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看客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了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然而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然而，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儿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可是挺爱动笔，每天都要记点什么，由于没有文人那么好面子，所以相当的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他看义和团焚香拜神，也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他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也看有人乘乱抢劫他。他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中国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的所有能表示害怕的词语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害怕惧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的确有点儿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儿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儿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文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鬼子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场热闹。似乎更令人气愤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从中捞点儿好处。当然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儿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儿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不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得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悲惨壮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拣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儿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拣点儿剩下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儿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比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用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见《义和团》第一册，289页）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都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洋教）。

　　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当然，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中国人头的中国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中国的事总是难办。

　　高人指点

　　眼下是出高人的时候。几年前就老是听说哪个哪个地方官找高人卜卦，经高人指点，修了条本来可修可不修的路，盖了幢可盖可不盖的楼，甚至改了本来不该改的政府大门，结果官运亨通。开始还有点儿不信，架不住总是类似的消息传来，有的还见了报，最后发现连自己认识的一些官员也搅在找高人、占卜、改动外部环境以求升官发财的三部曲里，不由你不信。只是我认识的人，并没有谁真的亨通起来。

　　人有没有命运？人的命运能不能靠当事人弄点儿小花招就变得面目皆非？说不好。不过，这“高人指点”的事，倒是让我想起在不太远的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统治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心高志广，对屈居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名下一直心有不甘。这时候高人出现了，告诉陈济棠，如果把你家祖坟迁个好地方，肯定不会屈居人下。见陈动了心，高人进一步支招，说是洪秀全家的祖坟风水特好。于是，南天王一声令下，洪家的祖坟动迁，陈家祖宗的枯骨鹊巢鸠占。迁了祖坟之后效果如何，史无记载，但至少陈济棠没有升官是可以肯定的。时间到了1936年，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怂恿和祖坟搬家双重鼓舞的陈济棠，在准备公开反蒋但又举棋不定的时候又想起了高人，于是请高人扶箕，请神说话，忙活半天得箕语四个字：机不可失。于是乎南天王心雄胆壮，打出反蒋大旗，兴兵北伐。可是兵尚未动，陈济棠赖以自豪的广东空军一股脑儿反出南天，飞到了南京。接下来，他名下的陆军也相继离散，南天王变成孤家寡人，只好夹起细软走人，躲到了**。到了这个时候，陈济棠才悟到，原来“机不可失”的意思是飞机不可失。既然如此，那高人为什么不早说呢？再找高人，高人已杳如黄鹤，其实就是找到高人也没有用，人家会说天机不可预泄。

　　又过了几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派飞机来**接知名人士，其中就有陈济棠。大概老蒋是担心陈济棠跟日本人搞在一起对他不利，可是同在**的孔二小姐偏不领会姨夫的心机，硬是把上了飞机的昔日南天王扯了下来—因为飞机要运她的狗—德国黑贝。唉，如果当初不听高人指点，南天王何至于命不如狗。

　　古人云，国之将兴听于民，国之将亡听于神。其实，一个家族，一个团体，都是如此—不，古人的话需要修正一下，实际上不是听于神，是听于高人。

　　瞄准射击

　　瞄准射击是步兵进入火器时代的基本要领，可是这个要领，中国人掌握起来很是费了些功夫。引进洋枪洋炮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一直都相当热心而且积极，即使最保守的人士，对此也只发出过几声不满的嘟囔，然后就没了下文。闹义和团的时候，我们的大师兄二师兄们尽管宣称自家可以刀枪不入，但见了洋枪洋炮，也喜欢的不得了。不过，国人，包括那些职业的士兵，对于洋枪洋炮的使用却一直都不见得高明。

　　淮军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也接受了洋操的训练，连英语的口令都听得惯熟，唯独对于瞄准射击不甚了了。1860年，一个英国军官来访，在他的眼里，淮军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他们朝前放枪，可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装子弹的时候，姿势更是危险，径直用探条捣火药（那时还是燧发的前装枪），自己的身体正对着探条。

　　过了30余年，洋枪已经从前装变成更现代的后膛枪，而且中国军队也大体上跟上了技术进步的步伐，用后膛枪武装起来，可是士兵们的枪法却进步得有限。拳乱时，攻打外国使馆的主力其实是董福祥的正规军，装备很是不错，从现存的一些老照片看，董军士兵大抵手持后膛枪，而且身上横披斜拉，挂满了子弹。可是，据一位当时在使馆的外国记者回忆，在战斗进行期间，天空中经常弹飞如雨，却很少能伤到人。由此看来，1万多董军加上数万义和团，几个月打不下哪怕一个使馆，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董福祥的军队如此，别的中国军队也差不多。庚子前五年（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的表现大家都骂，其实人家毕竟还打了一个多少像点样的仗，而陆军则每仗则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旅顺的海军基地守不了半个月，丢弃的武器像山一样，威海的海军基地周围，门户洞开，随便日本人在哪里登陆。当时日本军人对中国士兵的评价是，每仗大家争先恐后地放枪，一发接一发，等到子弹打完了，也就是中国军队该撤退的时候了。当年放枪不瞄准的毛病，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进入民国，中国士兵脑袋后面的辫子剪了，服装基本上跟德国普鲁士军人差不多了，建制也是军师旅团营连排了，可不瞄准拼命放枪的喜好却依然故我。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说是要再造共和，讨逆军里有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曹锟的第三师，李长泰的第八师，都是北洋军的劲旅，对手张勋只有五千辫子兵。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府顾问莫里循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写道：“我从前住过的房子附近，战火最为炽热。那天没有一只飞鸟能够安全越过北京上空，所有的枪几乎都是朝天发射的。攻击的目标是张勋的公馆，位于皇城内运河的旁边，同我的旧居恰好在一条火线上。射击约自清晨五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然后逐渐减弱，断断续续闹到下午三时。我的房子后面那条胡同里，大队士兵层层排列，用机关枪向张勋公馆方面发射成百万发子弹。两地距离约一百五十码，可是中间隔着一道高三十英尺、厚六英尺的皇宫城墙。一发子弹也没有打着城墙，受害者只是两英里以外无辜的过路人。”最后，这位顾问刻毒地向中国政府建议，同意一个美国作家的看法，建议中国军队恢复使用弓箭，这样可以少浪费不少钱，而且还能对叛乱者造成真正的威胁。

　　中国军队，自开始现代化以来，所要对付的对手，基本上是一些处于现代状态的叛乱者，双方碰了面，只要一通洋枪猛轰，差不多就可以将对方击溃。可是碰上也使用洋枪洋炮的对手，这套战法就不灵了。问题在于，屡次吃过亏之后，战法并没有多少改善，轮到自己打内战，双方装备处在同样等级，仗也这么打。讨逆之役，双方耗费上千万发弹药，死伤不过几十人。1920年直皖大战，动用20多万兵力，打下来也就伤亡200余，真正战死的也就几十人，四川军阀开始混战的时候，居然有闲人出来观战，像看戏一样。不过，打着打着，大家逐渐认真起来，终于枪法有人讲究了，毕竟不像清朝那会，对手净是一些大刀长矛。洋枪洋炮对着放，成者王侯甜头不少，所以在竞争之下，技术自然飞升。到了**登台的时候，他居然编了本步兵操典之类的东西，重点讲士兵如何使用步枪，从心态、姿势到枪法，尤其强调瞄准射击。从士兵的枪法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真是个漫长的过程。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我曾经说过，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它不见得总是推陈出新，而是经常旧戏重演，演员虽然变了，但戏的内容却依然如故。有的时候连戏名都换了，曲牌也不讲究，乱七八糟，但是细听听，还是那个老调子，连台步都按老规矩走得一板一眼。

　　按道理，旧戏重演，靠的是演员一辈辈地心口相传。过去唱戏的师傅，除了教徒弟唱念做打，就是口授几出戏，肚子里的戏越多，师傅就越值钱。但是，历史上的旧戏重演，却没有师徒相授，可一样传得真、演得像，看来，咱们中国人的历史，背后有一个老是重复的大脚本。

　　蔡元培先生以北大知名。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蔡先生回忆说，在他接掌北大之前，京师大学堂的遗风犹存，学生在学校，不是为了求学，“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考试，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学生的另一个毛病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并不见得受欢迎，“考试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前蔡元培时代的大学，是前清衙门转来的，清朝的大臣，奉旨办学，办的就是官学。京师大学堂原来只招进士，科举停办，大家都把大学堂当成翰林院，毕业生就是翰林。以至于有个大学究陈汉章，大学堂请他去教书他不干，非要去做学生，为的就是日后可以做“翰林”。因此，习惯上，学生被称为老爷，而监督（校长）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不幸的是，时隔90年，北大已经庆祝过自己百岁诞辰，眼看就要过110岁生日了，我们大学里的学习景象，居然跟前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如此相像。教师一份讲义打天下，通吃多少年，纸黄页烂不肯换，倒是可以评节约标兵。比那时进步的是，老师不发讲义，要靠学生当堂记笔记。学生们平时不烧香，考前磨着老师要考试范围。老师不肯给的，临阵磨枪，狂背笔记，上课缺课多的，则借同学笔记复印完了再背。老师肯通融的，则师生皆大欢喜，掌声雷动。对于相当多的学生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那些上课不负责、考试宽容放水的老师。他们不在乎学到了什么，只在乎那张毕业文凭。连当年学生对教师的态度都在重演。认真负责而且有点学术水平的老师，不见得真受学生欢迎，而那些在政府里身居高位、或者曾经身居高位的人，无论在学校里做兼职也罢，来挂名也行，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捧。哪个学校那些兼职的博导们，都有最多的人报考，得以厕身高官或者曾经高官的门墙之内，不仅在“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而且毕业的当口，就有若许进入仕途的便利。官大学问大，不仅在大学体系内是颠扑不破的铁律，也得到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认可。稍有不同的是，学生不再是老爷，他们已经变成了听话的良民和不听话的刁民，老师类似于三班衙役，而管理人员则是六房书吏，我们的校长和院长，则是不折不扣的大人，青天大老爷。

　　中国的大学，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曾经，我们的大学已经走出了文凭时代，这个出走，是以蔡元培北大的改革为标志的。可是到今天，我们居然又转了回来。奇怪的是，在已经早就不包分配的情况下，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还只是文凭，而学校方面对于教学学生如何适应社会需要，也没有多少改进，甚至感受不到改进的压力。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好像就是一个盖章发文凭、戴方帽子的所在。

　　西方总是在嘲笑我们历史的循环论，但是，中国的历史还就是总是在转圈，转一个，又一个。什么时候，我们能从这圈里走出来，而且永远不再钻进去呢？

　　顾和尚和他的法术

　　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有一号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在湖南出没。有时是轻车简从的白衣秀士，有时则是几十个马弁副官护拥着的达官，还有时则变成了登坛说法的大法师。知道他的人都称他顾老师（当面）或者顾和尚（背后），湖南军政各界都对他优礼有加。不过，此公的家世、来历、籍贯，即使跟他关系最好的人士，也弄不清楚，大家只知道此公姓顾，名伯叙，法号法长或者净缘，其实，这些信息也可能是假的，真实的顾和尚到底是什么样，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顾和尚没有剃度，一副俗人模样，据说是密宗居士，精通灌顶之术，大概欢喜禅、明妃双修之法也同样精熟。不仅如此，顾和尚扶箕打卦无一不精，**样样通晓，也可以吟诗作赋。因此，顾和尚妻妾众多，而且荤腥不忌，社交场合鱼肉海鲜，莺声燕语，顾和尚如鱼得水，衮衮诸公咸与共和，在湘军将领里大有人缘。不过，人家顾和尚真正帮的人还是唐生智。在省内省外军阀的武打与文攻之中，唐生智从一介小旅长，挤垮湖南士官系，最后借北伐军之势囊括两湖，顾和尚的运筹帷幄、摇羽毛扇，其功不小。最大的手笔要算是1925年让唐的部队全军受戒，变成世界独一无二的和尚军。为了这个，唐生智和顾和尚两个，冲寒冒暑，一个营地接一个营地跑，为每个士兵传戒说法，很是辛苦。当时之世，北有冯玉祥让教士给士兵洗礼，号称基督将军，南有唐生智让顾和尚给士兵受戒，号称和尚将军。只是冯玉祥的洋和尚有很多，而唐生智的土和尚只有顾伯叙一个。

　　北伐之后，顾和尚不太在唐生智部公开露面了，大概顾及唐生智已经加入国民革命军，不好意思再公开弄宗教迷信。不过，顾和尚其实始终没有离开唐生智，唐生智也始终倚顾和尚如左右手。不过，通过北伐升到事业的顶峰之后，唐生智的好运似乎就不见了，1929年发动反蒋，兵马未动就被**分化收买，各个击破，等唐生智定睛一看，原来的部下都姓了蒋，只好通电下野。据说，唐之所以如此急切地发动反蒋战事，是因为北伐过程中，蒋作为总司令，在检阅唐的第八军的时候，马失前蹄，摔了下来，因此唐认定蒋肯定要栽在他的手上。在这个过程中，顾和尚起了什么作用？于史无证不好说，但事情过后，唐生智和顾伯叙的关系依然那么好，只是，此时的唐大将军已经没了兵，孙猴子没棒弄了，成了在政府挂闲差的闲人。

　　唐生智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表演，是抗日战争的南京保卫战。本来淞沪抗战结束，国民党的主力已经疲惫不堪，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连同外国顾问都不同意守南京，但**出于自家脸面的考虑，非要坚守不可，在无人应承的情形下，唐生智慷慨激昂，表示可以承担守将。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损失惨重。唐的慷慨激昂，据说跟顾和尚的谋划有关。

　　顾和尚得意的时代是个乱世，乱世是所有人命运无常的时代，所以，像顾和尚这种人虽然身无长技却混得很开，那些让他出主意，以及扶箕打卦的人，即使听了他的话，最后吃了亏，也未必会来找他算账。但是只要蒙对了一两次，大家就会奔走相告，为你做不花钱的广告。从根上说，乱世的人，尤其是混出点名堂的人心里都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正是这种病才让顾和尚这样的人活得很滋润。

　　辫帅的人缘和地缘

　　军阀大抵有外号，张勋的外号是“辫帅”，因为他在进入民国之后，还坚守自己脑后的辫子。其实当时留辫子的军阀还有一些，某些西北的小军阀包括北洋老将姜桂题，都拖着辫子。但只有张勋被称为辨帅，大概由于他不仅自己留，麾下一万多定武军都留辫子的缘故。

　　张勋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在一个进化论主导的时代，痴迷地留恋前朝皇帝，不仅在身体肤发方面身体力行，而且操练出了一场复辟大戏，弄得北京城一时间满街都是辫子，如此作为，想不挨骂，难。不过，国家大事不见得人人都关心，进化论其实只是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看人还是人品、秉性这一套，就当时而言，在某些人眼里，张勋是个憨憨的实心眼汉子。尽管张勋净闹反动的事，军阀圈子里很少有人说他不好。跟张勋关系最铁的要数号称讲义气的胡帅张作霖。张勋复辟之后，成了众矢之的，只有他一直在为张勋说好话，直皖战争后，胡帅在北京政府有了说话的份额，就闹着给张勋平反。当然，秦桧还有两个好朋友，武夫之间的交情也许算不得数，但是北京的梨园，张大帅的口碑也相当不坏，人人都说张勋的堂会给钱多、和气，不耍武人脾气、强人所难。

　　其实，最喜欢张勋的是江西人，尤其是江西奉新县的人，而张勋的家乡奉新赤田村的乡亲们，不分男女老幼，个个都爱死了他们的张大帅。民国时期北京的江西会馆、南昌会馆，都是张勋建的，奉新的会馆居然建了五个。江西会馆要算是北京最豪华的西式建筑中的一座，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能自己发电，在里面唱戏从来都是灯火通明。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人士，只要求到张大帅名下，没有不给钱，至于奉新的大学生，个个都被张大帅养着，吃穿用度，一切包圆儿。赤田村的老乡，张勋每家奉送大瓦房一座，缺什么，张嘴说话，张大帅管。每逢过年，到张勋驻地徐州的火车上，塞满了江西的老表和老表们的乡音，那是上张勋那里去拜年的喧闹，当然，拜年不白拜，除了白吃白喝之外，还能带点银子走。

　　在那个时代，但凡是个军阀就都在乎乡谊，曾任山东督军的张怀芝说过，刮地皮也得在外省刮，即使做了土匪也不在家乡作案。湖南军阀何键“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键是湖南醴陵人），阎锡山则“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是山西五台人），张作霖“妈拉巴子是路条，后脑勺子是护照”（张是营口人，“妈拉巴子”是营口人的口头禅，而“后脑勺子”是营口人的体貌特征）。在战乱年代，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头目，借助血缘和地缘纽带捆绑自己的集团，一点儿都不奇怪，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家人靠得住，所谓的在乎乡谊，就是用自己的家乡人为自己修筑一道坚固的城墙。不过，奇怪的是，张勋对老乡好，却并不让这些人到自己队伍里来做事，换言之，他的辫子军并不是他的家乡子弟兵。也就是说，张勋跟他的同类不一样，他的重乡谊没有多少实用的功利目的在里面。

　　实际上，尽管张勋混的地位不低，但始终只是一个乡下的土佬，对乡亲施恩既是富贵还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照顾乡里的一种古老习俗。一个外国记者采访过他，回来说张勋绝不是一个政治家，倒更像一条凶猛的看家狗。的确，张勋就是这样的一条愚忠的狗，忠于清室是愚忠，重视乡谊是愚善，所有的感情投放都有一个文化习俗划定的对象，走到哪里，爬得多高，都难以改变。也正因为张勋的“愚”，兵微将寡的他才成了督军团的盟主，自己还以为是众望所归，被大伙“忽悠”得一头扎进了北京，为段祺瑞赶走黎元洪，火中取栗还不自知，以为可以借机实现自己的理想，恢复大清江山，他做“中兴”第一人。待到全国一致声讨，段祺瑞组织“讨逆军”打回来，才气得直跳脚，不仅丢了作为命根子的军队，还落了个复辟的恶名。

　　这样的张勋，在江西人那里，在奉新县，当然有人缘，即使他后来身败名裂，还是有人念他的好。不过，这样的人缘我们在江苏的北部的张勋驻地却找不到。显然，张大帅的乡情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是由徐州和海州一带老百姓来支付的。

　　当代国民性的疼痛

　　责任心、职业道德和骨气

　　关于黄万里先生，我知道的，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要纪念他，也许说不出什么更多的话来。但是，还是想说点什么，说点跟自己的身份，一个学院知识分子有关的话题。

　　说起来，黄万里先生跟现在中国的多数的教授身份差不多，都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拿着政府的工资，做着技术性的事务。虽然，他比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专业上都优秀，但在身份上，并无本质的区别。我常想，如果今天再出现黄万里先生当年讨论修建三门峡水库那样的政治环境，还会有人站出来提出异议吗？我敢肯定不会，就是有人明白这个水坝不能修，也绝不会有人公开反对，连私下表达异议都没有可能。君不见，当今之时，已经没有被扣政治帽子的可能，更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机会，一个个的专家论证会，尽管论证的玩意儿很可能荒唐透顶，有谁会说半个不字呢？没有，看在同僚的面上，看在领导的面上，更看在高额的评审费的面上，评审组织者要什么，领导要什么，专家就说什么。

　　黄万里先生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这一点没有人怀疑。他的骨气，事实上来源于两个东西，一是作为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二是他的责任心。而后者，尤为重要。作为前者，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可以没有政治立场，必然会尊重科学常识，尊重试验数据，不能违背自己的学识，不尊重事实而说违心的话，尤其不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说出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家的研究告诉他这个东西是白的，那么无论在多大压力下，他若把它说成黑的，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良心上的折磨。我相信，当年看出三门峡水库的问题的水利科学家不止黄万里一个，而违心同意苏联专家意见的人，包括后来论证亩产万斤成立的人，内心一定有某种煎熬。但是，真正能站出来说“不”的人，却只有黄万里一个。

　　我们可以说，黄万里先生作为教育家黄炎培先生的公子，其所受的教育特别好，他的留学经历告诉我们，他的科学素养特别棒，因此他的职业道德感比别的人更加强。但我们也可以说，作为一个刻意报国的科学家，他对于民族和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百姓，有着更大的责任感。在当时政治正确的高压下，恪守职业道德，可以选择沉默，也可以选择发表意见后再沉默，但是，他选择的却是抗争，固执地坚持己见。由此而贾祸，在别人看来，的确是太傻了。

　　从来有责任心、有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心的人，都是傻子。舍身求法者，为民请命者，都是傻子。一部历史，如果都是见风使舵之辈，都是功名利禄之徒，都是彼可取而代之野心家，那么，历史将变得非常的乏味，非常的无聊。即使人人的身段都非常柔软，手腕都非常的高明，斗得非常精彩，依旧是乏味和无聊。有了傻子，历史才像画龙点上了睛，生龙活虎。尽管历史上的傻子，个个都命运悲惨，但一个民族的历史，却因此而值得称道。

　　严格说来，没有人能做到完全的无私，但是，如果有了为百姓，为民族，为国家的责任心，就可以做到无私，把个人的成败利钝放在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先生是一个无私的人。之所以无私，就是因为他的责任心特别重。当然，反过来，跟黄万里同辈的科学家们，不见得没有职业道德，也不见得没有责任心，但是，为何很少有人能做到跟黄万里一样呢？对此，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为何科学家没有一个充分表达意见的场合？为何在科学问题上，还要服从政治目的，让政治压倒科学，让政治家的意志压倒科学家的专业判断？进而把科学上的不同意见变成政治异议，把发表科学异议科学家打成右派。显然，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是应该好好反思的。

　　显然，虽然国家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改正了右派，但却没有很好地反思这个过于严峻的问题。到今天，政治高压也许不那么严酷了，但来自行政和商业利益上的干扰，依然影响着科学的判断。瞎指挥，依旧盛行，所谓的“交学费”现象，依然日复一日地在中国的土地上重复了再重复。像三门峡水库这样的“学费工程”，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耸立起来。更加严峻的问题是，科学家们，既没有了职业道德，也没有了责任心。一个个垮掉的工程背后，都有专家的设计论证，但垮掉之后，只消同样一批人再论证一次，证明跟设计无关，跟验收无关，就万事大吉。很少见过有科学技术人员，为了垮掉的工程承担责任的。既然没有了责任，人人都乐得拿钱论证，拿钱消灾。

　　不能说现在的科学技术人员，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专业知识，缺少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更缺少的，是一种作为这样一种身份的人的灵魂，一种不可缺少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

　　中国**的“大埔事件”

　　来**之前，于建嵘告诉我，**不可能有拆迁这种事。但很不幸，我一到**，就劈头赶上一个拆迁—大埔事件。一连好些天，几个电视台都在谈这个事件，事件中有位72岁的农妇喝除草剂自杀。

　　大埔事件，在本质上是政府导向的发展主义的一个结果。大埔在**的苗栗县，而苗栗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一个农业县。2008年，得到压倒性票数上台的县长，思有所为，在苗栗建科学园区，引进产业。**的朋友说，在**，科学园区是个有魔力的名字，小蒋时代的新竹科学园区的成功，使得这一模式在全台到处开花。其实，现在的好些所谓的科学园区，里面进驻的企业，根本就不是高科技，跟大陆高新开发区一样，有什么投资办什么企业，做鞋做衣服和高能耗高污染的，都可以来。苗栗新建的科学园区，一共新征100多公顷土地，多数都是房地产开发，只有一小部分，据说是给郭台铭的企业新奇美建厂用的。恰好就在这一小部分上，出了事。

　　**的农地征用，所使用的法律，是威权时代制定的《土地征收条例》，按这个条例，政府征用的农地，协商价格不成，如果多数农户同意接受征收条件，剩下的钉子户，是可以被强制征收的。理论上，即使这些农户不肯接受征收条件，不交出地契，征收一样可以完成。面对政府的征收，农户一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按被征收农地的40%份额，接受建筑用地，农户有了这些建筑用地，由于建筑用地地价高，理论上农户是可以获利的。二是接受政府认可的土地赔偿金。这种选择一般都比较亏，因为政府给的钱比较少。但是，大埔一带被征收土地的农户，有些人抽到的建筑用地靠近高压线，或者靠近坟地，卖不出价钱。所以，这些人迟迟不肯接受政府的条件，形成了大陆所谓的钉子户。**的朋友告诉我，这些农户，不肯接受政府条件，也有不肯放弃祖辈种地传统的意思在里面。

　　2009年12月，由于征地期限将至，苗栗县政府跟少数钉子户之间的冲突加剧。被征地的农户开始找律师，找公民团体为他们说话，到县政府请愿。但这个时候，整个事件并未引起媒体乃至网络上的重视。

　　2010年的6月9日，是个转折点。此前的一日，苗栗县政府派人封锁这个地区，贴出告示，宣称征收已经结束，要来整地。这天的凌晨3点，20多台推土机和200多名警察突然闯入，将几十公顷将要成熟的稻子挖掉。当地农民没有抵抗，但是拍了一些视频。事情过后，**知名的公民记者，网名大暴龙的人得知这一消息，前去拍摄，也拿到了此前农民拍的视频，经过编辑，制成视频，传到网上。引起网上的关注，几千个网络博客的博主，一起行动，把事件传播开来。虽然，媒体仍然没有跟进，但网络上的讨论，已经热烈地展开，若干公民团体和专业人士，知识分子都开始介入。期间，虽然苗栗县政府还是搞了两次“整地”，但在民众的抗议下，行动有所收敛。民众的抗议高潮，是7月17日3000多人一整天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种稻子”。

　　但是，大埔事件成为媒体议论的话题，却是在进入8月之后，8月3日，一位被征地的农户的72岁的朱姓老太太，在家里喝除草剂自杀。老人的死，使得事件陡然升级，不仅成为媒体议题，而且化为**蓝绿争斗的焦点之一。各地的有相关困扰的农民，纷纷组织自救会，各地自救会开始联合。各个关心农村和农民的公民团体则高调介入，甚至组织了精神病医生到大埔做心理咨询，对政府施压。有关的讨论开始深入，此前各地科学园区的问题开始被揭露，诸如环保问题、征地问题、房地产问题都被触及。郭台铭方面的新奇美表示，他们并不需要在苗栗建厂，当初的协议仅仅是个意向，现在建厂用地已经解决。

　　7月17日，凯道游行示威之后，苗栗县县长对事件造成的纷扰，表示了道歉。但是，政府方面真正的软化，还是在朱姓老太死后。由**“行政院”出面，“行政院”和苗栗县政府与农民自救会之间的三方协商，在协商过程中，“拆迁”行动实际上已经停止。最近的消息是，政府方面妥协方案是，征收农民的房屋可以保留，农地可以置换。自救会的代表表示，要跟相关农户再做商议，然后再做决定。可以预料的是，无论结果怎样，都不会再有推土机和警察的强制了。

　　客观地说，苗栗县政府虽然有点“动机不纯”，征收过程也有些程序上的瑕疵，但整个过程，却并不违法，该走的程序，都走了。而且所谓的拆迁过程，身段也相当柔弱。唯一的强制，就是6月9日的强挖农田，对农户的住房，他们还不敢用强。即使这样，因强挖农田和老太自尽引发的一波又一波的民间抗议，也使得政府不得不退却。这种拆迁，其实核心的问题是不合时宜的土地拆迁条例，这样一个条例，赋予了政府太多的强制权力，而对农民的土地产权过于不尊重。

　　然而，因大埔事件引发的民间抗议，并没有顺理成章地过渡到修改土地征收条例上去。考究其缘由，虽然这个条例过于蛮横，但发展的硬道理，在**拥有广泛的拥护，现在**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8%，农业GDP只占1%，土地征收条例，在**只针对农民，都市则另有都市更新条例，因此，占绝大多数人口的都市人，对于废止或者修改土地征收条例不热心。**的朋友告诉我，在经济不发达的苗栗，苗栗县政府的做法，实际上得到了本地90%以上居民的认同，在他们看来，科学园区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更多发展。声援大埔农民的，多数都是从台北去的。有这样大的民意支持，苗栗县政府当然不会按很多公民团体的意思，撤销整个原本就不合理科学园区的规划。事件的最终解决，看来只能是一个各让一步的妥协方案。

　　所以，于建嵘的说法应该被修正，在**拆迁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只是抗争后的结果，会有所不同。

　　群体性乖戾的传统

　　中国人喜欢扎堆，一旦成群结队，举止有时就会有点乖张，一起欢乐的时候不是没有，但一同愤怒或者同仇敌忾，甚至假装同仇敌忾的时候，往往更多。当今之世，扎堆起哄的机会不多，往往很随机，而且不合法，官方称之为“群体性事件”。多少有点合法的，是针对外国的事儿，举着爱国主义的旗帜，理直气壮，官方即使想阻拦，也顾虑多多。网络时代，按道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应该加强，彼此了解增多，但实际上却未必，人们上了网，了解的机会多，误会的机会也多，更要命的是，乐于在网络溜达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反而不乐意见人，彼此隔膜更厉害。

　　现实中的乖戾，往往跟网上的暴烈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要某人某事大伙看不上，被揭发出来，就一阵叫打喊杀，如果成了阵势，接下来也许就是“人肉搜索”，非得把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曝光而后止。到了这个阶段，就是现实中的直接行动—直接的暴力，从打爆电话到门口泼粪，不一而足。反过来，不管行为多么恶劣，只要网上没多少人呼应，少数几个激愤者无论多么激愤，多半没机会采取下一步行动。

　　暴力，需要群威群胆。

　　有的时候，这种网上和现实的联动，往往会得到另外一些人的赞许，认为是伸张正义，比如对虐待小动物者的声讨，对负心汉的压迫等，网里网外，大家喝彩。不过，这种伸张正义，即便有所谓的正当理由，行动上却难免沾染暴力，就算行为不良者（如果确实能定罪的话）得到惩罚，也未免以暴易暴，当时虽然解气，但难免会有后患。

　　凭借群体或以群体的名义，集体施展暴力，人类是有传统的。西方中世纪捕捉巫婆，用火烧死；逮到淫妇，众人乱石砸死，都是此类。这种事儿，一两个人是绝对干不来的，非得大家一起来，才办得。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叫作私刑。在中世纪，私刑只要拥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官家往往是默许的。在这个方面，中国人也不会落伍。在传统中国，没有官府明令宗族可以有司法权，但宗族对于自己族内违反族规的行为，一般都是可以用刑的，轻则用荆条打屁股，重则沉潭夺人性命。当然，到了这个地步，往往是因为男女乱伦通奸，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寡婶和远房侄子之间的男女之事，也算是乱伦。这种事被抓到，男女双方按规矩，是要被脱光衣服游街，然后再当众处决的。凡是私刑，都是群体行为，在大庭广众之下，按群众意见办。每次群体惩戒，都是群体性愤怒，也是群体性狂欢。如果哪个被脱光游街的女人比较有姿色，大家会为此兴奋很久很久。在那个时代，私刑不止有宗族惩戒一种，人际间的血亲复仇，族群间的械斗，都属于私刑。但是其他的私刑，官府一般都会严令禁止，只有对这种事情，往往不加过问。

　　私刑受到官方默许甚至鼓励的情况，在革命时代的政治运动中，非常常见。运动中的斗争对象，在“群众起来”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遭遇私刑，其暴烈程度，往往会被运动的领导者视为“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标志。而凡是群众运动，无一例外地需要轰轰烈烈，因此，群体性私刑，乃至私刑至死，也就在所难免。只有在运动发动起来之后，领导才会考虑对群体性暴力的控制。

　　私刑的受害者，无论是否犯了必罚甚至是必死之罪，但肯定被群体视为犯了“可恶”之罪，或者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先是被认为可恶，然后才有了罪。大家的行动逻辑是这样的，凡是可恶之人，也就不是人了，对于非人，自然大家怎么做都天然合理。如果因遭惩罚死掉，也只是去掉一个非人的祸害，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在群体的行动中，很多人其实对被惩罚对象，并没有切身感受，所谓的义愤填膺，多少有夸张的成分，大家一哄而上，或者是为了自保，或者是为了起哄，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解闷好玩。群体性暴力，暴露的往往是我们自己人性中的恶，这种恶虽然被堂堂正正的理由包裹，但毕竟是恶，人性中劣质的货色。

　　正因为如此，这种私刑式的暴力，才必须借助群威群胆来施行。气势汹汹的人们，看起来很勇敢、很义愤，其实大家心里多少会有点胆怯，必须把自己包裹在一群人里面，才迈得动腿。

　　宗族的私刑早就被禁止了，革命式的群众运动，似乎也不再搞了。但群体性暴戾的积习，却依然保留了下来。人们依然认为，只要一群人（群众）公认某个人可恶，这个人就理所应当被惩罚，似乎不是中国人就不该在中国活着，不是人就不配活着。大家似乎谁也没有想到，也许有一天，这个被惩罚的对象，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因为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定罪，只是群众的意见，而群众的意见，往往带有随意性，误会和冤枉，往往是难免的。

　　更糟的是，这种群体性的暴戾，由于群体的群威群胆，往往自以为拥有绝对的正当性，因此，质疑和讨论是根本行不通的，凡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一律大帽一扣，大棒打杀。这种现象，如果任其畅行无阻，那么这样的社会，看起来堂堂正正，而这种堂堂正正之阵，却是由狼或者类人狼组成的。

　　中国最牛的县太爷

　　《法制日报》下属刊物《法人》杂志的记者，写了一篇报道，惹了西丰县的县委书记，于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派出一队警察，直奔法制日报社，前来拿人。人虽然没有拿到，但县太爷的威风，可是抖到了极点。其他的县太爷再威风，也不过在自家境内搞点短信“文字狱”，抓的都是辖境内的子民，可人家西丰县的县尊，大白天就敢派警察荷枪实弹，直闯中央大报的报社，指名道姓抓记者。还好，批准发表文章的总编，没有在抓捕之列，县尊大人总算还给《法制日报》留了点面子。

　　无可否认，这件颇有声势的警察行动，让很多人莫名尴尬。因为这种事，无论是按法律还是按行政的惯例，都显得过于创意了。有才的西丰县太爷，以自己的果敢和铁腕，把难题扔给了上级领导。

　　显然，此风不可长，如果每个县太爷都这么有才的话，看谁不顺眼就派人来抓，今天抓法制日报社的人，明天是不是就可以抓人民日报社的人，后天，中央电视台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动一动呢？县与县自然也可以互相抓，如果一个要抓一个要保，那么，双方都有家伙，是不是会打起来。如此这般，中国的县就不叫县了，改称王国好了；县委书记不叫县委书记，改称“百里侯”（这是古代对县太爷的俗称之一）。即便如此，也不足以解释这种行为，因为分封制下的诸侯，也不敢随便进京拿人，寻来觅去，好像只有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时候的军阀有过类似的豪举。

　　西丰县的行动，太胆大，太有轰动效应，而且涉及众多记者的自身权利，几乎是顷刻之间，就成了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因此，向以救火堵窟窿为己任的有关部门，首先想到的不是制止西丰县的胆大妄为，而是考虑遏制网上的轰动。所以，人们最先看到的事件后续延伸，不是西丰县那边有所悔改，而是有确切消息的相关禁令。正因为如此，受到侵害、很丢面子的《法制日报》不声不响，本以维护记者利益为使命的记协，也只有几句不痛不痒、不着边际的话，滑得让人摸不着，也抓不住。

　　然而，这样一场事关媒体人命运的事件，不明不白的禁令是掩不住所有的声音，于是事件在发酵。有关部门明白了，不釜底抽薪，火只能越压越旺。这下，轮到西丰县采取补救措施，于是一队气势汹汹的警察换成了一队温文尔雅的县委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法制日报社。这回人家是来道歉的，据说，西丰县公安局的拘传令也撤销了。

　　显然，西丰县的大胆创意，跟我们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有关，一个又一个的短信“文字狱”，无非是说明在县这个一亩三分地上，县尊大人有意无意都把自己当成了“皇帝”。事实上的权力，也近乎于皇权，在他平时的工作范围内，没有任何人敢说一句稍微不同的话，马屁奉承，成筐成桶地来，尊奉之下，任你是谁，都难免自尊膨胀。膨胀后的尊严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对不能被侵犯，一触即跳。我们知道，西丰县其实也是先兴短信“文字狱”，然后再发展成报刊“文字狱”，连记者一并拿下。这种发展，都是县境帝王意识的合理延伸，一点儿都不奇怪。

　　中国最牛的县太爷的大胆创意，从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件好事。这个事件，从一个奇妙的角度，为中国新闻立法的紧迫性，敲了警钟。它告诉人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正在走向国际化，跟世界接轨的国家，如果再没有一个规范记者，也规范政府行为的新闻法，会出现什么样可气、可悲又可笑的事情来。

　　烧狗事件的核心问题

　　南京发生的泼汽油烧死流浪狗的事件，已经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了，有很多人包括知名人士，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当然，我对于网上和现实中许多人对烧狗者表达的“打”、“杀”意图很不赞同，这种以暴易暴的宣泄，不仅无助于培养人们对生命的珍惜情感，反而暴露了发言者内心深处跟烧狗者类似的残忍。同时，我也不同意某些人关于狗权和人权的类比，显然在这个事件中，是人残忍地杀死了狗，而且是哺乳期的小狗，而非狗威胁到了人的生存。

　　我个人认为，这个事件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为什么要如此残忍地对待一个小动物？就算是狗的存在，影响到了你的生活，完全有可能有更为人道的办法来处理，比如上报有关部门处理。退一万步说，也可以采取驱逐的手段，将之赶走也就得了，为什么非要浇上汽油，将它们活活烧死。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被火燎一下是什么滋味，狗属于哺乳类动物，跟人一样，有着发达的感觉神经，将心比心，把它们活活烧死，任由它们在万分痛苦中挣扎，于心何忍！

　　如何看待生命，是否尊重生命，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一个尺度之一，地球不是人类的私有物，必须跟其他动植物分享，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跟人类已经有数万年的共生历史，这在远古时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中国部分地区有食狗的习俗，但义犬救主的故事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传说之一，说明国人对狗跟其他民族一样，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一个人，能对几个对自己没有人身威胁的狗，干出如此残忍的事情来，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在心灵深处，还存在着太多非人道的东西。这种事情，今天可以施之于狗，明天很可能会施之于人，也就是施之于我们的同类。大概国人所闻所见的残忍事情太多、太久，神经已经麻木，已经把残忍不当一回事儿了。但是这样的残忍，还是让我联想到《东史郎日记》里，日本军人将中国人装进麻袋，浇上汽油烧死的事件。在那个时候，日本军人把这种残忍当成了游戏，而自己在这游戏中，变成了吃人的禽兽，不，恶魔。我不敢推想，那个浇汽油烧狗的人，是否有着某种的游戏心态，如果有的话，那就太可怕了。退一万万步说，就算是疾狗如仇，将之用砖头砸死，也比用汽油烧死人道一点儿，至少，可以让小狗死得痛快一点。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文明或者能够创造文明，可以有意识地超越一般动物，可以有意识地保护动物。反过来，如果作为人类，利用自己的文明成果，残忍地戕害动物，那么，我们就连动物也不如了。作为文明世界的一员，无论我们有多少理由，都没有权力放纵自己的阴暗情绪，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我们作为人的基本义务和责任。

　　令人麻木的悲剧的幕后叙事

　　这两天，重庆家乐福超市出大事了，一桶菜籽油引发了悲剧。家乐福超市搞店庆，这款菜籽油从每桶51.4元，降至39.9元，结果人们蜂拥而至发生踩踏事故，3人死，31人伤，其中重伤7人，大体相当美国一次中等规模的校园枪击案件的伤亡人数。类似的悲剧发生得实在是太多了，只要有热闹，稍不留神就会出事，什么晚会、灯会、歌友会，庙会赶集、商家促销。单就一个商品促销导致的踩踏事故，报道此事的记者随便一举，就是三四个眼前的例子。

　　没错，国人眼下还不够富裕，一桶油便宜11.5元，已经足以让我们激动。尽管如此，如果这些买主早知道会出人命，而且人命就让自己家人摊上，估计没人会这么傻前来冒险。问题是大家一般不这么想，类似的商家促销活动本身含有风险，已经出过很多事，我们的买主其实早有所闻，但是兴冲冲去买的时候，想的多半只是那便宜。便宜越多，大家的兴头就越大，对于可能出现的悲剧一般不会多想，即使想，也不会往自己头上想。早上4点就来排队，开了门，当然要玩命冲上去，如果买不上，便宜不到这11.5元钱，那么怎么能对得起自己和家人？这个时候，所有人想的都是那便宜，脑子简单到了只剩下一根筋，于是冲、抢、撞，等到悲剧发生了秩序已经大乱，谁也顾不得谁了，于是，大家从贪便宜变成了逃命。

　　批评国人爱贪小便宜，当然也不错。只是这贪小便宜的毛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不富裕，日子过得不容易，或者现在不怎么穷的过穷日子的时间太久，多年养成的习惯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一有降价的消息，就忍不住食指大动。其实这个毛病也不是中国人独有，前一段听说发达国家商家也出台各种千奇百怪的促销高招，包括让顾客裸体，好像无论男女老少，中招者不在少数。能花少的钱买到贵的东西，地无分南北，人无论老幼，更无论文化差异，大多数都是乐意的。

　　只是，我们踩踏事件不仅仅发生在占便宜的时候，只要有热闹，人们一激动就悬。无论是抢购菜油还是争看明星，一争一挤，维持秩序的警察叔叔赶巧打了马虎眼，就都有出人命的可能。人一多，就乱，一乱就容易出事。

　　很多踩踏事故，实际上就是人们乱挤乱撞活生生制造出来的，稍有混乱大家马上乱成一团，本来没事的有了事，本来能逃生的也逃不了了。如果真的赶上地震和空袭，死的人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从根儿上说，缺乏秩序、缺乏集体行动的理性，才是我们根深蒂固的毛病。

　　我们搞大型团体操，即使有成千上万都会搞得非常整齐划一，秩序井然，平时各个单位的领导也都特别强调秩序和纪律，对任何一种破坏秩序的行为都深恶痛绝，必欲彻底铲除而后快。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公共场所秩序会如此之差？

　　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在后种场合人们没有了领导和组织。说得很对，说到点上了。但是，怎么可以想象，人们到商场购物，还会有领导组织呢？即便组织观念再强，也不大可能等着领导领着才去商场买东西，就算各单位的人都由领导带队出来购物，各个领导碰了面，还得推举出一个总领导来，否则有点事，依然保不准会出乱子。反过来讲，如果国人只有领导组织的时候才能守秩序，那么恰恰证明我们根本没有自生自发的秩序能力，没有集体行动的能力，说不好听的，我们大抵无非是一些必须要人驱赶的羊。

　　没错，虽然我们中国人很聪明，也不乏理性，但是到了公共场合，我们就都是只凭自己的感觉行事，在拼命争取自己利益，保自己的小命的紧急场合，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最后都变成了非理性的盲动，不被踩死只是自家幸运。正因为如此，在没有大的灾害威胁面前，我们才会一次又一次无事生非地制造悲剧，死伤者的血却永远也唤不醒哪怕一丁点儿人们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