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梁惠王（下）

　　【原文】

　　庄暴［1］见孟子，曰：“暴见于王［2］，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3］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4］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5］？”

　　王变乎色［6］，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7］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8］，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9］之音，举［10］疾首蹩頞［11］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12］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蹩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13］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14］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15］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16］矣！”

　　【注释】

　　［1］庄暴：齐宣王的宠臣，即下文提到的庄子。

　　［2］见于王：指被齐宣王召见，或者是孟子进宫朝见齐宣王。

　　［3］好乐：喜欢音乐。

　　［4］庶几：差不多。

　　［5］有诸：意为“有这回事吗”。

　　［6］变乎色：变了脸色。对于这句话一般有两种理解，一是齐宣王认为喜欢音乐是不正经的事，因此面露愧色；二是齐宣王恼怒于庄暴将他好乐的事告诉了孟子，因此面露怒色。

　　［7］直：不过、仅仅。

　　［8］独乐乐：独自一人欣赏音乐的快乐。

　　［9］管龠：泛指乐器。管是吹奏的乐器，龠是管乐器之名。

　　［10］举：全、都。

　　［11］疾首蹙頞：指因头疼而皱眉头。

　　［12］极：穷困，这里引申为极致、极端。

　　［13］欣欣然：得意、高兴的样子。

　　［14］田猎：在野外打猎。

　　［15］旄：旗帜，在这里指仪仗。

　　［16］王：称王、统一天下。

　　【译文】

　　庄暴来见孟子，说道：“大王召我进宫，告诉我说他喜爱音乐，当时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话回答他。”

　　随后，庄暴问孟子道：“大王喜爱音乐，先生认为这件事怎么样呢？”

　　孟子道：“如果大王真的非常喜爱音乐，那么齐国恐怕就很有富国强兵的希望了！”

　　后来，孟子觐见齐宣王，问齐宣王道：“我听说大王曾经对庄暴说喜爱音乐，有这事吗？”

　　齐宣王听了，不禁脸色一变，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所喜爱的音乐，不是先王喜爱的那种清静典雅的音乐，我只是喜爱现在流行的世俗音乐罢了。”

　　孟子回答道：“如果大王非常喜爱音乐，那么大王的国家应该治理很不错了！这样看来，现在世俗的音乐和古代的高雅的音乐是一样的。”

　　齐宣王好奇地问道：“这其中又是什么道理呢？老先生能告诉我吗？”

　　于是，孟子问道：“大王觉得，独自一人欣赏音乐所获得的快乐，和与别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相比，哪个更快乐？”

　　齐宣王想了想，回答道：“和别人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又问道：“那么，和很少几个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与和很多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相比，哪个更快乐？”

　　齐宣王又回答道：“和很多人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便说：“那就让我给大王讲讲关于欣赏音乐的道理吧。假如大王现在命人在这里演奏音乐，百姓们听到敲钟击鼓、吹萧奏乐的声音，个个愁眉苦脸，相互奔走道：‘大王如此喜爱音乐，为什么使我们的生活陷入如此贫穷艰难的境地呢？父亲与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也都流离失散。’假如大王现在正在这里打猎，百姓们听到车马的喧嚣，看到华丽的仪仗，也是愁眉苦脸，相互奔走诉苦道：‘大王如此喜爱打猎，为什么使我们的生活陷入如此贫穷艰难的境地呢？父亲与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也都流离失散。’

　　“大王只是喜爱音乐，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好的影响呢？这都是因为大王不能和百姓一起享受快乐的缘故。假如大王现在在这里演奏音乐，百姓们听到敲钟击鼓、吹萧奏乐的声音，个个欢欣鼓舞，高兴地奔走相告道：‘大王的身体应该很健康吧，不会有什么疾病，否则他怎么有心情欣赏音乐呢？’假如大王现在去打猎，百姓们听到车马的喧嚣，看到华丽的仪仗，也纷纷欢欣鼓舞地议论说：‘大王的身体应该很健康吧，没有什么疾病，否则他就不会打猎了。’之所以产生这么好的影响，只是因为大王能够和百姓一起享受快乐的缘故。如果大王能够和百姓们一起享受快乐，那么就可以统一天下了。”

　　【阐释】

　　在本章中，孟子着重阐述了“与民同乐”的问题。关于“与民同乐”的问题，在上一卷中孟子觐见梁惠王时已经谈到过。在这一章里，孟子又跟另一位国君——齐宣王说：无论是先王高雅的音乐，还是齐宣王喜欢的“流行的音乐”，只要能与民同乐，都是好事。

　　在孟子看来，夏桀、商纣只知道寻欢作乐，不顾百姓的疾苦，这是“独乐乐”，是错误的；相反，国君只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与民同忧，就可以在全天下百姓面前称王，才是真正的“与民同乐”。后来，孟子由“与民同乐”的思想出发，结合对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进一步提出了“仁政”思想，希望借助“仁政”的力量，实现“与民同乐”。

　　历史上，因提出“与民同乐”的思想而闻名于世的士大夫，除了孟子，还有北宋的范仲淹，而且，比起孟子的快乐观，范仲淹的更具有超前意识。在《岳阳楼记》里，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张，这显然是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阐发而来的。自范仲淹以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已经代替了“与民同乐”的思想，称为最具忧乐意识的“与民同乐”。

　　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为“与民同乐”，但也是逐渐注入了更为强烈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

　　【原文】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1］，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2］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3］往焉，雉兔者［4］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5］？臣始至于境［6］，问国之大禁［7］，然后敢入。臣闻郊关［8］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9］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10］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注释】

　　［1］囿：蓄养禽兽的猎场。

　　［2］传：典籍文献。

　　［3］刍荛者：割草砍柴的人。刍，割草。荛，砍柴。

　　［4］雉兔者：指猎取野鸡和兔子的人。雉，野鸡。

　　［5］不亦宜乎：不也是应该的吗？

　　［6］境：边境。这里指齐国的国境。

　　［7］禁：指政府颁布的禁令。

　　［8］郊关：国都郊外的关口。

　　［9］麋：鹿的一种，也叫“四不像”。

　　［10］阱：陷阱，在这里指陷百姓于死地。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听说周文王有一个面积达七十里的狩猎场，这是真的吗？”

　　孟子回答道：“是真的，史籍上有这样的记载。”

　　齐宣王又问道：“面积真有七十里见方那么大吗？”

　　孟子回答道：“是的，不过百姓还嫌它小！”

　　齐宣王听了，疑惑地说道：“可是，我的狩猎场的面积才四十里，百姓们都觉得很大了。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道：“尽管周文王的狩猎场面积有七十里，但是如果百姓要砍柴割草，也可以去那里；如果百姓要抓鸟打猎，也可以去那里。因此，周文王的狩猎场可以算是与百姓共同分享的公共财富。如此一来，百姓们嫌它小，不就很合理了吗？

　　“我刚到达齐国的边境时，在打听清楚了贵国所有重要的禁令以后，才敢进入齐国境内。后来我听说，在都城的郊外有一片面积达四十里的狩猎场，大王规定说，如果有人杀死了那里的麋鹿，就如同杀死了人一样，要判重罪。这样一来，这个区区四十里见方的狩猎场，就像是大王设下的一个用来坑害百姓的陷阱，百姓能不觉得它很大吗？”

　　【阐释】

　　在这一章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即周文王方七十里的园林与齐宣王的方四十里的园林相比，哪个最小？结论是几乎是齐宣王的两倍的“周文王囿”小于齐宣王“方四十里的囿”。因为“民犹以为小”，因为周文王的园林是与民共有的。

　　由此可见，这一章的主旨也是讲“与民同乐”，不仅如此，还上升到了“与民同有”的高度。对于百姓而言，听音乐和享受欢乐都过于有些遥远和不切实际，只有共同享有森林、江河，能在森林和江河里任意砍柴和钓鱼，以供生活之用，这才是实际的。因此，百姓才担心周文王的园林太小了，以至于木不够砍，鱼不够钓。而齐宣王的园林却由于不准百姓进入，在百姓心中成了没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自然越大越不好了。

　　有人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的氏族部落制时代，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国君离百姓较近，有可能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同有。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财富不断增多，国君的权力逐渐变大，与百姓的距离也拉大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周初时，周文王可以与民同有园林，而数百年之后的齐宣王就做不到了。

　　不论是与民同乐还是与民同有，出发点都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和“保民”思想，哪个国君能够实行“仁政”，他就能够与民同乐；哪个国君能够拿出自己的园林与民同有，他就做到了“保民”。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1］，文王事昆夷［2］；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3］，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4］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5］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6］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7］。”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8］云：‘王赫［9］斯怒，爰［10］整其旅［11］，以遏徂莒［12］，以笃周祜［13］，以对［14］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15］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16］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释】

　　［1］葛：即葛国，商为诸侯国时的邻国，故址在今河南省宁陵以北。

　　［2］昆夷：即混夷，周朝初年时我国西部的一个部落。

　　［3］獯鬻：又称猃狁，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

　　［4］乐天者：以天命为乐的人，即乐行天道的人。

　　［5］畏天者：敬畏天命的人。

　　［6］《诗》：这里特指《诗经·周颂·我将》篇。

　　［7］好勇：意为喜欢逞强，爱动武。

　　［8］《诗》：这里特指《诗经·大雅·皇矣》篇。

　　［9］赫：赫然，发怒的样子。

　　［10］爰：于是。

　　［11］旅：指军队。

　　［12］莒：即莒国，春秋时的一个诸侯国，后被楚国所灭。

　　［13］祜：福祉。

　　［14］对：答谢。在这里指答谢天下仰望之情。

　　［15］《书》：指《尚书》。

　　［16］衡行：即横行。这里指的是商纣的横行。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在与邻国的交往方面，先生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吗？”

　　孟子回答道：“有的。只有有仁德的国君才能做到用大国的风范去侍奉小国，因此，过去的商汤能侍奉葛，周文王能侍奉昆夷；只有有智慧的国君才能做到用小国的姿态去侍奉大国，因此，过去的周太王能侍奉獯鬻，越王勾践能侍奉吴王夫差。用大国的风范侍奉小国的人，是以天命为乐的人；以小国的姿态侍奉大国的人，是敬畏天命的人。以天命为乐的人能够安定天下，敬畏天命的人能安定自己的国家。《诗经》上说：‘能够畏惧上天的威严，才能得到国家的安定。’”

　　齐宣王听了，说道：“先生的这番道理真是博大精深啊。只是，我有个毛病，就是‘好勇’，喜欢逞强。”

　　于是，孟子说道：“既然如此，就希望大王不要只是喜好小勇。举个例子，有些人总是握着剑柄，瞪着眼睛喝斥别人道：‘谁敢跟我决斗？’其实，这只不过是匹夫之勇，这样的勇力只能对付一个人罢了。大王不要喜好这样的匹夫之勇，而是要喜好大丈夫之勇。

　　“《诗经》上说：‘周文王在听说密须国出兵欺凌阮国的消息后，不禁勃然震怒，于是整顿兵马，截住了密须军的去路，以此来显示周王朝的威福，答谢世人的期望。’这就是周文王的勇武。周文王一发怒，就凭借他的勇武使百姓得到了安定。

　　“《尚书》上说：‘苍天降生了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又给他们降生了国君和师长。之所以降生国君和师长，是为了协助苍天来教导和爱护百姓。因此，全天下所有有罪和无罪的人，都由我处罚和安抚。普天之下，哪里有敢超越本分而胡作非为的人呢？’所以，只要有一人横行天下，周武王就感到羞耻。这就是周武王的勇。周武王也是一怒便使百姓都得到了安定。现在，如果大王也能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做到一怒便使全天下的百姓都得到安定，那么，百姓还唯恐大王不喜好勇武呢。”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主要向齐宣王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与邻国交往；二是大勇与小勇之间，应该选择小勇，还是选择大勇。

　　众所周知，古往今来的国事，都涉及到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而在此前的章节里，孟子阐述的主要都是内政问题，发表的都是他在内政方面的主张，但在这一章里，孟子却第一次开口谈论外交的问题。

　　当齐宣王开口便问“交邻国有道乎”时，孟子阐述了他的外交策略：“大国要仁，小国要智。”也就是说，大国要与小国友好相处，小国不要妄自尊大。如果能做到这些，大国就会安定天下，小国就能安定自己的国土。要想做到“大国要仁，小国要智”呢，首先就要做到“大国以天命为乐”，即能替天行道，又能不欺负小国；“小国以天命为敬”，即维持自己的生存，又不与大国为敌。总体来说，孟子的外交策略浅显而精妙，对当时的各诸侯国都有极大的影响。

　　需要承认的是，在如战国一般纷乱的时代，在各诸侯国国君看来，孟子的外交策略是“跟不上时代”的不实用的理论。因此，齐宣王对孟子的这一主张也没有太大的感触，在他看来，当时的现实是，诸侯国之间的外交问题多半是用战争解决的，所谓“强权就是真理”，至少对齐这样的大国，“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然而，作为百姓的“父母官”，齐宣王又不能明目张胆地说孟子说的不对。于是，他开始装模作样的自我批评，说自身还有缺点，恐怕难以接受这番高论。其实，这既是对孟子外交策略的侧面否定，又是在转移话题。

　　齐宣王有什么缺点呢？好勇。于是，围绕着好勇这个话题，孟子又阐述了他对大勇和小勇的看法。所谓小勇，通俗的来说，就是匹夫之勇，是以个人勇力互相争斗；而大勇则是以理义为利器互相争斗。小勇只能敌一人，大勇可以安定天下。

　　当然，大勇和小勇的论述也跟孟子的“仁政”和“保民”思想密不可分，孟子举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道理：具有大勇的国君，如果一旦发怒，振臂一呼，就可以让全天下的百姓得到安定，所以，百姓也是喜欢大勇的。由此可见，孟子确实是心怀百姓的，任何思想主张都离不开“保民”。

　　从小勇和大勇的区别和效果上来看，所谓真正的勇是斗智和斗义理。只有在义理上取得主动，才能真正战胜一个人，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力强强一时，理强强一世”。

　　【原文】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1］。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

　　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2］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3］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齐景公［4］问于晏子［5］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6］，遵海而南，放于琅邪［7］。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8］；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9］者。春省［10］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11］？吾王不豫［12］，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13］。今也不然：师［14］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15］胥［16］谗，民乃作慝［17］。方命［18］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19］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悦，大戒［20］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21］补不足。召大师［22］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徴招、角招［23］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注释】

　　［1］雪宫：齐国的离宫。

　　［2］非：认为……非，即毁谤、埋怨。

　　［3］非：不对，错误。

　　［4］齐景公：春秋时齐国的国君。

　　［5］晏子：名婴，齐景公时齐国的贤相，他的事迹和学说多见于《晏子春秋》一书。

　　［6］转附、朝儛：山名，在今山东省境内。

　　［7］琅邪：山名，在今山东省诸城境内。

　　［8］巡狩：指周天子巡视各诸侯的封地。

　　［9］无非事：没有无事空行的情况。

　　［10］省：查看、检查。

　　［11］休：这里指恩惠。

　　［12］豫：同“游”，指国君的出宫巡游。

　　［13］度：法度、典范。

　　［14］师：兴师。

　　［15］睊睊：因愤恨而侧目而视的样子。

　　［16］胥：互相。

　　［17］慝：邪恶。

　　［18］方命：违反命令。方，违反、违背。

　　［19］从兽：狩猎的别称。从，追逐。

　　［20］大戒：充分的准备。

　　［21］兴发：开仓赈灾。

　　［22］大师：即太师，古代的乐官。

　　［23］徴招、角招：均为乐调之名。

　　【译文】

　　齐宣王在雪宫召见孟子。

　　齐宣王问孟子道：“古代的圣贤也能感受到在这样的宫殿里居住和享乐的快乐吗？”

　　孟子回答说：“是的。但是如果百姓得不到享有这种快乐的机会，他们就会埋怨国君。百姓得不到这种快乐就埋怨国君，这是不对的；可是作为百姓领导者的国君，不与百姓共同享受快乐，也是不对的。如果国君心里装着百姓，把百姓忧愁的事当作自己忧愁的事，那么百姓也会把国君忧愁的事当作自己忧愁的事。把全天下的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把全天下的人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这样做了，还不能称霸天下，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

　　“齐景公曾经问晏子道：‘我想去看看转附山和朝舞山，然后再沿着海岸一直向南走到琅邪山。该怎么做，才能和古代贤君的巡游相比呢？’

　　“晏子回答道：‘大王问得好。周天子去诸侯国叫巡狩，所谓巡狩，就是视察各诸侯守卫的疆土；诸侯去朝觐周天子叫述职，所谓述职，就是给周天子汇报工作。不论是周天子的巡狩，还是诸侯的述职，这些都是职责内的正经事。春天时视察春耕的情况，遇到百姓粮食不够吃时，要给他们提供补助；秋天时视察秋收的情况，遇到百姓歉收时，也要给予他们补助。夏朝有个谚语说，我们的大王不出宫巡游，我们怎么能得到休息呢？我们的大王不出来巡视，我怎么能得到赏赐呢？一年一次巡游一次巡视，是诸侯的惯例。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国君一旦出游，就要兴师动众，向百姓索要粮食，致使饥饿的人没有粮食吃，疲倦的人不得休息，百姓们对大王是愤怒得侧目相视，纷纷怨声载道，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层出不穷。这种巡游背天虐民，因大吃大喝而造成的浪费犹如流水一般，真是流连荒亡，连诸侯都为此而忧虑。什么是流连荒亡呢？顺流而下的游而忘返叫做流，逆流而上的游而忘返叫做连，狩猎而不知厌倦叫做荒，饮宴而不知节制叫做亡。古代的贤君既没有流连的欢乐，也没有荒亡的行径。请大王自行选择自己的行为。’

　　“听了晏子的话，齐景公非常高兴，于是预先在国都内做了充分的准备，然后又移住在郊外，打开粮仓赈济贫穷的人，还召集大师说：‘给我创作一些表现君民同乐的乐曲！’于是就有了《徴招》、《角招》。这些乐曲里有歌词这样说：‘畜君有什么不对呢？’畜君的意思就是敬爱国君。”

　　【阐释】

　　孟子在这一章里论述的核心问题还是与民同乐，已经是他第三次与齐宣王讨论与民同乐的问题了，但是与之前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相比，角度不同了，道理也更深刻了。

　　在这一章里，孟子不仅说到乐，而且还从乐说到忧，第一次提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体现了孟子的民权主义思想和“为民”思想，是百姓真实愿望的深刻反映。

　　后来，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被宋代的范仲淹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孟子与范仲淹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孟子是对国家的最高决策者提出了这一要求，范仲淹仅仅是对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提出了这一要求。相比之下，孟子的意义和作用要大过范仲淹的。但是，从“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以孟子和范仲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更强烈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能更深刻的感染人。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1］。毁诸？已乎［2］？”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仁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3］也，耕者九一［4］，仕者世禄［5］，关市讥而不征［6］，泽梁［7］无禁，罪人不孥［8］。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9］云：‘哿［10］矣富人，哀此茕独［11］。’”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12］好货，《诗》［13］云：‘乃积［14］乃仓，乃裹糇粮［15］，于橐于囊［16］，思戢［17］用光［18］。弓矢斯张，干戈戚扬［19］，爰方启行［20］。’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21］妃。《诗》［22］云：‘古公亶父［23］，来朝走马，率西水浒［24］，至于岐下。爰及姜女［25］，聿来胥宇［26］。’当是时也，内无怨女［27］，外无旷夫［28］。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注释】

　　［1］明堂：天子接见诸侯的殿堂。具体指的是泰山明堂。泰山明堂本是周天子东巡时接见诸侯的处所，在齐国境内。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无力再东巡，而众诸侯又不能居住，因此有人建议捣毁明堂。

　　［2］已：止、不。

　　［3］岐：地名，在今陕西省岐山东北。

　　［4］耕者九一：井田制把耕地划成“井”字形，每一个“井”字九百亩，周围八家各有一百亩的私田，最中间的一百亩属于公田，由周围的八家共同耕种，收入归国家，称为“九一税制”。

　　［5］仕者世禄：官员及其子孙世代都有俸禄。

　　［6］征：征税。

　　［7］梁：鱼梁，一种捕鱼的工具。

　　［8］不驽：不牵连妻子儿女。

　　［9］诗这里特指《诗经·小雅·正月》篇。

　　［10］哿：可以。

　　［11］茕独：孤苦之人。

　　［12］公刘：后稷的后代，据说是周朝的创业始祖。

　　［13］《诗》：这里特指《诗经·大雅·公刘》篇。

　　［14］积：指露天堆积存放。

　　［15］堠粮：干粮。

　　［16］橐、囊：装东西的口袋，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底，后者有底。

　　［17］戢：通“辑”，安置。

　　［18］光：发扬光大。

　　［19］干戈戚扬：四种兵器，这里代指兵器。

　　［20］启行：开路、出发。

　　［21］厥：代词，意为“那个”。

　　［22］《诗》：这里特指《诗经·大雅·绵》篇。

　　［23］古公亶父：即指周太王。周太王本号“古公”，名“亶父”。

　　［24］浒：水边。

　　［25］姜女：也称太姜，周太王的妃子。

　　［26］胥宇：视察房屋。

　　［27］怨女：因找不到丈夫而抱怨的女人。

　　［28］旷夫：找不到妻子的老光棍。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很多人都奉劝我拆毁明堂。请问先生，我究竟是拆毁好呢？还是不拆毁好？”

　　孟子回答道：“明堂是施行王政的殿堂。如果大王想施行王政，就不要拆毁它。”

　　齐宣王听了，问道：“那先生可以把王政说给我听听吗？”

　　孟子回答道：“过去，周文王在治理岐山的时候，对种地的人实行九分抽一的税率；对做官的人的子孙也给予俸禄；对关卡和市场只稽查不守法纪的行为，并不征税；不阻止百姓在湖泊里捕鱼；只处罚罪犯一个人，并不牵连他的妻儿老小。没有妻子的老人叫做鳏夫，没有丈夫的老人叫做寡妇，没有儿女的老人叫做独老，失去父母的孩子叫做孤儿。这四种人是天底下最穷苦而又没有依靠的人，周文王实行的仁政一定最先照顾到他们。《诗经》上说：‘有钱人的生活是可以过得去了，还是多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吧。’”

　　齐宣王说道：“这话说得好啊！”

　　孟子又说道：“大王如果觉得好，又为什么不照着做呢？”

　　齐宣王停了一停，才说道：“我有个坏毛病，我贪图钱财。”

　　孟子说道：“以前的公刘也贪图钱财。《诗经》上说：‘把收获的粮食装满仓库，再把充足的干粮装进口袋里。聚集起民众以扩大自己的地盘，张弓带箭，拿起武器，开始动身迁移到豳地。’因此，留下的人的仓库里有粮食吃，出行的人口袋里有干粮吃，这才可以开始动身迁移。尽管大王贪图钱财，但如果能想到百姓也贪图钱财的话，对施行王政又有什么影响呢？”

　　齐宣王又说道：“我还有个坏毛病，我贪恋女色。”

　　孟子回答道：“以前的周太王也贪恋女色，很疼爱他的妃子。《诗经》上说：‘古公亶父一大早就骑着马沿着西边的河岸奔驰，一直到了岐山脚下。他是带着他的妻子姜女来勘察地形，以便修建新居的。’那时，没有找不到丈夫并因此而抱怨的女人，也没有找不到妻子的老光棍。如果大王贪恋女色，但也能想到百姓也贪恋女色，这对施行王政又有什么影响呢？”

　　【阐释】

　　在前面的章节里，孟子劝齐宣王接受他的外交策略“大国以仁，小国以智”时，齐宣王推脱是自己有“好勇”的毛病。在这一章里，齐宣王故伎重演，再次以“寡人好货”和“寡人好色”为借口，推脱孟子劝他行仁政。也真是难为了这位国君了。也许换做别人，早就对齐宣王这样的国君失望了，但是孟子没有。针对齐宣王的借口，孟子再次批驳了他，进一步因势利导地给齐宣王提出了完美的建议，让齐宣王“退无可退”。尽管孟子并不支持国君们贪财好色，但他仍然退了一步，强调即使是贪财好色，只要能施行仁政，也一样能得到百姓的拥护。

　　针对齐宣王“好货”、“好色”的问题，孟子例举了周朝的始祖公刘“好货”和周太王“好色”的例子，说明连圣贤都犯这两样毛病，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孟子的论述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他的这一番言论也就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必要了，因为它脱离了孟子思想的核心。因此，在这番论述里面，最关键的话是“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这也正是为什么尽管公刘贪财、周太王好色，但依然可以成就圣贤之名的原因，因为他们在贪财好色的时候，没有忘记百姓，记得“与民同有”。齐宣王如果也能这样的话，与百姓有乐同享、有苦同吃的话，也能得到百姓的拥护。

　　当然，即使国君爱财也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这份爱财之心扩大，让百姓都有财可爱。这种“与民同货”的思想是孟子要求国君关心民众的物质生活，体现了他的满足人欲的主张，具有增强国君自身修养，保护民众切身利益，促进社会繁荣的现实意义。

　　孟子的主张不是空谈，在他之后的历朝历代的国君中，也确实有人按照孟子的要求做到了，金世宗就是一位。由于金世宗曾经长期当地方官，对祸乱之源和吏治得失有切身的体会，因此，他认为“国君以民为本，得民则君存，失民则君亡”。在当了皇帝以后，他特别注重体恤民情，带头提倡节俭，关心百姓疾苦，得到了百姓的拥护。

　　【原文】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1］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2］其反［3］也，则［4］冻馁［5］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6］之。”

　　曰：“士师［7］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8］。”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注释】

　　［1］托：托付、拜托。

　　［2］比：等到。

　　［3］反：通“返”，返回、回来。

　　［4］则：表示结果。

　　［5］馁：饥饿。

　　［6］弃：指与人断交。

　　［7］士师：掌管司法的官吏。

　　［8］已之：罢免、免职。

　　【译文】

　　孟子对齐宣王说道：“大王的大臣把妻儿托付给一个朋友照顾，而他自己到楚国游玩去了。然而，当他回来以后，却看到他的妻儿挨饿受冷。对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回答道：“应该和他绝交。”

　　于是，孟子便说道：“如果大王的司法官不能管好他的下属，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回答道：“应该把他免职。”

　　孟子又说道：“如果国家得不到妥善的治理，又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听了，只是左右张望，把话题引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阐释】

　　这一章短小而精湛，其中的“王顾左右而言他”一句已经成了人所共知的名言。在这一章里，齐宣王再次领教了孟子的雄辩能力：采用层层推进的论证法，从生活琐事入手，最后推论到齐宣王身上，给了他一个大难堪。齐宣王毫无退路，而且尴尬无比，只好回顾左右，转移话题。

　　在这里，孟子提到的都是同一类的事情，然后逐步由小到大，层层推进，最后直指齐宣王的失职之罪。这本身已经足够精彩了，然而更令人叫绝的是，结论并不是由孟子自己说出的，而是由齐宣王说出来的，这不仅更能警醒齐宣王，而且也让齐宣王更难堪，最后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不理孟子以了事。孟子的这种“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的气概和掀天撼地的气魄，使齐宣王顿时失去了作为国君的声威，很驯服地听他的指责和教训。

　　有人认为，孟子的这一行为比较过分，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国君的讽谏，达到了指斥的地步，甚至还有弹劾和罢免国君的意思。其实，这也有些言过了。孟子本身并不是想要齐宣王出丑，也没有指斥和弹劾他的意思，只是因为齐宣王总是寻找各种借口，拒绝施行仁政，所以孟子才出言逼他，迫使他下决心施行仁政罢了。

　　可以看出，孟子的政治理论不是权利型的，而是义务型的，他主张的不是权利责任和政治责任，而是一种道义责任。所谓道义责任，就是不论是国君，还是各级官员，都要做到忠于职责和勇于任事，否则就应该被罢免，或者引咎辞职。这与一千多年以后西方一些政治学家们的主张不谋而合。

　　【原文】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1］者，非谓有乔木［2］之谓也，有世臣［3］之谓也。王无亲臣［4］矣，昔者所进［5］，今日不知其亡［6］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7］尊，疏逾戚，可不慎［8］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注释】

　　［1］故国：历史悠久的国家。

　　［2］乔木：年代久远的高大的树木。

　　［3］世臣：世代建立功勋的旧臣。

　　［4］亲臣：特别亲近和信任的大臣。

　　［5］进：任用。

　　［6］亡：离开、躲避。

　　［7］逾：超越、超过。

　　［8］慎：慎重。

　　【译文】

　　孟子拜见齐宣王，对齐宣王说道：“所谓历史悠久的国家，指的并不是国内有高大的树木的国家，而是有世代建立功勋的大臣的国家。但是大王现在却没有亲信的大臣了，过去重用过的那些大臣现在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齐宣王听了孟子的话，问道：“那么，我应该怎样识别真正缺乏才能的人，并不重用他呢？”

　　孟子回答道：“国君在不得已的时候，甚至会把原本地位低下的人作为贤才提拔到地位高尚的人之上，把原本关系疏远的人作为贤才提拔到关系亲近的人之上。国君选拔贤才怎么能这样不慎重呢？假如身边的亲信认为某个人是贤才，大王不要急于相信；朝中的大夫也认为这个人是贤才，大王也不要急于相信；当全国上下的人都说他是贤才时，大王再详细考察他，发现他真的是贤才的话再重用他。如果身边的亲信认为某个人不可重用，大王不要急于相信；朝中的大夫也认为这个人不可重用，大王仍然不要急于相信；当全国上下的人都认为他不可重用时，大王再仔细考察他，发现他确实不可被重用的话，再罢免他。同样，身边的亲信认为某个人该被处死时，大王不要急于相信；朝中的大夫也认为这个人该被处死时，大王仍然不要急于相信；如果全国上下的人都认为他该被处死的话，大王再认真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该被处死的话，大王再处死他。这样处死他的话，才是全国的百姓处死的。如果大王能这样做，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官。”

　　【阐释】

　　在阐述国君重用官员、罢免官员和处死罪犯时，孟子提出，国君不能只听信左右近臣和朝廷官员的意见，而要以百姓的意见为准则，只有全国上下的百姓都支持，国君才可以大胆行事。

　　的确如此，左右近臣只是极少数的几个人，而且还不一定能保证意见的公允；与全国的百姓相比，朝廷官员也是少数，不能代表大部分人的意见。只有让全国的百姓都发言，才能保证意见的正确和公允。

　　孟子的这个主张反映了他的民主意识，是人类早期的民主思想。但是，从操作层面来看，孟子的这一主张还是很难操作的，因为，从事实上来说，就某一个情况，不大可能听到全民一致的意见，甚至连全民都能保证发表意见都不可能。因此，孟子所说的“国人皆曰”也只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我们把握住“多倾听群众的意见”这一精神实质就够了。

　　孟子提出的“进贤必慎”是他“尊贤使能”的思想在选用人才上的进一步完善。对于选拔和任用人才，孟子强调“慎”。所谓“慎”，就是说，在选拔和任用一个人之前，要认真而详尽的考察他，这个考察不是听信左右亲信的意见，也不是听信朝廷官员的意见，而是听取百姓的意见。这种“进贤必慎”的谋略体现了两条重要原则：一是主张“兼听”，尊重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二是强调审察，尊重事实。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也和他的“民为邦本”的思想相一致。

　　从实质上看，孟子主张“进贤必慎”就是在主张“任人唯贤”，听取百姓的意见，并实践考察他，目标都在于鉴别他是否是贤能的。但是，尽管孟子主张“进贤必慎”，他也没有完全否定“任人唯亲”，因为说“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从总体上看，尽管有“任人唯亲”的一面，但主导方面仍然是“任人唯贤”。

　　【原文】

　　齐宣王问曰：“汤放［1］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2］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3］；残贼之人谓之一夫［4］。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注释】

　　［1］放：流放。商汤起兵讨伐夏桀，获胜后，将夏桀流放到边地。

　　［2］贼：害。

　　［3］残：残忍的人。

　　［4］一夫：即独夫，指众叛亲离的人。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商汤放逐夏桀，以及周武王起兵讨伐商纣，有这回事吗？”

　　孟子回答道：“根据历史记载来看，是有这回事的。”

　　于是，齐宣王又问道：“商汤、周武王原本是夏桀、商纣的臣属，臣属弑杀他们的国君，应该吗？”

　　孟子又回答道：“杀害仁慈的人叫做杀人贼子，杀害讲正义的人叫做残忍之徒，而像残、贼这些人叫做独夫。我只是听说周武王诛杀了一个名叫纣的独夫，没有听说有谁弑杀了自己的国君。”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又理直气壮地说出了一句千古不朽的至理名言：“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一论述不仅成了历朝历代无数次改朝换代的理论依据，而且也无数次鼓舞了百姓们举行武装起义的勇气。

　　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同样作为国君的齐宣王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认为汤流放桀和周武王伐纣是人臣弑君的行为，但是孟子不仅轻轻松松的驳倒了齐宣王，而且从此以后，但凡听到了孟子这番言论的人，都不敢再有跟齐宣王一样的看法了。

　　可以看出，孔孟所主张的儒家思想，原本并不纯粹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相反，在那个时代，真正为封建国君效劳的其实是法家，这一点在秦国的发展历史上表现的极为明显：秦国是通过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的改革才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而秦嬴政“一扫六合，统一中国”，建立秦王朝，又离不开法家的另两位重要人物韩非和李斯的辅佐。甚至，在秦朝建立以后，儒家学派也没能为维护封建制度出一点儿力，反而被“焚书坑儒”，大加压制。一直到汉武帝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开始，儒家思想才成了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工具。——这些都是后话了。

　　秦始皇在建立秦朝以后，认为自己就此开创了万世之业，于是想从始皇开始，一直传到二世、三世。那么，孟子的“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的观点自然就引起秦始皇的讨厌了，所以他才要“焚书坑儒”，免得儒家思想扫他的兴。可是，秦始皇毕竟是个像商纣一样的暴君，自然也逃不过像商纣那样的命运，于是，他的大秦王朝刚刚勉强传了两代就灭亡了。

　　不管怎么说，孔孟所主张的早期儒学与封建专制暴政是不相容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原文】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1］，则必使工师［2］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斲［3］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4］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5］玉于此，虽万镒［6］，必使玉人［7］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注释】

　　［1］巨室：大型的宫殿。

　　［2］工师：管理工匠的官员。

　　［3］斲：砍削。

　　［4］女：通“汝”，你。

　　［5］璞：含有玉的石头，或者是未经雕琢的玉。

　　［6］镒：黄金的度量单位。

　　［7］玉人：雕琢玉石的工匠。

　　【译文】

　　孟子拜见齐宣王，对齐宣王说：“想要建造高大的宫殿，就必须要派遣工匠去寻找高大的树木。如果工匠们找来了高大的树木，那么大王就很高兴，觉得这些工匠干得不错，能胜任建造宫殿的工作。再后来，经过工匠们的砍削修剪以后，原本高大的树木又变小了，大王见了以后就很生气，觉得这些工匠到底是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一个人从小就学习了许多如何治理国家的道理，到了壮年以后，就想把这些所学付诸于实际，然而，此时，国君又对他说道：‘你还是暂时放下那些大道理吧，先按照我的意思办事吧。’这会怎么样呢？假设现在有一块美玉，虽然值一万镒黄金，但大王肯定要找玉石工匠雕琢它。换到了治理国家的事情上，却说：‘还是暂时放下那些大道理吧，先按照我的意思办事吧。’这样做，与教导玉石工匠雕琢美玉有什么不同呢？”

　　【阐释】

　　从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出，孟子认为，有治国专长的人，才可能治理好国家，即使是国君，如果没有掌握治国之才，照样不能治理好国家。这个道理，正如孟子打的那个比喻那样，要雕刻美玉，非专门的治玉工匠不可，那么，治理国家也是一样，非有治国专长的人不可。

　　那么，贵为一国之君的国君为什么不能是有治国专长的人呢？虽然孟子没有明言，但也看得出，国君们都是父兄相继，代代相传的，他们之所以成为国君是因为血统好，并不是因为有突出的治国专长。那么，在治理国家这方面，国君们又可以做什么呢？孟子认为，国君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只要做好选拔和重用有治国专长的人，让他们尽情发挥专长就可以了，不要干涉具体的治国方略。

　　然而，事实是，也许有一些国君可以做到选贤任能，重用有治国专长的人，但几乎没有一位国君能做到彻底放弃对具体的治国方略的干涉，总是不停的强调“姑舍女所学而从我”，让有治国专长的人处处受到掣肘。这虽然是荒唐而可笑的，但也确确实实的存在着，原因或许不是这些国君们自以为是，而是他们想要掌握权力的欲望。

　　【原文】

　　齐人伐燕［1］，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2］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3］。取之，何如？”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4］。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5］。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6］食壶浆［7］，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8］而已矣。”

　　【注释】

　　［1］齐人伐燕：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15年，燕国国王哙把王位让给了相国子之，燕国百姓都不服气，于是，太子平和将军市被起兵讨伐子之，结果战败被杀，燕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齐宣王趁机讨伐燕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

　　［2］五旬而举：据《战国策》记载，齐军讨伐燕国时，燕军不仅不抵抗，而且还大开城门迎接齐军。结果，齐军只用了五十天就攻进了燕都，并杀死了燕王哙和子之。

　　［3］天殃：因违背天意而遭到的天谴或天灾。

　　［4］武王是也：指周武王讨伐商纣的事。

　　［5］文王是也：指周文王因为担心百姓不欢迎而没有起兵伐纣的事。

　　［6］箪：盛饭的竹筐。

　　［7］浆：米酒。

　　［8］运：转动。

　　【译文】

　　齐国讨伐燕国，获得了胜利。

　　齐宣王问孟子道：“有人劝我不要讨伐燕国，有人却劝我讨伐燕国。我自己觉得，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去讨伐另一个同样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只用了五十天就取得了胜利，如果只是依靠人力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不讨伐它，一定会遭到上天的责备。因此，我讨伐了它，我这样做对吗？”

　　孟子回答道：“如果大王讨伐燕国能让燕国的百姓高兴，那大王就应该讨伐它，古人里面的周文王就是这样做的。如果大王讨伐燕国不能让燕国的百姓高兴，那大王就不应该讨伐它，周文王就是这样做的。以齐国这样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一个同样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燕国的百姓却端着饭、提着酒迎接大王的军队，他们这样做，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他们只不过是希望大王能让他们脱离水深火热的生活罢了。如果大王不仅不能让他们脱离苦海，反而让他们的生活更加水深火热，那么他们就不会欢迎大王了，只会转而寻求别的出路。”

　　【阐释】

　　齐国出兵讨伐燕国，获得了胜利以后，齐宣王才召见孟子，问他该不该讨伐燕国。由此可以看出，齐宣王其实根本就没有接受孟子的思想，他怕孟子会反对他出兵伐燕，否则他会在出兵之前就询问孟子。这也许是孟子的悲哀，但孟子似乎并没有在意。

　　面对齐宣王的问题，孟子的态度非常谨慎，谨慎到了模棱两可的程度，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儒家是反对战争的。，因此，孟子并没有明说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齐宣王出兵伐燕，只是说怎么样可以出兵，怎么样就不能出兵。不过，仔细琢磨的话，可以看出孟子其实是赞成齐宣王出兵伐燕的，因为根据燕国当时的情况来看，是满足孟子赞成出兵伐燕的条件的。

　　那么，还有什么证据可以明确的证明孟子这位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大儒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吗？《孟子》一书里的记载就是上述那样看，但在《战国策·燕策》的记载里，孟子当时直截了当地对齐宣王说道：“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可见，孟子确实是赞成齐宣王出兵伐燕的。

　　那么，一向主张仁义、反对战争的孟子为什么会赞成齐宣王讨伐燕国呢？这与孟子的一贯主张有矛盾吗？

　　其实，仔细分析下来，仁义和出兵伐燕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还是紧密相连的——出兵就是为了贯彻和捍卫仁义思想。孟子认为，燕国的百姓已经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齐宣王出兵伐燕，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苦海，就是在向他们布施仁义，就是在向他们施行仁政，就是在“保民”，相反，如果齐宣王不出兵伐燕，燕国的百姓仍然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自然是主张“仁政”和“保民”的孟子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孟子赞成齐宣王伐燕，符合他一贯的主张。

　　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孟子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战争，相反，只要战争的目的是正义的，只要战争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和欢迎，他就支持战争。也可以这样理解，在孟子看来，实行“仁政”和“保民”的思想是“体”，而战争是“用”，战争也只是用来推行“仁政”和用来“保民”的一种工具。孟子对于战争的这种权变思想，是以“民本”为基础和原则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然而，根据后来发生的情况看，齐宣王又让孟子失望了，因为他原本以为的一场“仁义”之战，一场“保民”之战，被齐宣王弄成了一场侵略战争和害民战争。这是孟子所没有预料到的。

　　【原文】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书》［1］曰：‘汤一征［2］，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3］也。归市者［4］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5］其民，若时雨［6］降，民大悦。《书》曰：‘溪我后，后来其苏［7］。’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8］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9］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10］，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11］，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注释】

　　［1］书：这里指《尚书·逸》篇。

　　［2］一征：初次征讨。

　　［3］云霓：指下雨的征兆。

　　［4］归市者：做生意的人。

　　［5］吊：安抚、慰问。

　　［6］时雨：及时雨。

　　［7］苏：复苏，这里当复活解释。

　　［8］拯：拯救。

　　［9］系累：用绳子捆绑。

　　［10］重器：贵重的宝器。

　　［11］旄倪：老人和小孩子。旄通“耄”，指八九十岁的老人。倪指小孩子。

　　【译文】

　　齐国讨伐燕国，取得了胜利。于是，其他几个诸侯国便商量说要起兵救助燕国。齐宣王便问孟子道：“其他几个诸侯都商议说要出兵攻打我，请问先生，我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道：“我听说过有人依靠着七十里大小的国土统一了天下，比方商汤就是这样，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拥有几千里国土的大国害怕其他国家的。《尚书》上说：‘商汤统一天下的战争是从讨伐葛开始的。’全天下的百姓都相信商汤的军队是为了除暴安良而来的，所以，当商军向东进发时，西夷的百姓就会抱怨；当商军向南进发时，北狄的百姓就会抱怨。他们都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到后面来讨伐呢？’百姓盼望商军到来的心情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雨那样迫切。商军到达以后，在市场上做生意的照常做生意，在田里耕作的照常耕作，因为商军是为诛杀那些施行暴政的国君，并抚慰受害的百姓而来的。这就像是及时雨一样令百姓高兴。因此，《尚书》上说：‘等待我们的大王商汤来了，我们就能够得生了！’

　　“现在，燕国国君虐待燕国的百姓，大王的军队前去讨伐他，燕国的百姓以为大王要把他们从水深火热里拯救出来，所以端饭提酒夹道欢迎大王的军队，但是大王却杀戮他们的父兄，捉拿他们的儿女，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财产，这怎么能让他们高兴呢？其他的诸侯国本来就害怕齐国强大起来，打败燕国以后，齐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在这样的形势下，大王还不施行仁政，这必然会使其他诸侯出兵攻打大王。请大王赶快发布命令，令齐军放回燕国的俘虏，停止掠夺燕国的财产，再和燕国民众商议，给他们另立一个国君，然后从燕国的领土上撤回齐国的军队。这样做的话，还来得及制止各诸侯国的起兵。”

　　【阐释】

　　齐宣王讨伐燕国，并命令齐军占领了燕国，这自然激起了其他各诸侯国国君的嫉妒，于是他们纷纷计划要讨伐齐国。齐宣王无计可施，只好找来孟子询问对策。

　　结果，孟子还是延续以往跟齐宣王讲道理的风格，并不直接回答齐宣王最关心的问题，而是又谈起他的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话题——百姓的心理动向。初看上去，这些好像解决不了齐宣王当前所面临的危机，但孟子认为，正是民心向背左右着齐宣王的危机，因此解决危机也要从民心向背上入手。

　　孟子认为，起初，燕国的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从心底盼望有人能救他们脱离苦海，当齐军可以顺利的占领燕国，就是因为燕国的百姓希望齐宣王充当“救世主”的角色。可是，后来的事实表明，齐宣王并不想当“救世主”，他更愿意当个侵略者，带给燕国百姓双重的苦难。这时候，燕国百姓的心理也就发生了变化，不再欢迎和支持齐军了。齐宣王失去了民心，陷入被动。

　　不过，这显然不是其他诸侯国决计出兵讨伐齐国的原因，对于他们而言，燕国百姓的民心向背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任由齐国就这样吞并燕国，再次壮大实力。因此，只要迫使齐军退出燕国，放弃占领燕国，一切就结束了。

　　在这个危急关头，多说无益，要紧的是要想个对策出来。孟子给齐宣王提的建议是，齐军迅速撤出燕国领土，就跟没有占领过燕国一样。这时，有人不禁想起了孟子之前赞成齐宣王出兵伐燕的事，于是笑称“进也孟子，退也孟子”，其实，这并不能说孟子反复无常，因为无论是进还是退，孟子的依据都是唯一的，就是以民心为准绳，民心希望进就进，民心希望退就退。

　　由此可见，民心向背也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之一，不论是论述内政问题，还是论述外交问题，民心向背都是一个重要的依据。

　　【原文】

　　邹与鲁拱［1］。

　　穆公［2］问曰：“吾有司［3］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4］其长上［5］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6］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7］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8］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9］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注释】

　　［1］拱：通“哄”，争吵、冲突。

　　［2］穆公：即邹穆公，邹国的国君。

　　［3］有司：这里代指官员。

　　［4］疾视：怒视。

　　［5］长上：长官、官员。

　　［6］转：这里指弃尸。

　　［7］几：接近、几乎。

　　［8］上慢：指官员怠慢职责。

　　［9］尤：以……为过失，责怪、归罪。

　　【译文】

　　邹国和鲁国发生了军事冲突。

　　邹穆公问孟子道：“在与鲁国的冲突中，我死了三十三个大臣，而百姓们却没有一个人肯为他们效力和牺牲。我想杀这些可恶的百姓吧，又觉得不能杀那么多；不杀他们吧，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官员被杀而不去营救的行为又实在让人觉得可气。请问先生，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回答道：“在遇到灾荒的年月，大王的百姓困苦不堪，年老的和体弱的都被饿死在山沟里，年轻的和健壮的有好几千人都四处逃难去了，但是，大王的粮仓里却堆满了粮食，国库里也堆满了财宝；大王的那些大臣们也不把百姓的悲惨遭遇报告给您，这既是对大王的欺瞒和不敬，更是对百姓的漠视和残害。曾子曾经说过：‘要小心啊，要小心啊！你怎样对待别人，到头来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现在就是百姓复仇的时候了。在百姓们饥寒交迫的时候，官员们不关心和救济他们，所以现在他们才会看着官员们被杀死而无动于衷。请大王不要归罪于百姓吧，只要大王施行仁政，百姓自然会亲近他们的长官，也会愿意为他们而牺牲。”

　　【阐释】

　　这一章实际上说的还是君与民、官与民的关系。孟子认为，百姓看到国家干部战死而不救虽然是理无可恕的，但也情有可原。为什么呢？根源还是出在国家干部身上。作为国家干部，在灾荒年月和兵荒马乱时节，看到百姓饿死或乞讨时，却麻木不仁，见死不救，久而久之，百姓自然是心生怨言，产生报复心理，那么，看着国家干部战死，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因为官与民之间的感情已经被国家干部伤害透顶了。同样，话说回来．如果在平日里，这些国家干部们能施行仁政，关心百姓，当他们遇到危险了，百姓一定会鼎力相救的。自己手下的官员如此，邹穆公有什么可埋怨百姓的呢？

　　在这一章里，还提到了“出乎尔者，反乎尔者”这一句名言，后来逐渐演变成“出尔反尔”，这一成语，用来形容言行前后矛盾和反复无常。其实，这句话的原意接近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孟子的回答，既显示出其睿智的机锋，又不失理直气壮和义正词严，既当邹穆公的面揭露和驳斥了不顾百姓疾苦死活的国家干部，又为百姓讨回了公道，时至今日，读来仍能感到回荡在天地间的一股凛然正气。

　　【原文】

　　滕文公［1］问曰：“滕，小国也，间［2］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3］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4］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注释】

　　［1］滕文公：滕国国君。滕国是西周分封的诸侯国，故址在今山东省滕县境内。

　　［2］间：介于……之间。

　　［3］池：护城河。

　　［4］效：效力、效命。

　　【译文】

　　滕文公问孟子道：“我的滕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夹在齐国和楚国这两个大国之间。请问先生，我是归顺齐国好呢，还是归顺楚国好？”

　　孟子回答道：“到底应该归顺谁我也不好说，如果您一定要我出个主意、提点建议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把护城河挖得深深的，城墙修筑的尽量高大而坚固，当敌人来攻打时，动员百姓们一起坚守城池。如果百姓们宁愿献出生命也不弃守逃命的话，做到了这样，那么大王就大有可为了。”

　　【阐释】

　　这是孟子第二次路过滕国时，滕文公请教孟子的问题。

　　滕文公认为，滕国国小力薄，正好又处在南面的楚国和东面的齐国两大强国之间，“两大之间难为小”，得罪自然是得罪不起，但侍奉吧，又不知道该侍奉谁，如果一时糊涂，站错了队，后果也是很悲惨的。

　　面对这种情况，相信作为“亚圣”的孟子也是感到既头疼又无可奈何，就算孟子是个无所不能的“巧妇”，但滕国却穷得连一颗米都不够，这饭怎么个做法？自然是难上加难。好在孟子毕竟学问高深，而且巧言善辩，仍然解决了这个问题。

　　孟子告诉滕文公，“两大之间能为小”，并在具体策略里指出，自立自强是小国图存的基本国策。这反映了人受主观能动性的转化，只要不将这种转化庸俗化和绝对化，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孟子认为，小国要图生存图发展，就不能尽做怨天尤人、摇尾乞怜这种没有任何作用的举动；只有自立自强，坚持不丧失国格人格，修明内政，振奋民族精神，并决心誓死抵御侵略和侮辱，才是明智之举。

　　因此，可以看出，自强自立是解决“两大之间难为小”的根本出路。作为国家是这样，作为个人也是这样，只有坚持自主自强，才能争取到生存的机会——这一点，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表现的尤其明显。

　　【原文】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1］，吾甚恐。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2］，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3］，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注释】

　　［1］薛：即薛国，诸侯国名，是滕国的邻国。

　　［2］邠：地名，在今陕西省境内。

　　［3］创业垂统：开创国家基业，并流传给后代统续。

　　【译文】

　　滕文公问孟子道：“齐国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我国的邻居薛国，还在与我国接壤的薛地筑城防守，我很担心齐军趁势攻打滕国。面对这种形势，我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道：“从前，周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前来侵犯他。在不得已间，周太王率众离开邠地，到了岐山脚下居住。并不是周太王主动选择了岐山，而是迫不得已才选择的。如果国君们都能坚持施行仁政，那么他的后代里肯定会出现一个能富国强民的王者。有德行的国君开创了基业，留下了优良的传统，为的是让子孙们继承下去，但能否如愿以偿，那就要看天命了。大王现在能做什么呢？只有努力自强和施行仁政。”

　　【阐释】

　　在春秋和战国这样的乱世，弱小的国家随时都有被大国吞并的可能。正当滕文公担忧于“两大之间难为小”的问题时，他的邻国——弱小的薛国就被齐国占领了。铁的事实，血的教训，容不得不信。

　　那么，作为一国之君，面对这种随时都有可能亡国的危险，该做什么选择呢？是要抛弃自己的百姓，准备随时逃命呢？还是要顶住压力，尽好一个国君的职责，努力施行仁政，施恩于民，保民为民呢？孟子给滕文公指出的是第二条路，因为他认为“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这是有道理的，并不是哪个国家生来就是弱小的，更不是哪个国家生来就是强大的，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是变强还是变弱，就要看国君选择哪条路了。

　　所谓“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比方周王朝本身就是这样的。起初，由于受到匈奴人的威胁，带着百姓迁移到岐山脚下居住，后来，周文王、周武王果然成就了王者霸业。

　　【原文】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1］，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2］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3］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4］。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5］。”

　　【注释】

　　［1］皮币：兽皮和钱财。

　　［2］属：召集。

　　［3］邑：指兴建城邑

　　［4］归市：赶集。

　　［5］择于斯二者：在离开和坚守之间作出选择。

　　【译文】

　　滕文公问孟子道：“我的滕国是个实力弱小的国家，即使我竭尽全力去侍奉那些大国，都免不了被他们欺辱。请问先生，我该怎么办呢？”

　　孟子回答道：“起初，周太王居住在邠地，狄人时常侵犯他的地界，周太王就不断献给狄人兽皮和钱财，希望能换来和平，但还是免不了被欺辱。于是，周太王献给狄人猎犬和马匹，还是免不了被欺辱。最后，周太王拿出珍珠和美玉侍奉狄人，同样还是免不了被欺辱。周太王没有办法了，只好召集属地内德高望重的老人们，商议说：‘狄人想要的东西是我们的家园和土地，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君子不会为了得到那些本来是用来养育人民的东西而使人民受伤害。因此，我也不会为死守这片领地而使你们受苦。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你们不要担心没有仁慈的国君来领导你们。’

　　“说完这些话，周太王就离开了邠地，翻过梁山，又在岐山脚下修建了一座小城池，在那里住了下来。邠地的百姓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异口同声道：‘周太王是一个仁慈的国君，我们不能失去他。’于是纷纷如赶集一样地去投奔周太王。也有人说：‘领土和家园是应该世代守卫的，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宁可死去也不能放弃逃命。’请大王从放弃领地和家园，与固守领地和家园这两种情况里做出选择吧。”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再次详细例举了周太王的例子，向滕文公说明了两个问题：一味的卑躬屈膝苟且求生不是办法；只要施行仁政，百姓就愿意跟着你，有百姓就有国家。

　　孟子说，当初外敌侵犯周太王的领地，周太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后来终于发现，敌人想要的是他的土地，于是，周太王为了不让百姓遭受战乱之苦，只好“事之以土地”。孟子举这个例子，当然不是奉劝滕文公尽力满足入侵者的所有要求，而是想告诉滕文公，想要苟且求生是不可能的，退让只有死路一条。

　　孟子还说，当初，周太王独自一人搬到岐山脚下居住，“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当周太王原先的百姓听说周太王又找到了落脚地之后，纷纷像赶集似的投奔于他。周太王再次拥有了自己的国家和百姓。百姓们再次投奔周太王的理由是周太王施行仁政，是个不可失去的仁人。通过这个例子，孟子想告诉滕文公：一定要施行仁政，因为仁政可以赢得民心，有民心就有国家。

　　通过一个故事，孟子给滕文公讲了两个道理，又提供了两条方案，滕文公再做出选择就容易多了。

　　【原文】

　　鲁平公将出，嬖人［1］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2］已驾［3］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

　　公曰：“将见孟子。”

　　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

　　公曰：“诺。”

　　乐正子［4］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

　　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

　　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5］与？”

　　曰：“否。谓棺椁衣衾［6］之美也。”

　　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7］君，君是以不果来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8］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注释】

　　［1］嬖人：得到国君宠幸的原本身份低贱的人。

　　［2］乘舆：国君的车驾。

　　［3］驾：这里指拉车的马匹。

　　［4］乐正子：名克，孟子的学生，后来被鲁国重用，曾主持鲁国政事。

　　［5］五鼎：代指大夫的祭祀活动，前文的“三鼎”代指士人的祭祀活动。

　　［6］衣衾：这里指死人所穿的衣服。

　　［7］沮：通“阻”，阻止。

　　［8］尼：止。

　　【译文】

　　鲁平公就要出王宫了，他的宠臣藏仓问道：“以前大王出王宫时，一定会告诉相关官员要到哪里去。现在，拉车的马都已经套好了，相关官员还是没听到大王告诉他们要到哪里去。因此，我壮着胆子请问大王，大王要到哪里去？”

　　于是，鲁平公正色说道：“我要去拜访孟子。”

　　藏仓听了，又问道：“大王这又是何苦呢？大王这样轻视自己的国君身份，把一个平民看得比自己还要重要，难道大王真的觉得孟子是个有贤德的人吗？我看未必。在礼法道义方面，本该由有贤德的人给百姓们做出榜样，可是，孟子给他的母亲办的葬礼要超过先前给他父亲办的葬礼。像孟子这种厚母薄父的人，大王还是不必见了吧？”

　　鲁平公听了藏仓的话，说道：“也好。”

　　孟子的学生乐正子进王宫见鲁平公，问道：“大王为什么没有按照约定去见孟子呢？”

　　鲁平公回答道：“有人跟我说，孟子给他的母亲办的葬礼要超过先前给他父亲办的葬礼，这不合礼法。所以我就决定不见孟子了。”

　　于是，乐正子说道：“大王说的礼法不合，是因为孟子以前是士人身份，后来做了大夫；以前祭奠用三个鼎，后来用五个鼎这些缘故吗？”

　　鲁平公道：“不是，我说的是后来的棺材衣衾比以前的华丽的多。”

　　乐正子听了，说道：“这不是礼法不合，是因为和过去比较，孟子的贫富情况有了新的变化罢了。”

　　乐正子回去见到孟子以后，说道：“我前几天把先生的品行和学问介绍给了鲁国国君。他本来是要亲自来拜访先生的，却被他的宠臣藏仓拦住了。”

　　孟子听了，说道：“人的行动可能会受别人的指使；他停止那样做可能是有人阻拦他。其实这些并不是人力所能指使和阻拦得了的。我不能和鲁国国君见面，完全是天意的安排，藏仓哪有能力使我见不到鲁国国君呢？”

　　【阐释】

　　有人认为，孟子之所以没有得到鲁平公的接见和重用，是由于小人藏仓的进谗和阻挠，而藏仓之所以要阻挠鲁平公接见孟子，是因为他嫉妒孟子的才能和高尚品德。但看上去似乎不是这样，至少这样的成分不是很大。

　　藏仓认为，孟子的某个言行有不妥当之处，因此算不上是品德高尚的贤者，这固然有些言重，但依照后来孟子的反应来看，藏仓挑的孟子的这个毛病还是不错的，因此并不算是谗言。再者，由藏仓坚持要求鲁平公告诉有关官员自己要去干什么，可以看出，藏仓是一个忠于职守，并能秉公办事的人，这样的人是不是小人值得商榷。

　　因此，孟子之所以没有见到鲁平公并得到重用，并不能怪罪于藏仓，而且孟子也说，鲁平公见他与否，不是人力所能阻止的。

　　那么，鲁平公为什么不接见孟子和重用孟子呢？这其实应该怪鲁平公本人。一方面，他在没有见到孟子的时候，就因为近臣的一个建议，不假思索地就放弃了自己原先的主意，由此可以看出，鲁平公是个缺乏主见的人。另一方面，鲁平公没有详细考察近臣的建议是不是正确的，就信以为真，并一本正经地当成是自己不见孟子的理由，由此可见，鲁平公是个偏听偏信的人。

　　也许，对于孟子而言，一个既没有主见，又偏听偏信的国君不见也罢。所以，他的反应才如此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