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便朝书房走去，要去看看通知，看看应该几点钟出庭，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要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画架，有一幅已经动笔的画翻过来放在画架上，墙上还挂着几张画稿。他看到他花了两年功夫画的这幅画，看到其他几张画稿和整个画室，又一次感觉到，他在绘画方面已经无法继续前进了。近来他特别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他认为，他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审美感太敏锐了，眼高手低。但不管怎样，意识到这一点，总是很不愉快的。

　　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才能，便辞去了军职。他把艺术创作看得很高，有点瞧不起一切其他工作。现在看来，他无权傲视一切，因此一想到这一点就很不愉快。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看了看画室里豪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是一个又高又大的房间，有各种各样的装饰、用具和设备。

　　聂赫留朵夫一下子就在大写字台一个标有“急件”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通知写明应在十一点出庭。然后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感谢她的邀请，他将尽量赶去吃饭。可是，写完了信，却又撕掉，认为写得太亲热了。又写了一封，似乎又太冷淡了，几乎是辱骂的语调。他又把信撕掉，按了按墙上的电铃按钮。走进来一名上了年纪的、面色阴沉的家仆，腰系灰色细布围裙，留着络腮胡子，嘴唇和下巴刮得光光的。

　　“请派人去叫一辆马车来。”

　　“是，老爷。”

　　“再请您对柯察金家那个等回话的人说一声，就说谢谢他们，我会尽量赶到的。”

　　“是。”

　　“这样有点失礼，可是我写信又写不好，反正今天要和她见面的。”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走出书房去换衣服。

　　等他穿好衣服，来到台阶上，一个熟识的马车夫已经坐在胶轮马车上等着他了。

　　“昨天您刚刚离开柯察金公爵家，我就到了，”马车夫多少扭了扭他那白衬衫领子里的黑黑的、强壮的脖子，说，“他们家看门的说，老爷您刚走。”

　　“连马车夫都知道我和柯察金家的关系了。”聂赫留朵夫心里说。于是他面前又出现了近来经常盘旋在他脑际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该不该同柯察金家小姐结婚？这个问题也像当前他遇到的多数问题一样，他怎么也不能解决，觉得这样或那样都不行。

　　总的说，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除了可以享受家庭温暖以外，结婚还可以避免不正当的两**，而过合乎道德的夫妻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希望家庭和子女能够给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增添一些意义。想结婚的原因无非就是这些。不想结婚的原因大致是：第一，怕失去自由，这是一切已经不太年轻的单身男子的普遍性顾虑；第二，对于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怀着一种不自觉的恐惧。

　　具体地说，想和米西（柯察金家小姐本名玛丽娅，正如一切名门世家的小姐，她还有别号）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她出身名门，从衣着到音容笑貌、走路风度，都与平常人不同，这不同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她的“雍容华贵”——他再也想不出更适当的词儿来形容这种品质，他对这种品质十分珍视；第二，她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他觉得她是了解他的。在聂赫留朵夫看来，对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的崇高价值的承认，证明她聪明非凡，见解过人。不想和米西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很可能找到一个比米西更要好得多、因而同他更般配的姑娘；第二，她已经二十七岁，因此她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聂赫留朵夫一想到这事，就很不好受。他的自尊心很强，即使在过去她爱的不是他，他也不能容忍。当然，以前她不可能知道日后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以前可能爱过什么人，就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就这样，有多少应该结婚的理由，就有多少不应该结婚的理由，至少二者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因此聂赫留朵夫嘲笑自己是比里当的驴子[比里当，法国十四世纪哲学家。他写过一篇寓言，说有一匹驴子看到两捆完全相同的干草，不知道该吃哪一捆好，结果饿死。]。而且他至今仍然是驴子，不知道在两捆干草当中选哪一捆好。

　　“不过，还没有收到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没有跟她完全断绝关系，反正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己对自己说。

　　他想到可以而且应该迟一点儿做出决定，便感到高兴。

　　“反正这些事我过些时候会考虑好的。”当他坐的轻便马车轻快无声地来到法院门前的柏油路上时，他在心中对自己说。

　　“现在我得认真负责地履行社会职责，我一向认真负责，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再说，这种事往往都很有意思。”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身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

　　五

　　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有不少人在紧张地来回走动了。

　　法警们带着公文或者遵照指示走来走去，有的快步行走，有的甚至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跑得气喘吁吁。警官、律师和法院办事人员们来来往往，时而朝这边来，时而朝那边去。一些原告和无人押解的被告无精打采地在墙边踱步或者坐着等候。

　　“地方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向一名法警问道。

　　“您问哪一个法庭？有民事庭，有高等审判庭。”

　　“我是陪审人员。”

　　“那就是刑事庭。您这样说就明白了。打这儿朝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聂赫留朵夫照他的指点走去。

　　在法警所指的那个门口，有两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一个是又高又胖的商人，面貌和善，显然已经吃饱喝足，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裔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儿是不是陪审人员议事室的时候，他们正在谈羊毛的价钱。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也是陪审人员，跟我们是一伙儿的吧？”面貌和善的商人快活地挤挤眼睛问。“那好，咱们一块儿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又接着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他说着，伸出一只又宽又软的肥厚的手，“是要辛苦一番了。请问贵姓？”

　　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便走进陪审人员议事室。

　　在不大的陪审人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是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互相介绍认识。有一个退役军人穿着军服，其余的人穿礼服或西装便服，只有一个人穿长袍。

　　尽管不少人为这事丢开正事，尽管嘴上说这事太麻烦，然而大家都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气，认为自己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人员有的已经相互介绍认识了，有的还在相互猜测对方是什么人，都在交谈——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即将审理的案子。有些同聂赫留朵夫不相识的人，连忙过来跟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特别光彩的事。聂赫留朵夫却像往常跟陌生人周旋一样，觉得这是一般的应酬。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也答不上来，因为他这一辈子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了不起的过人之处。至于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穿戴的衬衫、外衣、领带、袖扣都是上等货，都不能成为他自命不凡的理由。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然而，毫无疑问，他又认为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认为别人对他表示尊敬是理所当然的，要是别人不表示尊敬，就觉得是受到屈辱。在陪审人员议事室里恰恰就有人对他不表示尊敬，因而他也就十分不快。陪审人员当中有一个是聂赫留朵夫的熟人。这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从来不知道而且也不屑于知道这人的姓），给聂赫留朵夫姐姐家的孩子们当过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一向讨厌他那种不拘礼节的态度、那种扬扬自得地哈哈大笑，总之，如聂赫留朵夫的姐姐说的，那种“公社习气”使人很讨厌。

　　“哈，您也落网啦，”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高声大笑，“您也没躲掉吗？”

　　“我根本就不想躲。”聂赫留朵夫严肃而阴沉地说。

　　“哦，这可是一种公民的忘我精神。不过，您等着吧，等到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就不唱这个调调儿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更响亮地哈哈大笑着说。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跟我拍肩膀了。”聂赫留朵夫在心里说，脸上露出极其阴沉的神色，假如此刻他得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那这种神气就显得很自然了。聂赫留朵夫离开他，走到一群人跟前，这些人围着一个高高的、脸刮得光光的、仪表堂堂的先生，听他有声有色地在说一件什么事。这位先生说的是目下正在民事庭审理的一宗案件，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称。他说到一位著名的律师使那宗案子出现了惊人的转折，由于这一转折，那个老太太，尽管道理完全在她这一方，势必白白地拿出一大笔钱给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听着，有的人几次插嘴想说说自己的看法，可是都被他打断，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了解全部底细。

　　聂赫留朵夫虽然来迟了，可是还得等很久。有一位法官到现在还没有来，不得不延迟开庭。

　　六

　　庭长很早就来到法院。庭长是一个高大而肥胖的人，留着老大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可是十分风流放荡，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一个瑞士女人的来信，那女人夏天在他家做过家庭教师，现在从南方上彼得堡去，路过此地。她在信中说，在三点到六点之间她在本市“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儿开庭，早点儿结束，以便赶去和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相会。去年夏天他和她在别墅里就干起了风流韵事。

　　他走进办公室，把门反扣上，从文件柜最下面一格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各运动了二十回，然后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轻巧地蹲下去三次。

　　“要保持元气，再没有什么办法比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了。”他在心里说，一面用无名指上戴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那紧绷绷的一团肌肉。他还要练击剑（他在久坐审理案件之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开门，庭长连忙把哑铃放回原处，把门开了。

　　“对不起。”他说。

　　一位法官走了进来，个头儿不高，戴着金丝眼镜，耸着肩膀，阴沉着脸。

　　“玛特维·尼基济奇又没有到。”这位法官很不满地说。

　　“还没有到，”庭长一面穿制服，一面回答说，“他总是迟到。”

　　“奇怪，怎么不难为情。”这位法官说过这话，很生气地坐了下来，伸手掏香烟。

　　这位法官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早晨同妻子发生过一场很不愉快的争吵，因为妻子不到时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她要求预支一些钱，可是他说，无法通融。于是就吵了起来。妻子说，要是这样，那就不做饭，叫他休想在家里吃到饭。吵到这里，他赶紧收兵，生怕她说到做到，因为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这不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过日子，却落得这样，”他心里想着，眼睛瞧着又健康又愉快、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把两个胳膊肘叉得宽宽的，用两只好看的白手朝绣花领子两边捋他那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处处得意，快快活活，可我总是有说不尽的烦恼。”

　　书记官走进来，带来一份案卷。

　　“非常感谢，”庭长说着，点起一支香烟，“先审哪一件案子？”

　　“哦，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似乎漫不经心地说。

　　“那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心里盘算这案子不复杂，四点钟之前可以结束，他就可以走了，“玛特维·尼基济奇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来。”

　　“布列维到了吗？”

　　“他到了。”书记官回答说。

　　“您要是见到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布列维是副检察官，在这次审讯中负责提起公诉。

　　书记官来到走廊里，就遇见布列维。布列维肩膀耸得高高的，制服敞开着，腋下夹着公文包，几乎像跑步一样在走廊里匆匆走着，走得靴后跟噔噔直响，没有夹皮包的那支胳膊不停地摆动着，摆动得手背正对着行进的方向。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问，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向他问道。

　　“还用问，我总是准备得好好的，”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一案？”

　　“毒死人命案。”

　　“那太好了。”副检察官说。其实他一点也不认为这好，因为他一夜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饯行，喝了很多酒，打牌打到夜里两点钟，然后去玩女人，去的正是玛丝洛娃六个月前所在的那所妓院，因此恰恰毒死人命案的案卷没有来得及看，现在就想草草翻看一下。书记官是有意刁难，知道他没有看过毒死人命案的案卷，就向庭长建议先审这一案件。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激进派思想类型的人，布列维思想却十分保守，而且正像一切在俄国任职的德国人一样，特别崇信东正教。所以书记官很不喜欢他，而且眼红他的职位。

　　“那么，阉割派[宗教派别。十八世纪末出现于俄国。宣扬用阉割的办法，摆脱**，拯救灵魂。]教徒的案子怎么样啦？”书记官问道。

　　“我说过，这一案我不能负责起诉，”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要向法庭如此说明。”

　　“那没有多大关系嘛……”

　　“我不干。”副检察官说过这话，又那样摆动着胳膊，跑进自己的办公室。

　　他借口一个证人未到而推迟阉割派教徒的案件，其实那个证人对本案无足轻重，是不必要的，他之所以要推迟，是因为担心此案一旦由有文化的陪审人员来审理，就可能以无罪结案。等到跟庭长协商一番，这宗案子就可能转到县法庭审理，那里陪审人员多数是农民，判罪的可能性就大些。

　　走廊里人来人往，越来越热闹了。民事庭附近的人最多，里面正在审理那个热心诉讼的仪表堂堂的先生对陪审人员说的那宗案件。在审讯休息时，民事庭里走出一位老太太，那位天才的律师就是从她身上敲一笔钱给一个生意人，那个生意人本来不应得这笔钱的。这一点法官们都明白，原告和他的律师更明白，可是律师想出的一招太厉害，不能不判老太太赔款，也不能不把这笔钱判给生意人。老太太是一个衣着讲究的胖女人，帽子上还插着几朵很大的鲜花。她出了门，在走廊里停下来，把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一摊，对她的律师一遍又一遍地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呀？请您给我说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呀？”律师望着她帽子上的鲜花，在思索什么事，没有听她的话。

　　那位名律师跟在老太太身后，快步走出民事庭。他那宽领口坎肩的胸衬闪闪放光，那得意扬扬的脸上也闪闪放光。就是他略施心计，使戴花的老太太倾家荡产，那个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得到十万以上卢布。所有的眼睛一齐看着这位律师，他也觉察到这一点，他那副神气仿佛在说：“丝毫用不着表示崇拜。”便很快地从大家身旁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