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通纳是一个靠近汉堡的郊区，也是基尔的铁路线的终点站，我们可以从这里搭车前往贝尔特海峡，然后再由北海前往波罗的海的大小海峡沿岸。20分钟后，我们就到达了荷尔斯泰因。

　　我们到达车站时，刚好六点半钟。叔叔的行李又多又重，它们先是被卸下，然后又被搬到了称重的地方，过磅、贴标签，最后又被放进了行李车。七点钟时，我们已经在车厢里了，我们面对面坐着。火车在汽笛的响声中徐徐开动了。我们的旅行开始了。

　　早晨的空气很新鲜，车窗外的景色也很少见，我的注意力被它们吸引了，所以我没再继续推辞不去。叔叔的思想显然比火车跑得还快，他的脾气更是非常急躁。车里只有我们两个，我们都一言不发。叔叔把他的钱包和旅行袋特别仔细地检查了又检查。我发现，他似乎已经想到了所有可能实现他的计划的东西。

　　在这些东西当中，有一张叠得很仔细的纸，上面印着丹麦国徽，还有丹麦驻汉堡领事克里斯蒂森先生的亲笔签字。克里斯蒂森是叔叔的一位朋友。我们到了哥本哈根，只要拿着这张纸，就可以拜见冰岛的统治者。还有那张旧文件，它被叔叔小心翼翼地藏在了钱包的最里层。我想起这张旧文件，不禁暗自咒骂起来，然后就向车窗外望去。

　　窗外是一大片连绵不断的肥沃平原，看久了之后，会觉得单调而又乏味。不过，在这种平原上，非常有利于修建笔直的铁路。所以，铁路公司的人们看到这派景象，应该会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吧。

　　还没等我对这些单调的景色感到疲倦，火车就停了下来，因为到达了海的尽端——基尔站了。从火车出发到停下，前后不足三个小时。

　　我们托运行李时，登记的终点站是哥本哈根，所以在基尔站，我们并没有为行李而烦恼。不过，叔叔还是焦急地注视着行李。最后，全部行李都被转进了船舱。叔叔做事非常敏捷。我们订了晚上开的“爱尔诺拉”号汽船。

　　等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时，还剩下一整天的空闲时间。在焦急地苦熬了九个小时之后，叔叔急躁地破口大骂起来，既诅咒铁路和汽船的管理方法不当，也诅咒造成这些弊病的政府。他找到“爱尔诺拉”号的船长，先是跟他说好话，然后催促他立即开船，并希望我能支持他的想法。可是，这位船长却认为别人根本管不着他的事。

　　我们在港口小城基尔，也稀里糊涂地过了一天，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我们在港口岸边游荡着，还不时地穿梭于森林中间。这个小城在周围大片森林的衬托下，看着就像嫩枝丛里的一个鸟窝一样。我们瞻仰完带有小浴室的别墅之后，又继续迈开沉重的步子，边走边埋怨。最后，终于熬到了晚上十点钟。

　　“爱尔诺拉”号汽船的烟囱升起了几道烟，锅炉发出巨大的响声，震得甲板直响。我们站在船舷上，并且占了船舱里的两张卧铺。十点一刻，船员解开所有的绳索，汽船就开始疾驰在横过大海峡的黑色水面上。

　　到了晚上，船就在深沉的夜色下迎着大浪顺风前行。岸上有几处灯光透过黑夜照了过来，可过了一会儿，就都落在了我们身后。汹涌的浪涛被灯塔一照，竟然会如此光彩夺目！这就是我第一次渡海的印象。

　　早晨七点钟，我们到达谢兰岛，在岛上西部一个叫考色尔的小镇上了岸，然后又登上另一列火车，在三个小时之内赶到了哥本哈根。脾气急躁的叔叔彻夜未眠，他恨不得用双脚给火车加速。最后，他的面前出现了一片汪洋大海，他大喊：“波罗的海！”

　　一位旅伴指着我们左边的一座大楼说，那里是精神病院。

　　“看来，”我想，“我们的晚年势必要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了！可是，尽管这所医院这么大，它也装不下叔叔的那些癫狂的想法！”

　　早晨十点钟，我们终于到达了哥本哈根。我们来到了布莱德加托的凤凰旅馆。等我们把行李安顿好之后，叔叔匆匆忙忙地上了厕所，然后就带着我出去了。这位能说好几国语言的叔叔，并没有像其他旅客一样用德语或英语向旅馆的传达员咨询问题，而是用流利的丹麦语询问了北方古物博物馆的确切地址。

　　博物馆馆长叫汤姆森，他非常有学问，而且也跟那位丹麦驻汉堡的领事是朋友。叔叔给了汤姆森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一般来说，学者在面对学者时，态度总是非常冷淡的，可这次的情形却截然不同。汤姆森相当热情，而且相当客气、诚恳地接待了我们叔侄。他没有问我们来冰岛做什么，所以我既不用说要保守秘密，也用不着说我们来冰岛仅仅是因为对冰岛的奇观感兴趣。

　　应我们的请求，汤姆森带我们去了码头，寻找开往冰岛的商船。直到这时，我还希望我们找不到船。可令人失望的是，有一条名叫“伏尔卡利”号的丹麦小帆船，将会在6月2号开往雷克亚维克。这不禁令叔叔高兴得使劲儿搓起了双手。我不知道布加恩船长在看到叔叔的反应时，是否会感到奇怪。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他利用了我们焦急的心理，要我们加倍支付船费。我叔叔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满口答应了他。

　　“请在星期二早晨七点钟上船。”船长一边向我们交代上船时间，一边把这笔数目可观的船费收了起来。

　　我们表达了对汤姆森的谢意，又同他道了别，然后就回到了凤凰旅馆。

　　“真是太顺利了，一切都非常顺利！”叔叔重复地说，“我们真是太幸运了，竟然找到这么一条就要开的船！现在，我们先去吃午饭，然后再去镇上看一看。”

　　我们走到孔根斯尼托夫广场，看到一块空地上停着两门毫无威慑力的无用大炮。我们四处转了转，找到了一家法国餐厅，每人花了四马克，就吃了一顿经济实惠的午饭。

　　我是个年轻人，兴致也高，就想绕着小镇逛上一圈。叔叔叫我带着他一起逛，可是，他却什么都不看。无论是那些没有意思的宫殿，还是博物馆对面那座自17世纪就横跨在运河上的美丽大桥，或者是巨大的托尔瓦森纪念馆，以及公园里陈列的、用厚纸做成的卢森堡城堡，甚至是汇兑银行这类文艺复兴式的建筑，都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要知道，汇兑银行的钟楼是由四条铜龙的尾巴构成的，城墙上还画着风车，看着就像鼓满了海风的船帆，而他竟然连这也无心欣赏。如果克劳班也在这儿，那该多好啊！可是……唉！她离我那么远，我们还有希望再见面吗？

　　虽然这些令人喜爱的景色提不起叔叔的兴趣，可是阿马克岛上一所教堂的尖顶，却吸引了叔叔的注意力。阿马克岛位于哥本哈根西南角。在叔叔的命令下，我们找来一艘原本在运河中行驶的小汽船，向这个岛进发了，然后在造船所的码头下了船。狭窄的马路上，有一些穿着灰色和黄色条纹衣服的罪犯，他们正被监督着做工。我们从这几条狭窄的马路上穿过去，来到了弗莱赛教堂前。吸引叔叔的景致，只有那所教堂的尖顶，以及它外面那绕着尖顶蜿蜒而上的楼梯。

　　“我们爬上去。”叔叔说。

　　“我会头晕！”我回答。

　　“哪儿来那么多毛病！”

　　“但是……”

　　“别管那么多了，孩子，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我不得不服从。我们从坐在马路中间的管理人那里接过钥匙，开始爬楼梯。

　　叔叔首先精神抖擞地迈出了第一步。我跟随着他，心里很害怕，因为我非常容易头晕。最后，我们顺利地登上了里面的第150级楼梯，来到了尖顶的平台。这时，迎面吹来一阵海风。然后，我们开始登外面的楼梯。外面的楼梯边沿，安装有细细的防护栏。越向上爬，台阶越窄，而且好像没有尽头。

　　“我快不行了！”我在后面喊。

　　“你就不怕我叫你胆小鬼？接着往上爬！”叔叔毫不怜惜地说。

　　我只有紧挨着栏杆往上爬。我被海风吹得昏昏沉沉的，只觉得尖顶就在我头顶摇摆。终于，我的腿受不住了，我只好跪着往上爬，后来干脆趴着往上爬！我不敢看这一望无际的高空，只好害怕地闭上了眼睛。实在是太受罪啦！

　　最后，叔叔抓着我的衣领，把我带到教堂顶端，站在了尖顶处的圆球面前。

　　“喂，向下看！”他说，“看那些深陷的地方。这一点你现在应该学一学！”

　　我只得睁开双眼。透过烟囱的浓烟，我看到下面的房子都像倒塌了似的摊开了。我的头顶上，飘浮着一朵朵白云。我有一种错觉，总认为飘动的并不是这些白云，而是尖顶、圆球和我自己。远处，一边是翠绿的田野，另一边是被日光照得闪闪发光的海面。波罗的海海峡向前伸展着，一直伸向赫尔辛基港。海面上漂浮着数点白帆，看着就像海鸥的翅膀一样。东面烟雾腾腾的，刚好可以分辨出瑞典的港湾。

　　叔叔叫我直起身子四处眺望。我第一次学着控制头晕，结果只持续了一个小时。等到叔叔准许我下来，我两脚踩在坚实的人行道上时，我的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我们明天再来。”叔叔说。

　　经过了五天的反复练习之后，我克服了站在高处就头晕的恐惧心理，这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