这些事情仅仅是崇高的祭司的特权，或者就是帝王们独享的消遣。我们还发现，在公元前６世纪，可能就是以赛亚在巴比伦发表预言的时候，希腊就已经有像米利都的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等这样一些人，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是些有着独立精神的绅士。他们怀着对我们生存的世界的深刻怀疑，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来自何方，又将去往何处？他们排斥一切现成的、含糊其辞的答案。关于希腊人所提出的有关宇宙的一系列问题，稍后我们将详细讲述。这些在公元前７世纪开始引起人们注意的希腊学者，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哲学家，也就是最早的“爱智者”。

　　我们应该注意到，公元前６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多么重要的一个世纪！它的重要，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时期，那些希腊哲学家们开始探讨宇宙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以赛亚把犹太的预言发展到了顶峰；而且因为释迦牟尼开始在印度传教、孔子和老子在中国讲学。这些我们都将在以后的章节中提到。从雅典到太平洋，人类的精神开始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