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波利比阿—普鲁塔克—近代

　　希腊历史学家

　　报告我所听到的一切是我所应该做的，但我没有必要去相信听到的一切。

　　——希罗多德

　　在我们开始讲述希腊的文学故事之前，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希腊的历史。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确，故事并不是文学的最早形式。它发展的比较缓慢，在一个国家出现了运用语言来表达几个世纪后，诗歌、戏剧和其他的艺术表达形式才发展起来了。以《圣经》中的犹太文学为例，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历史元素与宗教、伦理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即使现代的学者用最精湛的知识，也很难把纯粹的历史元素从中分开。在希腊的文学中，我们几乎可以精确地知道希腊历史从哪年开始的，而且也知道史实和传说之间的分界线在哪。因为他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比希伯来人具有更无可挑剔的精密性，对文学类型具有更明确的分类，对史实具有更冷静的理性判断。这些有记载的历史，当然指我们可以看得懂的文字史料，从希罗多德那就已经开始了。这点是要确定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以及文学的漫长发展道路中，没有单独的人能够突然发明一种文学的样式和方法。历史的第一课，就是思想不断地在人脑中生成，并且在不同的人之间传来传去。智慧与技艺的女神——帕拉斯·雅典娜是从宙斯的额头勇猛地跳出来的，这个故事，就连希罗多德在内，都不知道到底是诗中女神的形象就是这样呢，还是源自人类的想象。因为希罗多德是个批判家，一个调查家，一个怀疑论者。他被称为历史之父，后代的历史学家，直到我们现在“科学时代”的历史学家们都愿意这样尊称他，这就说明他以及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文明是多么发达。

　　那是一个怎样文明的时代啊！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那么小的城邦里聚集了那么多的伟大天才人物，而且比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的天才还多。没有哪个地方可以与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雅典相比，几乎直到20世纪，我们稍后要讲到的一个小城市——佛罗伦萨，才能与之媲美。在那个特殊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天才人物聚集在那个特殊的地点呢？当时的历史学家，包括希罗多德的弟子们，也没有向我们说明其中的原因。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只是已经被陈述出来的史实而已。当时的希腊刚刚把入侵的波斯军队赶跑，尽管国内各城邦战乱不止，四分五裂。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还是一个联合的整体。雅典则是“希腊之光”的中心。

　　这个城邦，原本就有很多优秀杰出的本地人，后来又有许多杰出的男女从希腊其他地方来到这个城邦中。希罗多德也来到了雅典，成为了雅典人，度过了在他生命中最光辉灿烂的几年生活。他出生在小亚细亚，晚年是在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度过的。他是世界公民，是个大旅行家。他参与了雅典以及希腊以外各个地方的文化建设。希腊以外的地方，但并不是说是希腊文化之外，因为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一点：在希罗多德之前和之后的几百年里，包括亚历山大征服世界后的希腊，在地中海的任何地方的一切生活中，没有一处不带有希腊文明的痕迹。希腊军队把亚洲排除在欧洲之外，这一点确实没有希腊精神那样开明，希腊，在武力征服各地的同时，对接触到的各种思想和文化兼收并蓄，以此孕育出了希腊精神。这是多么的开明。

　　希罗多德历史的主题，是歌颂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丰功伟绩。虽然，他用“隆重的形式”来表现这个主题，但他却用散文的形式来讲述他的历史故事，因此，他的历史故事就具有了开阔的视野，戏剧的魅力以及史诗般的光辉。由于他曾经周游过世界，所以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而且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在赞美祖国人民的功绩的同时，他也能客观地批评他们。此外，他还用大量的文字记载了其他国家的事情，尤其是波斯帝国的历史。他尊重希腊的敌人，这是因为，敌人越显赫就越能衬托胜利的辉煌。但是胜利只是事件的一个高潮。希罗多德不愧是研究人与国民的学者，他看到了战争和生活的关系，他发现了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来讨论和平的艺术、商业、风俗等。假如说现代的历史学家比他知道的多的话，那么也应该归功于希罗多德。我们不必研究人们对他记述的史实是否准确，但我们不能小觑他的观点。在叙述史实和处理史料方面，他是个高超的艺术家。那些精通希腊文的人们告诉我们，他的文体甚至比英译本更优美。如果真如他们所言，那么可以相信，希罗多德不仅是历史学之父，而且也是叙事散文之父了。

　　希腊另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主要记述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始末。修昔底德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他无异于这场战争的通讯员和战地记者，当然，他无法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报道，因为当时并没有像我们今天在早餐之前就能送到市民手中的“雅典早报”之类的报纸。他就在战场上当场记下战争的情况，以及他从领导人物那里了解到的内幕。在战争结束后，他就利用闲暇的时间整理这些记录。与现在许多尝试着写世界大战的人不同的是，他是个天才的艺术家。为了更准确、更生动地再现当时的情景，他就像剧作家一样，给历史人物安排适合他们身份的话语。他最大的不足就在于，他认为发生在希腊的战争也是人类碰巧发生的最大事情。而这场战争在他那个时代不是最大，而且经过24个世纪以后再来看这场战争，它更不是如修昔底德认为的那样。对我们来说，希腊最光辉灿烂的是它和平时期的历史，而修昔底德却提到的很少。从这位忽略历史重大事件或者错误判断历史重大事件的历史学家身上，我们当代和将来的历史学家应该吸取这个教训。这就是，对于我们这个仍然没有从可怕的战争悲剧里挣脱出来的人类来说，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不在于杀戮，事实上，在某些编年史学家看来，战争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插曲。也许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我们很讨厌回忆起那些主要将领、政治家、专业的或者业余的战地记者的时候，也是最不愿意欣赏修昔底德的时候了。然而，他的有关战争的文章生动有趣，充满智慧。所有现代的历史学家，甚至最挑剔的分析家都尊敬他。感谢本杰明·周伊特（1817—1893英国古典学者，以翻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著名），他翻译了很多希腊作品，因为他，修昔底德也成了一部英文经典著作。

　　修昔底德之后的几年里，希腊又出了一位名人，他就是活动家兼历史学家的色诺芬。作为一名将军，他指挥着一万人的军队，有关这支军队的故事他都记在了《远征记》里。作为他自己故事中的英雄，他与罗马的司令官兼历史学家朱利叶·恺撒极为相似。在这两人之间，有种天然的巧合：恺撒对高卢战争的《高卢战记》，被当作拉丁文近代儿童的课本，而色诺芬的《远征记》，则成了希腊文最初的儿童读本。两篇课文被不谋而合地选做教材，有着同样的理由，那就是色诺芬和恺撒都是用单纯记事的文体去记述动人的故事。如果让哲学家和诗人们来揣摩那些复杂的语言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让低年级的学生和老师来玩味，那只会让他们觉得太复杂了。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色诺芬的希腊历史散文《远征记》有些地方难免显得幼稚，但他所叙述的故事却是生动的，这是一个传奇式的故事，讲述了很多世纪以前的一千多个军人的冒险史实。如果让今天的人来讲述这件事，也许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将近一千多个军人，可能战败了或许胜利了，几乎看不出撤退的重要性。文学，就是用文字来记录生活。然而，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是，在书籍中含有知识的多少与一个事实中，一个重大事件中，一个思想中，含有知识的多少，没有一种精确的联系。而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色诺芬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知道该怎么描述史实。他在《回忆苏格拉底》（或译《言行录》）中回忆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并描绘了这位圣哲最生活化的一面，仅仅因为这点，我们都应该感谢他。色诺芬不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他对苏格拉底的描述相对柏拉图（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会谈到他）来说，明显显得肤浅。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成了柏拉图哲学派智慧的传递者，但色诺芬则把这位雅典最贤明的人放在生活的场景中，致力于表现他的俗世生活，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看到苏格拉底栩栩如生的形象。

　　从色诺芬到波利比阿，就像在英国的文学中，我们从沃尔特·罗利的《发现奎亚那》跳到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一样，这一跳就跳了200年。波利比阿是希腊继前两位历史学家之后的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大概有六分之一是讲述从公元前2世纪起罗马帝国兴起的故事。他是一个注重史实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事件的观察和评论也十分公允。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的历史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当时的罗马人几乎成了世界的主人，波利比阿虽然是从属于希腊人，但他对罗马的武力与政治极尽赞美之词。即使这样，他的目的与其说是赞美还不如说是注重史实的精确性。他把他的情感珍藏在自己内心里，因为他并不是文学艺术家。

　　波利比阿之后的历史学家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他们都写了哪些作品。虽然学者们珍藏着他们遗留下来的某些片段，但一般读者对此却不太感兴趣。但是在公元1世纪，我们遇到了一位在历史上和文学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普鲁塔克。

　　在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中，我们再次读到了天才的作品，邂逅了值得欧洲使用不同语言读者珍藏的杰作。普鲁塔克是希腊人，使用的也是希腊语，但在他的作品中，他几乎把一半的文字留给了罗马人。他的叙述特点就是把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英雄比较着来写。举个例子，他把阿尔西比亚德斯和科里奥兰纳斯，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放在一起比照着写。他不是盲目的英雄崇拜者，在他的作品里，我们看不到狭隘的爱国主义的痕迹，而在一些人那里盲目崇拜的思想可是根深蒂固的。对于人性，他不仅有着透彻的理解，还有健全的道德标准和温和的伦理标准。除此之外，在对外部的事实及所描写的人物背景方面，他也有着深厚的知识和深刻的理解。虽然近代研究对他的史实有不少修正，但这丝毫不损他的形象，而且他的人物就正像他所描写的那样，即使在近代读者这里仍然栩栩如生。许多古代伟大而又声名较好的，至今还在流传的人物都是普鲁塔克创造的。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的已经成为莎士比亚戏剧中《恺撒》、《克利奥雷娜》、《安东尼》、《克里奥帕特拉》的原型。莎士比亚这些剧本的资料部分是从（因为我认为莎士比亚关于古代知识来源是有限的。）托马斯·诺斯从雅克·阿米欧翻译的法文版《普鲁塔克》中得来的。在《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这两个剧本里，我们明显看到这样的痕迹，有些人物的语言看起来都是从诺斯那里不加以改变而照搬过去的。在托马斯·诺斯的译本出现100年后，大翻译家德莱敦对普鲁塔克传记进行了补充，但他只在原文的某一部分上做了一些工作。19世纪英国诗人阿瑟·克拉夫对这一译本进行了校订，使之成为了英语读者心中的标准译本。

　　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学者，这个观点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但事实上并不矛盾。因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后，首先意味着古典趣味的复活。希腊文明遂渐变成了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共同崇拜和研究的对象。19世纪后，通过对古代文献和其他材料的科学考察，使得这种研究更进一步深入了。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和视域的优点，近代的历史学家知道了希腊很多连当时希腊人自己都不知道的历史。在英国的文学中，有些声名显赫的作家，比如乔治·格罗特，本杰明·周伊特，J·P·马哈弗，吉尔伯特·默里，J·B·贝里等，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修昔底德的生涯及其时代的史料，而这些都是希腊的历史学家提供的比较少的。我们不得不从我们有限的大纲中省略一些法国的、意大利的和德国的历史学家的作品。尽管一些务实的职业技术教育者从一些学校和大学课程中取消了希腊语，我们暂且不管这个行为的动机和结果。实际上，我们仍可以从现代教育中看到古代希腊文化的精神。其原因就在于，文学比教育会议和大学评议会议更能了解我们应该读什么和应该想什么。举个例子，许多专家就是由于格罗特所写的《希腊史》中有许多不够精确之处而产生诸多的抱怨。但是他在英国的文学史中，还是具有重要地位的，至于他在所谓科学的历史学派中的地位如何我们就不管他了。我对为什么把吉本、格兰特、达尔文或者赫胥黎那些人所写的真正属于专业领域的东西纳入到广阔的文学世界中去的原因是不清楚的。作者在进行写作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对文学或历史等学科是没有什么清楚的界限的。格兰特所写的东西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我并不认为学生们读了他的作品就能够领会希腊的精神实质。确实，他的作品可以让人们比较精确地体会到英语这种语言的语法特点是直接清新的，对于这点，我们毋庸置疑。马哈弗的作品也具有这样的特点。马哈弗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艺术家了，在他的《希腊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文明在复活，或者也可以说还继续活着。剑桥大学的近代史教授J·B·贝里要比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稍晚一些，在他的《希腊历史》中，学者精神和艺术家的气质融为一体。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真是一种幸运的结合——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他记下了曾经艺术最辉煌城市的文明以及它的人民的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