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大约在二十岁左右，诗人便开始了他的飘流的生活。三十五以前，是快意的游览（仍旧用他自己的比喻），便像羽翮初满的雏凤，乘着灵风，踏着彩云，往漾漾的长空飞去。他胁下只觉得一股轻松，到处有竹实，有醴泉，他的世界是清鲜，是自由，是无垠的希望，和薛雷的云雀一般，他是Anunbodiedjoywhoseraceisjustbegun。三十五以后，风渐渐尖峭了，云渐渐恶毒了，铅铁的穹窿在他背上逼压着，太阳也不见了，他在风雨雷电中挣扎，血污的翎羽在空中缤纷的旋舞，他长号，他哀呼，唱得越急切，节奏越神奇，最后声嘶力竭，他卸下了生命，他的挫败是胜利的挫败，神圣的挫败。他死了，他在人类的记忆里永远留下了一道不可逼视的白光；他的音乐，或沉雄，或悲壮，或凄凉，或激越，永远，永远是在时间里颤动着。

　　子美第一次出游是到晋地的郇瑕（今山西猗氏县），在那边结交的人物，我们知道的，有韦之晋。此后，在三十五岁以前，曾有过两次大举的游历：第一次到吴、越，第二次到齐、赵。两度的游历，是诗人创作生活上最需要的两种精粹而丰富的滋养。在家乡，一切都是单调、平凡，青的天笼盖着黄的地，每隔几里路，绿杨藏着人家，白杨翳着坟地，分布得驿站似的呆板。土人的生活也和他们的背景一样的单调。我们到过中州的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去处；大概从唐朝到现在是不会有多少进步的。从那样的环境，一旦踏进山明水秀的江南，风流儒雅的江南，你可以想象他是怎样的惊喜。我们还记得当时和六朝，好比今天和昨日；南朝的金粉，王、谢的风流，在那里当然还留着够鲜明的痕迹。江南本是六朝文学总汇的中枢，他读过鲍、谢、江、沈、阴、何的诗，如今竟亲历他们歌哭的场所，他能不感动吗？何况重重叠叠的历史的舞台又在他眼前。剑池、虎丘、姑苏台、长洲苑、太伯的遗庙、阖闾的荒冢，以及钱塘、剡溪、鉴湖、天姥——处处都是陈迹、名胜，处处都足以促醒他的回忆，触发他的诗怀。我们虽没有他当时纪游的作品，但是诗人的得意是可以猜到的。美中不足的只是到了姑苏，船也办好了，都没有浮着海。仿佛命数注定了今番只许他看到自然的秀丽，清新的面相；长洲的荷香，镜湖的凉意，和明眸皓齿的耶溪女……都是他今回的眼福；但是那瑰奇雄健的自然，须得等四五年后游齐、赵时，才许他见面。

　　在叙述子美第二次出游以前，有一件事颇有可纪念的价值，虽则诗人自己并不介意。

　　唐代取士的方法分三种——生徒、贡举、制举。已经在京师各学馆，或州县各学校成业的诸生，送来尚书省受试的，名曰生徒；不从学校出身，而先在州县受试，及第了，到尚书省应试的，名曰贡举。以上两种是选士的常法。此外，每多少年，天子诏行一次，以举非常之士，便是制举。开元二十三年（736年）子美游吴、越回来，挟着那“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的气焰应贡举，县试成功了，在京兆尚书省一试，却失败了。结果没有别的，只是在够高的气焰上又加了一层气焰。功名的纸老虎如今被他戳穿了。果然，他想，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人才，是功名所不容的。也许这次下第，不但不能损毁，反足以抬高他的身价。可恨的许只是落第落在名职卑微的考功郎手里，未免叫人丧气。当时士林反对考功郎主试的风潮酝酿得一天比一天紧，在子美“忤下考功第”的明年，果然考功郎吃了举人的辱骂，朝廷从此便改用侍郎主试。

　　子美下第后八九年之间，是他平生最快意的一个时期，游历了许多名胜，结交了许多名流。可惜那期间是他命运中的朝曦，也是夕照，那几年的经历是射到他生命上的最始和最末的一道金辉；因为从那以后，世乱一天天的纷纭，诗人的生活一天天的潦倒，直到老死，永远闯不出悲哀、恐怖和绝望的环攻。但是末路的悲剧不忙提起，我们的笔墨不妨先在欢笑的时期多留连一会儿，虽则悲惨的下文早晚是要来的。

　　开元二十四五年之间，子美的父亲——闲——在兖州司马任上，子美去省亲，乘便游历了兖州、齐州一带的名胜，诗人的眼界于是更加开阔了。这地方和家乡平原既不同，和秀丽的吴、越也两样。根据书卷里的知识，他常常想见泰山的伟大和庄严，但是真正的岱岳，那“造化钟灵秀，阴阳割昏晓”的奇观，他没有见过。这边的湍流、峻岭、丰草、长林都另有一种他最能了解，却不曾认识过的气魄。在这里看到的，是自然的最庄严的色相。唯有这边自然的气势和风度最合我们诗人的脾胃，因为所有磅礴郁结在他胸中的，自然已经在这景物中说出了；这里一丘一壑，一株树，一朵云，都能引起诗人的共鸣。他在这里句留了多年，直变成了一个燕赵的健儿；慷慨悲歌、沉郁顿挫的杜甫，如今发现了他的自我。过路的人往往看见一行人马，带着弓箭旗枪，驾着雕鹰，牵着猎狗，望郊野奔去。内中头戴一顶银盔，脑后斗大一颗红缨，全身铠甲，跨在马上的。便是监门胄曹苏预（后来避讳改名源明）。在他左首并辔而行的，装束略微平常，双手横按着长槊，却也是英风爽爽的一个丈夫，便是诗人杜甫。两个少年后来成了极要好的朋友。这回同着打猎的经验，子美永远不能忘记，后来还供给了《壮游》诗一段有声有色的文字：

　　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

　　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

　　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

　　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疆。

　　原来诗人也学得了一手好武艺！

　　这时的子美，是生命的焦点，正午的日曜，是力，是热，是锋棱，是夺目的光芒。他这时所咏的《房兵曹胡马》和《画鹰》恰好都是自身的写照。我们不能不腾出篇幅，把两首诗的全文录下。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房兵曹胡马》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

　　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

　　何当系凡鸟，毛血洒平芜！

　　——《画鹰》

　　这两首和稍早的一首《望岳》，都是那时期里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实在也奠定了诗人全部创作的基础。诗人作风的倾向，似乎是专等这次游历来发现的；齐、赵的山水，齐、赵的生活，是几天的骄阳接二连三的逼成了诗人天才的成熟。

　　灵机既经触发了，弦音也已校准了，从此轻拢慢捻，或重挑急抹，信手弹去，都是绝调。艺术一天进步一天，名声也一天大一天。从齐、赵回来，在东都（今洛阳）住了两三年，城南首阳山下的一座庄子，排场虽是简陋，门前却常留着达官贵人的车辙马迹。最有趣的是，那一天门前一阵车马的喧声，顿时老苍头跑进来报道贵人来了。子美倒屣出迎；一位道貌盎然的斑白老人向他深深一揖，自道是北海太守李邕，久慕诗人的大名，特地来登门求见。北海太守登门求见，与诗人相干吗？世俗的眼光看来，一个乡贡落第的穷书生家里来了这样一位阔客人，确乎是荣誉，是发迹的吉兆。但是诗人的眼光不同。他知道的李邕，是为追谥韦巨源事，两次驳议太常博士李处，和声援宋璟，弹劾谋反的张昌宗弟兄的名御史李邕——是碑版文字，散满天下，并且为要压倒燕国公的“大手笔”，几乎牺牲了性命的李邕——是重义轻财，卑躬下士的李邕。这样一位客人来登门求见，当然是诗人的荣誉；所以“李邕求识面”可以说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句诗。结识李邕在诗人生活中确乎要算一件有关系的事。李邕的交游极广，声名又大，说不定子美后来的许多朋友，例如李白、高适诸人，许是由李邕介绍的。

　　写到这里，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所以假如我们有法子追究，我们定要把两人行踪的线索，如何拐弯抹角，时合时离，如何越走越近，终于两条路线会合交叉了——统统都记录下来。假如关于这件事，我们能发现到一些翔实的材料，那该是文学史里多么浪漫的一段掌故！可惜关于李杜初次的邂逅，我们知道的一成，不知道的九成。我们知道天宝三载三月，太白得罪了高力士，放出翰林院之后，到过洛阳一次。当时子美也在洛阳。两位诗人初次见面，至迟是在这个当儿。至于见面时的情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许是李邕的筵席上，也许是洛阳城内一家酒店里，也许……但这都是可能范围里的猜想，真确的情形，恐怕是永远的秘密。

　　有一件事我们却拿得稳是可靠的。子美初见太白所得的印象，和当时一般人得的，正相吻合。司马子微一见他，称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贺知章一见，便呼他作“天上谪仙人”，子美集中第一首《赠李白》诗，满纸都是企羡登真度此的话，假定那是第一次的邂逅，第一次的赠诗，那么，当时子美眼中的李十二，不过一个神采趣味与常人不同，有“仙风道骨”的人，一个可与“相期拾瑶草”的侣伴，诗人的李白没有在他脑中镌上什么印象。到第二次赠诗，说“未就丹砂愧葛洪，”回头就带着讥讽的语气问：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依然没有谈到文字。约莫一年以后，第三次赠诗，文字谈到了，也只轻轻的两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恭维，可是学仙的话一概不提了。或许他们初见时，子美本就对于学仙有了兴味，所以一见了“谪仙人”，便引为同调；或许子美的学仙的观念完全是太白的影响。无论如何，子美当时确是做过那一段梦——虽则是很短的一段；说“苦无大药资，山林迹如扫”；说“未就丹砂愧葛洪”，起码是半真半假的心话。东都本是商贾贵族蜂集的大城，廛市的繁华，人心的机巧，种种城市生活的罪恶，我们明明知道，已经叫子美腻烦，厌恨了；再加上当时炼药求仙的风气正盛，诗人自己又正在富于理想的，如火如荼的浪漫的年华中——在这种情势之下，萌生了出世的观念，是必然的结果。只是杜甫和李白的秉性根本不同：李白的出世，是属于天性的，出世的根性深藏在他骨子里，出世的风神披露在他容貌上；杜甫的出世是环境机会造成的念头，是一时的愤慨。两人的性格根本是冲突的。太白笑“尧舜之事不足惊”，子美始终要“致君尧舜上”。因此两人起先虽觉得志同道合，后来子美的热狂冷了，便渐渐觉得不独自己起先的念头可笑，连太白的那种态度也可笑了；临了，念头完全抛弃，从此绝口不提了。到不提学仙的时候，才提到文字，也可见当初太白的诗不是不足以引起子美的倾心，实在是诗人的李白被仙人的李白掩盖了。

　　东都的生活果然是不能容忍了，天宝四载夏天，诗人便取道如今开封归德一带，来到济南。在这边，他的东道主，便是北海太守李邕。他们常时集会，宴饮，赋诗；集会的地点往往在历下亭和鹊湖边上的新亭。在座的都是本地的或外来的名士；内中我们知道的还有李邕的从孙李之芳员外，和邑人蹇处士。竟许还有高适，有李白。

　　是年秋天太白确乎是在济南。当初他们两人是否同来的，我们不晓得；我们晓得他们此刻交情确是很亲密了，所谓“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便是此时的情况。太白有一个朋友范十，是位隐士，住在城北的一个村子上。门前满是酸枣树，架上吊着碧绿的寒瓜，滃滃的白云镇天在古城上闲卧着——俨然是一个世外的桃源；主人又殷勤；太白常常带子美到这里喝酒谈天。星光隐约的瓜棚底下，他们往往谈到夜深人静，太白忽然对着星空出神，忽然谈起从前陈留采访使李彦如何答应他介绍给北海高天师学道箓，话说过了许久，如今李彦许早忘记了，他可是等得不耐烦了。子美听到那类的话，只是唯唯否否；只等话头转到时事上来，例如贵妃的骄奢，明皇的昏聩，以及朝里朝外的种种险象，他的感慨才潮水般的涌来。两位诗人谈着话，叹着气，主人只顾忙着筛酒，或许他有意见不肯说出来，或许压根儿没有意见。[12]

　　（原载1928年8月10日《新月》第1卷第6期）

　　文学的历史动向

　　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跚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在中国，《三百篇》里最古部分——《周颂》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Rig-veda），《旧约》里最早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都约略同时产生。再过几百年，在四处思想都醒觉了，跟着比较可靠的历史记载的出现。从此，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然后，慢慢地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地胳臂碰上了胳臂，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地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谁都不能改变，也不必改变。

　　上文说过，四个文化猛进的开端都表现在文学上，四个国度里同时迸出歌声。但那歌的性质并非一致的。印度，希腊，是在歌中讲着故事，他们那歌是比较近乎小说戏剧性质的，而且篇幅都很长，而中国、以色列则都唱着以人生与宗教为主题的较短的抒情诗。中国与以色列许是偶同，印度与希腊都是雅利安种人，说着同一系统的语言，他们唱着性质比较类似的歌，倒也不足怪。

　　中国，和其余那三个民族一样，在他开宗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们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惟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

　　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此后，在不变的主流中，文化随着时代的进行，在细节上曾多少发生过一些不同的花样。诗，它一面对主流尽着传统的呵护的职责，一方面仍给那些新花样忠心的服务。最显著的例是唐朝。那是一个诗最发达的时期，也是诗与生活拉拢得最紧的一个时期。

　　从西周到春秋中期，从建安到盛唐，这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最光荣的时期，都是诗的时期。两个时期各各拖着一条姿势稍异，但同样灿烂的尾巴，前者是《楚辞》、《汉赋》，后者是五代宋词，而这辞赋与词还是诗的支流。然则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诗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味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小说与戏剧，早在旁边静候着，准备届时上前来“接力”。是的，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

　　故事与雏形的歌舞剧，以前在中国本土不是没有，但从未发展成为文学的部门。对于讲故事，听故事，我们似乎一向就不大热心。不是教诲的寓言，就是纪实的历史，我们从未养成单纯的为故事而讲故事，听故事的兴趣。我们至少可说，是那充满故事兴味的佛典之翻译与宣讲，唤醒了本土的故事兴趣的萌芽，使它与那较进步的外来形式相结合，而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故事本是民间的产物，不用讳言，它的本质是低级的（便在小说戏剧里，过多的故事成分不也当悬为戒条吗？）。正如从故事发展出来的小说戏剧，其本质是平民的，诗的本质是贵族的，要晓得它们之间距离很大，而距离是会孕育恨的。所以我们的文学传统既是诗，就不但是非小说戏剧的，而且推到极端，可能还是反小说戏剧的。若非宗教势力带进来那点新鲜刺激，而且自己的歌实在也唱到无可再唱的了，我们可能还继续产生些《韩非·说储》，或《燕丹子》一类的故事，和《九歌》一类的雏形歌舞剧，但是，元剧和章回小说决不会有。然而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接触而交织，以致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也是早经历史命运注定了的。异国形式也许早就来到了，早到起码是汉朝佛教初输入的时候，你可以在几百年中不注意它，等到注意了之后，还可以延宕，踌躇个又一度几百年；直到最后，万不得已的，这才死心塌地，接受了吧！但那只是迟早问题。反正自己的花无法再开，那命数你得承认。新的种子从外面来到，给你一个再生的机会，那是你的福分。你有勇气接受它，是你的聪明，肯细心培植它，是有出息，结果居然开出很不寒伧的花朵来，更足以使你自豪！

　　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小说戏剧是欧洲文学的主干，至少是特色），你说这是碰巧吗？

　　不然。欧洲文化正如它的鼻祖希腊文化一样，和印度文化往大处看，还不是一家？这样说来，在这两度异乡文化东渐的阵容中，印度不过是欧洲的头，欧洲是印度的尾而已。就文化接触的全盘局势来看，头已进来，尾的迟早必需来到，应该也是早巳料到的事。第一度外来影响，已经由扎根而开花了，但还不算开到最茂盛的地步，而本土的旧形式，自从枯萎后，还不见再荣的迹象，也实在没有再荣的理由。现在第二度外来影响，又与第一度同一种类，毫无问题，未来的中国文学还要继续那些伟大的元、明、清人的方向，在小说戏剧的园地上发展。待写的一页文学史，必然又是一段小说戏剧史，而且较向前的一段，更为热闹，更为充实。

　　但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你说，旧诗的生命诚然早已结束，但新诗——这几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诗，也没有生命吗？对了，除非它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但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作得不像诗了。也对。说得更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这样做法并不是不可能的。在历史上多少人已经做过，只是不大彻底罢了。新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向小说戏剧跨近了一大步，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理由。其它在态度上，在技术上的种种进一步的试验，也正在进行着。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如华茨渥斯（Words-worth），惠特曼（Whitman），而转瞬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变得出无穷的花样，装得进无限的内容。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纵没有时代的威胁，它也难立足。

　　每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主潮，小的波澜总得跟着主潮的方向推进，跟不上的只好留在港汊里干死完事。战国、秦、汉时代的主潮是散文。一部分诗服从了时代的意志，散文化了，便成就了《楚辞》和初期的《汉赋》，成就了《铙歌》，这些都是那时代的光荣。另一部分诗，如《郊祀歌》、《安世房中歌》，韦孟《讽谏诗》之类，跟不上潮流，便成了港汊中的泥淖。

　　明代的主潮是小说，《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和《项脊轩记》的作者归有光，采取了小说的以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态度，和刻画景物的技巧，总算是黏上了点时代潮流的边儿（他自己以为是读《史记》读来了的，那是自欺欺人的话），所以是散文家中欧公以来惟一顶天立地的人物。其他同时代的散文家，依照各人小说化的程度的比例，也多多少少有些成就，至于那般诗人们只忙于复古，没有理会时代，无疑那将被未来的时代忘掉。以上两个历史的教训，是值得我们的新诗人书绅的。

　　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都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然而也只仅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还重要吗？所以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让我们的文学更彻底的向小说戏剧发展，等于说要我们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这是一个“受”的勇气的测验，也是我们能否继续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测验。

　　过去记录里有未来的风色。历史已给我们指示了方向——“受”的方向，如今要的只是勇气，更多的勇气啊！

　　（原载1943年12月《当代评论》第4卷第1期）

　　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

　　第一段

　　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

　　（一千年左右）

　　第一大期

　　黎明

　　夏商至周成王中叶（公元前2050—前1100）约九百五十年。

　　史诗问题（夏后抒·前2050—殷盘庚·前1400）六百五十年。

　　史诗的社会背景。

　　一个荒古故事的残骸，它的形成的推测。

　　甲骨盘盂上的散文萌芽（殷盘庚·前1400—周成王中叶·前1100）三百年。

　　殷商周初文化的蠡测（巫术、宗教与人事）。

　　文字的发展是应散文的需要。

　　殷代的散文——卜辞、铭文。

　　周初的散文——周易、周铭、周诰。

　　史前的文化——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相当于公元前三千年前后。

　　仰韶时期的石器陶器花纹变为殷周时期的铜器花纹——花纹图案、兽形图。

　　新石器时代末期，金石并用。

　　农业的兴起。

　　东西（夷夏）二民族的对立。

　　前半假定为史诗时期。

　　文字开始发明。

　　后半因散文萌芽，形声字激增，文字的发达到最后的阶段。

　　第二段

　　本土文化区域的扩大

　　（从三百篇到十九首，一千二百九十一年）

　　第二大期

　　五百年的歌唱

　　周成王中叶至东周定王八年（即陈灵公卒，国风约终于此时；公元前1099—前599）约五百年。

　　东西二民族的抟合，南北文化开始交流，本土文化基调之形成。

　　诗经时期，韵文的运用纯熟，主要形式。

　　文言（韵）与白话（散）开始分歧。

　　一、二大期东西，以后南北。

　　二大原则：外来影响，民间影响。一事的二面二阶段。文化消磨元气，需要新血液调补。前几次外来影响皆不自觉，因经由民间，最近一次乃士大夫所主持，故为自觉的。

　　叙论——周王朝的兴衰及其社会背景：重心由王朝至列国，由西北至东南，民族的抟合与文化基调的形成。

　　第一期——宗教与礼仪乐章（周颂与大雅）。

　　第二期——社会诗与情诗（小雅与国风，周易中的诗句，金石铭刻附）。

　　余论——诗教的传统。

　　中国与希腊、印度、以色列四个古老民族文化的比较：

　　中国与希腊——中国列国、希腊城邦，各派思想争鸣。

　　孔子、老子、希伯莱、释迦牟尼、苏格拉底。

　　以色列、中国皆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有真实历史著录开始，以色列大卫所罗门，中国文王、武王。

　　第三大期

　　思想的奇葩

　　周定王九年至汉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598—前87）五百一十年。

　　叙论：色目与外国文化的吸收。西北与东南铜器的差异亦分二系。

　　第一期（春秋末）：

　　记言文的新发展（论语及国语一部分）。

　　记事文的崛兴（春秋、国语、左传、穆天子传）。

　　第二期（战国）：

　　思想战的白热化（诸子）。

　　抒情的散文（庄子及其他）。

　　诗的散文化（屈原）。

　　A北：阴阳五行，自然科学，法治观念。

　　B南：楚辞，自然主义。

　　赋的发展。

　　第三期（先汉）：

　　骚赋的发展（宋玉）。

　　辞赋的先声（辩士文——战国策，荀卿赋）。

　　第四期（汉）：

　　骚赋的余响（远游、惜誓、招隐士……）。

　　辞赋的演进（司马相如）。

　　思想战的结束。

　　集大成的历史巨著（史记）。

　　民歌的起来（乐府诗、易林）。

　　北方比诗经粗豪刚健悲亢，边塞风味。

　　外围民族（西北与东南）及其文化的吸收。

　　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个人意识的醒觉。

　　散文极盛。

　　南方韵文被散文同化，内容与形式皆加入扩大，遂产生离骚一类的楚辞。

　　第四大期

　　一个过渡期间

　　汉昭帝始元元年至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前86—公元后195）二百八十一年。

　　叙论：思想硬化，感情冻结。

　　赋的摹古与托古（扬雄及伪宋赋）。

　　散文的两种趋势——文笔之分。笔又分两种：论说与记事。

　　诗的新姿态（乐府——五言的兴起），本土化，内容哀婉。形式整齐，艺术化。

　　统一与建设工作的完成及其后的睡眠状态——思想渐就僵化，感情渐就冻结。

　　第一度异土文化开始输入（印度）。

　　从宋玉到十九首抒情元素的发展，过渡形式——赋一度茂盛，不久即因内容缺乏而就枯萎。

　　历史文的伟大成就。

　　哲学文衰歇。

　　诗歌（旧的韵文形式）以新的姿态（五言）复活了。

　　第三段

　　从曹植到曹雪芹

　　（一千九百一十九年）

　　第五大期

　　诗的黄金时代

　　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196—755）五百五十九年。

　　总论：

　　从建安到元嘉（汉末魏晋宋）的社会背景。

　　文学思潮。

　　文学理论的建设。

　　神怪小说的兴起。

　　民歌的采集。

　　第一期——悲哀与玄想（东汉建安元年·196—晋建武元年·317）一百二十一年。

　　建安诗人——三曹与七子。

　　正始诗人——嵇康、阮籍。

　　太康诗人——二陆、三张、两潘、一左。

　　第二期——奋兴与宁静（东晋大兴元年·318—宋顺帝昇明二年·478）一百六十年。

　　永嘉诗人——刘琨、郭璞。

　　江表的玄风。

　　陶渊明。

　　元嘉诗人——谢灵运、鲍照（大自然的惊异与自由的人性之表现——浪漫情调）。

　　第三期——大江南北对立发展着（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一百八十五年。

　　以下三个因素，又造成了韵文内容方面的成功：

　　（1）玄学供给了它高贵内容。

　　（2）南渡使士人接近了南方平民的情歌。

　　（3）异族的侵入带来了原始血液中的英雄情调。

　　前一时代留下的新韵文形式（赋与骈文）因受旧韵文形式（诗）的薰染而有进步。

　　纯粹散文几乎绝迹。

　　第四期——诗歌的盛世（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九十年。

　　统一的歌声，颠狂的交响曲。

　　因佛教思想的刺激和其他原因，本土的老庄思想复活，产生了魏晋玄学。

　　士人的新贵族阶级成立，韵文又抬头。因印度影响，词藻发达，声律产生，增加了韵文的官觉美（绘画和音乐）。

　　六朝文学竞尚骈俪，虽导源两汉辞赋，然魏晋清谈之风，本有使单笔复兴之可能，其所不近承魏晋而远祧两京者，门阀贵族之侈靡生活有以使之然也。钟嵘曰：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裁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言杂体，各为家法。至于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

　　——《诗品序》

　　士族之好文也如此，而其作风则务以堆砌。又：

　　颜延之、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公元457—471）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诗品序》

　　雕琢得高：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惟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逐一字之巧。连篇累犊，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

　　——《隋书》六六《李谔传》上书

　　其结果，遂造成徐庾一派浮靡文学。

　　自大同（公元535—546）之后，雅道沦缺……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陆庾信，分道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亦亡国之音乎！

　　——《隋书·文学传》序

　　汉末魏初，时属天下大乱，政治腐败，国家选用人才，漫无标准。魏陈群乃立九品中正，令州县之有才识者为之，政府官吏，因得其选。初行成绩甚佳，久之流弊渐生。驯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造成社会上一特殊阶级。重以晋室南渡，中原士族随之南下，不欲与土著为伍，处处示其高贵气味。同时北方之大家，为与胡人区别起见，亦自树门第，故显特异。因上述种种关系，而六朝之门阀贵族遂以成美。

　　唐初此种局面犹在，惟一面因政府之竭力摧残，一面因士族自身之日趋堕落，乃渐成强弩之末。迨至开元天宝间，门阀之风，乃几乎熄绝矣。

　　唐初之门阀势力：

　　一、不与黎庶通婚。黎庶益欲与之通婚，不惜以重币纳聘。

　　二、谱学盛行。

　　三、朝廷迫于时势，用人以门第为先，身出寒门者，虽位高而时被侮蔑。

　　唐代门阀之衰落：

　　一、贵族以不事生产为清高，一家之财富有限，而消费量无已，遂至生计维艰。且旧日之阔绰习惯又不能骤改，于是末流所至，乃不得卖婚以求财。投机者因之乘时而起，冒称名族以渔利。

　　二、唐室不列门第（南王、谢，北崔、卢最著），故嫉妒名门。太宗时改修氏族志，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屈崔氏第三。高宗时改称姓氏录，又■后族武氏第一，其余以仕唐官品为准。

　　三、令王妃主婚娶于勋臣家；与望族以精神上之打击。

　　四、政治上引进寒流，此辈得势，更抑制名门，不遗余力，李义府其尤著者也。

　　五、望族复有自许清高，不求仕进者，以此新贵之寒流益衔。

　　六、选举制度，益重考试，糊名之制自此始。其目的亦在排斥望族之幸进者。

　　门阀之风，始于东晋，盛于六朝初唐，至盛唐而衰，天宝乱后，盖已完全灭熄矣。以诗论之，东晋至盛唐，亦天然成一段落。此期特色为——

　　华丽温雅清秀高超

　　（二谢是其代表。）

　　皆其时人品之写照，律诗之兴起全是贵族之表征。陶写田园，虽为贵族目中之田园，钟氏犹屈之于中等。鲍照已有“才秀人微”之讥，其“俊逸”处，实近魏武，宜列下等。

　　宫体诗之堕落，即贵族生活之堕落。王绩疏野甚于陶潜，故不为时人所重。唐初诸家但有华丽而无秀雅，贵族但有其表，而灵魂就尽矣，王维最后明星，《河岳英灵集》重尽矣。

　　玄宗末叶，门阀风歇，但有士人，而无士族，贵族与平民通约了。杜甫、元结及《箧中集》诸人开新纪元，以平民的作风写平民的题材。宋人称杜为村夫子。十才子贵族余音。孟、韩、元、白、姚、贾至宋。

　　散文。

　　小说。

　　旧时代已死，温、李努力无效，最后温只有退居偏安的小朝廷，然词中亦不免平民成分。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大抵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对黄金时代的回想。后世学盛唐，永远无效，诗与贵族烟消云散故也。杜可学，李有时可能，惟王不可能。

　　第六大期

　　不同型的余势发展

　　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公元756—1276）五百二十年。

　　反省与沉思不同型的余势发展。以抒情诗为基调。

　　抒情诗（本土的形式）仍居主要地位。但因前期民族的大混合，诗中却有了更多样性与更参差的情调与观念（诗中有派，有体）。

　　抒情诗的新形式与内容的纯化——词。

　　散文复兴与诗的散文化。

　　外来（印度）形式经过民间闯入文坛——故事兴趣的养成。

　　散文方面先告成熟——传奇小说。

　　韵文方面在酝酿中——戏曲的前身——俗讲、诸宫调、话本、戏文。

　　第七大期

　　故事兴趣的醒觉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至民国六年（公元1277—1917）六百四十年。

　　本土形式（诗文）没落，中间虽有些波折，但只是痺痿中的痉挛而已。

　　外来形式的全盛。

　　散文方面小说的新发展——章回小说。

　　韵文方面——戏曲的极盛。

　　第二度外来文化（欧洲）渐次侵入与被注意。

　　第二次外来文化（欧洲文化）的大量接受。

　　第四段

　　未来的展望——大循环

　　第八大期

　　伟大的期望

　　民国七年至……（公元1918—？）。

　　故事兴趣的渐逐抬头。

　　少数的到多数的——全民大众，回到第一段。

　　大众、巫史、文士、大众。

　　未来时代，小说、戏剧为主要形式。

　　世界性的趋势——印度影响与欧洲影响本质相似，中国与希伯莱为一组诗歌式的，印度与希腊为一组故事式的，前者是后者的先锋——由印度式到欧洲式是自然的发展——四大文化二大系的渐次混合，又是历史的必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