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颗衰老、不幸的心灵中，信仰和痛苦使其绽放出最纯洁的花朵，这也是神圣的仁慈之心。

　　米开朗基罗，被他的仇敌们指责为吝啬鬼的人，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停止向那些认识的或不认识的落难人施恩惠。他不仅对父亲、家里的仆人们始终恩爱有加。父亲去世后，原来照顾父亲的一个叫莫娜·玛格丽塔的老女佣，便由米开朗基罗收留，而当她去世时，米开朗基罗说，她的死“比他死了亲姐妹还要伤心”。他还对一个普通的木匠爱护备至。这个木匠曾在西斯廷教堂制造脚手架，当他女儿出嫁时，米开朗基罗为其女儿置办了嫁妆……他还常常周济身边的穷苦人，特别是一些卑微、害羞的穷苦大众。有时他会叫上自己的侄子侄女，同他一起施行善举，培养他们这方面的感情，让他们代替自己去做这些事，而又不表明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不希望受恩惠的人知晓他的仁慈。[1547年8月，在他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你写信说为了上帝的爱，你愿意给那个女人四个金币。我为你的这种做法感到欣慰。”1549年3月29日的信中，这样说道：“注意，你应该把钱奉献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是为了友情，而是为了对上帝的爱……不要提钱是哪来的。”

　　]“他喜欢行善却从不炫耀。”源自一种温柔细腻的情感，使他想到了那些贫苦的女孩子，他想尽一切办法暗中为她们置办嫁妆，让她们能够婚配或者进入修道院。

　　“想办法了解那些有女儿欲出嫁，或要把女孩子送到修道院去急需用钱的穷人们，”米开朗基罗写信给他侄子时这样说，（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指的是那些没钱又羞于启齿向别人借钱的人。）“将我寄给你的钱送给他们。记住，一定要悄悄地送过去，但千万搞清楚情况，不要上当受骗……”（1547年8月写给里昂那多的信）

　　之后，他又写道：

　　“如果你还认识一些急需用钱的高贵的市民，也要马上通知我，尤其是家中有女待嫁的。我若能为他做点事情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我的灵魂也会得到救赎的。”（1550年12月20日写给里昂那多的信）

　　死亡

　　“期盼了许久，却姗姗来迟的死神终于降临了。”

　　僧侣般的生活虽然使米开朗基罗有个结实的身体，但没能使他避免病魔的侵蚀。从1544至1546年，他前后两次患上恶性疟疾，而且始终没有完全治愈，同时，他又患有结石、痛风等各种各样的病症，他被彻底击垮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晚年时期写的一首苦中作乐的诗中，感受到他那被种种残疾折磨的可怜的躯体以及痛苦：

　　“我孤零零、悲惨地活着，就像包裹在树皮中的髓质……现在，我的声音犹如困在骨瘦如柴的躯体中的胡蜂，发出嗡嗡的声音，我的牙齿像琴键一般开始松动，我的脸像稻草人一样干枯，我的耳朵也总是嗡嗡嗡地响个不停：一只蜘蛛在一个耳朵中结网，另一只耳朵里住着一只蟋蟀，整夜叫……卡他性炎症让我常常喘粗气，彻夜难眠……带给我荣耀的艺术竟然将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可怜的老朽，假如死神不能及时救我，那么我就会被歼灭……疲劳会把我肢解、撕裂、压碎，等待着我的是死亡……”[出自米开朗基罗《诗集》卷81。

　　]

　　1555年，他在写给万塞里耳的信中提道：“亲爱的乔治安，您竟然能够从我的字迹中，看出我已到了年终岁末了……”

　　1560年春，万塞里耳去探望他，见他已经极其虚弱了。此时的米开朗基罗几乎无法出门，睡眠也不好，有时整夜都不能入睡。种种迹象表明，他将不久于人世。越衰老，他就变得越多愁善感，不轻易就流泪。

　　“我去看望了我们这位伟大的米开朗基罗，”万塞里耳写道，“他没想到我会去看他，所以，见到我时，他激动不已，就像一位找回丢失的儿子的父亲一般。他用双臂围着我的脖子，一边吻我，一边高兴得流眼泪。”

　　然而，他并没有丧失清明的神志，并且精力旺盛。万塞里耳这次去看他时，他拉着万塞里耳的手，针对艺术方面的各种问题和他聊了很久，而且还对万塞里耳的创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并陪他骑马一起到圣彼得大教堂走了走。

　　1561年8月，米开朗基罗突然病倒了。当时他光着脚连续画了三小时的画，忽然感到一阵疼痛，瞬间倒在地上，开始抽搐。他的仆人安德尼尔最先发现，看他的情况不是很好便喊来其他人。坎瓦尼里、班迪尼和卡尔卡尼闻讯赶紧跑过来。等他们到来时，他已经苏醒了。可没过几天，他又骑上马出门了，继续做他那皮亚门的图稿。

　　米开朗基罗是个古怪的老人，他不允许别人以任何借口照料他。当他的那些朋友们得知米开朗基罗孤零零地承受着病魔的袭击，而他的仆人们又总是大大咧咧、漫不经心时，他们感到十分心痛。

　　他的侄子里昂那多曾经想来罗马探望他，看看他的身体怎么样，竟招到他的一顿臭骂，所以，此刻，侄子即便是为了他叔父的健康问题也不敢贸然赶过来。1563年7月，里昂那多托朋友达尼安·德·沃尔泰尔捎个口信，问问叔父是否同意他去探望，而且，为了不使生性多疑的米开朗基罗怀疑他另有目的，特意补充一句，让沃尔泰尔告诉米开朗基罗自己的生意挺好，生活很富裕，什么都不需要了。精明的老人也让人转告侄子说，既然生活得这么好，他感到很欣慰高兴，他决定将剩下的钱都分给那些贫穷的人。

　　过了一个月，里昂那多很不甘心，便又托人向叔父表达他对其身体及仆人们的担心。这一次，米开朗基罗给他回了封怒气冲冲的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位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在临死前六个月，是多么的充满活力：

　　“从你的信上可以确定一点，你一定是听信了那些无法把我的东西盗走，又不能随意摆布我的那些坏蛋的谗言。他们因为不能把我怎么样，所以就给你写了封信，编出了这么一大堆谎话。这都是渣滓，可你却这么愚蠢。对于我的事情，你怎么会相信他们，好像我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去他们的吧。他们这些人到处惹是生非，就知道妒忌别人，他们就是无赖。在信中，你说我的那些仆人们对我漠不关心，可我要告诉你，他们对我真是再忠实不过了，万事不用我操心，而且非常尊敬我。你还提到你担心我的东西被人偷窃，告诉你，我家里的人都值得我信任，我相信他们。我认为你还是关心你自己吧，不必担心我的事。必要时我会自卫，而且我不是小孩子。你自己多保重吧！”

　　事实上，关心米开朗基罗遗产的不止里昂那多一个。可以说，整个意大利都是米开朗基罗的继承人，尤其是托斯卡纳公爵和教皇，他们时刻惦记着圣·洛朗和圣彼得的建筑图稿和素描，不让它们丢失。1563年6月，在万塞里耳的建议下，科斯梅公爵命其大使阿韦拉尔多·塞里斯托里密奏教皇：因为他的身体在每况愈下，需要密切监视米开朗基罗的仆人们，以及经常到他那去的人。在突然逝世的情况下，应该马上对他所有财产进行登记入册，其中包括素描、图稿、文件、金钱等，并且密切加紧防范，不要让人乘机浑水摸鱼。为此，教皇下达了一些措施。当然，大家都十分小心地进行着，没有让米开朗基罗有丝毫觉察。

　　其实，这些防范措施并不是多余的。

　　因为关键时刻就要到了。

　　米开朗基罗生平中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563年12月28日。这一年，他几乎没怎么自己写字，大多是口述或签字。达尼安·德·沃尔泰尔是他的通信员。

　　他的一生都在工作。1564年2月12日，他站在《哀悼基督》前工作了一整天。14日，他便发烧了。蒂贝里奥·卡尔卡尼闻讯马上赶了过来，但当时米开朗基罗并没在家，而且外面还下着雨。他竟然跑到乡间去散步了。当他回来时，卡尔卡尼说他这样做很不应该，外面下着雨怎么能往外跑？

　　“没有办法啊，”米开朗基罗回答，“我虽然病了，但到哪里我都得不到休息。”

　　他的言语开始混乱，目光、脸色的转变让卡尔卡尼感到十分不安。“虽然不会马上怎么样，”卡尔卡尼在给里昂那多的信中说，“但我非常担心马上就要到来的结局。”

　　就在这一天，米开朗基罗让人把达尼安·德·沃尔泰尔请来，待在自己身旁。达尼安还请来了医生费德里艾·多纳蒂。2月15日，按照米开朗基罗的吩咐，达尼安给里昂那多写了封信，告诉他可以来看望米开朗基罗，“但路不好走，要多加小心”。

　　达尼安在信中又补充了几句：

　　“刚过八点，我从他身边离开。当时他神志清醒，情绪稳定，只是身子继续忍受着麻痹的苦。他浑身都感到不适。下午三四点时，他要求骑马外出——以往每逢晴天，他都习惯性地这样做。但今天气温很低，而且他还头疼、两腿乏力，所以马没骑成。从外面回来后，他便坐在炉架旁的安乐椅里。他喜欢坐在安乐椅里超过躺在床上。”

　　守护在他身旁的，是忠实的坎瓦尼里。

　　直到逝世的大前天，米开朗基罗才同意躺回到床上。在朋友及仆人们的围绕下，神志清楚的他用口授的方式，宣布了他的遗嘱。他把“灵魂奉献给上帝，将自己的躯壳归还于大地”。他要求“至少死后能够回到”自己热爱的佛罗伦萨。之后，他便“从害怕的暴风雨回到甜美的宁静之中”。（《诗集》152）

　　二月的某个星期五下午，五点左右。暮色降临……“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也是迈进平和天国的第一天！……”

　　终于，他安息了。他达到了自己一直向往的目标：超越时间。

　　“幸福的灵魂，对于他，时间将不再流逝！”（《诗集》59）

　　这便是他那神圣痛苦的一生

　　就在这个悲剧故事即将结束时，我的心中反而有一种顾虑，这让我感到很痛苦。我自问，在给那些痛苦的人列举一些能支撑住他们的痛苦的同伴时，我是否将这些人的痛苦也强加给了那些人；我是不是应该像其他人那样，只表现出英雄们的英雄主义，而将他们心中的忧伤用薄薄的面纱掩盖掉？

　　——然而，不！不行！这是事情！我从未向我的朋友许诺，用谎言骗取幸福；我也没有立下誓言会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拥有幸福。我只是许诺，带给他们真情实况，哪怕需要牺牲幸福也在所不惜；我承诺为我的朋友呈现壮美的真实，永恒的灵魂。它的气息是淡漠的，但却清纯无比：让我们柔弱的心沐浴其中吧。

　　伟大的灵魂就像崇山峻岭。无论风雨如何吹打它，云翳将它遮住，但你在那儿要比在其他地方更呼吸顺畅、清爽。那里清新的空气可以洗涤心灵中的所有污秽；而当云开雾散时，它便能俯视人类。

　　米开朗基罗就是这样一座高大的山峰，高高地矗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远远望去，我们不难望见其巍峨的身影，消失在无垠的天空。

　　我不认为普通人可以在山峰上生活。但是，他们可以一年一度登到高处顶礼朝拜。在那里，他们能够吐故纳新，更新血管中的血液；在那里，他们会感到自己渐渐永恒。之后，当他们重新回到人生的平原上来时，心中已经充满了面对日常战斗的勇气。

　　罗曼·罗兰

　　附录二

　　托尔斯泰传

　　序言

　　此次第十一版的发行，正值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的时节，因此，在本书的内容上进行了修改润色，并增加了托尔斯泰自1910年起陆续发表的一些信件，同时，作者还增加了整整一章的篇幅，用来叙述托尔斯泰同亚洲各国——中国、日本、印度以及伊斯兰等国家——思想家们的关系。他与甘地的关系尤为重要。在托尔斯泰逝世前一个月写的一封信，也被作者全文收录于本书之中。托尔斯泰在信中绘制了“不抵抗主义”的整个计划，而从这项计划中，印度圣雄甘地获得了巨大的力量。

　　罗曼·罗兰

　　1928年8月

　　一

　　一百年前，俄罗斯大地上闪烁着一位伟大的灵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他是照耀我们青年时代最纯、最真的光芒，他是一颗抚慰人心的巨星。即便是在19世纪末阴霾浓重的日暮黄昏，他的目光都时刻吸引着、安抚着我们的心。

　　在法国，大部分人认为托尔斯泰远不单单是受人爱戴的艺术家，他还是人们的一位朋友，一位最好的朋友，其中一些人还认为，他是欧洲所有艺术领域中唯一真正的朋友——在缅怀这神圣的灵魂的同时，我愿对他表达我的感激和敬爱之情。

　　学习托尔斯泰思想理论的那段时间，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那是1886年。俄罗斯艺术在经过几年的默默萌芽后，终于在法兰西大地上绽放出了鲜艳的花朵。当时国内各大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版发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的译本。1885至1887年，巴黎先后出版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童年与少年》《波利库什卡》《伊万·伊里奇之死》，以及高加索的优秀短篇小说和通俗短篇小说。在几个月、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面前就呈现出大量、完整的伟大人生的作品，它们反映着一个民族，描绘了一个新的世界。

　　那时，我刚进入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我和同学们之间存在意见上的分歧。因为在我们的小团体中，会聚着有现实主义、嘲讽的思想者，例如哲学家乔治·杜马[乔治·杜马，法国医生、心理学家。

　　]；还有积极追求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例如苏亚雷斯[苏亚雷斯，法国作家，曾著有《人就是这样的》。

　　]；另外还有忠诚的古典传统者；有司汤达信奉者和瓦格纳尊崇者；有无神论者和神秘主义者。所以我们之间常常争吵不休，意见相左。但仅在几个月之后，因为对托尔斯泰的喜爱，使我们大家又聚在了一起。

　　我们喜欢托尔斯泰的理由各不相同，因为每个人都在其中找回了自我。然而，对于大家来说，这是人生的一种启迪，是一扇敞开着通向广袤宇宙的门。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外省，来自欧洲边陲的伟大声音唤起了人们的同情，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好感。

　　记得有一次，在我的家乡尼奈韦尔，我就听到一些有产者异常激动地谈论《伊万·伊里奇之死》，而这些人却从未关心过艺术，并且从不看书。

　　我曾翻阅一些卓越的评论家的文章，从中发现一种观点，说托尔斯泰的思想精髓其实是源自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和维克多·雨果。我们暂且不说托尔斯泰是受到了乔治·桑——他是不接受她的思想的——的影响的说法不可信，也不必否认让·雅克·卢梭和司汤达对他没有丝毫影响，但是如果对托尔斯泰的伟大和魅力是源自他的思想有所怀疑，那么这种做法是很不好的。

　　艺术所赖以活跃的思想是有限的。艺术的力度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如何去表现它，怎样在艺术家的独特之中，在其特殊的生命气息中，将个人特色表达出来。

　　不管托尔斯泰的思想精髓是不是受过外界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在欧洲，我们从未听到过与其相似的声音在回荡。当我们听到这种心灵的乐声时所感到的激动、震颤，除了这种说法外，还有什么解释呢？这种心灵的乐声是我们翘首企盼的，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流行的说法在我们的情感中并不存在。

　　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是在读过托尔斯泰的著作后，才知道欧仁·米尔希奥·德·沃居埃的那本《俄国小说论》；与我们相比，他对托尔斯泰的赞美简直逊色得多。

　　沃居埃先生对于作品的评论，主要是以文学家的角度来看。而对于我们来说，单单赞赏作品是不够的：我们置身于作品之中，将它视为我们的。

　　由于他那激情澎湃的生命，青春活泼的心，他是我们的。由于他带有嘲讽式的醒悟，冷峻深刻的洞察力，以及与死亡的纠缠，他是我们的。由于他的博爱和对人类和平相处的梦想，以及他对文明谎言的深恶痛绝，他是我们的。因为他的现实主义、神秘主义，他是我们的。因为他的大自然气息，对于无形之力的感受，对无限的眩惑，他是我们的。

　　这些作品，对于我们来说，犹如《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的同时代人，受到了同样的影响：它们是我们强与弱、希望与恐惧的明镜。

　　我们没有丝毫的意愿去调和一切的矛盾，也不愿意把这颗反映宇宙复杂的心灵纳入狭隘的宗教或政治的范畴之中。我们不会像布尔热[保罗·布尔热，法国小说家、评论家。代表作《弟子》。

　　]那样，在托尔斯泰刚去世的第二天，就把这位创作了《战争与和平》的荷马式诗人划定到党派的狭隘观点加以批评，仿佛我们匆忙拼凑成的小集团瞬间成为了衡量一位天才的标尺！……托尔斯泰是否和我同属一个党派，关我什么事呢！难道我必须在搞清楚但丁和莎士比亚都属于哪个党哪个派之后，再去呼吸他们的气息和接受他们的理论观点吗？

　　我们坚决不会像今天的批评家们那样，认为“存在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转变前的，另一个是转变后的；一个好，一个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托尔斯泰只有一个，我们喜欢他，尊敬他。因为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在如此这般的心灵中，一切都有立场，一切都相互关联。

　　二

　　我们以前一直没有解释而从本质上有所感受的东西，今天应该用我们的理智来证实了。对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做，因为长久的生命已经到达终点，并在大家眼前展现，没有丝毫隐蔽，变成了思想天际的太阳。让我们最先感到震惊的是，自始至终，托尔斯泰的为人依然如故，尽管有人总想要用藩篱将它一段段地截开，给他设置障碍，尽管托尔斯泰本人是个激情满怀之人，当他爱时、相信时，总以为是自己第一次在爱，第一次在相信，并且认为这才是他人生的开始。开始，重新开始。同样的危机、挣扎，不知在他身上发生过多少次！我们无法谈论他的思想，因为它从来就不是统一的，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各种因素都顽固地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它们时而是同盟，时而又相互敌对，但敌对的情况相对较多。在托尔斯泰的心中和思想上，统一从未存在过，而它仅仅存在于他内心激情的斗争中，存在于他的艺术和生命的悲之剧中。

　　可以说，艺术和生命是统一的。就作品同生命之间的关系而言，任何人都不像托尔斯泰那样，联络得如此密切。他的作品常具有一种自传的特点。从他二十五岁起，他的作品就让我们一步一步紧跟着他那冒险生涯的各个经历。

　　从二十岁之前，直到去世，他所写的《日记》[对于托尔斯泰的日记，除了中间1865—1878年之间有一段相当长的中断外，可以说是比较完整的。

　　]，以及他提供给彼得什科夫[彼得什科夫为托尔斯泰做了传记，并收集、编辑、注释了其《生活与作品》《回忆录》《书信集》《日记选》《传记资料汇编》等，而且这些作品还是托尔斯泰本人校订的。彼得什科夫将这些手稿译成法文，出版问世。

　　]先生的笔记，增进了我们对他的了解，不仅使我们能够逐日地了解到托尔斯泰意识的变化，还能再现其天才赖以生根的世界，以及他带给启发的人。

　　托尔斯泰为世人留下了一份丰富的遗产。而他的家族也是十分高贵、古老的双重家族（具体说是托尔斯泰和沃尔康斯基两姓家族），可自豪地追溯到留里克[留里克，公元九世纪，俄罗斯帝国的奠基人。据说留里克之子就是伊戈尔王。

　　]，家谱中有承侍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公元十八世纪俄国沙皇。他是一位以雄才大略、文武兼备著称的沙皇。

　　]的重臣，有七年战争[这里指的是自1756—1763年发生在欧洲、美洲、印度以及海上的一次争夺殖民地和商业霸权的战争。

　　]的几位将军，有拿破仑战役的英雄，有十二月党人，以及政治流放犯。托尔斯泰创作的《战争与和平》中的几个特殊人物，都暗示着他对家族的回忆。例如书中的老亲王沃尔康斯基就是他的外祖父——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伏尔泰式专制贵族的代表；尼古拉·格雷艾里维奇·沃尔康斯基这一个人物，是以他母亲的一位堂兄弟为原型。此人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受了重伤，被人从拿破仑眼前像救埃尔特里亲王一样，从战场上救了回来。他的父亲，与尼古拉·洛斯托夫斯基[尼古拉·洛斯托夫斯基也参加了拿破仑的那些战役。后来在1814—1815年被关押在法国。

　　]有许多相似之处；他的母亲像那个温婉的丑妇人玛丽亚公主一般，生着美丽的眼睛，却有一张丑陋的相貌，而她仁慈的光芒照耀着《战争与和平》。

　　其实，托尔斯泰不是很了解自己的父母。所以我们知道，《童年》和《少年》中那些动人的叙述大多缺少真实性。当他不满两周岁时，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因此，他只是根据小尼古拉·伊尔捷涅耶夫的含泪讲述中回忆着母亲那张慈祥的面孔和灿烂的笑，在她的周围洒满了欢乐……

　　“唉！假如在那些艰难的岁月中，我可以窥见这般微笑的话，我将不知烦愁是何物……”（《童年》第二章）

　　毫无疑问，母亲将自己的坦率无邪，对于舆论的不屑一顾，以及她编造故事的绝妙天赋都遗传给了他。

　　对于父亲，他还是留有一些回忆的。父亲是个和蔼可亲、诙谐幽默的人，但眼神中常带有一丝忧伤。父亲在自己的庄园里过着一种独立、平淡的生活。在托尔斯泰九岁时，父亲也永远地离开了他。父亲的死令托尔斯泰“第一次了解到悲苦的现实，使他幼小的心灵充满了沮丧与绝望”。这是儿童与恐怖幽灵的首次相遇，而他要用一生中的一部分时间用来与它搏斗，另一部分用来它改变它、赞扬它……这种悲痛体现在《童年》的最后几章中，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痕。在这本书中，他把那些回忆都用在叙述母亲的死和安葬的情景中了。

　　1828年8月28日，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莫斯科南部地区，距离图拉镇十几公里的一个小村庄。是俄罗斯最具民族色彩的一个地区。当地均是俄罗斯人。

　　]的一座古宅中，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全名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出生了。在世的八十二年里，他始终住在这里，没有离开。家中一共有五个孩子，最小的孩子是个女孩，名叫玛丽亚，后来当了修女（托尔斯泰临死前，逃出了自己的家离开了家人，就是躲到她那儿去了）。其他三个男孩分别是：谢尔盖，是个漂亮但有些自私的人，“他的真诚已经达到了我从未见过的高度”。德米特里，一个热情专注的大学生。进入大学后，他疯狂地致力于宗教事业，提倡斋戒节食，常常探访穷人，接济残疾人。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而放浪形骸，随后又懊悔不迭，为一个与他相好的**赎身，并与之同居，二十九岁时因患肺痨而逝世[《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兄弟，便是以他为原型刻画的。

　　]。大哥尼古拉，是几个兄弟中最受爱戴的一个，他也继承了母亲身上那种编故事、讲故事的才能，为人风趣幽默，感情细腻，但有些腼腆，后来当上军官，被派遣到高加索执行任务。在那儿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但内心却充满了对基督徒的温情。他也经常深入穷人群体，奉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屠格涅夫在谈到他时，曾说道：“在生活中，他一直很谦恭，不像其弟列夫那样，只停留在理论上的探讨。”

　　在这几个可怜的孤儿身边，有两位心地善良的女人始终照顾着他们。其中一位是坦安吉娜姑妈[此人只是他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她曾与托尔斯泰的父亲有过一段爱恋，但后来，她悄然退出了。在《战争与和平》中，梭尼亚这个人物形象同她比较像。

　　]。托尔斯泰说，“坦安吉娜姑妈身上有两种好品德：镇静和爱”。她一辈子都在向人们奉献爱，一直是舍己为人……

　　“她让我知道了，爱是精神上的一种快乐……”

　　另一位是阿历山丹娜姑妈，她也是一个永远为别人服务，而又不求回报的人。她不雇用仆人，最喜欢的消遣就是阅读《圣徒行传》，以及同一些朝圣者、天真无邪的人聊天。在她家中寄居着好几位无邪的男女。其中有一位朝圣者老妪，会唱赞美诗，后来还成为了托尔斯泰妹妹的教母。另一位朝圣者名叫克里斯娃，是个只知道祈祷和掉眼泪的人……

　　“噢，伟大的朝圣者克里斯娃！你有如此坚定的信仰，以致你可以感觉到自己正走近上帝；你有那么炽热的爱，以致从你嘴里流露出来的言语，都不再受你的理智所驾驭。为了能够更好地赞颂上帝的庄严，当你找不到美丽的辞藻时，你竟会满面泪痕地匍匐在地上！……”（《童年》第七章）

　　所有这些卑微的心灵对于处在成长期的托尔斯泰来说，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晚年的托尔斯泰似乎已经显现和形成了这些卑微的灵魂。他们的祈祷与爱，在托尔斯泰孩提时的精神世界里播下了信仰的种子，而老年时的托尔斯泰看到了它们的成熟。

　　除了这位天真的朝圣者克里斯娃外，在《童年》里，托尔斯泰并没有提到其他在其心灵成长过程中，给予影响、帮助的那么卑微的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那本书，感受到这颗童心，“这颗纯洁、仁慈，犹如一道闪亮的光芒，永远看得到别人优秀的品性”，这颗无比温柔的心！当他幸福时，他想到的却是他知道的那个唯一不幸的人，他为之哭泣，更愿为其献出爱心。他会搂着一匹老马，请求它原谅自己，是他让它受苦了。因为向别人奉献爱，令他感到幸福，即便别人并不爱他。此刻，人们已经窥见他正在萌芽的天赋：他有丰富的想象力，常因自己所想象的故事而哭泣；他全年无休的头脑总是在思考着人们的想法；他具有早熟的观察和记忆力；他那敏锐的目光，能够透过出席丧礼的人的面容，知晓他们是真伤心还是假装悲痛。他说，在他五岁时，他便感受到“人生在世并非一种享乐，而是一种特别沉重的劳作”。

　　幸运的是，他忘记了这种想法。此时，他已经沉浸在俄罗斯民间故事、具有奇妙色彩的神话传说和《圣经》故事之中。特别是《圣经》里约瑟那高贵的历史，在他晚年时，仍将它看作是自己艺术上的楷模。还有《一千零一夜》，是他每天晚上，听一个坐在祖母家窗台上的盲人，为他娓娓讲述的。

　　三

　　1842至1847年，托尔斯泰就读于喀山地区的一所学校。当时他的成绩平平。别人在谈论他的那三位兄弟时，都会说：“谢尔盖想学习也能学得好；德米特里想学习却学不好。托尔斯泰不想学习也学不好。”

　　他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称作是“荒漠时期”。荒凉的沙漠，刮起阵阵强劲凶猛的风。对于这一时期，在其创作的《少年》，特别是《青年》中，有许多丰富、亲切的内心独白。他是孤独的。他的头脑也长期处于一种狂热状态。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为自己找到并试验着种种学说。[托尔斯泰比较喜欢形而上学的谈话，他曾说道：“因为这类谈话很抽象、隐晦，好像说出了自己的所想，但事实上却绝非所想。”

　　]他曾是斯多噶[斯多噶主义，指的是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此学说强调的是人的社会职责和义务，以平静的心灵和有道德价值为标准的行为准则。

　　]派的一员，刻意追求着对自己肉体的折磨；他也是伊壁鸠鲁主义者，提倡放荡不羁、纵欲享受。紧接着，他又相信了轮回一说。最终，他落入了狂乱、荒唐的虚无主义里，他似乎相信只要迅速转身，就能与虚无对视。他自我剖析，剖析……

　　“我只想一件事，想我所思考着的一件事……”[出自托尔斯泰的《少年》第十九章。

　　]

　　这般无休止的自己剖析，就像一台空转的推理机，令他处在一种具有危险性的习惯里，他曾说，这种习惯“在生活中常妨碍着他”，而他的艺术却能够从中汲取无尽的养分。

　　这种精神活动，使他丧失了以往的信念，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自十六岁起，他就不再像那些朝圣者一样祈祷，也不再去教堂。这是他读伏尔泰的作品极感乐趣的时期，但此时，信仰并没有彻底消亡，而只是在他的心中潜伏着：

　　“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某种东西。至于相信什么，我说不清楚。我至今依旧相信神明，或者说是我并不否定它。但若问起是哪个神明？我也回答不上来。我也不否认基督及其宣扬的教义；但这种教义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我就说不清了。”（《忏悔录》第一章）

　　有时，他会沉浸在慈悲的幻梦之中，想卖掉自己的马车，然后把钱分给穷人。他还想拿出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来接济那些穷人，并遣散自家的仆人……“因为他们和我都是一样的人。”[出自托尔斯泰的《青年》第三章。

　　]在一次患病过程中，托尔斯泰创作了一本《人生规则》，并在书中天真地为自己制订了学习生活计划，“要研究一切，深化一切：法律，医学，语言，农业，历史，地理，数学，要在音乐和绘画领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相信“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不断的完善之中”。

　　然而，他在少年的热情、强烈的感官欲望和巨大的自尊心[在《少年》中，涅赫柳多夫说过：“人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出自自尊。”1853年，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说：“我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这是一种被扩大了，没有丝毫理智的自尊。……我有极大的野心，若让我在荣誉与德行之间选择一个的话，我认为我会选荣誉。”

　　]的驱动下，原本追求完美的信念正悄悄地发生转变，渐渐丧失了无私的特点，变得追求实用和物质化了。他如此追求意志、肉体和精神的完美，是为了征服世界，获得别人对他的爱戴[“我期望，大家都能理解我、爱我。我希望大家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能对我另眼相看，并且感激我。”

　　]。他想讨好别人。

　　可是，若想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的托尔斯泰长得像猢狲一样丑陋：脸形较长，而且厚重粗犷；短短的头发向前盖着，这样可以使额头显得低一些；两只小眼睛深深地陷在阴暗的眼眶里，常用一种严峻的目光盯着别人；他的鼻子很宽阔，厚厚的嘴唇略向前伸，还有一对大大的耳朵[这些描述是根据1848年托尔斯泰二十岁时的一幅肖像得出的。

　　]。因为无法改变自己这张丑陋的脸，[在托尔斯泰《童年》的第十七章中，这样写道：“我认为像我这样一个鼻子宽阔、嘴唇略厚、小眼睛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得不到幸福的。”而且，他还在《青年》中悲伤地谈到自己：“我这张没有表情、丑陋的脸，懦弱、胆怯、优柔寡断的性格，粗手粗脚，真像一个农民。”

　　]小时候的他便产生了要成为一个“体面人”的理想[在其《青年》的第三十一章中，他这样写道：“我将人类分为三个等级：体面的人，这是唯一能得到尊重的人；不体面的人，这类人只会被别人鄙视；最后一种就是贱民，不过现在这类人消失了。”

　　]。而实现这种理想，就要做得和其他“体面人”一样，所以他也去赌博，疯狂借债，真是彻底的放荡。[特别是1847—1848年他在彼得堡的那段时间里。

　　]

　　后来，有一件东西救了他：他与生俱来的真诚。

　　“您知道我为何爱您胜过爱其他人吗？”托尔斯泰的一位朋友聂赫留多夫对他说，“因为您身上具有一种惊人的、罕见的品质：那就是坦率。”

　　“的确，我常常说出连我自己都羞于启齿、令自己脸红的话。”

　　即使在他最放荡的那段时期里，他也能用一种犀利、准确的目光审视自己、判断自己。

　　“我现在像个牲畜一样地活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底堕落了。”

　　而且，他还喜欢用自己那个爱分析的怪癖，来记录他所犯的错误的原因：

　　1.犹豫不决，缺乏一定的魅力；2.自欺欺人；3.不够沉稳，操之过急；4.自卑，懦弱；5.脾气不好；6.惶惑；7.爱模仿；8.心猿意马；9.不懂得深思熟虑，不爱动脑子。

　　正是这种独立不羁的判断，使上大学时的托尔斯泰将其运用在对社会习俗和知识迷信的批判上去。他蔑视大学课堂上老师传授的知识，拒绝进行正规的历史研究。由于他那种大胆放肆的思想，遭到了校方的处罚——停学。而就在这段时期里，他发现了卢梭，阅读了他的《忏悔录》和《爱弥儿》。他简直为它们所倾倒。

　　“我对卢梭顶礼膜拜。我将他的肖像纪念章像圣像一般挂在脖颈上。”（《与保尔·巴维尔先生的谈话》1901年8月28日《时报》）

　　最初，他写过几篇哲学论文，都是对卢梭的评论（1846至1847年）。

　　然而，他逐渐对大学和“体面人”产生一种厌恶之情。于是托尔斯泰回到了家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那所庄园（1847年到1851年）。回家后，他便再次与百姓们接触，称自己是来帮助他们的，并且继续为他们做好事，教育他们。他在这段时间里的种种经历都记录在他最初的几部作品中了，例如《一个地主的早晨》（1852年）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叙述。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其中主人公的名字是他最喜爱的——聂赫留多夫亲王[这个人物在托尔斯泰的众多作品中均有出现，例如在《少年》《青年》《军旅相遇》《射手日记》《复活》等，但有一点必须注意，这个名字所指的人物各不相同，作者没有赋予他们相同的外表。在《射手日记》中，这个人物最终自杀身亡。而这个人物相当于是托尔斯泰的化身，时而好，时而坏。

　　]。

　　小说中的聂赫留多夫正值二十岁。他放弃了大学的学习生活，而献身到为农民谋福利的工作之中。就这样，他努力地为他们奉献爱心。可是一年后的一天，当他来到村里探访时，却遭到了当地人的嘲讽和淡漠，对于他的恩惠，大家并不领情，并且他们心中具有根深蒂固的猜忌、因循守旧、下流无耻，甚至是忘恩负义。在这里，他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所以当他离开时他感到心灰意冷。他想到一年前自己憧憬的梦想，想起自己当初那份慷慨与热情，想到自己的理想——“爱与善是一种幸福，是世间唯一可能存在的真理”。他觉得自己很失败，他羞愧而且厌倦。

　　“坐在钢琴前，他的手指下意识地按在琴键上。先弹出了一个和音，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他开始弹奏了。和音并非都很有规则，它们经常显得很平凡，甚至有些庸俗，看不出他有任何音乐才华。可他却能从中找到一种无法确定、带有一丝忧伤的乐趣。每当和音发生变化时，他的心也跟着跳跃，等待新的和音出现，并通过自己的想象模糊地补足自己的缺陷，似乎真的听到了合唱、乐队……其实他主要的乐趣是来自于被迫的一种想象。虽然它们之间毫无关联，却能以惊人的明晰度向他显示出过去和未来的模糊不定的形象和情景……”

　　他再次看到刚才和他说话的那些下流猜忌、撒谎懒惰、冥顽不灵的农民。但这次他看到的是他们的长处、优点。他以爱的直觉走进他们的心里，窥视到他们对于命运压迫的忍耐与退让，看出了他们对所有不公之事的宽容，看到了他们和睦的家庭，以及他们对往昔的那种眷念。他回忆起他们劳累但有收获的劳动……

　　“这真美……”他喃喃自语，“为什么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呢？”[出自《一个地主的早晨》全集第二卷。

　　]

　　整个托尔斯泰都包含在这第一部短篇小说的主人公身上了。他目光敏锐，仍然爱幻想。他用一种地道的现实主义眼光来观察世间的事与人，但当他闭上眼睛时，他就会沉入自己的幻梦中，进入对人类的喜爱之中。

　　四

　　然而，1850年的托尔斯泰并没有书里的聂赫留多夫那样有耐心。他对亚斯纳亚这个地方十分失望，对于这里的民众以及优秀阶级都感到了厌倦。身上的担子重重地压下来，他感到难以承受了。此外，债主们也紧逼着他。1851年，他逃到高加索，躲进了军队里，藏在他那当军官的哥哥尼古拉的身边。来到群山环绕的清明境域，他精神抖擞起来，又开始了对上帝的信仰：

　　“昨夜，我几乎彻夜未眠……因为我在祈祷，而我无法描绘祈祷时的那种温馨情感。我默诵了传统祷文，然后我就长时间地祈祷着。我向往某种十分伟大、美好的东西能够出现……但究竟会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我希望自己同上帝融为一体，乞求他的宽恕……可是不，我认为不必乞求了，我想既然他赋予我如此幸福的时光，那表示他已经原谅我了。有时我会继续恳请，而我又感到无事所求，我不懂不会如何恳求。我感谢他，并非用言语或思想……就这样仅仅一小时之后，我就又听见了罪恶的声音。原来我是在睡梦中，我梦见了荣耀和女人，真是没有办法。管它哩！我感谢上帝赐予我的这些幸福，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与伟大。我想祈祷，但不知道该怎样祈祷；我想弄清楚，可我又胆怯。此刻，我完全听从你的安排。”[出自托尔斯泰的《日记》。

　　]

　　肉体没有被击败（它始终未被击败过）；心中的秘密在情欲和上帝之间继续争斗着。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记下了欲吞食他的三大恶魔：

　　1.赌瘾：是可以战胜的。

　　2.**：很难将其战胜。

　　3.虚荣：人世间最难战胜的一种恶魔。

　　当他梦想着以牺牲自己来献给别人时，**和一些轻浮的念头又来纠缠他。头脑中又出现了一个高加索女人的形象，让他魂牵梦绕，或者“若他左边的胡子翘得比右边的高，那他都会感到沮丧”。——“管它哩！”上帝就在这儿，不会离他多远。斗争本身是激烈的，但它的骚动也孕育良多，因为所有的生命力都因此而活跃起来了。

　　“我认为，当初轻率地要到高加索去的想法，是上帝给予的启迪。为此，我十分感激他。我感到自己在这里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我坚信，我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对我有益的，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意愿……”[1852年1月，写给坦安吉娜姑妈的信。

　　]

　　这是大地在春天里为感谢神恩而唱的赞歌。大地鲜花盛开。一切都是那么美好。1852年，托尔斯泰的才华首次绽放出了几朵鲜花：《童年》、《一个地主的早晨》、《袭击》、《少年》；他感激神灵使他拥有这些收获。

　　五

　　1851年秋，托尔斯泰在蒂弗里斯时，开始创作《童年》，1852年7月2日，在高加索的皮亚季戈尔斯克创作完成。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此时的托尔斯泰正处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在崭新的环境下，身边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战争的危险，而他也正一心想要发现一个必须了解的人物和激情的世界，却在这第一部作品里，叙述了对往事的回忆。在他创作《童年》时，他患了病，军队事务也突然停了。他开始了一段长期的休养闲暇期。既孤独又痛苦的托尔斯泰颇感悲伤，过去美好的回忆频频浮现在他眼前。[这段时期，他写给坦安吉娜姑妈的信都热情洋溢，甚至可以说是一字一泪。他自认为是一个“爱哭的列夫”。

　　]近几年，他在经历了颓废而又疲惫的紧张生活后，能够重温童年那段“美好、无邪、诗情画意般的快乐时光”，能再次找回那颗“善良、多情，拥有爱的童心”，他感到无比甜美。总之，此时此刻的托尔斯泰，怀着青春的热情与无穷的计划，带着循环式的想象诗情。他很少酝酿一个孤立的题材，但是他那些伟大的作品也仅仅是博大精深的历史画卷中的一部分，也是他无法实现的大计划里的一些片段。他将《童年》只看成是他那部《人生四部曲》的第一篇，书中本应收录他在高加索的那段生活情况，或许当大自然为他展示出上帝的启示才能终止。

　　后来，托尔斯泰对自己这部成名作《童年》，存在很多的不满和挑剔。他对彼得什科夫先生说：“《童年》真是糟透了，严重缺乏文字的诚实性！……没有丝毫可取之处。”当然，这只是他的个人观点。这部作品的原稿没有署名，托尔斯泰原稿寄给了当时颇有名气的《现代人》杂志，没想到这部作品马上就被刊登出来了（1852年9月6日），并且获得了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甚至可以说整个欧洲的读者都表示认同。但是，尽管这部作品具备迷人的诗意，细腻的笔触，深刻的情感，我们仍旧不明白托尔斯泰为何对它如此不满意。

　　使他产生憎厌之情的理由是因为它受人喜爱、欢迎。的确，在这部作品中，除了某些地方人物的记述，少数体现的宗教情感篇幅，以及感情的现实意味外，书中并没有展现出托尔斯泰的个性。全书弥漫着温情轻柔的感情基调，这是托尔斯泰后期一直反感的，也是他在其他小说中所摒弃的。这种情感是我们熟悉而又熟悉的，幽默和眼泪，它们都源自狄更斯。他在《日记》中指出，从十四到二十一岁，他都一直喜爱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这本书带给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高加索时，他还再次温习了这部著作。

　　除此之外，他认为还有两位作家对他的影响较大，他们是斯特恩[斯特恩，英国作家，代表作有《项狄传》《感伤旅行》等。

　　]和特普费尔[特普费尔，瑞士小说家、画家。曾著有《日内瓦小说集》

　　]。他曾这样说道：“那时，我深受他们的启迪。”

　　谁能想到《日内瓦短篇集》竟然是他创作《战争与和平》的第一个范本呢？但是，我们可以在《童年》的叙述中，发现与之相同的热情和淳朴，被移植到一种更加贵族化的秉性之中。

　　所以，一开始，托尔斯泰就以一种群众所熟悉的面孔出现。但他的个性特征很快就得以确定。《少年》中缺少《童年》的纯粹、完美（1853年），却显示出了一种更加新颖的心灵状态，对大自然抱有极其强烈的情感，这是一颗深感忧虑的被折磨的心灵，也是狄更斯和特普费尔所不具备的。在《一个地主的早晨》（1852年10月）中，托尔斯泰的个性特征已经基本形成，观察大胆而且真诚，对爱充满了信心。从他在这部短篇小说里描绘的部分农民肖像中，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故事》中刻画得最美丽的一个人物形象：养蜂老人。一位个头矮小的老人，站在一棵桦树下，双手张开，望着上方，光秃的头在阳光下显得更加闪亮，在他身边，飞舞着金色的蜜蜂。这些蜜蜂并不螫他，而且还在他头上形成了一个花环……

　　但这段时期所创作的作品，都是直接抒发他当时情感的作品，例如《高加索纪事》。其中第一篇《袭击》（1852年12月24日完稿）所呈现的壮丽景色，不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令人叹为观止：河边，太阳从群山之中升起；用极大的渲染手法描绘夜景中的声音和阴影；当远处积雪的山峰在紫色雾气中渐渐消失时，夜归的士兵们唱着歌，那美丽的歌声在清纯的空气中飘荡。而在《战争与和平》中，有好几位典型人物其实已经在这些作品中出现过了。例如赫洛波夫上尉，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他之所以去打仗并非出于个人兴趣，而是因为他要尽职尽责。他的脸是“淳朴、平静，让人能直接看到底，十分简单而惬意的面孔”。他还是个笨拙，有些可笑的人，平时从不理会身边的一切。在战斗中，其他人都发生改变时，他依然故我；“他像人们常见到的一样：头脑冷静，动作平稳，说话声音不高不低，天真而呆滞的表情常常挂在他的脸上”。与他相比，他身边的莱蒙托夫中尉[莱蒙托夫，俄国最知名的才华横溢的诗人。

　　]是个心地善良，却总装出粗野蛮横的样儿的人。但是这个可怜的矮个儿少尉，在初次参战时，表现得异常兴奋，既可爱又可笑，恨不得拥抱每一个人，可惜最终像彼加·洛斯托夫斯基那样被无故地杀死了。在这幅画的中心位置，显现着托尔斯泰的影子，他在观察，却没有介入到他的同伴们的思想之中；其实，他已经发出了他反对战争的呐喊：

　　“世界是多么美好，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星空下，人们就不可以舒适、自由地生活吗？在这里，他们怎么会保存凶狠的、复仇的情感，拥有消灭同类的疯狂想法呢？当与大自然接触时，人类心中所有恶的东西都会消失掉，这也是大自然善与善的最直接表现。”[出自《袭击》全集第三卷。

　　]

　　在这一时期，观察所得的其他关于高加索的事情，都是后来加工完成的。例如在1854和1855期间创作的《伐木》，采用了一种准确的写实手法，虽然有些冷峻，但充满了对俄罗斯军人心理的生动描写——作为将来创作的一些笔记；1856年，写完了《在小分队里与莫斯科熟人相遇》，书中讲述了一个失意、放荡、处于上流社会的下级军官。他不仅怯弱、酗酒，而且还爱说谎。他连想都不敢想，自己有一天竟然会像他所蔑视的那种士兵那样死去，甚至是最差劲儿的士兵都要比他强过上百倍。

　　能够凌驾于他所有作品之上，矗立在第一道山脉的最高峰，他写出的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并且体现着他的青春赞歌的高加索颂诗的伟大作品，就是《哥萨克》。皑皑白雪覆盖着的群山，在晴朗的天空下更显蜿蜒巍峨，书中洋溢着如诗如歌般的壮美。天才之花的绽放，使这部小说更加闪耀，就像托尔斯泰所说，才华是“青春强有力的神威，永不能复得的进发”。由此看出，这部作品是完美无缺的。它就像雄伟的春之泉！爱情在其中奔流！

　　“我爱，我爱得深切！……勇士们！善良的人儿！……”他反复着，欲流下眼泪。这是为什么？谁是勇士？他爱谁？他也不太清楚。[出自《哥萨克》全集第三卷。

　　]

　　心灵的陶醉，在没有任何节制的情况下流淌着。主人公奥列宁像托尔斯泰一样，来到高加索，寻求奇险的生活，使自己得到锻炼。后来他喜欢上了一个哥萨克年轻女子，陷入了种种相互矛盾、复杂的希望之中。他有时会想，“幸福就是为别人而活，就是牺牲自我”；有时又想，“牺牲自我是多么愚蠢的事情”。于是，他基本上同那位哥萨克老人叶罗什卡一样，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值得的。上帝创造一切，就是为了给人类带来欢乐。所以世间没有什么罪恶，那其实都在拯救灵魂”。那他还需要考虑什么吗？只要生存就可以了。生命是美丽的，是全部的幸福，是强大、普遍存在的：因为生命就是上帝。一种狂热、执著的自然崇拜煽惑、吞噬着他的心灵。奥列宁在森林里迷了路，“周围都是野生植物，无数的飞鸟与野兽，成群结队的蚊蝇，草木幽暗，空气芬芳温热，细细的浊流在枝叶下淙淙流淌”，在距离敌人的埋伏点不远处，他“忽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他按照小时候的习惯，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开始感谢某人来”。然后，他像一个印度托钵僧人那样，十分满足地对自己说，他已经独自迷失在那个吸引着他的人生旋涡当中，他似乎越陷越深，身旁潜伏着的无数个看不见的生物，它们此刻正窥伺着他的死，成千上万只小虫在他周围嗡嗡嗡地叫：

　　“过来吧，过来呀，亲爱的伙伴们！那个人就是我们要螫的目标！”

　　显然，在这里，他不再是俄罗斯绅士，也不属于莫斯科上流社会中的一员，不是某人的朋友或亲戚，他只是一种生物，就像蚊蝇、雉鸟、雄鹿，就像此刻在他身边那些活着的、游荡着的生物一样。

　　“我将要像它们那样去生活，那样死亡。然后，我们的上面会长出青草来……”

　　就这样，他的心情十分欢悦。

　　在托尔斯泰青年时期，他疯狂地沉浸在对于力、对于人生之爱恋的狂热之中。他拥抱大自然，希望能与之融为一体。置身于大自然之中，他可以倾泻、麻痹他的忧愁、欢乐以及爱情。但这种浪漫的陶醉之情并没有损害到他敏锐的目光。在这首炽热的诗篇中，具有强烈的景色描写，真实的人物刻画，这些是其他作品中不多见的。该作品的精髓就是自然与人之间的对立，这也是托尔斯泰终生思想中最喜爱的主题和信条。这种对立使他找到了《克勒策奏鸣曲》中的一些严酷语调，用它来讽刺人世间的冷暖悲欢。即使对自己所爱的人，他也同样十分真实。大自然中的各类生物、美丽的高加索女子，以及托尔斯泰的朋友们都被放置在他敏锐的目光下观察着，他们的自私、贪婪、狡狯等恶习，都被他真实地描画了出来。

　　高加索，将托尔斯泰生命中所蓄藏的最深刻的宗教性唤醒了。我们无法阐释这种真理最初的昭示。他自己也是一再要求青年时的密友、年轻的亚历桑德拉·埃尔特里耶夫娜·托尔斯泰姑妈严守秘密，才向他们吐露心声的。1859年5月3日，在他写给她的一封信中，发表了自己的“信仰声明”，他这样写道：

　　“小时候，我没有多加考虑，只是凭借一种热情和感伤去信仰。当我长到十四岁左右时，我才开始思考人生。由于宗教同我的理论并不协调，我便把毁灭宗教当作是值得赞扬的事情……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清楚，而且符合逻辑，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但对于宗教，没有给其留下一丝空间……后来，人生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而因此，它也渐渐失去了它的一切意义。

　　那时，在高加索，我感到孤独且不幸。我付出了全部的精神力量，一个人一生只能这样做一次啊……这是苦乐融会的时期，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我都从未达到过如此高的境界，只有在这两年中我才有如此深刻的观察。那时发现的一切，都将成为我的信念……

　　在坚持了两年的脑力活动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简单且古老，目前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的真理：我发现了一种不朽，有一种爱，如果想要获得永远的幸福就应该为别人活着。这些发现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它们竟然同基督教十分相似。于是，我停止探寻，准备到《福音书》中寻觅。但我没找到太多东西，我不仅找不到神灵，也找不到救世主，更寻觅不到圣典，一无所有……但我依旧竭尽所能地去找呀找呀找呀。

　　我哭泣，我痛苦，我折磨自己，只为求得真理……就这样，最终同我在一起的只有我的宗教。”[信的结尾处，托尔斯泰还补充道：“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假如没有宗教，人类不仅会失去善良，而且也不会获得幸福；与世界上的任何东西相比，我更愿意掌握宗教。我认为，若没有宗教，我的心将会枯竭。……然而，我并非没有信仰。是生活让我心中产生了宗教，并不是宗教创造了我的人生……此刻，我所能感受到的就是我的心开始枯竭，急需一种宗教。亲爱的上帝一定会帮助我的。一定会有这一天的……我的领路人就是大自然，它将带我走进宗教。每个人都有不用的未知路，而要搞清楚这些，只能到自己的内心去探索了。”

　　]

　　六

　　1853年11月，俄国向土耳其宣战，战争即将爆发。此时的托尔斯泰先是被征召到罗马尼亚军团，之后又去了克里米亚军团，并且在1854年11月7日随军队来到了塞瓦斯托波尔。他胸中燃烧着强烈的激情与爱国之情。在战场上，他英勇善战，尽职尽责，常常身处险境，特别是在1855年的四五月时，他三天中就有一天要在第四炮台轮值站岗。

　　连续几个月里，他都生活在一种无穷尽的紧张和战栗之中，常常与死神碰面。此时此刻，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又复活了。他经常同上帝交谈。1855年4月，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祷文，中心思想是感谢上帝在他危险之时能够保佑他，并且祈求上帝能继续保佑着他，“以实现我还未了解的生命的永恒和光荣的目的……”生命的目的，并不是艺术，而是宗教。1855年3月5日，他这样写道：

　　“现在我已经被带入到了一种伟大的思想领域之中，我感觉可以将我的整个生命奉献给它，只为实现这一思想。这种思想的目的就是创建一种新的宗教，属于基督的宗教，以便通过宗教将全人类团结在一起。”

　　这就是他晚年时的规划。

　　可是，为了忘掉眼前的情景，他重新持笔，开始了写作。在轰隆震天的炮声中，他怎能集中精力创作他的《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呢？可以说，这本书写得十分凌乱，当然，这一点可以归结于他写作时恶劣的条件所致，或者是有时出现的略带有司汤达式的层层剖析的一些抽象分析。[这种创作手法在其同一时期创作的《伐林》中也有体现。

　　]但他竟然可以冷静而深刻地探索一个年轻人头脑里的模糊梦幻和思想，这博得了大众的赞扬。作品对自己非常坦率。而且，有时在描写春日的城市美景中，在忏悔的叙述中，以及为了突然想起的罪恶而奔向修道院的叙述中，充满了多少清新的诗意啊！他书中的某些篇章洋溢着一种狂热的泛神论调，有一种抒情美，其笔调令人很自然地想到《高加索纪事》来。例如，书中描写夏夜的一幕：

　　“清亮的新月幽静地照耀着大地上的一切。池水波光闪烁。一棵棵枝繁叶茂的老桦树，在月光的照耀下，一面呈铝白色，一面是重重树影，遮蔽着灌木丛和大路。从池塘后面传来了鹌鹑的叫声。两棵老树的枝枝蔓蔓相触时发出的沙沙声。蚊蝇嗡嗡嗡地飞过，一只苹果坠落在枯树叶上面。最终跳到平台石阶上的青蛙，在一缕月光下绿绿的背部显得十分闪亮……月亮继续向上升，悬于晴朗的空中。池水显得更加明亮。树影也渐渐变得黝黑，明亮处则更加清亮……而我，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虫子，已经被笼罩在人类所有热情之中，但因为拥有巨大的爱的力量，所以此时此刻，大自然、月亮和我已经融为了一体。”[出自《青年》第三十二章。

　　]

　　眼前的现实比以往的梦境更有力量，它迫使人们对它多加关注。正因如此，《青年》没有写完。而副连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防御的屏障下，在枪林弹雨、轰隆作响的炮声中，在他的连队里，观察着幸存的人和垂死挣扎的人，然后将他们和他自己的种种焦虑悲凉，都叙述在《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之中。

　　关于他创作的三篇纪事文学：《1854年12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8月之塞瓦斯托波尔》，通常被人们拿来对比、评论。然而，它们之间其实是迥然不同的。尤其是第二篇，无论在情操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别于其他两篇。其他两篇均以爱国主义为主导，而第二篇里提出了一种无法改变的真理。

　　据说，俄国皇后在阅读了第一篇纪事文学之后，不禁流下眼泪，而沙皇则在赞叹之余下令把它反译成法文，并命令手下人将托尔斯泰带离危险区。这很容易理解。书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战争情怀。刚刚入伍的托尔斯泰，仍然持有热情，全身心地沐浴在爱国主义之中。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的身上，他并未窥见野心、自大以及任何卑鄙的情操。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这是一首伟大的史诗，里面出现的英雄“可以同希腊的英雄们相媲美”。另外，这些纪事文学中不存在丝毫想象的痕迹，也没有毫无客观表现的尝试。漫步于城市中的托尔斯泰，用自己清醒的头脑观察着各种事物，但他的叙述方式显得不够洒脱：“你看……你走进去……你会注意到……”这是夹杂着对自然感官印象的长篇报道。

　　但是，第二篇《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就截然不同。自卷首起，我们就可以读到：

　　“成千上万种人类的自尊心都在这里相互碰撞，或者消失在死亡之中……”

　　接下来，还可以读到：

　　“……因为人很多，所以虚荣也就很多……虚荣，虚荣，无处不在，即使在坟墓门前也是虚荣！这是世纪性的特殊病症……为什么荷马和莎士比亚喜欢大肆谈论爱情、光荣和痛苦？为何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都是虚荣者与赶时髦者的无聊故事呢？”

　　现在的纪事已不再是最初的简单叙述，而是让人类与情欲直接对决，把英雄主义下面隐藏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托尔斯泰利用自己犀利深邃的目光在战友的心灵深处搜寻着，透过他们和托尔斯泰的心灵，他看到了骄傲、恐惧，看到了死到临头依旧上演着的人间喜剧。尤其是恐惧，被他明确指了出来，被他揭去了面纱，使其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家面前。这种无穷无尽的恐惧、挥之不去的畏死情绪，被他毫无顾忌，毫不怜惜地剖析。[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托尔斯泰在同他的一位朋友捷涅罗莫谈话过程中，提到了这种恐惧，说有一次，他在城墙边的掩护所中提心吊胆地过了整整一夜。

　　]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学会了如何抛却所有的感伤，他轻蔑、不屑地指出，那是“一种泛泛的、女性的、假惺惺的同情”。他的剖析才能在其少年时期都展露出来了，有时甚至还带有一丝病态，但它所达到的效果并不像描写巴拉斯霍辛之死那么尖锐、惊人。书中有整整两页都是用来描写炮弹落下但未爆炸的那一刻，巴拉斯霍辛头脑里出现的一些念头；他还用一页的篇幅描写炮弹爆炸之后，“一片弹片刺进他的胸膛，即将死去”的一刹那，他心中的想法。

　　仿佛戏剧中休息的乐队一般，在战场上，突然呈现出一片明媚的大自然景象，乌云再也遮不住温暖的阳光，在壮美的景色中，回响着白昼的交响曲，虽然这里是成千上万个战死的人的墓地。身为基督徒的托尔斯泰已经忘记自己在第一部作品中所表达的爱国情调，现在他在诅咒那场大逆不道的战争：

　　“这些人，这些基督徒，宣扬着爱与牺牲同样伟大的法则，当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他们竟然不知道跪下忏悔。由于上帝在赐予他们生命的同时，还在每个人的心中投进了带有恐惧死亡的情绪，以及对善与美的爱，可他们却无法像兄弟一样流着幸福欢乐的眼泪互相拥抱！”

　　在结束这部短篇小说时——其中惨痛的语调，是其他几部作品中所没有的——托尔斯泰突然有些疑惑。他这样说是否合适？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疑惑，它压抑着我。或许我不该把这些说出来，或许我要说的正是那些可恶的真理中的一个。其实，每个人的心灵之中都无意识地隐藏着一些真理，只是认为它们不该表达出来，免得带来麻烦。就像酒糟一样，千万不能搅动，否则就会把酒弄坏。什么是应该避免的罪恶？什么是应当效仿的好事？谁是坏人？谁又是英雄？大家都是好人，可大家也都是坏人……”

　　但他又自豪、镇定地说：

　　“这篇小说中的主角，是我全身心热爱着的，也是我极力想表现出他所有的美的人。他曾经是，现在是，甚至将来也是美的，这就是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