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谈起我曾希望度过往日岁月的生活方式，许多了解我具体情况的读者会感到奇怪，对我陌生的人也会大为惊异。在这里，我只略表我心头几件事就好。

　　在任何环境下，在任何时刻，我都立足当前，及时改善我的情况，并在自己的手杖上刻下印记，我正站在过去和未来的交汇点上。请原谅我说话艰深晦涩。我这种职业比大部分人的职业有更多的奥秘。不是我故意要保持高深莫测，而是我这种职业的特点所在。我特别愿意把我所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不准入内”的招牌并不在我的大门口。

　　很久之前，我弄丢了一只猎犬，一匹深红色的马和一只斑鸠，到目前为止我还在寻找它们。我对许多游人描述它们的外形、踪迹，以及它们会如何响应我的召唤。我曾相逢过一两个人，他们说他们曾听到猎犬的叫声，马奔驰的蹄声，甚至还看到灵巧的斑鸠消隐在云朵后面。他们急切寻找它们踪迹的心情，就像是他们遗失了它们一样。

　　我不仅想观看日出和欣赏黎明，倘若可能的话，我还要欣赏整个大自然的景色！在许多冬天和夏天的黎明，在我的邻居为一天的事务奔波劳碌之前，我就已经起床着手我的事情了！许多同镇的居民，包括清晨要去波士顿的农民，或上山干活的樵夫，肯定都曾看到我做完事回来。虽然我没有为一天的日出具体地做过什么贡献，可是毋庸置疑，我能够在日出之前起床工作就已经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有多少个秋日，哦，还有冬日，我在城外度过，聆听着风声，随后把它四面传播开来！我为之几乎投下全部资本，为了这单生意，我忍受着寒风迎面扑来，甚至几乎窒息。倘若风声中传来两党的政治新闻，那一定是一些政党的机关报上提前发表了的。另外一些时候，我在高高的山崖上，或者布满树枝的瞭望台上守望，一有新的客人到来就用信号广而告之。有时候，我会在山巅的黄昏之中默默守候，等待着夜幕的降临，藉此抓住一些东西。我抓住的东西向来就不多，而且这不多的一点就像古代以色列人漂泊荒野时上帝所赐的食物一样，很快就会在太阳底下消融而去。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曾是一家销路不畅的报社的记者。报纸编辑一向觉得我写的是一大堆无聊没用的东西。有一种感觉相信作家们都感同身受，忍受着万般苦痛，换来的只是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写作这件事上，我的痛苦就是写作的唯一报酬。

　　多年来，我任命自己为暴风雪与暴风雨的监测员，我忠心职守；同时兼任测量员，不是测量公路，而是测量林间小径和所有的穿越地界的路线，以保证它们畅通无阻，我还测量了一年四季都通行无碍的桥梁，人们的足迹踩过桥面，证明了桥梁的便利。

　　我也曾看护过镇上的野生动物，它们越过篱笆想要逃脱，给忠于职守的牧人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农场上人迹罕至的偏僻角落，也对我有着莫名的吸引力，虽然我不了解约那斯或所罗门今天是否正在哪一块地里劳作——因为这不关我的事了。我浇灌过鲜红色的美洲越橘，沙地上的樱桃和荨麻树，红松和黑梣树，还有白葡萄藤和黄色的紫罗兰。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它们在干燥的季节中很有可能会枯萎的。

　　简而言之，我这样持续做了很长时间，丝毫不夸张，我忠心耿耿地照料着我的这些事。直到后来我才逐渐明白，镇上的居民们是不乐意把我列在公职人员的名单之上的，更不用说给我一笔微薄的薪金，让我有个挂名的职务。我记的账单，我可以发誓是巨细无遗的，当然从未被核对过，也不用说这份账单的正确了，更不用说付款结清的数字了，好在我也不是很在意这些方面。

　　不久之前，一个四处兜售的印第安人到我的邻居——一位有名的律师家中推销篮子。“你们想要篮子吗？”他问。我的邻居回答道“不，我们不需要”。“什么！”印第安人在走出大门时喊道，“你们想把我饿死吗？”在看到勤奋工作的白人邻居，家境是如此阔绰之后——因为律师只要把辩论词串联起来，就像有魔法似的，富裕和地位就紧随而至——这位印第安人就自语道：我也要进军商业圈。我编织篮子然后卖出去，这是我可以办到的事情。他以为把篮子编织好就完成了他的职责所在，接下来就应该是白种人向他购买篮子。他却不明了的是，他必须让人感到他的篮子是有价值的，起码得让别人认为，购买这一只篮子是物有所值。否则他应该加工一些别的可以唤起人们购买欲的物品。我曾经也编织过一种精妙的篮子，不过我并没有把它编织得让人有购买它的冲动。对我而言，我丝毫不觉得我没有必要编织它们，而且我非但没有去琢磨如何编织得让人们有购买它的欲望，相反我倒是去琢磨如何去避免这一种交易的发生。人们赞美而认同的所谓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大赞扬这一种生活方式而贬低另外一种呢？

　　我的同镇人们不愿意在法院中、教会中，或者其他别的地方向我提供发展的空间，在我发现这个事实之后，我只得自己改变方向。于是我比以往更加专心地把我的目标转向了森林，我对那里的一切都熟稔于心。我决定立刻就开始行动，不必苦等通常所谓的经费到位了，我开始动用我手上现有的一点儿微薄的资金。我去瓦尔登湖的目的，并不是去简朴地生活，也不是去挥霍钱财，而是去经营自己的一些个人事业，希望在那儿尽量少被麻烦打扰；以免因为我常识不足、事业又刚起步，再加上对生意经知之不深等原因，干出愚蠢甚至悲惨的事情来。

　　我常常希望自己有严谨的商业习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不可或缺的。倘若你是和天朝帝国打交道做生意，你得在海岸边有个会计室，把它敲定在位于某个塞勒姆的港口就足够了。然后你就可以把本国生产的、纯粹的土产品，如许多的冰、松木和花岗石，出口到别的国家。这一定是笔好生意。同时，你得亲自过目一切大小事情：兼任导航员与船长，既做业主又做保险商；买进卖出货物的同时还得记账；收到的每封信函都要阅读，邮出去的每封信件都亲自执笔撰写或审阅；日夜监察进口货物的装卸；几乎在海岸上的每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你的身影——载货量最大的船通常都在泽西港停靠装卸的——还要亲自兼任电报员，忙忙碌碌地把信息传送到远方去，与每一个驶向港口的船只联系；井然有序地出售装载货物，源源不断地向远方一个巨大的市场供给。你在熟悉行情的同时，还要对各地的战争与和平的状况了然于心，从而预测贸易和文明的走向——充分地把所有探险的成绩利用起来，行驶在最新的航道上，将一切航海技术运用自如——还要研究海上地图，用来辨认珊瑚礁和新灯塔、浮标的方位，要知道航海图表是不断更新的，假如计算上有了一点疏忽，航船就会冲撞到一块岩石上粉碎沉海，而这只船原本行驶顺利的话，它就应该停靠在一个安全的码头了——此外，还有法国航海家拉·贝鲁斯的无法占卜的命运——你还得紧跟宇宙科学的发展，要仔细研究所有伟大的开拓者、航海家、冒险家和商人的人生历程，从迦太基探险家汉诺与腓尼基人起，一直到现在的这些人的一生。最后，还要时刻清点货栈中的货物，以便对自己的经营状况了如指掌。这真是一个折磨人的差事啊，考验着一个人的全部素质——关于利润、亏损、利息的问题，净重的计算方法问题，无不依赖于数字，没有全宇宙的知识是不足以应付的。

　　我认为瓦尔登湖是个做生意的绝佳地方，不仅因为这有铁路线以及贮冰的行业，这里还有许多优越的条件，或许向你吐露这些便利并不是一个好主意。瓦尔登湖是一个天然的港口，它有着良好的基础。虽然你得到处去打桩奠基，但是你不必填埋那些如涅瓦河区般的沼泽。人们说，涅瓦河倘若水势上涨，西风呼啸，那顺势流来的冰块，简直可以把圣彼得堡毫不犹豫地从地球的表面上席卷而去。

　　鉴于我所在的行业通常没有所需的经费就可以先行做生意，所以我从哪儿谋求到资金，就不是一件容易揣测的事情。让我们回到实际问题上来，先从衣服说起，我们购买衣服，常常是被爱好新奇事物的心理所驱使的，并且在意别人对它的评价，而不大关心这些服装的真正用处。那些有职业的人应该记着着装的目的，第一是维持身体所需要的能量，第二是为了在当前文明的社会中要把一丝不挂的身体遮盖起来。那么现在，他可以思考一下，有多少不得不做的重要工作，在衣橱中不必增添新衣服就可以完成。而国王和皇后所有的衣服都只穿一次，他们虽然有御用的裁缝为他们缝制衣服，但是他们却无法体会那种穿上合体衣服的愉悦感。他们仅仅是悬挂整洁衣服的衣架而已。而我们的衣服，却逐渐和我们合为一体，烙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情，直到我们不忍心把它们丢弃。倘若要丢弃它们，就好像摒弃我们的躯体那样，难免感到难舍难分，而且心情十分郁闷，要看病吃药才能稍微缓和。其实在我眼里，穿着补丁衣服的人的身份并没有降低，但我知道，在一般人心里，穿衣着装对他们来说是要花费很多心思的，衣服要穿得时尚，最基本也要干净整洁，并且不能有补丁，但对他们有无健全的良心，却从来不关心。实际上，即便衣服磨损了不去缝补，所暴露出的最大缺点也才不过是小洞会变成大洞。偶尔我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测试我的好友们——谁原意穿膝盖以上有补丁的衣服，或者仅仅是多出两条缝的衣服？大部分人似乎都认为，倘若他们如此做，从此终身就毁于一旦了。所以他们宁可跛着一条腿进城，也不愿意穿着有洞的裤子去。一位绅士腿受伤了，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他可以去找医生救治；但倘若他的裤腿磨损了，他则通常弃之不用。因为人们只关心那些令人崇敬的东西，而对真正应该敬重的东西却冷漠待之。我们认识的人非常少，但我们却认识非常多的衣服和裤子。倘若你把最后一件衣服给稻草人穿上，而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旁边，哪一个路过的行人不是立刻就向稻草人致敬呢？有一天，我经过一片玉米地的时候，在那块头戴帽子、身披上衣的木桩旁，我认出了这个农场主。他比我上一次看见他时，更憔悴、更苍老了一些。我听人说过，一只狗向每一个穿了衣服靠近它主人地盘的人狂叫，却很容易被一个赤身裸体的盗贼驯服，一声不吭。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倘若没有衣服，人们将能多大程度地保持他们的尊严？倘若没有衣服，你是否能在一群文明人当中，准确无误地指出谁最尊贵？

　　斐斐夫人曾有一次周游世界、环球冒险的旅行。当她十分接近亚洲的俄罗斯，准备要去拜见当地的长官时。她认为，她再继续穿旅行服装去拜见长官有所不妥，因为她“现在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度里，那里的人们是根据衣冠来评价人的”。即便在我们这个以民主自居的新英格兰城镇中，但凡有人偶然地富裕起来，穿着时尚、住所富丽堂皇，他就会随处受到众人的仰慕。可是，这些仰慕着的众人，人数众多，全都是异教徒，因而有必要委派一个传教士前去。此外，衣服是需要缝纫的，缝纫是一种无始无终的差事，起码我从没有看到一个女人的衣服会有完工的那天。

　　后来，一个人找到了工作，其实没必要穿上新衣服去工作，旧衣服就完全可以了，那些存放在阁楼中很久，落满了灰尘的旧衣服就足矣。一个英雄穿旧鞋子的时间要比他的随从穿旧鞋子的时间更长——倘若说英雄也有随从的话——至于赤脚则比穿鞋子的历史更为悠久，英雄当然也可以赤脚的。只有那些奔赴晚宴的人，以及在立法院工作的人才必须换上新衣服，他们换衣服的次数，就好比那些地方换人的次数。可是倘若我穿上短上衣和裤子，戴上帽子穿上鞋子，就可以去做礼拜了的话，那有这些不就够了吗？谁还会注意到他衣服的褴褛——确实已经破败不堪了，简直都可以变成了当初的布料，即使送给一个乞讨者也不算乐善好施了，说不定那乞讨者还会把它转送给一个比他更穷困潦倒的人，这个人倒可以算得上最富有的人了，因为他一无所有还可以操持生计呢。我警告你，你得对那些衣冠楚楚的人保持警备心，大可不必提防那些穿简朴衣服的人。倘若没有新人进来，新衣服做出来怎么会合他的身？倘若你有什么业务要做，不妨穿上旧衣服试验一下。人存活于世，并不是要干一些事，而是要有一番作为，或者说，要事业有成。如果我们专注地发展我们的事业，我们大概永远不会添置什么新衣服了，也无暇顾及旧衣服是如何的破旧和肮脏。因为在我们古老的身体里已经被注入了新的生机，那时即使我们穿着旧衣服，也会有旧瓶装新酒的感觉。就像飞禽，进入了一个换羽毛的季节，就如进入生命当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样。潜鸟会退至僻静的池塘边蜕换羽毛，蛇蜕皮的状况也是如此，蛹虫的出茧也莫过如此，这都是内心不断强大的结果。衣服不过是我们外面的角质，或者说，凡尘中的镣铐而已。如若不然，我们将会察觉我们是在伪装下行进，最后终不可免地被全人类和我们自己的意见所鄙视。

　　我们套上一件又一件衣服，如同寄生植物一样，没有外加物就无法生长。我们穿在最外面的，常常是丝薄精巧的衣服，这只是我们的保护层，换句话叫假皮肤，它并不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从身上脱下来也不会带给我们致命的伤害；我们时常穿着的、稍微厚一点儿的衣服，是我们的细胞壁，换句话叫皮层；我们的衬衣就是我们的韧皮，换言之就是真正的树皮，剥下来的话，肯定连皮带肉，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我相信所有的生物，在四季里的某一时刻都穿着类似衬衣的东西。倘若一个人能穿得这样简约，甚至在黑暗中都能摸到自己，并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都能面面俱到，有备无患，那么即使是敌人侵占了城市，他也能如古代先哲一样，赤手空拳地走出城门，内心坦然而清净。

　　一件厚衣服的价值，大抵可以跟三件薄衣服等同，价廉的衣服可以用真正照顾顾客财力的价格销售，5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件宽厚的上衣，并可以穿上好几年，厚点儿的长裤2美元，一双牛皮靴1.5美元，夏天的帽子每顶25美分，冬天的帽子每顶62.5美分，或者也可以花上极少的钱，自己在家里制作一顶更好的帽子，如果换上了这么一套靠自己辛勤的汗水赚来的衣服，哪里还会是贫穷，谁敢说不会有聪明人来向他致意？

　　当我订做一件款式特别的衣服时，女裁缝会正儿八经地和我说，“现在他们都不穿这个款式了。”语气中一点也没有强调“他们”两个字，似乎她说的是跟上帝一样的、某种非同寻常的神谕，因而我发现我很难得到我想要的那种款式了，因为她压根不相信我所说的话是真的，她觉得我太鲁莽了。而我一听到这神谕般的话语，就会沉思片刻，把每一个字都在心中过滤重想一下，以便我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好让我辨明这些话和我有什么样的血缘关系，在这件和我有如此千丝万缕关系的事上，他们用什么样的权威左右着我；最后，我决定用同样神秘的语气答复她，因此也不把“他们”两个字强调了——“确实，最近他们并不穿这个款式，可是现在他们又流行穿这个了。”她测量的只是我的身材，并没有测量我的性格，只测量了我的肩宽，仿佛我是一枚挂衣服的钉子，可是这样的量法有什么用处？我们并不敬仰娴雅三女神，也不敬仰帕尔茜，但我们追逐时尚。她纺织，她剪裁，她不容挑衅地全权操持着这一切。巴黎的猴王如若戴上了一顶旅行帽，那么全美国的猴子都会学样。有时我近乎绝望，我在想，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简单的事不是通过人们相互协助而做成的？首先必须把人们的旧观念，用一个强大的轰鸣压榨机把它们压榨出来，让他们不能立即支起两腿站立起来。那时，你俯瞰整个人群，你会发现有些人的脑子里生满了蛆虫，不知何时起搁置在那里的卵就开始孵化，继而占据整个头颅，烈火都烧不尽这些蛆虫。如果不把这些旧观念完全从他的脑中剔除，我们做什么都是白费力气。总之，我们别忘了，埃及有一个木乃伊传下了一种麦子，一直把它传到了我们的手中。

　　整体而言，我们认为某国或别国的服装已经在艺术上备受尊崇这种话是不成立的。现在的人还是身边有什么就穿什么。就像失事的船上的水手漂流到岸边，能找得到什么蔽体就穿什么。有时人们还特地站得隔远一点，通过空间的或时间的距离来观察，继而打趣对方的服装呢。每一代人都鄙夷老款式而孜孜不倦地追求新款式。你看到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女王的奇装异服时，难道不觉得好笑吗？他们就像是食人岛上的国王和皇后一样。任何衣服倘若没有了人来架撑，就会变得可怜和怪异起来。让人抑制住哗笑并且使衣服庄严起来的，乃是由穿衣人两眼中所显现得严肃和穿衣人在衣服当中过上真诚的生活所体现出来的。当身着五彩斑斓衣服的小丑突然肚子痛，他的衣服也会表现出这痛苦的情绪。同样，当士兵被炮弹击中，破烂的军装也可和神圣的紫袍相媲美。

　　男男女女都喜爱新款式，这其中隐藏着一种稚气的、野蛮的趣味。这种趣味使无数的男女目不暇接、眯起眼睛打量着万花筒，以便于他们发现如今这个时代什么样的款式正在流行。商家早就猜透了顾客反复无常的趣味。两种颜色相似的款式摆在店里售卖，两款衣服的差别只在一款多了几条丝线，然后其中一件衣服马上被人买走了，另一件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往往在下一个季节到来时，后者又成了最时尚的款式。与这相比，在皮肤上刺青还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恐怖可怕。因为深入皮肤的刺青，并没有改变什么内在的品质。

　　我不相信人们有衣服穿的最好的办法得归功于我们的工厂制度。美国工人现在工作的情形是越来越向英国工厂的制度靠拢了，这不足为奇。因为就目前为止，我亲耳听到或亲眼所见，原来制衣厂的主要用意，并不是让人们的衣服更耐穿或更舒适，而是赚取无穷的利润。从长远来看，人们总能达成他们的志向，因此即使事情短时间内无法实现，但还是不妨把目标定得高远一些。

　　关于住房，我承认现在这是一种生活必需品了，尽管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长久以来人们在比这更寒冷的国土上，没有住所照样能生存下去。塞牟尔莱恩说：“北欧的拉普兰人穿着皮衣，头上和肩上都裹着皮囊，可以夜复一夜地在雪地上睡觉——那寒冷的程度简直可以穿透羊毛衣服而把人冻死。”他亲眼见到他们这样席地而睡。接着他说：“但是他们并没有比其他人更强壮。”或许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不久之后，就发现了房屋的便捷之处，以及家庭生活的舒适安宁。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表达对住房感到满足要远远大于对家庭生活的向往。但是在有的地方，一说到房屋，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冬季和雨天，他们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住在房子里，一把遮阳伞就足够了。在这些地方，上述说法就有失偏颇。这正如我们这里的气候，从前夏夜只需在身上有所遮盖就可以了。在印第安人的日记中，一整天行程的标志就是一座座尖房顶的屋子，树皮上刻画着的一排排尖房顶的屋子，表明了他们野外露营的次数。肢体不硕大强壮，身材也不魁梧的人类，一直想方设法缩小他们的世界，所以他用围墙来打造一个适合他的空间。起初他在户外是赤身裸体的，虽然在天气温和宁静的时候，以及在晴朗的白天里，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可是一旦雨季和冬天来临，情况就大打折扣。且不提炎炎烈日，倘若人类不立即用房子来荫蔽保护自己，人类大概早在发芽的时候就被打焉儿了。依照传说，亚当和夏娃在知道穿衣服以前，是用树叶遮盖身体的。人类需要家庭，即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但那通常是在满足身体的温暖之前，之后才是情感的温暖。

　　我们不妨回想人类还在幼儿的那个时期，有些野心勃勃的人便已爬进洞穴寻找庇护了。每个幼儿在某种程度上都再次上演了这部人类发展史。他们出于本能喜爱户外运动，不管雨天还是冬天，他们尽情地玩盖房子的游戏，骑竹马。谁不怀念自己童年时窥望一个洞穴，或靠近一个洞穴时的雀跃心情？我们的祖先最原始的天性还遗存在我们体内。从洞穴开始，我们发展到用棕榈树叶、树皮、树枝覆盖着屋顶，编织可以拉伸的亚麻屋顶，又发展到搭建青草和稻草屋顶，木板和木瓦屋顶，直到石头和砖瓦屋顶。最终，我们遗忘了什么是露天生活，而我们的室内生活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在野外围火取暖的日子变得遥远而模糊。倘若许多时候，也就是我们在度过白昼和黑夜时，没有东西把我们与天体隔开；倘若诗人并不是一直在屋檐下吟诗太多；倘若圣人也不在室内逗留太久的话，也许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些。鸟儿和燕雀不会在洞里啼唱，白鸽也不会在鸟笼里流露出它们的纯真。

　　但是，倘若有人试图建造一所房屋，他应该如我们新英格兰人这样——稍微聪明一点才好，以免将来他察觉他自己是住在一座工厂中，或住在一座找不到出口的迷宫中，或住在一所古老的博物馆中，或住在一所救济院里，甚至住在一个幽深的监狱中，以及一座富丽堂皇的墓穴中。其实再想一想，遮蔽并不是绝对必需的。我见过这镇上在潘诺勃斯各特河边的印第安人。他们住在用薄棉布制作的营帐里，四周的积雪约一英尺厚，我想倘若积雪更厚，可以为他们遮风挡雨的话，他们肯定更高兴。怎样使我稳重的生活获得自由来追求我的正当事业？以前这个问题比现在更让我烦忧，令我庆幸的是，我现在已经变得冷漠麻木了。我时常看到，在铁路旁边躺着一只6英尺长、3英尺宽的大木箱，工人们把他们的工具锁在大箱子里。随后去睡觉，然后我联想到，所有觉得日子艰辛的人都可以花一美元买这样一只箱子，在上面打几个洞孔，让空气可以流进去，在雨天或是夜晚他可以躺进去，把箱盖关上，这样他的灵魂就获得了自由，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他喜欢做的事了。看起来这并不是很坏，也绝不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方法。你可以自由自在，夜晚长时间久坐而不睡觉；起身出去时，也不会遇到什么大房东二房东堵住你向你索要房租。有多少人因为必须支付一只更宽敞、更奢华的箱子的租金，而烦忧至死，但是倘若住在这样一只箱子里的话，人是不会被冻死的，我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曾经受到无尽地鄙视和轻蔑，但它决不可被等闲视之。那些强健壮实的人，大部分时间在户外生活，他们曾在户外盖起一所舒适的房子，选用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大自然现有的。马萨诸塞州垦区的印第安人的总督戈金，曾在1674年写下这样的话：“他们最上档次的圆锥顶房屋的房顶是用树皮覆盖的，好处是看起来整洁清爽，严实而温暖，树皮是在树木干燥季节从树上脱落下来的，趁树皮还青翠的时候，人们用很重的大木材把树皮压成巨大的木片……较差一点的圆锥顶房屋也是用灯心草织成的席子盖在房顶上，也很严实而温暖，只是没有上档次的房屋那么美观耐看……我所看到的房屋屋顶，有的是60英尺长，或100英尺长，30英尺宽……我住在他们的屋子当中时，常常感觉它跟最好的英式房屋一样温暖。”他接着又说到，印花的席子在室内通常是被铺在地上和挂在墙上，各种各样的器皿摆放得错落有致。而且印第安人还在屋顶上开个天窗，在上面放上一床席子，用一根绳子来控制开关，这就是他们的通风设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样圆锥型屋顶的房屋最多一整天就可以搭盖好，同时也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摧毁，并重新搭建起来，每一户人家都拥有一座这样的房屋，或者拥有这样的房屋中的一个单间。

　　在蛮荒时代，每一户人家都有一座最好的房屋，以满足他们粗鄙而简单的需求。但是，我认为我下面所说的话才是千真万确地在描述这个社会。我认为虽然在天空翱翔的飞鸟都有巢穴，狐狸也有洞穴，甚至野蛮人都有尖屋，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有房子住的家庭却只占半数。尤其是在文明高度发达的大城市里，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才拥有房屋，绝大多数人如果想居者有其屋的话，必须得每年交给房东一笔租金。因为在夏天和冬天，房屋作为遮蔽的场所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租金，本来是足以购买一个印第安人的草屋的，现在拥有它的人们却不得不付出在世上永远贫困的代价了。在这里，我无意把租房子与拥有一套房子的优势和劣势进行比较。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野蛮人拥有一套房屋是因为价廉，而文明人之所以选择租房子住，是因为他所拥有的资金买不起房屋。这时有人就会辩解道，值得同情的文明人只要支付租金，就会有地方住。这样的房屋与野蛮人的草屋相比较，岂不像富丽的皇宫一样？在乡村，人们每年要支付租金25美元至100美元，才能得到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才改良好的明亮房间。房间里刷上清新的油漆，贴上墙纸，在内涂刷泥灰的墙上挂着鲁姆福壁炉，还有百叶窗、铜质的水泵、弹簧锁、方便宽敞的地窖，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物品。但是，你会发现享受着这一切现代文明成果可怜的文明人，却不如缺乏这一切现代设施的野蛮人生活得更为富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倘若说，文明就是人们生活条件的一种真正完善——我不否认这句话的正确性，虽然只有智者才能从这种完善中受益——那么，它肯定能证实，它不用哄抬物价就可以把更好的房屋建造起来。我认为所谓的物价，就是用来交换物品的那部分生命，或者马上支付，或者以后支付。在这一带，一座普通的房屋大概要八百元。为了节俭地积攒起这一笔钱，一个劳动者大概要付出十年乃至十五年的生命，还必须没有家庭负担才行——这是按照每一个人的日劳动量值一美元来估算的，倘若有人赚得多一些，其他人就要赚得少一些——所以，他往往要花费他的大半辈子光阴，才能可怜兮兮地赚到他的一座草屋。假设他仍然是租房子住，那他也只是在两难之中作了一次值得商榷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野蛮人会不会用他的草屋来换得城市里一座皇宫般的住房呢？

　　也许有人认为，拥有多处房产，是为了未雨绸缪，以备不时之需。然而我认为对个人而言，这样做的益处仅仅是可以让他支付他的葬礼费用罢了，但是人们压根是用不着自我安葬的。或许这就是文明人和野蛮人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吧。有人给都市人的生活制定了一套制度，不可否认这能促进我们更好地生活，这套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保存种族的繁衍能力，使种族的生活更趋善于完美，但是它却以个人的生活为代价。所以我特此说明，为了获得这种好处，人们现在做出的牺牲是多么的巨大，而且我们完全可以不用作出任何牺牲就能获益颇丰。你说令人同情的穷人经常围着你打转，或者父亲吃了酸葡萄，孩子也感到口中酸水直冒，你说这些话居心何在呢？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

　　看啊，世人都是属于我的，为父的怎样属于我，为子的也照样属于我，犯罪的他必死亡。

　　当我想起我的邻居时，那些生活在康科德的农民们，他们的家境至少同别的阶层一样小康，我发现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这世上辛勤地工作了二三十年，或者四十年，他们这样拼命是期望能真正拥有他们的农场。这些农场有些往往是办理了贷款抵押，把它们作为遗产传给他们的后代，有些则是向别人借钱而买下来的——我们可以把他们劳动成果的三分之一，看做是房屋的代价——通常情况下，他们一代一代总是没有还清那一笔借款。毫无疑问，那贷款抵押的价格有时还高于农场的原价，结果农场本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但是到最后总是有人来继承它，正如继承人自己所说，他自己和这个农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曾和财产评估员谈过话，惊讶地发现他们竟然一口气说不出十二个市民来。这些市民可是自由清白的、拥有农场的人。倘若你想知道这些农场的情况，你可以去银行咨询一下抵押的情况。你会发现，真正靠劳动来付清农场债务的人是如此的凤毛麟角，即使有这样的人，对所有的邻居来说，也是屈指可数的。我怀疑在康科德这一带还真找不出这样的三个人来。

　　说到商人们，则绝大多数商人，甚至一百个当中大概有九十六个是注定要惨败的，农民亦如此。但是关于商人的失败，其中有一位智者曾经明确表明，商人的失败大都不是由于血本无归，而是由于没有履行合约，因为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也就是说，是由于信誉度的丧失。这样一来，问题就要复杂可怕得多了，而且令人不禁想到上面所说的那三个人的灵魂，说不定他们将来也是不可拯救的，也许比起那些老老实实的商场败将来说，他们会在更坏的情况下破产。破产啦、欠债不还啦，不过是一条条的跳板，我们大部分的文明就在跳板上翻腾纵跃，而野蛮人则是乖乖地站在饥饿这条无弹性的木板上。但是，米德尔塞克斯耕牛比赛大会，每年在这里定期举行，总是热闹非凡，让人感觉农业的状况还是不错的。

　　农民们一直费尽心思的想用比难题本身更复杂的手段，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譬如为了他需要的鞋带，他开始在畜牧业中投机。他运用娴熟的技巧，用细弹簧精心设置好一个陷阱，想捕猎到“舒适”和“独立”，等他正要抬脚离开，谁知他自己的一只脚倒落入陷阱中去了。他贫穷的原因正在这里。并且由于相似的原因，我们全都穷困不堪，虽然我们被华美的物品包围着，但却比不上野蛮人的一千种安逸。英国诗人查普曼歌吟唱道：

　　“这虚假的人类社会——

　　——为了追求人世的宏伟

　　至高无上的快乐稀薄得如同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