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何如官意

　　在中国，再霸道的皇帝说起来也是要在乎民意的。因为中国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不一样，不能躲在幕后假装自己是神的后代，对前台的政治纷争不闻不问，维持千年不改姓换代，万世一系。中国的皇帝诞生之初，原也打算传之万世来着，可是任谁也传不了那么久，短的二世而亡，长的也不过十几代，天下就改了姓氏。改姓换代的原因多半是民意闹的，载舟之水沸腾起来，把船搞翻了。因此，皇帝都要关心一点儿民意，不仅有御史下去打听着，而且有的朝代还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采风，说是收集民歌民谣，随便着也采一点儿“群众意见”上来。

　　可惜，皇帝距离老百姓太远，想要从皇宫里出来一次，动静太大，微服私行当小说讲讲解闷行，真的操作起来，难如上青天。我们的电视剧导演，经常把他们所喜爱的好皇帝，说成跟老百姓心连心。其实，即使真有这样模范皇帝、**皇帝，老百姓也特想亲近一下他们，也如当今追星粉丝们的狂热，两下也互相够不着。

　　事实上，皇帝基本上是碰不到民意的，眼见、手摸，鼻子闻到的，无非是官意。这一点，在用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说起来，用人当官，尤其是当大官，除了某些时候大权旁落，被女主、宦官、外戚或者权臣反客为主当了家的，理所应当是皇帝说了算，乾纲独断。一般来说，依皇帝的性格不同往往呈现出两种面目：一种是不大容易受外界的影响，皇帝自己说了算，说谁行，就是行，不行也行；一种比较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也就是说，要征询大一点的官员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其实，所谓不受外界影响的皇帝，也会受周围人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不那么直截了当而已。说白了，皇帝用人决策的信息来源只能是官意。

　　来自《晏子春秋》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是齐景公用晏子做东阿的地方官，三年之后，齐景公将晏子召来数落一顿，他说，我原以为你有本事，才让你治理东阿，结果你治得乱七八糟。你赶快反省，否则我要处罚于你。晏子说，这样吧，臣恳请改道行之，再给臣三年机会，如果主公还不能满意，可以杀了我。不想，第二年晏子回国都汇报，齐景公非常高兴，亲自前来迎接，连说好哇好哇，你干得好。晏子说，其实，我前三年治理东阿，一秉大公，贿赂不行，贫民得以救济，境内没有人挨饿，然而主公却要治我的罪。而今年我反其道而行之，贿赂公行，重加赋税，杀贫济富，打点上下左右，尤其重点贿赂君王的身边人，境内饥民过半，但是主公您却夸我。

　　小人不可得罪，有权者身边的小人尤其不可得罪，这是跟“为政不得罪巨室”一样的做官铁律。反过来，不得罪就意味着要讨好，不是两不相涉、互不侵犯。因为如果你不讨好，别人讨好，你的不讨好就变成了得罪。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哪个朝代，无论皇帝贤与不肖，皇帝身边的人，无论男的女的甚至包括没了关键零件的宦官，大家都要拍他们的马屁，至少得给面子的缘故。

　　退一万步说，即使皇帝周围的人，不是史书上说的那样，都是势利小人，为官者在多数情况下想要升上去，而且升得快点，有一个条件还是得具备，那就是人缘，不，官缘得好。为官时，不仅要打点好皇帝周围的人，而且上下左右都得八面玲珑，弄个清爽。官缘好，首先脾气得好，个性是不能要的，脾气得收起来。想要干点事，又不大惹人怨恨，就得有唐朝娄师德唾面自干的好性子，或者吾日三省吾身，像林则徐那样，在卧室里挂上“制怒”条幅，时刻提醒自己。如果不能，那就什么也别干，一味模棱，多磕头少说话，口中不臧否人物。历史证明，虽然史书上不多见这类人的事迹（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但这类人，一般来说升得快，上去的多，越是高层，越是堆积这样的有人缘的高手。

　　古往今来，靠官意，命里注定选不出好官、能官、贤德之官。芸芸众官里，即使有个把明白人，也架不住大伙都喜欢油光水滑的琉璃蛋，或者老实巴交的窝囊蛋。真正为民做主的好官，民意倒是不错，可惜，民意何如官意，为民难免得罪官，得罪了官，上下左右官缘不佳，多半免不了被淘汰。拖到最后的最后，民意只好在造反中表达，待到上达天听的时候，什么都晚了，大家一起，没死的话，推倒重来。

　　狱吏之贵

　　秦以严刑峻法治天下，尽人皆知。但是，怎么个严苛法，却不太清楚，因为秦朝的历史短，档案文书又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个干净，小吏出身的萧何，也只是将田亩账册收了起来。所以，后世人们说秦朝之事，只能含含糊糊，稍一使劲，就说到汉朝了。

　　汉承秦制，对秦朝的严刑峻法，大体上照搬。当年作为亭长的刘邦，县吏的萧何，虽然地位卑微，毕竟属于法律的执行者，切实操练过，被管的时候，固然难受，但是管人之际，也相当威风，相当过瘾。当了家之后，昔日的印象还在，“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种粗疏宽松的约法三章，当然不足以显帝王之尊，帝王之威，过帝王之瘾。在叔孙通的主持下，秦礼复活了，在萧何的主持下，秦法也在汉律中复活了。文景之治，推崇黄老，苛法稍懈，但武帝则又勒紧法纲，说是独尊儒术，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直到汉元帝时，儒术才真的在法律中起作用，所以西汉的盛时，盛行的依旧为秦法。

　　法苛则酷吏多，酷吏多则狱吏牛气，没有狱吏的配合，酷吏的威力就要减去一多半。西汉监狱多，仅京城之内，据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考证，有案可考的就有26所，名目相当多，犯了哪条，该进哪里，谁也不清楚，托人运动都麻烦。那个年月，按秦法的精神，王公贵族，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犯了法，或者被人认为犯了法，都得进监狱。原本地位卑微的狱吏，由于时常可以看管这些贵人，自我感觉，无形中被抬高了，难免不威风八面。朱正回忆，说他被打成右派劳教的时候，管教队长碰到熟人就会把他们中级别最高的人找来无缘无故地训一顿，然后说，看，别看是厅级干部，现在归我管！古今狱吏，心有灵犀焉。

　　牛气的狱吏，对待犯人，肯定要加以折辱，打骂事小，侮辱人事大，那个时候，人，尤其是贵人，对脸皮很在意。折辱起来，一来威风，二来过瘾，三来可以索贿，要想少受点儿磨难，拿钱来。管你是谁，进了这里，就归我管，铁公鸡也得拔毛。绛侯周勃，吕后死后，对安刘定汉立过大功。刘邦认为，他死后，安刘氏者必勃也。这种人，一旦被怀疑有谋反之嫌，照样进监狱，照样受狱吏的折磨。他出狱后，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周勃脾气好，抗折腾，而且见机早，给狱吏塞了钱，不仅免了磨难，而且得以平安出狱。但有些人则死在狱中，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哀帝时的丞相王嘉，都在监狱里绝食而死，周亚夫还吐了血。有些血性汉子为了免受折辱，干脆在入狱之前，一死了之。比如李广，出征时因迷路而失期，不肯“复对刀笔之吏”，引刀自刎。李广的从弟李蔡，也因得罪而自杀，不肯“对狱”。虽然可能熬过磨难，出狱再起，但由于受不了狱吏的折辱，这些人宁愿一死。

　　狱吏折辱这些高官，难道不怕这些人一旦复出，转过来报复吗？看来他们不怕。以法治官，以法治民，是当时的“国策”，皇帝喜欢，各级官员也喜欢，个别人就是想报复，在技术上也行不通。京城的监狱，都是诏狱，具体管辖的人，直接对皇帝负责，复出后的高官，官再高，也是铁路警察，管不到这一段。地方的监狱，能管到的，一般都不关押官员，个别关了的，官员出来后也未必会报复。有一个故事很耐人寻味，说是景帝时梁国内史韩安国坐法抵罪，被关进梁国属县蒙县的监狱，狱吏田甲按规矩折辱他。韩安国说，死灰就不能复燃了吗？田甲道：如果复燃，就用尿浇。不久，韩安国果然官复原职，田甲闻风逃走。韩安国对田甲的族人说，如果田甲不来自首，我灭你们的宗族。田甲不得已，前来肉袒谢罪，韩安国开了一通尿溺的玩笑之后，却善遇之，认为田甲可以帮助他治理梁国。

　　看来，狱吏之恶，原本就属于苛法的一部分，国家通过狱吏对人犯的折磨，强化人们对法的恐惧，哪怕是达官贵人，也需要这种恐惧。就算你负屈含冤，宁可让人犯受尽折磨，庾死在监狱里，也不会稍微改善一点儿监狱的待遇。对于那个时代的司法制度而言，疑犯从有是威慑，监狱的磨难是惩罚，两者都是让人恐惧的法宝。过去的法治，就是刑治，有写在面上的刑，从原来的割鼻子剁腿、五马分尸、剁成肉酱，到打板子、抽荆条、流放、杀头。还有隐在下面的“刑”，就是狱吏私下来的，据说也是五花八门，《水浒传》上讲的杀威棒、吃黄鱼、焖干饭之类，都是。自汉以后，统治无非儒表法里，法家的阴影，从来就没有从司法中离去，尽管德政喊得山响，为政者操练起来还是想方设法让人恐惧，确立国家在所有人心目中的威严。所以，尽管有些朝代，比如明清死刑判决尺度很严，非皇帝点头不行，但在监狱里庾死者，却超过判死刑者不知多少倍，从这个意义上说，狱吏之贵，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之贵。

　　一出掉包戏的台前幕后

　　晚清的官场多事，最富戏剧性的要数杨翠喜案。杨翠喜本是天津的名伶，色艺俱佳，很受津门闲人的喜爱，可是突然有一天，美人从艺坛消失了。不久，地球人都知道了，原来佳人已属沙陀利，被当时权势最大的庆亲王奕劻之子—官拜农工商部尚书的贝子载振藏之金屋。

　　当然，美人杨翠喜不是自己花落贝子府的。那是日俄战争之后，载振奉命到东三省视察，路过天津，北洋大臣袁世凯设宴招待，席间杨翠喜献艺，载振一见之下，不觉忘情，手为之舞，足为之蹈。后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杨翠喜进了载贝子的卧室，她成了某人送给贝子的礼物，随同大活人进献的据说还有十万雪花银。送礼的就是出自袁世凯门下，现任道台的段芝贵。不久，段芝贵一跃，由一个“地级干部”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跻身地方大员的行列。这样的破格提拔，据说在清朝还没有先例。

　　此时，晚清的吏治早已坏得一塌糊涂，即使如圣眷隆隆的岑春煊要想整顿，也只能铩羽而归，所以庆王父子才敢如此大胆妄为，让买官者破格得售。不过，吏治虽坏，朝廷反腐败的旗帜却并不倒，只是在反腐的背后总是有权力斗争的影子。庆亲王奕劻虽然势大权重，但他也有政敌，政敌就是朝中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和地方大员岑春煊。在李鸿章之后的政坛上，瞿、岑的联盟虽然在和奕劻与袁世凯联盟的斗争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却并没有被彻底打垮，时不时地总要出来弄点事恶心一下对手。

　　地球人都知道的杨翠喜事件，给了瞿、岑一个看起来绝佳的机会，于是，瞿鸿禨的门生，现任御史的赵启霖跳出来奏了一本，把事给抖落了出来。事既然给捅出来了，彻查的官样文章是必须做的，一个以醇亲王栽沣和孙家鼐为首的“调查组”组成了。在调查组还没有动身之前，袁世凯命令手下干员杨以德马上将杨翠喜从贝子府转移，让盐商出身的商务局总办王竹林顶杠，充作杨翠喜的丈夫，并亲口教好了两人如何答对。总之，待到调查组进入现场，作案人早已移花接木，把张冠扣在李姓的脑袋上了。

　　醇王爷和孙家鼐也不是糊涂人，他们带人来了以后，睁着眼睛装糊涂，孙家鼐问了问王竹林和杨翠喜，录了原本是杨以德操办的口供，然后就回京复命，一场大案烟消云散，御史赵春霖丢了官，载贝子也自请辞职，国家又回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显然，瞿鸿禨和岑春煊不出面，谁肯卖力查呢？也许，他们看出来了，西太后根本也没有下决心，奕劻和他宝贝儿子还都在位置上，袁世凯更是大权在握，事件根本没有波及他。按袁世凯的说法，案件大事化了是因为奕劻平时人缘好，为人厚道，所以大家肯帮忙。

　　清朝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以来，官场有种相当怪的现象，凡是有用、能干的官员大抵声誉不佳，曾国藩之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到了袁世凯的时代，朝中最有用的能臣袁世凯居然跟最为贪黩的奕劻结成最牢固的联盟，靠收买奕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这个奕劻，被英国《泰晤士报》著名的记者莫里循称为中国声名最恶劣的人物。杨翠喜案，段芝贵买官，袁世凯参与与否于史无证，不好说，但从后来的弥合掉包来看，他未必就不知情，况且，段芝贵得官也合乎他一贯的扩张势力的初衷。

　　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晚清的变局之中，于改革事业没少做贡献，清末新政的每项事业几乎都有他的份额，从行政、警政改革，到预备立宪。在推行改革的同时，他个人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形成了唯他马首是从的庞大的北洋系，这一切都离不开庆亲王奕劻的大力配合。而奕劻作为皇室宗亲，居然全不顾自家祖宗的江山社稷，甚至在辛亥年，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他也配合。那副嘴脸，连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溥仪都记忆犹新，等到奕劻死的时候，家属求谥号，这个关起门来的小皇帝居然要赐个“丑”字给他。

　　都说树倒猢狲散，其实树还没倒，猢狲就已经散了，身没散，心散了。即便根正苗红的自家人也未必靠得住，大家早就利用眼前的权势铺好了退路。

　　给西太后讲立宪

　　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像点儿样的官绅和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

　　光绪二十七年初（1901），西太后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第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这是迫于洋人的压力，经过义和团围使馆这么一闹，洋人不再容忍中国人当阿Q，明明一个外交部门，偏要宣称“总理各国事务”，好像把洋人家里的事都管了似的，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其后拖拖拉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但是这一抄，抄得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依托租界的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办在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他们要求制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百地跟西方接轨。

　　到了1904年，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这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是中国的耻辱，说人民都很愤怒，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麟阁之流，在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给俄国人做，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了砍头，还被拍成了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沮丧的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的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变的中国人其实对日本人战胜很是兴奋。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持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从前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这一惊，也惊到了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和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名绅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食指大动，思有所为。袁世凯和瞿鸿禨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之，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亲庆亲王奕劻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地方大员，分量很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都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

　　西太后老佛爷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地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儿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儿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立宪究竟会怎样，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西方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两下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曹汝霖的话作用能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九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皇族又占7人，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的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面向官绅、绅商分享，尤其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惜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掏空，形成了世人所谓的“假立宪”。报应来得很快，几乎在几个月之内，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绔子就丢了祖宗的江山，日后只能坐吃山空，靠典当过日子了。

　　永乐皇帝的功德箱

　　很久没有去十三陵了，突然不知怎么来了兴致，想去拜访一下久违了的列位朱家皇帝，于是与妻一道开车进了陵区所在的天寿山。第一站自然是长陵，那个朱元璋桀骜不驯的儿子，以武力夺了侄儿建文帝皇位的朱棣的安宅。十三陵虽说埋葬了明代十三位皇帝，但朱棣一人却占了陵区风光的大半，其他的陵只不过是给主轴线的长陵做陪衬的。多年不见，神道上的石人、石马、石头狮子、石头大象依旧，石牌坊也巍峨依然，进了陵门，里面干干净净，还修了一个连北京都少见的配有休息室的现代化厕所。不过，陵内少了些杂草以后，给人的感觉怎么看怎么像故宫，享殿几与太和殿无二。进了享殿之后，殿内那三十二根金丝楠木的巨柱，撑得大殿感觉上比太和殿还要宽敞气派，看起来朱棣对他死后待的地方要比生前的上心得多。大殿的正中，不知什么时候添了一座很是庞大的朱棣铜像，铜像的脚下有一块不太显眼的牌子，上面写着：成祖文皇帝保佑平安。像的前面，是在所有佛、菩萨、玉皇、关帝、妈祖等面前常常会见到的功德箱，里面盛满了人民币，功德箱的前面是一块很厚的海绵垫子，不时有善男信女们在上面跪下磕头，然后在功德箱里塞上人民币。

　　把皇帝老儿当菩萨拜，这种事情在中国还不多见，虽然中国有几千年头上顶着皇帝的历史，但是人们冲皇帝（包括皇帝的神位）屈膝下跪，主要是看着他们手中的权力，死了的皇帝就是一个死人，顶多就是一个死了的贵人，照样有人敢去盗他们的墓，把尸体拉出来翻财宝，这一点皇帝自己也清楚，不然的话他们的墓穴就不会那么在乎保密了。中国的皇帝其实命挺苦的，祖祖辈辈神化自己，非说自己是真龙天子，权力还特大，可以封神，凡是经皇帝封过的神灵，香火一般都特盛。可是自己死后就是变不了神，只有两个除外，一个是刘备，多半是托了他结拜二弟关羽的福，有的地方沾光可以在关帝庙里捞点儿香火；一个是唐明皇，唱戏的将他奉为祖师爷，也算是半个神。其他的皇帝，任你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统统不过是死皇帝而已。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皇帝虽然不是神，却有神气，尤其是那些有名做过一些大事，却又没有因此丢了江山的皇帝，他们吃过的有人乐意吃，从满汉全席到通大便的牛黄解毒丸；他们用过的作古董拍卖更值钱，从凑在嘴上的茶碗到凑在屁股上的夜壶。这些“雄才大略”的皇帝的事儿，也特别招人传诵，直到今天，关于皇帝的电视剧依旧一集一集地往下拍。

　　我没有问过那些给朱棣下跪并塞钱的人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也不想猜测他们头脑中是不是有帝王意识。我意识到，其实我们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路上走了百多年，好像《国际歌》也正经不正经地唱了几十年，却并没有走出给皇帝尤其是“雄主”下跪的文化阴影，不仅“愚民”和“草民”们的膝盖软，我们的秀才知识分子膝盖尤其软，不仅软，而且还会证明人之所以生出膝盖，就是为了下跪用的。我们的历史学家，包括在给中学和大学生写教科书的时候，一碰到那些雄才大略之主，赞美之词情不自禁地就会冒出来，挡也挡不住。我们的文学家就更来劲，一遍一遍地比着这个世界上最棒的男子汉来写我们的好皇帝，也不知赚了观众们多少眼泪。

　　长陵的主人朱棣就是这样一位“雄主”，虽然排得比较靠后。跟那些入了秀才们法眼的皇帝一样，朱棣有一些可供炫耀的事功：他重建了北京城，特别是修了座今天算作世界文化遗产的皇宫，同时还有一座供他死后享用的“皇宫”；附庸风雅，找人编了部《永乐大典》；真格好武，将蒙古人赶得离北京远了一点；最露脸的是派身边的大太监郑和带了一支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开创了当时世界远航史的新纪录，至今中国人提起来还激动不已，尽管当时人家不过是想打探建文帝的下落，生怕他那个倒霉的侄子什么时候东山再起。

　　不过，这位“雄主”杀人和糟蹋起人来也照样是大手笔，不仅杀人如麻而且表现出超常的嗜血欲。为了一点儿宫闱丑事，居然一次就诛杀宫女2800余，而且亲自监刑，看着将这些无辜的少女一个一个凌迟处死。早在两千年前就被废止的人殉制度在朱家王朝居然能够复活，虽然始作俑者是他那同样“雄才大略”的父亲，但他在执行祖制方面一点儿都不逊色，三十多个他生前喜爱的女子活生生地遵他的指令随他去了长陵的地下，而不知姓名的殉葬者据说不知凡几。在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江山社稷之后，凡建文帝的忠臣遭零割而死的就算便宜了，被剥皮楦草者有之，被割掉耳朵鼻子再烧了塞给本人吃的有之，将受刑者的儿子割了塞给本人吃的亦有之。自古株连九族已经到了极限了，但人家朱皇帝居然能夷十族。同样，几乎所有的酷刑都在朱棣眼皮底下进行，看来所有这些地狱里的勾当对他来说都是一种难得的乐趣。最令人发指的是他对建文帝忠臣家属的处置，九族十族的男丁都杀光了，剩下的女眷则被没入教坊，由朱棣亲自派人监管到军营做军妓，每日每人要被20余条汉子糟蹋。监管人凡事直接请示朱棣，而朱棣也为此下了许多具体的诏令，指示要这些可怜人多多“转营”（即遭更多的男人侮辱），凡是不幸怀孕的，生下男孩做“龟子”，女孩则“长到大便是个**材儿”，如果被折磨死了，便“抬去门外，让狗吃了”。

　　在中国有皇帝的时代，忠义是做人的大节，也是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任何两个或者多个在政治和战场上竞争或者厮杀的对手都不能不提倡忠义。每个竞争的胜利者，即使自身有着充分的正当性，当面对宁死不屈的效忠故主者的时候，如果不能招降他们，至少在杀了他们的同时，也要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钦敬，以厚葬、抚恤亲族之类的举动以示表彰，尽管可能这样做的时候，一肚皮不乐意，只要你不想沦为草寇，还想成点儿气候。因为礼遇死人是给活人看的，一方面是让自己的部下为自己卖命，一方面则表示对社会公意的尊重，特别是当胜利的一方不那么占理的时候，就更得靠这种假仁假义收买人心。像朱棣这样，恼羞成怒且丧心病狂地夷九族夷十族地虐杀忠臣义士（特别是像方孝儒这种并没有对他造成过什么危害且德高望重的儒者），而且那样对待他们的家属，真是达到了古今罕有的境地。当年，东晋的司马氏在王导对其讲起他祖先对曹魏的种种残暴之举的时候，掩面而哭，说若如是则国祚不永。而我们这个朱家皇帝，所行所为，超过当年的司马昭不知多少倍。

　　对于这样一个皇帝，仅仅因为他有过那么些似乎很耀眼的事功，就闭上眼睛不看他的残忍和无耻，能不能给他三七开？姑且不论那些事功如何劳民伤财，兀了蜀山，穷了百姓，空了国库，仅仅为了给他采金丝楠木，进山一千人，出来不足五百，再运到北京，相死于道者又不知凡几，就是种种嗜血之举，是人能做出来的吗？

　　我们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世界是人的世界，总要逐渐变得人道才是，这样历史才能进步。人道的尺度理应是历史人物评价的底线，离了这个尺度，仅仅把眼睛盯在所谓的事功上，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就是一个荒唐的历史。多少年来，虽然我们一直嚷着奴隶们创造历史，但骨子里却依然是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观，眼睛只能看见大事，至于无辜人命丧失，只看作必要的代价。我的一位朋友说，中国没有宗教，历史学就是宗教，恶人暴君怕的就是青史上留下恶名，如果我们因为暴君的事功就宽宥或者无视他的残忍，甚至为他的所谓事功而歌功颂德，那么我们今后的历史就将有越来越多的残忍。这样的历史观是到了该反省的时候了。如果修了大运河的杨广是一个人所不耻的“炀帝”，那么派人下西洋的朱棣同样应该是“炀帝”。他的子孙将他捧成“成祖文皇帝”，那我们现在人理应清醒一点，干吗非要跟着朱家的子孙屁股后面爬，不仅自己爬，还给朱棣塑像（塑成那么一个巍峨高大且正义凛然的样子），塑像前面放上供人下跪的垫子和上供的功德箱，其实，朱棣就是一个炀帝，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贪酷无道曰炀，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