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觉得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可以证明基督教思想起源于天国。我并非想加入这样的辩论，仅仅是想指出，大部分罗马人恶劣的生活环境是同最早期传教士的成功有着很大关联的，正如困窘的生活使得神学成功一样。

　　到现在我已向你们勾画出了罗马的一方面——士兵、政客以及企业富翁们的世界，这些幸运儿居住在拉特山山坡上、坎帕尼亚山峰峡谷里或者是那不勒斯海湾，过着文明幸福的生活。

　　不过他们仅仅代表了一个方面。

　　那种能让诗人欢呼太平盛世、在城郊数不清的贫民窟里，能激发演说家将奥克塔维安比作丘比特的繁荣景象，却是十分罕见的。

　　在一排排长得看不到尽头、昏暗惨淡的租赁屋里，拥挤不堪，臭气弥漫，劳苦的贫民在无休止的饥饿、流放以及痛苦之中生活。在他们看来，仅有一个朴实的木匠的故事才是真实可信的，他在大海对岸的小村庄居住着，辛勤的用自己的双手换来了每日的衣食所需；他热爱贫苦受辱的人，因此被贪得无厌、嗜血成性的敌人给杀害了。确实，困苦的罗马人对米思拉斯、爱西斯和艾蒂斯的大名都早有耳闻，不过这些神都死了，千百年前就已不在人世，人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依照千百年前就死了的人留下的传闻。

　　不过，约书亚，基督，也就是希腊传教士所谓的救世主，在不久前还活在世上。那时很多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在台比留皇帝掌权时期，要是谁偶尔去过**南部，说不定还听到过他的演说。

　　还有别的事例。曾经街角的面包匠与邻街的水果商贩在阿皮恩古道旁的昏暗小花园里，同一个叫彼得的人谈过话；前往过戈尔格塔山周边的渔夫也可能看到过先知被罗马当政者的士兵钉在十字架上。

　　要想理解基督教突然盛行的原因，我们就不得不记住这些。

　　正是由于亲身接触，即亲密无间的私人感情，让基督教得到了远高于别的教义的优越性。基督教的爱代表的是各国深受迫害、丧失权利的人们的心声，所以扩散到四面八方。基督的话是否同后人所用的词汇保持一致倒是无关要紧，奴隶们有耳朵有心，可以理解。他们在光辉未来的崇高诺言前颤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终于有人说出了使他们获得自由的话。

　　他们在世界的权势面前，不再显得卑微可恶了。

　　相反地，他们变成了受宠于慈父的孩子。

　　他们将继承世界的一切。

　　他们也要享受到一直住在萨姆尼别墅的别墅高院里趾高气扬的人也没法享受到的欢乐。

　　由此新信仰的力量便产生了。基督教是让普通人享有平等权利的第一个实在的宗教。

　　当然，我并非要将基督教说成是灵魂的感受——某种生活与思考的方式——我想说明的是，在充斥着腐朽的奴隶制国度里，这样的好消息必然会如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般燃起感情上的熊熊大火。不过历史除了个别情况外，对普通人的精神历险是不予记述的，无论是自由人或是奴隶的。倘若这些谦卑的人被分为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以及同盟，开始服从某个人统一的指挥，聚积起大量的财富来缴纳税款，被强制从军为征服别的民族而战，仅仅在这些时候，编年史家才会注意和重视他们。因而，即便对早期基督教会我们了解甚多，可对它的真正创始人的了解还是少之又少。这确实是憾事，这是因为在任何史籍里基督教早期的发展都不失之为最有趣的史实。

　　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基督教堂终于拔地而起，这是两个对立利益相结合的产物，有一方代表关爱仁慈理想的巅峰，是耶稣本人教授的，另一方则代表狭隘地方主义思想，在它这样的束缚之下，从一开始耶稣的同乡就同世界别的地方的人疏远了。

　　通俗一点来说，这种地方主义让罗马人的效率与朱迪亚人的专横跋扈融成一体，结果建立了抑制思想的恐怖统治，尽管行之有效，可情理难容。

　　为了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再一次回到保罗的年代与耶稣遇难后的五十年，牢牢把握这个事实：基督教产生于犹太教内部的变革之中，是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它从它诞生的那天开始，受到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王国的统治者。

　　基督在世时当政的帕里希人十分明白这点。他们当然非常害怕威胁着精神垄断的鼓动宣传，原因在于这种垄断仅仅是建立在野蛮武力的基础之上。为了让自己不被赶走，他们不得不惊慌失措地采取行动，在罗马当政者还没来得及干预的时候，便把敌人送上了绞刑架。

　　没有人会知道倘若当时基督不死，会采取怎样的行动。他遇害的时候信徒们还没有被组成一个教派，他也没有写下任何东西告知后人要如何做。

　　可是这却成了福音。

　　无文字规定和明了的条例规则，反而让信仰者能够自由地遵循耶稣精神并非教规文字了。倘若一本书将他们束缚了，很有可能他们会将全部精力致力于理论讨论上，沉迷于对句号冒号的研究之中。

　　当然，要是那样的话，则除了几个专业学者之外，就不再会有人对新信仰感兴趣了，基督教便会重蹈旧辙，同别的众多教派一样以煞费苦心的文字纲领开始，到后来以那些争论不休的理论家被警察扔到大街上而宣告结束。

　　在时隔三十个世纪后的今天，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破环我们能了解到，不过让人觉得惊讶的是，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同匈奴与哥德人的侵略一佯，罗马掌权者不采取行动镇压是为何？他们当然明白，正是那个东方预言家造成了家奴的动乱，女人们也喋喋不休地谈论天国之王很快就会重现，相当多的老人还正儿八经地预言地球将在一团火球中不复存在。

　　然而，这已不是第一次贫苦阶级为了某个宗教人物而发疯了，并且极有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倘若警方密切注视着动态，贫穷的狂热者便不可能打乱帝国的安宁。

　　警方确实戒备森严，可找不到诉诸武力的机会。新的宗教追随者从事事业的方式很值得让人推崇。他们并非推翻政府，刚开始时有几个奴隶还对上帝的父爱和人们彼此间的手足之情会终止主仆之间的旧式关系存有幻想，圣徒保罗连忙来解释说，他的王国看不见摸不着，尘世间的人最好对所有的一切都逆来顺受，以便在天国里能够获得好报。

　　同样，许多妻子对罗马法典规定的婚姻束缚表示不满，得出这样的结论，基督教与解放、男女平等是近义词，保罗再次跳出来，以一长串娓娓动听的语言恳请心爱的姐妹们不要走极端，以防传统的异教徒对教会心生疑虑，而且说服她们继续保持半奴隶的状态，并且自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之后，一直以来这都是女人的本分。全部的这些都体现了对法律的毕恭毕敬，很值得学习，所以执政者对基督教传教士随意往来不加以干涉，原因在于他们的说教最适合当政者的口味与期许。

　　可是，正如历史中通常出现的情况，相对于统治者来说，群众的宽容精神往往稍逊一筹。他们贫困潦倒，就算良知允许他们为积累财富而作出让步，他们也感受不到欣慰和满足。

　　由于数世纪以来古罗马的最下层人沉缅于胡乱豪饮与打架斗殴，都无一例外服从上述规律。最初他们从面容严肃的男男女女那儿获得低俗的快乐，那些男女聚精会神地倾听讲述有关耶稣像一般罪犯那样不光彩地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奇故事，这些人把为投掷石头泥土的流氓恶棍高声祈祷当做是自己的责任。

　　可是罗马传教士却没法对这样的新的发展趋势持超然的态度。

　　那个时候帝国的宗教是国教，这其中包括一些特定节日的盛大祭祀，人们要为此支付现钱，可是这些钱又装进了教堂首领的口袋。倘若数以万计的人对旧的圣地不予理睬，朝另一个不名一文的教堂奔走，教士的收入便会有很大的减少。这肯定不会顺他们的心，因而他们极力诽谤，辱骂不信奉传统神灵的异教徒违背了祖先的神，责令他们为外国的先知而进香。

　　城市里有另一阶层的人更加有理由憎恨基督教。他们是骗子，正如印度的瑜伽信奉者与爱西斯、艾什特、巴尔、西贝尔以及艾蒂斯神话的祭司长一般，日复一日地挥霍着轻信的罗马中产阶级的钱财，过着奢侈富足的生活。如果基督教是同他们竞争的组织，为自己提供的上天启示而收费，这样的话，巫师、看手相的人以及巫术师团伙是没有任何理由抱怨的。生意总归是生意，预言的行当让其他人干一些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是基督徒却作出了些该死的决定，竟然拒收报酬，还将自己的东西赠与别人，给饥饿者饭吃，将无家可归的人请到自己家里住，并且分文不收。他们做得实在大过分了，倘若没有私下的收入或还未被发现的财源，这是无法做到的。

　　此时的罗马已不是自由人民的城市，它是从帝国主义各地汇集而来的数以万计丧失财产的农民的暂时栖身之地。这些下层民众遵循着大部分人行为的秘密法则，对于有别于自己行为的人却相当反感，对无缘无故想过正派且有节制生活的人心怀戒备。常常喝上一杯酒、时不时还替别人埋单的好心人确实是佳邻善友；然而自命不凡、不想看科利西姆的斗兽表演、看到在凯西特兰山的街道上游街的一批批战俘而不欢呼的人，却被当成判逆，是公众的敌人。

　　公元**年，一场大火把罗马的贫民窟烧毁了，这是对基督徒进行首次有组织进攻的口实。

　　刚开始，有人讹传说，是喝得大醉的尼禄皇帝奇思妙想，下令在首都放火，把贫民窟烧掉，以便依照他的计划重建城市。不过大家都很清楚。这场火是犹太人与基督徒放的，这是因为他们经常谈论天国是大火球降临，将邪恶的世界化为灰烬。

　　一旦这种说法开始便很快引起了反响。有个老妇人听到了基督徒同死人的谈话，另一个人得知他们将小孩拐骗，割断了喉咙将血涂在古怪的上帝祭坛上。当然，这些卑鄙勾当没有人亲眼所见，可这是由于基督徒太狡猾的缘故，已经用钱把警察收买了。他们这次被当场抓住了，不得不为所犯下的罪恶行径受到惩处。

　　我们没法取证有多少虔诚的教徒被私刑处死，可能保罗与彼得也是受害者，因为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听到过他们的名字了。

　　不用说，这场民众性的可怕大发泄没有任何收获。牺牲者在厄运来临之际所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的态度是对新信仰以及死去的基督徒的最好宣传。死了一个基督徒，却有十多个异教徒前赴后继地顶替了他的位置。在他短暂无用的一生中，尼禄做了一件唯一体面的事（这是在公元六八年自杀）以后，基督徒立即重归故里，一切又依旧如初了。

　　这个时候的罗马执政者有了一个很大发现，他们开始对基督徒与犹太人完全一样持怀疑态度了。

　　对于他们的错误我们也很难去责怪，近百年来的历史研究日渐明了地表明，其实犹太人集会堂是一个信息中转站，通过它，新信仰被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了。

　　应该还记得，耶稣本生就是犹太人，他对祖先制定的古老律法不打折扣的遵循着，仅对犹太听众进行演讲。他只一次离开过故土相当短的一段时间，然而他给自己制定的使命却是同犹太人一起完成的，而他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人。罗马人从他的话语中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能够感受到基督教同犹太教的差别。

　　事实上耶稣极力做到的是下面这件事：他已十分明了地看到祖先教堂里所隐藏的弊病陋习，对此他也曾大声提出过抗议，而且有效地进行过斗争。不过他为其奋斗的仅仅是内部的改革，会成为一门新宗教的创始人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倘若当时有人将这件事提出来，他还会觉得可笑之极。可是，正如在他前后的改革者一样，他慢慢地陷入了没法再调和的境遇。他的过早死亡反而解救了他，使他摆脱了路德和别的许多改革者的命运，免遭迫害。那些人原本不过是想在“内部”做些好事，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为组织“外部”一个新团体的领头羊，以致于茫然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在耶稣死后的很多年里，基督教（当时这个名字还未形成）只不过是某一犹太小教派，仅仅在耶路撒冷、朱迪亚村和以及里利村有几个教徒，没有跨出**省一步。

　　最先发现这个新教义或许能成为世界范围的宗教是拥有犹太血统的正式罗马公民盖尤斯。他的饱经灾难的故事告诉了我们犹太基督教是如何强烈反对普通宗教的。他们只希望它在本国享有统治地位，只同意本族人加入。他们对一视同仁地向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弘扬灵魂拯救的人充满痛恨。在保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之时，假如没有罗马护照，他肯定会被怒火中烧的同乡给打死，重蹈耶稣的覆辙。

　　然而，分派了半个营的罗马士兵保护保罗的安全，把他带到某个港口城市，坐船回罗马参加从未发生过的著名审判，确实是相当有必要的。

　　在保罗死后没过几年，他一生总是担心而又不断预言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

　　罗马人将耶路撒冷摧毁了，在曾经耶和华庙的所在地建造起丘比特的新庙。城市的名字被改为爱利亚首都，朱迪亚也成为了**巴勒斯坦的罗马省份的一部分。而当地居民，不是被杀就是被驱逐出去，在废墟附近方圆数英里内，不允许有人居住。

　　这座圣城给犹太基督徒带来的灾难，目前终于化为泡影。从此以后的几百年里，在朱迪亚内地的小村子里会发现一些举止怪异的人，他们以“穷人”自称，很有耐心地终日祷告等待就要到来的世界末日。他们是耶路撒冷老犹太基督徒的遗孤。在十五、六世纪的书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们的情况，他们远离文明世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怪诞教义体系，将对门徒保罗的仇恨作为中心地位。到了差不多七世纪，我们便再没有发现这些自称拿撒勒人的踪影了。他们被伊斯兰教的胜利者斩草除根了。可是，虽然他们可以再苟延残喘几百年，也不能让历史倒退。

　　东西南北都被罗马集于麾下，统一成了一个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使世界为接受一个统一宗教提供了条件。基督教不但简单而且实用，教徒能够直接同上帝对话，注定会成功，而犹太教、米思拉斯教和一切别的参加竞争的教旨势必要没落。可不幸的是，新信仰那些不良习性没有摈弃掉，很显然它们是同宗旨背道而驰的。

　　一叶扁舟载着保罗与巴纳巴斯从亚洲来到欧洲，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与仁慈。

　　然而另一个家伙也悄悄溜上了船。

　　它戴着圣洁高贵的面纱。

　　可面纱下掩盖的嘴脸却是残忍与仇恨的。

　　它的名字是：宗教的专横跋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