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马伯乐在抗战之前就很胆小的。他的身体不十分好，可是也没有什么病。看外表，他很瘦。但是终年不吃什么药，偶尔伤了风，也不过多吸几支烟就完了。纸烟并不能医伤风，可是他左右一想，也到底上算，吃了药，不也是白吃吗？伤风是死不了人的。

　　他自己一伤风，就这么办。

　　若是他的孩子伤了风，或是感冒了，他就买饼干给他们吃，他说：

　　“吃吧，不吃白不吃，就当药钱把它吃了。”

　　孩子有了热度，手脚都发烧的，他就拿了一块浸了冷水的毛巾不断地给围在孩子的头上。他很小心地坐在孩子的旁边，若看了孩子一睁开眼睛，他就连忙把饼干盒打开：

　　“要吃一点吗？爸爸拿给你。”

　　那孩子立刻把眼睛闭上了，胸脯不住地喘着。

　　过了一会，孩子睁开眼睛要水喝，他赶快又把饼干盒子拿过去。孩子大口地喝水，饼干，连睬也没有睬。

　　他拿了一个杯子来。他想了半天才想出这个方法来，把饼干泡到杯中，孩子喝水时不就一道喝下去了吗？

　　从热水瓶倒了一些开水，用一只小匙子呱嘟嘟地搅了一阵，搅得不冷不热，拿到他自己嘴上尝尝。吃得了，他端着杯在旁边等候着，好像要把杯子放下，要用的时候就来不及了。等了半天，孩子没有醒，他等得不耐烦就把孩子招呼醒。问他：

　　“要喝水吗？”

　　“不，我要尿尿。”

　　“快喝点水再尿，快喝点……”他用匙子搅了一下泡在杯中稀溜溜的东西，向着孩子的嘴倒去，倒得满鼻子都是浆糊。孩子往鼻子上乱抓，抓了满手，一边哭着，一边把尿也尿在床上了。

　　“这算完。”

　　马伯乐骂了一声，他去招呼孩子的妈妈去了。

　　临去的时候，他拿起那浆糊杯子，自己吞下去了。那东西在喉管里，像要把气给堵断了似的，他连忙把脖子往长伸着，并用手在脖子上按摩了一会，才算完全咽下去了。

　　孩子不生病的时候，他很少买给孩子什么东西吃，就是买了也把它放到很高的地方，他都是把它放在挂衣箱上。馋得孩子们搬着板凳，登着桌子，想尽了方法爬到挂衣箱上去。

　　因此马伯乐屋里的茶杯多半是掉了把柄的，那都是孩子们抢着爬挂衣箱弄掉地下而打去了的。

　　马伯乐最小的那个女孩———雅格，长得真可爱，眼睛是深黑深黑的，小胳膊胖得不得了，有一天妈妈不在家里，她也跟着哥哥们爬上挂衣箱去。原来那顶上放着三个大白梨。

　　正都爬到顶上，马伯乐从走廊上来了。隔着玻璃窗子，他就喊了一声：

　　“好东西，你们这群小狼崽子？”

　　由于他的声音过于大了一点，雅格吓得一抖从高处滚下来，跌到痰盂上了。

　　从那时起，漂亮的雅格右眼上落了一个很大的伤疤。

　　马伯乐很胆小，但他却机警异常，他聪明得很，他一看事情不好了，他收拾起箱子来就跑。他说：

　　“万事总要留个退步。”他之所谓“退步”就是“逃跑”。是凡一件事，他若一觉得悲观，他就先逃。逃到哪里去呢？他自己常常也不知道。但是他是勇敢的，他不顾一切，好像洪水猛兽在后边追着他，使他逃得比什么都快。

　　有一年他去上海就是逃着去的。他跟他父亲说，说要到上海××大学去念书。他看他父亲不回答，第二天，他又问了一次。父亲竟因为这样重复地问而发怒了，把眼镜摘下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一看，不好了，这一定是太太在里边做的怪。而他那时候恰巧和一位女子谈着恋爱，这事情太太也和他吵了几次。大概是太太跑到父亲面前告了状吧？说我追着那女子要去上海。这若再住在家里不走，可要惹下乱子的。

　　他趁着这两天太太回娘家，他又向父亲问了一次关于他要到上海读书的问题，看看父亲到底答应不答应。父亲果然把话说绝了：“不能去，不能去。”

　　当天晚上，他就收拾了提包，他想是非逃不可了。

　　提包里什么都带着，牙刷牙粉。只就说牙刷吧，他打开太太的猪皮箱，一看有十几只，他想：都带着呀，不带白不带，将来要想带也没这个机会了。又看见了毛巾，肥皂，是“力士牌”的，这肥皂很好。到哪儿还不是洗脸呢！洗脸就少不了肥皂的。又看到了太太的花手帕，一共有一打多，各种样的，纱的、麻的、绸子的，其中还有根高贵的几张，太太自己俭省着还没舍得用，现在让他拿去了。他得意得很。他心里说：

　　“这守财奴呵，你不用你给谁省着？”

　　马伯乐甜蜜蜜地自己笑起来，他越看那小手帕越好看。

　　“这若送给……她，该多好呵！”（“她”即其爱人）

　　马伯乐得意极了，关好了这个箱子又去开第二个。总之到临走的时候，他已经搜刮满了三只大箱子和两只小箱子。领带连新的带旧的一共带了二十多条，总之，所有的领带，他都带上了。新袜子、旧袜子一共二十几双，有的破得简直不能用了，有的穿脏了还没有洗，因为他没多余工夫检查一番，也都一齐塞在箱子里了。

　　余下他所要不了的，他就倒满一地，屋子弄得一塌糊涂。太太的爽身粉，拍了一床。破鞋、破袜子，连孩子们的一些东西，扔得满地都是。反正他也不打算回来了。这个家庭，他是厌恶之极，平庸、沉寂、无生气……

　　青年人久住在这样的家里是要弄坏了的，是要腐烂了的，会要满身生起青苔来的，会和梅雨天似的使一个活泼的现代青年满身生起绒毛来，就和那些海底的植物一般。洗海水浴的时候，脚踏在那些海草上边，那种滑滑的粘腻感觉，是多么使人不舒服！慢慢地青年在这个家庭里，会变成那个样子，会和海底的植物一样。总之，这个家庭是呆不得的，是要昏庸老朽了的。你就看看父亲吧，每天早晨起来，向上帝祷告，要祷告半个多钟头。父亲是跪着的，把眼镜脱掉，那喃喃的语声好像一个大蜂子绕着人的耳朵，嗡嗡的，分不清他在嘟嘟些个什么。有时把两只手扣在脸上，好像石刻的人一样，他一动不动，祷告完了戴起眼镜来，坐在客厅里用铁梨木制的中国古式的长桌边上，读那本剑英牧师送给他的涂了金粉的《圣经》。那本《圣经》装潢得很高贵，所以只有父亲一个人翻读，连母亲都不准许动手，其余家里别的人那就更不敢动手了，比马家的家谱还更尊严了一些。自从父亲信奉了耶稣教之后，把家谱竟收藏起来了，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取出来摆了一摆。并不像这本《圣经》那样，是终年到尾不准碰一碰地摆着。

　　马伯乐的父亲，本是纯粹的中国老头，穿着中国古铜色的大团花长袍，礼服呢千层底鞋，手上养着半寸长的指甲。但是他也学着说外国话，当地教会的那些外国朋友来他家里，那老头就把佣人叫成“boy”，喊着让他们拿啤酒来：

　　“Beer，beer！”（啤酒）等啤酒倒到杯子里，冒着白沫，他就向外国朋友说：

　　“Please！”（请）

　　是凡外国的什么都好，外国的小孩子是胖的，外国女人是能干的，外国的玻璃杯很结实，外国的毛织品有多好。

　　因为对于外国人的过于佩服，父亲是常常向儿子们宣传的，让儿子学外国话，提倡儿子穿西装。

　　这点，差不多连小孙子也做到了，小孙子们都穿起和西洋孩子穿的那样的短裤来，肩上背着背带。早晨起来时都一律说：

　　“Goodmorining。”

　　太阳一升高了，就说：

　　“Goodtoday！”

　　见了外国人就说：

　　“Hello，Howdoyoudo？”

　　祖父也不只尽教孙儿们这套，还教孙儿们读《圣经》。有时把孙儿们都叫了来，恭恭敬敬地站在桌前，教他们读一段《圣经》。

　　所读的在孩子们听来不过是，“我主耶稣说”，“上帝叫我们不如此做”，“大卫撕裂了衣裳”，“牧羊人伯利恒”，“说谎的法利赛人”，……

　　听着听着，孩子们有的就要睡着了，把平时在教堂里所记住的《圣经》上的零零碎碎的话也都混在一道了。站在那里挖着鼻子，咬着指甲，终天痴呆呆的连眼珠都不转了，打起盹来。这时候祖父一声令下，就让他们散了去。散到过道的外边，半天工夫那些孩子们都不会吵闹。因为他们揉着眼睛的揉着眼睛，打着哈欠的打着哈欠。

　　还有守安息日的日子，从早晨到晚上，不准买东西，买菜买水果都不准的。夏天的时候，卖大西瓜的一担一担地过去而不准买。要吃必得前一天买进来放着，第二天吃。若是前一天忘记了，或是买了西瓜而没买甜瓜，或杏子正下来的时候，李子也下来了，买了这样难免就忘了那样。何况一个街市可买的东西太多了，总是买不全的。因此孩子们在这一天哭闹得太甚时，做妈妈的就只得偷着买了给他们吃。这若让老太爷知道了，虽然在这守安息日的这天，什么话也不讲；到了第二天，若是谁做了错事，让他知道了，他就把他叫过去，又是在那长桌上，把涂着金粉的《圣经》打开，给他们念一段《圣经》。

　　马家的传统就是《圣经》和外国话。

　　有一次正是做礼拜回来，马伯乐的父亲拉着八岁的雅格的哥哥。一出礼拜堂的门，那孩子看一个满身穿着外国装的，他以为是个外国人，就回过头去向人家说：

　　“Howdoyoudo？”

　　那个人在孩子的头顶上拍了一下说：“你这个小孩，外国话说得好哪！”

　　那孩子一听是个中国人，很不高兴，于是拉着祖父就大笑起来：

　　“爷爷，那个中国人，他不会说外国话呀！”

　　这一天马伯乐也是同去做礼拜的，看了这景况，心里起了无限的憎恶：

　　“这还可以吗？这样的小孩子长大了还有什么用啦！中华民族一天一天走进深坑里去呀！中国若是每家都这样，从小就教他们的子弟见了外国人就眼睛发亮，就像见了大洋钱那个样子。外国人不是给你送大洋钱的呀！他妈的，民脂民膏都让他们吸尽了，还他妈的加以尊敬。”

　　马伯乐一边收拾着箱子，一边对于家庭厌恶之极的情感都来了。

　　这样的家庭是一刻工夫也不能停的了，为什么早不想走呢？真是糊涂，早就应该离开！真他妈的，若是一个人的话，还能在这家庭呆上一分钟？

　　还有像这样的太太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了。自从她生了孩子，连书也不看了，连日记也不写了。每天拿着本《圣经》似读非读地摆起架子来。她说她也不信什么耶稣，不过是为了将来的家产，你能够不信吗？她说父亲说过，谁对主耶稣忠诚，将来的遗嘱上就是谁的财产最多。

　　这个家庭，实在要不得了，都是看着大洋钱在那里活着，都是些没有道德的，没有信仰的。

　　虽然马伯乐对于家庭是完全厌恶的了，但是当他要逃开这个家庭的前一会工夫，他却又起了无限的留恋：

　　“这是最后的一次吧！”

　　“将来还能回来吗？是逃走的呀，父亲因此还不生恨吗？”

　　他在脑子里问着自己。

　　“不能回来的了。”

　　他自己回答着。

　　于是他想该带的东西，就得一齐都带着，不带着，将来用的时候可就没有了。

　　而且永远也不会有的了。

　　背着父亲“逃”，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逃到上海第一封信该怎样写呢？

　　他觉得实在难以措词。但是他又一想，这算什么，该走就走。

　　“现代有为的青年，做事若不果断，还行吗？”

　　该带的东西就带，于是他在写字桌的抽屉里抓出不少乱东西来，有用的，无用的，就都塞在箱子里。钟打了半夜两点的时候，他已经装好了三只大箱子和两只小箱子。

　　天快亮的时候，他一听不好了，父亲就要起来了，同时像有开大门的声音。

　　大概佣人们起来了！

　　马伯乐出了一头顶汗，但是想不出个好法子来。

　　“若带东西，大概人就走不了；人若走得了，东西就带不了。”

　　他只稍微想一想：

　　“还是一生的命运要紧，还是那些东西要紧？”

　　“若是太太回来了，还走得了？”

　　正这时候，父亲的房里有咳嗽的声音。不好了，赶快逃吧。

　　马伯乐很勇敢的，只抓起一顶帽子来，连领带也没有结，下楼就逃了。

　　马伯乐连一夜没有睡觉赶着收拾好了的箱子也都没有带。他实在很胆小的，但是他却机警。

　　未发生的事情，他能预料到它要发生。坏的他能够越想越坏。悲观的事情让他一想，能够想到不可收拾。是凡有一点缺点的东西，让他一看上去，他就一眼看出来，那是已经要不得的了，非扔开不可了。

　　他走路的时候，永久转着眼珠东看西看，好像有人随时要逮捕他。

　　到饭馆去吃饭，一拉过椅子来，先用手指摸一摸，是否椅子是干净的。若是干净的他就坐下；若是脏的，也还是坐下。不过他总得站着踌躇一会，略有点不大痛快的表示。筷子摆上桌来时，他得先施以检查的工夫。他检查的方法是很奇怪的，并不像一般人一样，不是用和筷子一道拿来的方纸块去擦，而是把筷子举到眼眉上细细地看。看过了之后，他才取出他自己的手帕来，很讲卫生地用他自己的手帕来擦，好像只有他的手帕才是干净的。其实不对的，他的手帕一礼拜之内他洗澡的时候，才把手帕放在澡盆子里，用那洗澡的水一道洗它一次。他到西餐馆去，他就完全信任的了，椅子，他连看也不看，是拉过来就坐的（有时他用手仔细地摸着那桌布，不过他是看那桌布绣的那么精致的花，并非看它脏不脏）。刀叉拿过来时，并且给他一张白色的饭巾。他连刀叉看也不看，无容怀疑地，拿过来就叉在肉饼上。

　　他到中国商店去买东西，顶愿意争个便宜价钱，明明人家是标着定价的，他看看那定价的标码，他还要争。男人用的人造丝袜子，每双四角，他偏给三角半，结果不成。不成他也买了。他也绝不到第二家去再看看，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算盘：

　　“这袜子不贵呀！四角钱便宜，若到大公司里去买，非五角不可。”

　　既然他知道便宜，为什么还争价？

　　他就是想，若能够更便宜，那不就是更好吗？不是越便宜越好吗？若白送给他，不就更好吗？

　　到外国商店去买东西，他不争。让他争，他也不争。哪怕是没有标着价码的，只要外国人一说，两元就是两元，三元就是三元。他一点也没有显出对于钱他是很看重的样子，毫不思索地从腰包里取出来，他立刻付出去的。

　　因为他一进了外国店铺，他就觉得那里边很庄严，那种庄严的空气很使他受压迫，他愿意买了东西赶快就走，赶快逃出来就算了。

　　他说外国人没有好东西，他跟他父亲正是相反，他反对他父亲说外国这个好，那个好的。

　　他虽然不宣传外国人怎样好，可是他却常骂中国人：

　　“真他妈的中国人！”比方上汽车，大家乱挤，马伯乐也在其中挤着的，等人家挤掉了他的帽子，他就大叫着：

　　“真他妈的中国人！挤什么！”

　　在街上走路，后边的人把他撞了一下，那人连一声“对不起”也不说。他看看那坦然而走去的人，他要驾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家的仆人，失手打了一只杯子，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真他妈的中国人！”

　　好像外国人就不打破杯子似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他拆一封信，忙了一点伤着里边的信纸了，他把信张开一看，是丢了许多字的，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的全身都是机警的，灵敏的，且也像愉快的样子。惟独他的两只眼睛常常闪视着悲哀。

　　他的眼睛是黑沉沉的，常常带着不信任的光辉。他和别人对面谈话，他两个眼睛无时不注视在别人的身上，且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地寻视，而后把视线安安定定地落在别人的脸上，向人这么看了一两分钟。

　　这种看法，他好像很悲哀的样子，从他的眼里放射出来不少的怜悯。

　　好像他与谈话的人，是个同谋者，或者是个同党，有共同的幸与不幸联系着他，似乎很亲切但又不好表现的样子。

　　马伯乐是悲哀的，他喜欢点文学，常常读一点小说，而且一边读着一边感叹着。

　　“写得这样好呵！真他妈的中国人。”他读的大半是翻译小说。中国小说他也读，不过他读了常常感到写的不够劲。

　　比方写狱中记一类事情的，他感觉他们写得太松散，一点也不紧张，写得吞吞吐吐。若是让他来写，他一定把狱中的黑暗暴露无遗，给它一点也不剩，一点也不留，要说的都说出来，要骂的都骂出来。惟独这才能够得上一个作家。

　　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作家在现阶段是要积极促成抗日的，因此他常常叹息着：

　　“我若是个作家呀，我非领导抗日不可。中国不抗日，没有翻身的一天。”

　　后来他开始从街上买了一打一打的稿纸回来。他决心开始写了。

　　他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的时候，那里边有很多地方提醒了他。他也有一些和高尔基同样的生活经验，有的地方比高尔基的生活还丰富，高尔基他进过煤坑吗？而马伯乐进去过的。他父亲开小煤矿嘛，他跟工人一路常常进去玩的。

　　他决心写了。有五六天他都是坐在桌子旁边，静静地坐着，摆着沉思的架子。

　　到了第七天，他还一个字没有写，他气得把稿纸撕掉了许多张。

　　但他还是要写的，他还是常常往家里买稿纸。开初买的是金边的，后来买的是普通的，到最后他就买些白报纸回来。他说：

　　“若想当个作家，稿纸是天天用，哪能尽用好的，好的太浪费了。”他和朋友们谈话，朋友们都谈到抗日问题上去，于是他想写的稿子，就越得写了。

　　“若是写了抗日的，这不正是时候吗？这不正是负起领导作用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推动了历史的轮子。”他越想越伟大，似乎自己已经成了个将军了。

　　于是他很庄严地用起功来。

　　新买了许多书，不但书房，把太太的卧房也给摆起书架子。太太到厨房去煎鱼，孩子打开玻璃书架，把他的书给抛了满地，有的竟撕了几页，踏在脚下。

　　“这书是借来的呀，你都给撕坏了，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马伯乐这一天可真气坏了，他从来也不打孩子，他也不敢打。他若打孩子，他的太太就在后边打他。可是这一天他实在气红了眼睛，把孩子按到床上打得哇哇地乱叫。

　　开初那孩子还以为和往常一样，是爸爸和他闹着玩的，所以被按到床上还咯咯地一边笑一边踢荡着小腿。马伯乐说：

　　“好东西，你等着吧！”

　　把孩子打了之后玻璃书橱也锁起来了。一天一天地仍是不断地从民众图书馆里往家搬书。他认识图书馆的办事员，所以他很自由地，愿意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不用登记，不用挂号。

　　民众图书馆的书，马伯乐知道也是不能看，不过家里既然预备了书架，书多一点总是好看。

　　从此他还戴起眼镜来，和一个真正的学者差不多了。

　　他大概一天也不到太太屋里来。太太说他瘦多了，要到街上去给他买一瓶鱼肝油来吃。

　　不久，马伯乐就生了一点小病。大家是知道的，他生病是不吃什么药的。也不过多吸几支烟也就好了。

　　可是在病中，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他却写了点文章。

　　他买了几本世界文学名著，有的他看过，有的还来不及看。但是其中他选了一本，那一本他昼夜抱着，尤其当他在纸上写字的时候，他几乎离不开那本书，他是写一写看一看的。

　　那书是外国小说，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事情。但他以为也没有多大关系，外国人的名字什么什么彼得罗夫，他用到他的小说上，他给改上一个李什么，王什么。总之他把外国人都给改成中国人之后，又加上自己最中心之主题“打日本”。现在这年头，你不写“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

　　马伯乐没有什么职业、终年地闲着，从中学毕业后就这样。那年他虽然去到了上海，也想上大学念书，但是他没有考上，是在那里旁听。父亲也就因此不给他费用。虽然他假造了些凭据，写信用大学的信封，让父亲回信到××大学，但也都没有生效。

　　于是他又回到家中做少爷，少爷多半都是很幸福地随便花钱。但他不成，他的父亲说过：

　　“非等我咽了气，你们就不用想，一分一文都得拿在我的手里。”

　　同时又常常说：

　　“你们哪一个若嫌弃你爹老朽昏庸，哪一个就带着孩子、老婆另起炉灶去好啦。”

　　马伯乐住在家里常常听这难听没有意思的话。虽然家里边的床是软的，家的饭食是应时的，但总像每天被虐待了一样，也好像家中的奴仆之一似的，溜溜的，看见父亲的脸色一不对，就得赶快躲开。

　　每逢向父亲要一点零用的钱，比挖金子还难，钱拿到了手必得说：

　　“感谢主，感谢在天的父。”

　　他每逢和父亲要了钱来，都气得面红耳热，带钱回到自己房里，往桌上一摔，接着就是：“真他妈的中国人！”

　　而后他骂父亲是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等等名词。

　　可是过不了几天，钱又花完了，还是省着省着花的。要买一套新的睡衣，旧的都穿不得了，让太太给缝了好几回了。

　　一开口就要八块钱，八块钱倒不算贵，但是手里只有十块了，去了八块零用的又没有了。

　　有时候同朋友去看看电影，人家请咱们，咱们也得请请人家！

　　有时他手里完全空了时，他就去向太太借，太太把自己的体己钱扔给他，太太做出一种不大好看的脸色来：

　　“男子汉！不能到外边去想钱，拿女人的钱。”

　　有一次马伯乐向父亲去要钱，父亲没有给，他跑到太太那里去，他向太太说：

　　“这老头子，越老越糊涂，真他妈的中国人！”

　　太太说：

　　“也难怪父亲啦，什么小啦，也是二三十岁的人啦。开口就是父亲，伸手就是钱。若不是父亲把得紧一点，就像你这样的呀，将来非得卖老婆当孩子不可。一天两只手，除了要钱，就是吃饭，自己看看还有别的能耐没有？我看父亲还算好的呢！若摊着穷父亲岂不讨饭去！”

　　马伯乐的脸色惨白惨白的：

　　“我讨饭去不要紧哪，你不会看哪个有钱有势的你就跟他去……”

　　马伯乐还想往下说。

　　可是太太伏在床上就大哭起来了：

　　“你这没良心的，这不都是你吗？我的金戒指一只一只地都没有啦。那年你也不是发的什么疯，上的什么上海！我的金手镯呢？你还我呀，在上海你交的什么女朋友，你拿谁的钱摆的阔？到今天我还没和你要，你倒有嘴骂起我来。东家西家，姊姊妹妹的，人家出门都是满手金虎虎地戴着。咱们哪怕没有人家多，也总得有点呵。我嫁你马伯乐没有吃过香的，没有喝过辣的。动不动你就跑啦，跑北京，跑上海……跑到那儿就会要钱，要钱的时候，写快信不够快，打来了电报。向我要钱的时候，越快越好。用不着我的时候就要给点气受。你还没得好呢，就歪起我来了，你若得好，还能要我？早抛到八千里之外去了……”

　　马伯乐早就逃开了，知道事情不好，太太这顿乱说，若让父亲听到，“到那时侯可怎么办哪？”

　　他下了楼，跑到二门口去，在影壁那里站着。

　　影壁后面摆着一对大圆的玻璃养鱼缸。他一振动那沿，里边的鱼就更快地跑一阵。他看着，觉得很有趣。

　　“人若能变个金鱼多好！金鱼只喝水，不吃饭，也不花钱的呀！”

　　他正想着想着，楼上那连哭带吵的声音，隐约还可以听到。他想把耳朵塞住，他觉得真可怕，若是让父亲听见，“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正想迈开步逃，逃到街上去，在街上可以完全听不见这种哭声。他刚一转身，他听楼上喊着：

　　“你给我金手镯呀！你给我金手镯！”

　　这声音特别大，好像太太已经出来了，在走廊上喊着似的，听得非常清楚。

　　可是他也没敢往走廊上看，他跑到大街上去了。

　　太太在楼上自己还是哭着，把一张亲手做的白花蓝底的小手帕也都哭湿了，头发乱蓬蓬地盖了满脸。把床单也哭湿了。

　　她的无限的伤心，好像倾了杯子的水，是收不住的了。“你马伯乐，好没良心的。你看看，我的手上还有一颗金星没有，你看看，你来看……”

　　太太站起来一看，马伯乐早就不在屋里了。

　　于是伏在床上，哭得比较更为悲哀，但只哭了几声就站起来了。

　　很刚强地把眼泪止住，拿了毛巾在脸盆里浸了水，而后揩着脸，脸上火辣辣的热，用冷水一洗，觉得很凉爽。只是头有点昏，而且眼睛很红的。不能出去，出去让人看了难为情。

　　只得坐在沙发上，顺手拿起当天的日报看看，觉得很无聊。

　　等她看到某商店的广告，说是新从上海来了一批时装，仕女们请早光临，就在报纸上还刊登了一件小绒衣的照像。那衣裳是透花的，很好看，新样子，她从来没有见过。她想若也买一件，到海边去散步穿穿，是很好的。在灯光下边，透花的就更好看。

　　她一抬头，看见了穿衣镜里边，那红眼睛的女人就是她自己。她又想起来了：

　　“还买这个买那个呢，有了钱还不够他一个人连挖带骗的……唉……”

　　她叹了一口气，仍勉强地看报纸。她很不耐烦。

　　“那样没出息的人，跟他一辈子也是白忙。”

　　太太是很要强的一个女人。

　　“光要强有什么用，你要强，他不要强……”

　　她想来想去，觉得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又加上往镜子里一看，觉得自己也老许多了，脸色也苍白了许多。

　　可是比从前还胖了一点，所以下巴是很宽的。人一胖，眼睛也就小。她觉得自己从前的风韵全无了。

　　于是拿起身边的小镜子来，把额前的散发撩一撩，细看一看自己的头盖是否已经有了许多皱纹。皱纹仍是不很显然。不过眉毛可有多少日子没有修理了。让孩子闹的，两个眉毛长成一片了。

　　她去开了梳妆台的抽屉，去找夹眉毛的夹子。左找右找也找不着，忽然她想起来那夹子不是让孩子们拿着来玩的吗？似乎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但又忘得死死的，想也想不起来。这些孩子真讨厌，什么东西没有不拿着玩的，一天让他们闹昏了。

　　说说她又觉得头有点昏，她又重新没有力气地坐到沙发上去了。

　　一直坐在那里，听到走廊上有人喊她，她才站起来。

　　“大少奶奶！”

　　喊声是很温柔的，一听就知道是她的婆母。她连忙答应了一声：

　　“请娘等一会，我拢一拢头就来。”

　　她回答的时候，她尽可能发出柔弱娇媚的声音，使她自己听了，也感到人生还有趣的。

　　于是她赶快梳了头，脸上扑了一点粉，虽没有擦胭脂，她觉得自己也并没有老了多少。正待走出去，才看见自己旗袍在哭时已经压了满身的褶子。

　　她打开挂衣箱，挂衣箱里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袍子。她也没有仔细挑选，拉出一件就穿上了，是一件紫色的，上边也没有花，已经是半新不旧的了。但是她穿起来也很好看，很有大家闺秀的姿态。

　　她的头发，一齐往后梳着，烫着很小的波浪，只因刚用梳子梳过，还有些蓬蓬之感。她穿的是米色的袜子，蓝缎绣着黄花的家常便鞋。她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关门的时候在大镜子里看一看自己，的确不像刚刚哭过。

　　于是她很放心地沿着走廊过去了。走廊前的玻璃窗子一闪一闪地闪着个人影。

　　到了婆婆屋里，婆婆叫她没有别的事，而是马神父的女儿从上海来，带一件黑纱的衣料送给婆母。婆母说上了年纪的人穿了让人笑话，打算送给她。她接过来说：

　　“感谢我主耶稣。”

　　她用双手托着那纸盒，她作出很恭敬的姿态。她托着纸盒要离开的时候，婆母还贴近她的耳朵说：

　　“你偷偷摸摸做了穿，你可别说……说了二少奶奶要不高兴的。”

　　马伯乐的太太回到自己房里，把黑纱展开围在身上，在镜前看了一看。她的自信心又生起来了。

　　婆婆把衣料送给她，而不送给二少奶奶，这可证明婆婆是很喜欢她的。婆婆喜欢她，就因为她每早很勤奋地读《圣经》。老太爷说得好：

　　“谁对主耶稣最真诚，将来谁得的遗产就多。”

　　她感到她读《圣经》的声音还算小，老太太是听见了的，老太爷的耳朵不大好，怕他未必听见，明天要再大声地读。

　　她把衣料放好，她就下厨房去，照料佣人去烧菜去了。

　　什么金手镯，金戒指，将来还怕没有的？只要对耶稣真诚一些。

　　所以她和马伯乐吵嘴的事情，差不多已不记在她心上了。

　　马伯乐的父亲是中国北部的一个不很大的城市的绅士，有钱，但不十分阔气。父亲是贫穷出身，他怕还要回到贫穷那边去，所以他很加小心，他处处兢兢业业。有几万块的存款，或者不到十万，大概就是这个数目。因此他对儿子管理的方法，都是很严的（其实只有一个方法，“要钱没有”）。

　　而且自己也是以身作则，早起晚睡。对于耶稣几年来就有深厚的信仰。

　　这一些，马伯乐也都不管。独有向父亲要钱的时候，父亲那种严加考问的态度，使他大为不满，使他大为受不了。

　　马伯乐在家里本是一位少爷，但因为他得不到实在的，他就甘心和奴仆们站在一方面。他的举动在家里是不怎样大方的，是一点气派也没有的，走路溜溜的。

　　因此他恨那有钱的人，他讨厌富商，他讨厌买办，他看不起银行家。他喜欢嘲笑当地的士绅。他不喜欢他的父亲。

　　因此，像父亲那一流人，他都不喜欢。

　　他出门不愿坐洋车。他说：“人拉着人，太没道理。”

　　“前边一个挣命的，后边一个养病的。”这不知是什么人发明的两句比喻，他觉得这真来得恰当。拉车的拼命地跑，真像挣命的样子。坐车的朝后边歪着，真像个养病的。

　　对于前边跑着那个挣命的，虽然说马伯乐也觉得很恰当，但他就总觉得最恰当的还是后边坐着那个养病的。

　　因为他真是看不惯，父亲一出一入总是坐在他自用的洋车里。

　　马伯乐是根本不愿意坐洋车，就是愿意坐，他父亲的车子，他也根本不能坐。

　　记得有一次马伯乐偷着跳上了父亲的车子，喊那车夫，让那车夫拉他。

　　车夫甩着那张扎煞的毛巾，向马伯乐说：“我是侍候老爷的。我侍候你，我侍候不着。”

　　他只得悄悄地从车子上下来了。

　　但是车前那两个擦得闪眼湛亮的白铜灯，也好像和马伯乐示威的样子。

　　他心里真愤恨极了，他想上去一脚把它踏碎。

　　他临走出大门的时候，他还回头回脑地用眼睛去瞪那两个白铜灯。

　　马伯乐不喜交有钱的朋友。他说：

　　“有钱的人，没有好人。”

　　“有钱的人就认得钱。”

　　“有钱的人，老婆孩子都不认得。”

　　“有钱的人，一家上下没有不刻薄的，从仆人到孩子。”

　　“有钱的人，不提钱，大家欢欢喜喜；若一提钱，就把脸一变。祖孙父子尚且如此，若是朋友，有钱的，还能看得起没钱的吗？”

　　他算打定了主意，不交有钱的朋友。

　　交有钱的朋友，哪怕你没有钱，你回家去当你老婆的首饰，你也得花钱。他请你看电影，你也得请他。他请你吃饭，你也得请他。他请你上跳舞厅，你也得照样买好了舞票，放在他的口袋里。他给你放一打，你得给他放一打半。他给你放一打半，你得给他放两打。若是他给你放一打，你也给他放一打，那未免太小气了，他就要看不起你了。

　　可是交几个穷朋友，那就用不着这一套。那真好对付，有钱的时候，随便请他们吃一点烫面蒸饺，吃一点枣泥汤圆之类，就把他们对付得心满意足了。

　　所以马伯乐在中学里交的多半是穷朋友，就是现在他的朋友也不算多，差不多还是那几个。他们的资财都照马伯乐差得很远。交了穷朋友，还有一种好处，你若一向他们说：

　　“我的父亲有七八万的财产。”

　　不用说第二句话，他们的眼睛就都亮了。可是你若当有钱的人说，他们简直不听你这套，因为他父亲的钱比你的父亲的钱更多。你若向他们说了，他们岂不笑死？

　　所以马伯乐很坚定地，认为有钱的人不好。

　　但是穷朋友也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们常常要向他借钱。钱若一让他们看见了，就多少得给他们一点。

　　所以马伯乐与穷朋友相处时，特别要紧的是他的钱包要放在一个妥当的地方。

　　再回头来说，马伯乐要想写文章，不是没道理的，他觉得他的钱太少了，他要写文章去卖钱。他的文章没有写出来，白费了工夫。

　　后来，他看看，要想有钱，还是得经商，所以他又到上海去了一次，去经营了一个小书店。

　　这次是父亲应允了的，不是逃的。

　　并且父亲觉得他打算做生意了，大概是看得钱中用了。于是帮助他一笔款子。

　　太太对他这经商的企图，且也暗中存着很多的期望，对他表示着十分的尊敬。

　　在马伯乐临走的前一天的晚饭，太太下了厨房，亲自做了一条鱼，就像给外国神父所做的一样。外国神父到她家来吃饭时都是依着外国法子，把鱼涂好了面包粉，而后放在锅子里炸的。

　　太太走在前边，仆人端着盘子，跟在后边。一进了饭厅太太就说：

　　“伯乐今天可得多吃一点。鱼，是富贵有余的象征，象征着你将来的买卖必有盈余。说不定伯乐这回去上海会发个小财回来。”

　　马伯乐的母亲听了也很高兴，不过略微地更正了一点：

　　“大少爷是去开书店，可不是做买卖。”

　　父亲讲了很多的一堆话。父亲的眼镜不是挂在耳朵上的而是像蚂蚱腿一样，往两鬓的后边一夹，那两块透明的石头是又大又圆的，据说是乾隆年间的。

　　是很不错，戴着它，眼睛凉瓦瓦的，是个花镜。父亲一天也离不了它。

　　但是有时候也很讨厌，父亲就觉得它不是外国货。有好几次教会里的外国朋友，从上海，从**，带回来外国的小长长眼镜来送给他。他也总打算戴一戴试试，哪管不能多戴，只是到礼拜堂里去时戴一戴。

　　可是无论如何不成，无论如何戴不上。因为外国眼镜是夹在鼻子上的，中国人的鼻子太小，夹不住。

　　到后来，没有办法，还是照旧戴着这大得和小碟似的前清的眼镜。

　　父亲抬一抬眼睛说：

　　“你今年可不算小了，人不怕做了错事，主耶稣说过，知道错了就改了，那是不算罪恶的。好比你……过去……”

　　父亲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

　　“唉！那都不用说了，你南方跑一次上海，北方跑一次北京……唉！那都不用说了，哪个人年青还不荒唐二年，可是人近了三十，就应该立定脚跟好好干一点事，不为自己，还得为自己的儿孙后代……主耶稣为什么爱他的民呢？为什么上了十字架的？还不是为了他的民。人也非得为着他的后代着想不可，我若是不为着你们，我有钱我还不会到处逛逛，我何必把得这样的紧，和个老守财奴似的。你看你父亲，从早到晚，一会礼拜堂，一会马神父公馆。我知道，你们看了，觉得这都是多余的，好像你父亲对外国人太着眼，其实你父亲也不愿那样做，也愿意躺在家里装一装老太爷。可是这不可能。外国人是比咱们强，人家吃的穿的，人家干起事来那气派。咱们中国人，没有外国人能行吗？虽然也有过八国联军破北京，打过咱们，那打是为了咱们好，若不打，中国的教堂能够设立这么多吗？人家为啥呢，设立教堂！人家是为着咱们老百姓呵，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各种道德都及不上外国人，咱们中国人不讲卫生，十个八个人地住在一个房间里。就好比咱们这样的人家，这院子里也嘈杂得很，一天像穿箭似的，大门口一会丫头出去啦，一会拉车的车夫啦。一会卖香瓜的来，又都出去买香瓜。你看那外国人，你看那外国人住的街，真是雅静得很，一天到晚好像房子是空着。人家外国人，不但夫妇不住一屋，就连孩子也不能跟着她妈睡觉，人家有儿童室，儿童室就是专门给小孩子预备的。咱们中国人可倒好，你往咱们这条街上看看，哪一个院子里不是蚂蚁翻锅似的。一个院子恨不能住着八家，一家有上三个孩子。外国人就不然，外国人是咱们中国人的模范。好比咱们喝酒这玻璃杯子吧，若不是人家外国人坐着大洋船给咱们送到中国来，咱们用一个杯子还得到外国去买，那该多不便当。人家为着啥？人家不是为了咱们中国方便吗？！”

　　马伯乐听了心里可笑，但是他也没有说什么。因为马伯乐的脾气一向如此，当着面是什么也不说的，还应和着父亲，他也点着头。

　　父亲这一大堆话，到后来是很感伤地把话题落在马伯乐身上。好像是说，做父亲的年纪这样大了，还能够看你们几年，你们自己是该好好干的时候了。

　　母亲在桌子上没敢说什么。可是一吃完了饭，就跪到圣母玛丽亚的像前，去祷告了半点多钟，乞求主耶稣给他儿子以无限的勇气，使他儿子将来的生意发财。

　　“主耶稣，可怜他，他从来就是个老实的好孩子。就是胆小，我主必多多赐给他胆量。他没有做过逆我主约言的事情。我主，在天的父，你给他这个去上海的机会，你也必给他无限的为商的经验。使他经起商来，一年还本，二年生利，三年五年，金玉满堂，我主在天的父。”

　　马伯乐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这样庄严的感情，自己受着全家的尊敬，于是他迈着大步在屋子里来回地踱着，他手背在背后，他的嘴唇扣得很紧，看起来好像嘴里边在咬着什么。他的眼光看去也是很坚定的。他觉得自己差一点也是一位主人。他自己觉着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也是有权利的。

　　他从来不信什么耶稣，这一天也不知道他倒是真的信了怎么的，只是他母亲从玛丽亚那儿起来时，他就跪下去了。

　　这是他从来所未有的。母亲看了十分感动，连忙把门帘挑起，要使在客厅里的父亲看一看。

　　平常父亲说马伯乐对主是不真诚的：

　　“晚祷他也不做呀！”

　　母亲那时就竭力辩护着，她说：

　　“慢慢他必要真诚的。”

　　现在也不是晚祷的时候，他竟自动地跪下了。

　　母亲挑起门帘来还向父亲那边做了一个感动的眼神。

　　父亲一看，立刻就在客厅里耶稣的圣像面前跪下了。他祷告的是他的儿子被耶稣的心灵的诱导，也显了真诚的心了。他是万分地赞颂耶稣给他的恩德。

　　父亲也祷告了半点多钟。

　　母亲一看，父亲也跪下了，就连忙去到媳妇的屋里。而媳妇不在。

　　老太大急急忙忙地往回头走，因为走得太急，她的很宽的腮边不住地颤抖着。

　　在走廊上碰到媳妇抱着孩子大说大叫地来了。她和婆母走了个对面，她就说：

　　“娘呵！这孩子也非打不可了，看见卖什么的，就要买什么。这守安息日的日子，买不得……”

　　婆婆向她一摆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似的。婆婆说：

　　“你别喊，你看保罗跪在圣母那儿啦！”婆婆说了一句话，还往喉咙里边咽了一口气，“你还不快也为他祈祷，祈求慈爱的在天的父不要离开他。从今天起，保罗就要对主真诚了。”

　　说着她就推着媳妇：

　　“你没看你爹也跪下了，你快去……”

　　（马伯乐本来叫马保罗，是父亲给他起的外国名字。他看外国名子不大好，所以自己改了的。他的母亲和父亲仍叫他保罗）

　　不一会的工夫差不多全家都跪下了。

　　马家虽然不是礼拜堂，可是每一间屋里都有一张圣像。就连走廊、过道也有。仆人们的屋子里也有。

　　不过仆人的屋子比较不大讲究一点，没有镶着框子，用图钉随便钉在那里。仆人屋里的圣像一年要给他们换上一张，好像中国过年贴的年画一样。一年到头挂得又黑又破，有的竟在耶稣的脚上撕掉了一块。

　　经老太大这一上下地奔跑，每张圣像前边都跪着人，不但主人，仆人也都跪下了。

　　梗妈跪在灶房里。

　　梗妈是山东乡下人，来到城里不久，就随了耶稣教了。在乡下她是供着佛的，进了城不久把佛也都扔了。传教的人向她说：

　　“世间就是一个神，就是耶稣，其余没有别的神了。你从前信佛，那就是魔鬼遣进你的心了。现在你得救了。耶稣是永远开着慈爱的门的，脱离了魔鬼的人们，一跪到耶稣的脚前，耶稣没有不保护他的。”

　　梗妈于是每个礼拜日都到礼拜堂去，她对上帝最真诚，她一祷告起来就止不住眼泪，所以她每一祷告就必得大哭。

　　梗妈的身世很悲惨的，在她祷告的时候，她向上帝从头到尾地说了一遍：

　　“上帝，你可怜我，我十岁没有娘，十五岁做了媳妇，做了媳妇三年我生了三个孩子……第三个孩子还没有出生，孩子的爹就走了，他说他跑关东去，第二年回来。从此一去无消息，……上帝，你可怜我……我的三个孩子，今天都长大了，上帝，可怜我，可别让他们再去跑关东。上帝，你使魔鬼离开他们，哪怕穷死，也是在乡里吧。”

　　马老太太跟她一同去做礼拜，听了她这番祷告，她也感动得流了眼泪。

　　梗妈做起事情来笨极了，拿东忘西的，只是她的心是善良的，马老太太困此就将就着她，没有把她辞退。

　　她哄着孩子玩的时候，孩子要在她的脸上画个什么，就画个什么。给她画两撇胡子，脑盖上画一个”王”字，就说梗妈是大老虎。于是梗妈也就伏在地上四个腿爬着，并且噢噢地学着虎叫。

　　有的时候，孩子给梗妈用墨笔画上了两个大圆眼镜，给她拿了手杖，让她装着绅士的样子。有一天老太太撞见了，把老太太还吓了一跳。可是老太太也没有生气。

　　因为梗妈的脾气太好了，让孩子捉弄着。

　　“若是别人，就那么捉弄，人家受得了？”

　　二少奶奶要辞退梗妈的时候，老太太就如此维护着她的。

　　所以今天老太太命令她为大少爷祈祷，以她祷告得最为悲哀，她缠缠绵绵地哭着，絮絮叨叨地念诵着。

　　小丫环正端着一盆脸水，刚一上楼梯，就被老太太招呼住。

　　小丫环也是个没有娘的孩子。并不是娘死了，或者是爹死了，而是因为穷，养活不了她，做娘的就亲手抱着她，好像抱着小羊上市去卖的一样，在大街上就把她卖了。那时她才两岁，就卖给马老太太邻居家的女仆了。后来她长到七岁，马老太太又从那女仆手里买过来的。马老太太花去了三十块钱，一直到今天，马老太太还没有忘记。她一骂起小丫环来，或者是她自己心里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她就说：

　　“我花三十块钱买你，还不如买几条好看的金鱼看看，金鱼是中看不中吃，你是又不中看又不中吃。”

　　小丫环做事很伶俐，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好偷点东西吃，姑奶奶或是少奶奶们的屋子，她是随时进出的，若屋子里没有人在，她总是要找一点什么糖果吃吃的。

　　老太太也打了她几次，一打她就嘴软了，她说再也不敢吃了，她说她要打赌。老太太看他很可怜，也就不打她了，说：

　　“主是不喜欢盟誓的……”

　　老太太每打她一次，还自己难过一阵：

　　“唉！也不是多大的孩子呵！今年才九岁，走一家又一家的，向这个叫妈那个叫娘的。若不是花钱买来的，若是自己肉生肉长的，还不知多娇多爱呢！最苦苦不过没娘的孩。”

　　老太太也常在圣像面前为她祈祷，但她这个好偷嘴吃的毛病，总不大肯改。

　　小丫环现在被老太太这一招呼，放下了端着的脸盆，就跪在走廊上了。

　　她以为又是她自己犯了什么还不知道的错处，所以规规矩矩地跪着，用污黑的小手盖在脸上。

　　老太太下楼一看，拉车的车夫还蹲在那儿擦车灯，她赶快招呼住他：

　　“快为大少爷祈祷……快到主前为大少爷祈祷。”

　　车夫一听，以为大少爷发生了什么不幸，他便问：

　　“大少爷不是在家没出去吗？”

　　“就是在家没出去才让你祈祷。”

　　车失被喝呼着，也就隔着一道门坎向着他屋里的圣像跪下了。

　　车夫本来是个当地的瓷器小贩子，担些个土瓷、瓦盆之类，过门唤卖。本来日子过得还好，一妻一女。不料生了一场大病（伤寒病），他又没有准备金，又没有进医院，只吃些中国的草药，一病，病了一年多。他还没有全好，他的妻女，被他传染就都死在他的前面。

　　于是病上加忧，等他好了，他差不多是个痴人了。每当黄昏，半夜，他一想到他的此后的生活的没有乐趣，便大喊一声：

　　“思想起往事来，好不伤感人也！”

　　若是夜里，他就破门而出，走到天亮再回来睡觉。

　　他，人是苍白的，一看就知道他是生过大病。他吃完了饭，坐在台阶上用筷子敲饭碗，半天半天地敲。若有几个人围着看他，或劝他说：

　　“你不要打破了它。”

　　他就真的用一点劲把它打破了。他租一架洋车，在街上拉着，一天到晚拉不到几个钱，他多半是休息着，不拉，他说他拉不动。有人跳上他的车让他拉的时候，他说：

　　“拉不动。”

　　这真是奇怪的事情，拉车的而拉不动。人家看了看他，又从他的车子下来了。

　　不知怎样，马伯乐的父亲碰上他了。对他说：

　　“你既是身体不好，你怎么不到上帝那里，去哀求上帝给你治好呢？”

　　他看他有一点意思，便说：

　　“你快去到主前，哀求主给你治吧！主治好过害麻风病的人，治好过瞎眼的人……你到礼拜堂去做过礼拜没有？我看你这个样子，是没有去过的，你快快去到主前祈祷吧。只有上帝会救了你。”

　　下礼拜，那个苍白的人，去到了礼拜堂，在礼拜堂里学会了祷告。

　　马伯乐的父亲一看，他这人很忠实，就让他到家里来当一个打杂的，扫扫院子之类。一天白给他三顿饭吃，早晨吃稀饭，中午和晚饭是棒子面大饼子。

　　本来他家里有一个拉车子的，那个拉车的跑得快，也没有别的毛病，只是他每个月的工钱就要十块。若让这打杂的兼拉车，每月可少开销十块。

　　不久就把那拉车的辞退走了，换上这个满脸苍白的人。他拉车子走得很慢，若遇到上坡路，他一边拉着，嘴里和一匹害病的马似的一边冒着白沫。他喘得厉害，他真是要倒下来似的，一点力量也没有了。

　　马伯乐的父亲坐在车上，虽然心里着一点急，但还觉得是上算的：

　　“若是跑得快，他能够不要钱吗，主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太贪便宜。”

　　况且马伯乐的父亲是讲主耶稣慈悲之道的，他坐在这样慢的车上是很安然的，他觉得对一个又穷又病的人是不应该加以责罚的。

　　马伯乐的父亲到了地方一下了车子，一看那车夫又咳嗽又喘的样子，他心里想：“你这可怜的人哪！”于是打开了腰包，拿出来五个铜板给他，让他去喝一碗热茶或者会好一点。

　　有一天老太爷看他喘得太甚，和一个毛毛虫似的缩做一团，于是就拿了一毛钱的票子扔给他。车夫感动极了，拾起来看看，这票子是又新又硬的。他没去用，等老太爷出来，他又交还他。老太爷摆手不要。

　　车夫一想，马家上下，没有对我不好的，老太太一看我不好，常常给我胡椒酒喝。就是大少爷差一点，大少爷不怎样慈悲，但是对我也不算坏。

　　于是车夫把这一毛钱买了一张圣母玛丽亚的图像呈到老太太的面前了。

　　老太太当时就为车夫祷告，并且把小丫环和梗妈也都叫来，叫她们看看这是车夫对耶稣的诚心。

　　有一天车夫拉着老太爷回来，一放下车子人就不行了。

　　马伯乐主张把他抬到附近的里仁医院去。父亲说：

　　“那是外国人的医院，得多少钱！”

　　马伯乐说：

　　“不是去给他医治，是那医院里有停尸室。”

　　父亲问：

　　“他要死了吗？”

　　马伯乐说：

　　“他要死了，咱们家这样多的孩子，能让他死在这院子吗？”

　　过了半天工夫，街上聚了很多人了，车夫躺在大门外边，嘴里边可怕地冒着白沫。

　　马伯乐的父亲出来了，为车夫来祷告：“我主在天的父，你多多拯救穷人，你若救活了这个将死的人，那些不信主的人，闻风就都来信服你……我主，在天的父……”

　　老太太站在大门里，揩着眼睛，她很可怜这样无靠的人。

　　街上那些看热闹的人静静地看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有梗妈向老太爷说了好几次：

　　“把他抬到屋里去吧，他死不了。”

　　老太爷摇摇头说：

　　“我主耶稣，不喜欢狭窄的地方。”

　　梗妈又对老太太去说：

　　“把他抬进来吧！”

　　老太太擦擦眼泪说：“多嘴！”

　　于是那车夫就在大门外边，让太阳晒着，让上百的人围着。

　　车夫果然没有死。

　　今天被老太太喝呼着，他就跪在大门洞子里了。

　　但是他不晓得为大少爷祈祷什么，同时街上过往来回的人，还一个劲地看他，他只得抬起手来把脸蒙住。可是他的手正在擦车灯，满手是擦灯油的气味。

　　他看一看老太太也上楼了，他也就站起来了。

　　这一天祷告的声音很大，不同平常的晚祷。声音是嗡嗡的，还好像有人哭着。车夫想：

　　“哭是在礼拜堂里边，怎么在家也哭？”

　　车夫一听不好了，大半是发生了不幸。他赶快跑到屋里去，把门关上，向着圣像很虔诚地把头低下去，于是也大声地叨叨起来：“主，耶稣，你千灵万灵的主，可不要降灾于我们的大少爷……可不要降灾于我们的大少爷……从前我以为他是个狠心的人，从昨天起我才知道他是个心肠很好的人。上帝，昨天他还给我两块钱来的……昨天。”

　　马伯乐因为要离开家，所以赏给两块钱，因此车夫为他大嚷大叫着。

　　送信的信差来了，敲打着门房的窗子，没有人应，就把信丢进窗子里去。他往窗子里一望，地上跪着一个人，他招呼一声：

　　“信！”

　　里边也没有回答，他觉得奇怪，又听这院子里楼上楼下都嗡嗡的。

　　在这个城里，耶稣教很盛行，信差也有许多信教的，他知道他们在做祷告，他看一看手上的表，知道晚祷的时候还未到。

　　若不在晚祷的时候，全体的祷告是不多见的，大概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生了初生的婴儿是如此，因为婴儿是从耶稣那里得到生命的。有人离开了世界，大家希望他能够回到主那里所以大家也为他祈祷。

　　那信差从大门口往里望一下，没有看见一个人。两三个花鸭子绕着影壁跩跩地走来。信差又往院子里走一走，看见小丫环在走廊上也是跪着，他就一步跳出来了，心中纳闷。

　　他到隔壁那家去送信，他就把这情形告诉了那看门的。

　　看门的跑到马公馆的大门口站了一会，回去就告诉了女仆，女仆又告诉了大小姐。

　　不一会，马公馆的大门外聚了一大堆的人。因为这一群人又都是不相干的，不敢进去问一问，都站在那儿往里边探头探脑。

　　有的想，老马先生死了，有的想孙少爷前天发烧，也许是病重。还有一些，是些过路人，看人家停在那儿了，他也就停在那儿了，他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就跟人家在那里白白地站着。

　　马公馆的老厨子，扎着个蓝围裙，提着个泥烧的扁扁酒瓶子，笑呵呵地从街上回来。走到大门口，那些人把他拦住，问他：

　　“你们公馆怎么着了？有什么事？”

　　他说：“没什么，没什么！”

　　人们向他拥着。他说：

　　“别挤别挤，我要喝酒去了。”

　　他一进了院子，听听楼上楼下，都在祷告。他一开厨房的门，他看梗妈跪在那里，并且梗妈哭得和个泪人似的。他也就赶快放下了酒壶，跪下去了。

　　马伯乐有生以来只受过两次这样庄严的祷告。一次是在他出生的时候，那时他还太小，他全然不知道。那么只有这一次了，所以使他感到很庄严，他觉得坐立不安。

　　不久他带着父亲赞助他的那笔款子，在上海开起书店来。

　　现在再说他的父亲赞助他这笔款子究竟是三千块钱，还是几百块钱，外人不能详细地知道。他见了有钱的人，他说三千。他见了穷朋友，他说：

　　“哪有那么多，也不过几百块钱。父亲好比保险箱，多一个铜板也不用想他那里跳出来。”

　　“说是这样说。”马伯乐招呼着他的穷朋友，“咱们该吃还是得吃呵，下楼去，走！”

　　他是没有戴帽子的习惯的，只紧了紧裤带就下楼去了。

　　他走在前边，很大方的样子。走到弄堂口，他就指给朋友们两条大路，一条是向左，一条是向右。问他们要吃汤圆，还是要吃水饺。

　　马伯乐说开的这爿店是在法租界一条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房子。

　　马伯乐这书店开得很阔气，营业部设在楼下，二楼是办公厅，是他私人的，三楼是职员的卧室（他的职员就是前次他来上海所交的几个穷朋友）。

　　房子共有六七间，写字台五六张，每张写字台上都摆着大玻璃片。墨水壶，剪刀，浆糊，图钉，这一些零碎就买了五十多块钱的。

　　厨房里边，请上娘姨，生起火来，开了炉灶。若遇到了有钱的朋友来，厨房就蒸着鸡啦，鸭啦，鱼啦，肉啦，各种香味，大宴起客来。

　　比方会写一点诗的，或将来要写而现在还未写的，或是打算不久就要开始写的诗人，或是正在收集材料的小说家……就是这一些人等等，马伯乐最欢迎。他这些新朋友，没有几天工夫都交成了。简直是至交，不分彼此，有吃就吃，有喝就喝，一切都谈得来，一切不成问题。

　　马伯乐一看，这生意将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将来让他们供给文章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并非商人之交，商人是以利合，他们却是以道合。他们彼此都很谈得来。

　　马伯乐把从前写小说的计划也都讲了一番。但是关于他为着想卖点稿费才来写小说这一层，是一字未提的，只说了他最中心的主题，想要用文章来挽救中华民族。

　　“真是我们的民族非得用我们的笔去唤醒不可了，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

　　马伯乐大凡在高兴的时候，对着他的宾客没有不说这话的。

　　于是人人都承认马伯乐是将来最有希望的一人。

　　彼此高谈阔论，把窗子推开，把椅子乱拉着。横着的，斜着的，还有的把体重沉在椅子的两只后腿上，椅子的前腿抬起来，看着很危险。可是坐在椅子上的人把脚高高地举在写字台上，一点也不在乎，悠然自得。他把皮鞋的后跟还在桌心那块玻璃砖上慢慢地擦着。

　　那玻璃砖的下层压着一张高尔基的像片，压着一张斯大林的像片。

　　那个张歪着椅子的前腿的人，一看到这两张像片，赶忙把脚从桌上拿下来，抬起玻璃砖把像片拿出来细看一番，连像片的背面都看了，好像说不定这张像片就是他的。

　　看了半天，没能看出什么来。

　　经他这一看，别人也都围上来了，并且好几个人问着：

　　“这是在哪儿买的，伯乐！”

　　“呵，什么。”马伯乐表示着很不经意的样子，他晓得在交际场中，你大惊小怪的，未免太小家子气。

　　“从青岛带来的。”

　　马伯乐是说了个谎，其实这照片不是他的，是他的职员的。

　　因为还是远道而来，众人对这照片更表示一番特别重视。

　　所以接着不断地议论起来。有的说霞飞路上有一家外国书店卖的多半是俄国书，比如果戈里的，托尔斯泰的，还有些新俄的作家。可惜他们都不大认识俄文，只凭了封面上的作者的画像才知道是某人某人的作品。就是这一家就有斯大林的照片。

　　马伯乐说：

　　“我还从那里买过一张法捷耶夫的照片……穿的是哥萨克的衣裳。”

　　马伯乐的确在朋友的地方见过这张照片，可是他并没有买过。他看大家都对这个有兴趣，所以他又说了个谎。

　　“是的呀。俄国的作家，都愿意穿哥萨克的衣裳。那也实在好看。可惜上海没有卖的，听说哈尔滨有，我那儿有认识的人，我想托他给我买一件寄来。俄国东西实在好。”马伯乐说：

　　“很好，很好。”

　　再说那卖俄国画片的书店，众人都不落后，各人说着各人对那书店发现的经过。有的说：

　　“刚开门不久。”

　　有的说：

　　“不对，是从南京路搬来的。”

　　有一个人说，他在两年前就注意到它了。正说到这里，另一个人站起来，把一支吸完了的烟尾从窗子抛到花园里去。那个人是带着太太的，太太就说：

　　“你看你，怎么把烟头丢进花园里，花是见不得烟的。”

　　马伯乐过来说不要紧。

　　“这花算什么，没有一点好花。”

　　可是大家的话题仍没有打断。那丢烟尾的人发表了更丰富更正确的关于那家书店的来历，他说他有一个侄子，从前到过海参崴，学了很好的俄国话回来。他是那书店老板的翻译。

　　“老板的名字叫什么来的，叫做什……多宁克……有一次，我到那书店里去，侄子还给我介绍过，现在想不起了，总之，是个纯粹的俄国人。从他那哈哈大笑的笑声里，就可以分辨出来，俄国人是和别国的人不同的，俄国人是有着他了不起的魄力的……”

　　他知道他自己的话越说越远，于是把话拉回来：

　　“那书店不是什么美国人开的，也不是从南京路来的，而是从莫斯科来的，是最近，就是今年春天。”

　　关于这样一个大家认为前进的书店，马伯乐若不站起来说上几句，觉得自己实在太落后了。但是他要说什么呢！其实他刚来上海不久，连这书店还是第一次听说，连看也未曾看过，实在无从说起，又加上已经被人确定是俄国书店了，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家也就不感到趣味了。马伯乐看一看这情景，也就闭口无言算了。

　　大家都静了几分钟。

　　马伯乐要设法把空气缓和下来，正好门口来个卖西瓜的，就叫了佣人来抱西瓜，他站在门口招呼着：

　　“选大的，选大的。”

　　他表示很慷慨的样子，让佣人拿了四五个进来。

　　一会工夫，满地都是西瓜皮了。

　　马伯乐说：

　　“随便扔，随便扔。”

　　他觉得若能做到主客不分，这才能算做好交情。办公桌上的墨盒盖没有关，有人不经意地把西瓜子吐在墨盒里了。

　　马伯乐说：

　　“不要紧，不要紧，真他妈的这些东西真碍事。”

　　他走过去，把办公桌上零零碎碎的什么印色盒，什么橡皮图章、墨水壶之类，都一齐往一边扒拉着，这些东西实在是很碍事。

　　过了没有多少日子。马伯乐这书店有些泄气了。他让会计把帐一算，他说开销太大了。他手里拿着帐单，他说。

　　“是这个数目吗？”

　　他说：

　　“有这么多吗？”

　　他拿起铅笔来，坐在办公桌那儿算了一个上午。这是他开书店以来第一次办公，觉得很疲乏，头脑有点不够用。躺在床上去休息了一下，才又起来接着算。无论怎么算法。数目还是那么多，和会计算的一样。于是他说着：

　　“这真奇怪，这真奇怪，可是一两千块钱都是做什么花的？并没有买什么用不着的东西呀！并没有浪费呀！钱可到底是哪儿去了？”

　　偏拿在他手里的帐单是很清晰的，不但记明了买的什么东西，还记明了日子。马伯乐依次看下去，没有一笔款子不是经他手而花出去的。件件他都想得起来，桌子、椅子、衣柜、痰盂……甚至于买了多少听子烟招待客人他还记得的，的的确确没有算错帐，一点也没有错，马伯乐承认帐单是完全对的。虽然对了，他还奇怪：

　　“这么多，真这么多！”

　　他完全承认了之后，还是表示着怀疑的样子。

　　到了第二天，他想了一个很好的紧缩的办法，把楼下房子租出去，在门口贴了一张红纸租贴，上边写着：

　　余屋分租，抽水马桶，卫生设备俱全。

　　租金不贵，只取四十元。

　　因为“租金不贵”这四个字，马伯乐差一点没跟会计打起来，会计说：

　　“写上‘租金不贵’干什么呢？他要租就租，不租就是不租。写上‘租金不贵’这多难看，朋友来了，看了也不好，好像咱们书店开不起了似的。”

　　马伯乐打定了主意必要写上。

　　写好了，在贴的时候，差一点又没有打一仗。马伯乐主张贴得高一点，会计主张贴得低一点，贴得低人家好容易看见。

　　马伯乐说：

　　“贴得低，讨厌的小孩子给撕了去，到时候可怎么办哪！”马伯乐到底亲自刷了胶水，出去就给它贴上了。他是跷着脚尖贴上的。

　　因为那招贴刷了过多的胶水，一直到招来的房客都搬来了，那招贴几次三番地往下撕都撕不下来，后来下了几场雨，才算慢慢地掉了。

　　朋友来了的时候，仍是拉开楼下客堂间的门就进去，并且喊着：

　　“伯乐，不在家吗？”

　　常常把那家房客，闹得莫名其妙。

　　马伯乐很表示对不住的样子，从二楼下来把客人让上去：

　　“房子太多，住不了……都搬到楼上来了。”

　　他想要说，把营业部都一齐搬到楼上来了。但他自己一想也没营什么业，所以没有说出来。

　　从此朋友也就少了一点，就是来了也不大热闹。因为马伯乐不像从前常常留他们吃，只是陪着客人坐了一会，白白地坐着，大家也没有什么趣味。显得很冷落，谈的话也比较少，也比较有次序，不能够谈得很混乱，所以一点不热闹。

　　二楼摆着三张办公桌子，外加一个立柜，两个书架，七八张椅子，还有马伯乐的床，可说连地板都没有多大空处了。乱七八糟的，实在一点规模也没有了。

　　所以马伯乐也随便起来，连领带也不打了，袜子也不穿，光着脚穿着拖鞋。

　　到后来连西装也不穿了，一天到晚穿着睡衣，睡衣要脱下去洗时，就只穿了一个背心和一个短衬裤。马伯乐是一个近乎瘦的人，别人看了觉得他的腿很长，且也很细，脖子也很长很细。也许是因为不穿衣裳露在外面的缘故。

　　他早晨起来，不但不洗脸，连牙也不刷了。一会靠在椅子上，一会靠在床上，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连精神也没有了。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他之所谓到那时候，是有所指的，但是别人不大知道，也许指的是到书店关门的时候。

　　经过这样一个时间，他把三楼也租出去了。把亭子间也租出去了。

　　全书店都在二楼上，会计课，庶务课，所有的部门，都在一间房子里。

　　马伯乐和两三个朋友吃住在一道了。朋友就是书店的职员。

　　马伯乐觉得这不大雅观。

　　“怎么书店的经理能够和普通的职员住在一起呢！”

　　本来他想住在一起也没有什么，省钱就好。但是外边人看了不好看。于是又破费了好几块钱，买了个屏风来，用这屏风把他自己和另外的两个人隔开。

　　经这样一紧缩，生活倒也好过了，楼下出租四十元，三楼出租二十元，又加上两个亭子间共租十四元。

　　全幢的房子从大房东那里租来是七十五元。

　　马伯乐这一爿店，房租每月一元。他算一算，真开心极了。

　　“这不是白捡的吗？他妈的，吃呵！”

　　经过了这一番紧缩，他又来了精神。

　　每到下半天，他必叫娘姨到街上去买小包子来吃，一买就买好几十个，吃得马伯乐满嘴都冒着油，因为他吃得很快，一口一口地吞着，他说：

　　“这真便宜！”

　　他是勉强说出来的，他的嘴里挤满了包子。这样下去，朋友们也不大来了。马伯乐天天没有事好做，吃完了就睡，睡完了就吃，生活也倒安适。

　　但那住在三楼的那个穷小子，可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南洋华侨不是南洋华侨，广东人不是广东人，一天穿着木头板鞋上上下下，清早就不让人睡觉。

　　“真他妈的中国人！”马伯乐骂着。

　　会计说：

　　“那小子是个穷光蛋，屋里什么也没有，摆着个光杆床，算个干什么的！”

　　马伯乐一听，说：

　　“是真的吗？只有一张床。那他下个月可不要拖欠咱们的房租呵！”

　　当天马伯乐就上楼去打算偷看一番，不料那穷小子的屋里来了一个外国女人。马伯乐跑下楼来就告诉他同屋的，就是那会计。

　　“那外国姑娘真漂亮。”

　　会计说：

　　“你老马真是崇拜外国人，一看就说外国人漂亮。”

　　“你说谁崇拜外国人？那个王八蛋才崇拜外国人呢！”

　　正说着楼上的外国姑娘下来了。马伯乐开门到洗脸室去，跟她走了个对面，差一点要撞上了。马伯乐赶忙点着头说：

　　“Sorry。”

　　并不像撞到中国人那样。撞到中国人，他瞪一瞪眼睛：

　　“真他妈的中国人！”可是过了不久，可到底是不行。开书店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听说哪条街哪条街也挂了牌子。而最使马伯乐觉得不开心的，是和他对门的弄堂房子也挂了书店牌子。这不简直是在抢买卖吗？这是干什么！

　　马伯乐说：“咱们下楼去仔细看看。”

　　没有人和他同去，只得一个人去了。他站在那儿，他歪着脖，他把那牌子用手敲得眶眶地响。他回来，上了楼，没有说别的，只骂了一句：

　　“店铺还不知哪天关门，他妈的牌子可做得不错。”

　　没有几天，马伯乐的书店就先关了门。总计开店三个月，房钱饭钱，家具钱……开销了两千块。大概马伯乐的腰里还有几百，确实的数目，外人不得而知。

　　他的书店是一本书也没有出，就关了门了。

　　马伯乐说：

　　“不好了，又得回家了。”

　　于是好像逃难似的在几天之内，把东西就都变卖完了。

　　这变卖东西的钱，刚刚够得上一张回家的船票。马伯乐又回家去了。

　　马伯乐在家里的地位降得更低了。

　　他说：

　　“怎么办呢，只得忍受着吧。”

　　当地的朋友问他在上海开书店的情形，他伤心的一字不提，只说：

　　“没有好人，没有好人。”

　　再问他：“此后你将怎样呢？”他说：“上帝知道，也许给我个机会逃吧！”

　　马伯乐刚一回到家里，太太是很惊疑的。等她晓得他是关了店才回来的，她什么也没有表示。并没有和他争吵，且也什么不问，就像没看见他一样。她的脸和熨斗熨过似的那么平板，整天不跟他说一句话。她用了斜视的目光躲避着他，有时也把眼睛一上一下地对着他，好像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生人一般。吃饭了，老妈子来喊的时候，太太抱起小女孩雅格来就走了，并不向他说一声“吃饭啦”，或“吃饭去”。

　　只有雅格伏在太太的肩上向他拍着手，一面叫着爸爸。马伯乐看了这情景，眼泪立即满了两眼。

　　他觉得还是孩子好，孩子是不知道爸爸是失败了回来的。

　　他坐在桌上吃饭，桌上没有人开口和他讲话。别人所讲的话，好像他也搭不上言。

　　母亲说：“黄花鱼下来了，这几天便宜，你们有工夫去多买些来，腌上。”

　　大少奶奶和二少奶奶都答应着说去买。

　　父亲这几天来，一句话不说，银筷子碰着碗边嘤嘤地响。父亲吃完了一碗饭，梗妈要接过碗去装饭，老爷一摇头，把饭碗放下，站起来走了。

　　大黑猫从窗台上跳下来，跳到父亲离开的软椅上蹲着，咕噜咕噜的。那猫是又黑又胖。马伯乐看看它，它看看马伯乐。

　　马伯乐也只得不饱不饿地吃上一碗饭就退出饭厅来了。

　　后来父亲就不和马伯乐一张桌吃饭，父亲自己在客厅里边吃。吃完了饭，那漱口的声音非常大。马伯乐觉得很受威胁。

　　母亲因为父亲的不开心也就冷落多了。老妈子站在旁边是一声不敢响。雅格叫着要吃蛋汤时，马伯乐用汤匙调了一匙倒在雅格的饭碗里，孩子刚要动手吃，妈妈伸手把饭碗给抢过去了，骂着那孩子：

　　“这两天肚子不好，馋嘴，还要吃汤泡饭。”

　　雅格哭起来了。马伯乐说：

　　“怕什么的，喝点汤怕什么？”

　　太太抱起孩子就走了，连睬也没有睬他。

　　全家对待马伯乐，就像《圣经》上说的对待魔鬼的那个样子，连小雅格也不让爸爸到她的身边了。雅格玩着的一个小狗熊，马伯乐拿着看看，那孩子立刻抢过去，突着嘴说：

　　“你给我，是我的。”

　　苹果上市的时候，马伯乐给雅格买来了，那孩子正想伸手去拿，妈妈在旁瞪了她一眼，于是她说：

　　“我不要……妈说妈买给我。”

　　马伯乐感到全家都变了。

　　马伯乐下了最后的决心，从太太房间，搬到自己的书房去了，搬得干干净净，连一点什么也没有留，连箱子带衣裳带鞋袜，都搬过去了。他那跟着他去过两次上海的化学料的肥皂盒，也搬过去了。好像是他与太太分了家。

　　太太一声也没有响，一眼也没有看他，不用声音同时也不用眼睛表示挽留他，但也没一点反对他的意思，好像说，他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吧，与她是一点也不相干的。

　　马伯乐最后一次去拿他的肥皂盒时，他故意表示着恶劣的态度，他很强横的样子，一脚就把门踢开了。

　　眼睛是横着看人的，肥皂盒就在镜台上，他假装看不见，他假装东找西找，在屋里走来走去，开遍了抽屉，他一边开着，他一边用眼梢偷看着太太。太太是躺在床上和孩子玩着。马伯乐想：

　　“你怎么就不和我说一句话呢？就这么狠心吗？”

　　到后来他简直乱闹起来。在他生起气来的时候，他的力气是很大的，弄得东西乒乓地乱响，可是太太什么反应也没有，简直没有看见他。于是他就把肥皂盒举起来摔在地上了。

　　“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等了一会，他想太太这回大概受不住了！

　　可是太太一声没有响，仍是躺在床上和孩子玩着。

　　马伯乐看看，是一点办法没有了，于是拾起肥皂盒子来，跑到他自己安排好的屋中去。从此他就单独地存在着。

　　马伯乐很悲哀地过着生活。夜里打开窗子一看，月亮出来了，他说：“月亮出来了，太阳就看不见了。”

　　外边下雨了，他一出大门他就说：

　　“下雨了，路就是湿的。”

　　秋天树叶子飘了一院子，一游廊。夜里来了风，就往玻璃窗子上直打，这时马伯乐在床上左翻右转，思来想去。古人说得好，人生是苦多乐少，有了钱，妻、子、父、兄；没有钱，还不如丧家的狗，人活着就是这么一回子事，哪有什么正义真理，还不都是骗人的话。

　　马伯乐东西乱想，把头想痛了。他起来喝了一杯茶才好一点。他往窗子外边一看，外边是黑沉沉的，他说：

　　“没有月亮，夜是黑的。”

　　他听落叶打在窗上，他又说：

　　“秋天了，叶子是要落的。”

　　他跟着这个原则，他接着想了许多：“有钱的人是要看不起穷人的。”

　　“做官的是要看不起小民的。”

　　“太太是要看不起我的了。”

　　“风停了，树叶就不落了。”

　　“我有了钱，太太就看得起我。”

　　“我有钱，父亲也是父亲了，孩子也是孩子了。”

　　“人活着就是这么的。”

　　“活着就是活着。”

　　“死了就活不了。”

　　“自杀就非死不可。”

　　“若想逃就非逃不可。”

　　马伯乐一想到“逃”这个字，他想这回可别逃了。

　　于是马伯乐在家里住了一个很长时间，七八个月之内。他没有逃。

　　卢沟桥事件一发生，马伯乐就坐着一只大洋船从青岛的家里，往上海逃来了。

　　全船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到了上海，上海也没有什么逃难的现象，没有人从别的地方逃到上海来，也没有人从上海逃到别处去。一切都是安安详详的，法租界、英租界、外滩码头，都是和平常一样，一点也没有混乱，外滩的高壮的大楼，还是好好地很威严地在那久站着，电车和高楼汽车交交叉叉地仍旧是很安详地来往着。电车的铃子还叮叮地响着。行人道上女人们有的撑着洋伞，有的拿着闪光的皮夹子，悠悠然地走着，也都穿着很讲究的衣裳和很漂亮的鞋子，鞋子多半是通着孔的，而女人们又不喜欢穿袜子，所以一个一个地看上去都很凉爽的样子。尤其是高楼汽车上，所坐着的那些太太小姐们，都穿着透纱的衣裳，水黄的，淡青，米色的，都穿得那么薄，都是轻飘飘的，看去风凉极了，就是在七月里，怕是她们也要冷的样子。临街的店铺的饰窗，繁华得不得了。小的店铺，门前还唱着话匣子。还有那些售卖航空奖券的小铺子，铺前站着满满的人，也唱着话匣子，那是唱着些刺激人、乱吼乱叫的调子，像哭不是哭，像笑不是笑。那些人徘徊在店铺前边想要买一张又怕得不到彩，白白地扔了一块钱。想要不买，又觉得说不定会得到头彩，二彩，三彩……不仅仅这些，还有许多副彩，或是末尾的两个号码相符，也可得到三十五十、三元二元。最低限度还有一个一元的。一元的机会最多，买了还是买了吧，得不到头彩，得到一个一元的也还够本。假若是得到个二彩三彩，那还了得，富翁立刻就做上了，买上汽车，家里用上七八个仆人，留声机，无线电……头彩虽然不容易得，但是回回头彩是必定出的，这头彩出在谁人头上，谁是把它定下了的？没有人定呀，谁买了彩票，谁就有机会，一块钱就存心当它是丢了，要买就决心买吧。所以娘姨们，拉车的车夫，小商人，白相人，游散杂人……不分等级地都站在彩票店的门前，在心里算来算去，往那挂得粉红红的一排一排的彩票上看来看去，看看哪一张能够得头彩。好像他们看得出来，哪一张要得头彩的样子。看准了他们就开口了，说：“我要这张。”指着那挂得成排的彩票，他们把手伸出去，卖彩票的人，拿过一联来，一联就是十张二十张，或者是三张二张联在一起的，好像在邮局里的邮票一样，是一排一排的，一大张一大张的。可是没有人看见过到邮局里去买邮票的人他指定要这张，或者是要那张，交过去五分钱，邮局的人就给一张五分的票子，交过一分就给一张一分的票子，假若有人要加以挑选，邮局的人岂不要把他大骂一顿。但是买航空奖券则不同，随便你挑来挑去，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买票子的人，在那一大张上看了半天，都不合意。于是说：“不要这排，要那排。”卖票子的人就去换了一大排来，这一大排和那一大排也差不多，也完全一样，于是那买的人就眼花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没有了主意，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候，非下最后的决心不可。于是就下了最后的决心，随便在那看花眼了的一大排上，指定了一张，别人看了以为他是真正看出点道理来才选了这张的。其实不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将来是悲是喜。不过眼睛看花了，头脑也想乱了，没有办法才随便撕下来这张的。还有的，撕下来他又不要了，他看看好像另外的一张比这张更好，另外的一张大概会得头彩，而他这张也不过得个三彩的样子。他自己觉得是这样，于是他赶快又另换了一张，卖票子的人也不嫌麻烦，就给他另换了一张，还有的几次三番地换，卖票的也都随他们的便。有的在那里挤挤擦擦地研究了一会，拿到面前用手摸了半天。摸完了，看完他又不买。他又退到旁边看着别人买。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上来很勇敢地买了一张去，另外的人也上来各人买了一张去，那站在旁边在看着别人买的人也上来买了一张去。好像买彩票的人，是趁着风气而买。大概是他们看出第一个很爽快地买这一联彩票的人，是个会发财的样子，跟着发财的人的后边，说不定自己也就会发财的，但是这些爽快买了就去的人是不常有的。多半的要研究，还有的研究完了，却并不买，也不站在一旁看着别人买，而是回家去了，回家去好好想想明天再来。他们买一张航空奖券，好像出钱来买匹小驴或小马那样，要研究这小驴是瘦的是胖的，又是多大的牙口，该算一算，过几年，它该生几个小驴子。又好像男的在那选择未婚妻，女的在那里选择丈夫。选择丈夫也没有如此困难地左看右看，百般地看，而看不出好坏来。这一大堆航空奖券哪个是头彩。越看越看不明白，一点现象也没有，通通是一样，一大张一大排的都是一样，都是浅红色的，上边都印着完全一模一样的字。一千张，一万张，哪怕是十万张，也都是一样。哪管是发现了几张或是比其余的稍微深了一点或是浅了一点，让人选择起来也有个目标。将来得不得彩的不管，总算在选择上比较省点力气。但是印航空奖券的印刷所也许是没有想到他们选择困难这一层，颜色却调得一模一样，似乎不是人工造的，而是天生就生成了这么一模一样。这是一般人，或者穷人买航空奖券的样子。有钱的人也买，但多半是不十分选择的，也不十分看重的样子。一买就是十块钱二十块钱，或是百八十块钱地买，好像买香烟或别的日常用品一样。不管回到家对这彩票仍旧是不加重视地扔在一边，或是把号码记在日记册上，或是更记在什么秘密的地方，日夜地等着开彩都不管，就只说买的时候到底是直爽的。街上不但卖航空奖券的铺子是热闹的，就是一切店铺也都很热闹。虽然热闹但是并不混乱，并不慌忙，而是安安详详的，平平稳稳的，绝对没有逃难的形色。

　　坐着马伯乐的大船，进了口了，靠了岸了。马伯乐是高高地站在桅杆的下边。岸上挤满了接船的人。他明明知道没人来接他，因为他上船的时候并没打电报给上海的朋友。但是他想：

　　“万一要有呢？”

　　所以他往岸上不住地寻视，直等到下船的人都下完了，接船的人也都走了，他才回到三等舱里，拿起他那张唯一带来的毯子，下船来了。

　　走在街上，他觉得有点不对，一切都是平常的态度，对于他，这从青岛逃来的人，似乎没有人知晓。他走过了外滩，走过了南京路，他穿的是很厚的衣裳，衬衫也黑了，皮鞋也没有上油，脸上的胡子也几天没有一刮了，所以脸色是黑黝黝的。

　　高楼汽车经过他旁边的时候，他往上看了一眼，看到那些太太小姐们，穿得都那么凉爽。

　　“怎么，她们还不知道吗？芦沟桥都打起来啦！”

　　他想，这样的民族怎么可以！他们都不知道青岛也快危险了。

　　他坐了电车经过先施公司、冠生园、大新公司的前边，那里边外边都是热热闹闹的，一点也没有逃难的样子，一点也没有惊慌的样子，太太平平的，人们是稳稳当当的。

　　当马伯乐看到了卖航空奖券的铺子，里边是红纸装饰得红堂堂的，里边外边都挂了红招牌，上边写着上次开奖，头奖就是他这个店铺卖出去的，请要发财的人快来买吧。马伯乐一看，他就说：“真他妈的中国人！”

　　“日本人都快打上来了，你们还不去做个准备。还在这里一心想要发财。”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他之所谓到那时候，大概是到了很悲观的时候，于是很悲悯地想着：

　　“你们这些人，你们不是没有聪明，你们不是不想要过好的生活，过安定的生活，看你们都聚在一起，很忠实地买航空奖券的样子，可见你们对于发财的心是多么切。可是小日本就快上来了，小日本上来的时候，你们将要不知不觉地、破马张飞地乱逃，到那时候，你们将要哭叫连天，将要失妻散子。到那时候，天昏地暗了，手忙脚乱了，你们还不快快去做一个准备，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马伯乐带着这种心情到了上海。不久就在上海租了房子住下了。

　　这回他租的房子，可与开书店那次所租的房子相差太远了，不能比了。一开门进去，满屋子都是大蒜的气味。马伯乐说：

　　“这是逃难呀，这不是过日子，也不是做生意。”

　　所以满屋子摆着油罐、盐罐、酱油瓶子、醋瓶子，他一点也不觉得讨厌，而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如此的。

　　他的屋子是暗无天日的，是在楼下梯口的一旁。这座房子组织得很奇怪。不但是马伯乐的房子没有窗子，所有楼下的房子也都没有窗子。

　　马伯乐租房子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缺点，正因这有这个缺点，他才租了它。他懂得没光线眼睛是要坏的，关起门来没有空气，人可怎么能够受得了，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大缺点，房租才会便宜的。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的时候。”

　　马伯乐想，逃难的时候，就得做逃难的打算，省钱第一，别的谈不到。

　　所以对这黑洞洞的房子，他一点也不觉讨厌，而觉得是应该的，应该如此。

　　一天到晚是非开电灯不可的，那屋子可说是暗无天日的了，一天到晚，天暗地黑，刮风下雨也都不能够晓得，哪怕外边打了雷，坐在屋子里的马伯乐也受不到轰震。街上的汽车和一切杂音，坐在这屋子里什么也听不见，好像世界是不会发声音的了，世界是个哑巴了。有时候，弄堂里淘气的孩子，拿了皮球向着墙上丢打着。这时候马伯乐在屋里听到墙壁啪啪地响，那好像从几百里之外传来的，好像儿童时代丢了一块石子到井里去，而后把耳朵贴在井口上所听到的那样，实在是深远得不得了。有时弄堂里的孩子们拿了一根棍子从马伯乐的墙边划过去，那时他听到的不是啪啪的而是刷刷的，咯拉咯拉的……这是从哪儿来的声音？这是什么声音？马伯乐用力辨别也辨别不出来，只感到这声音是发在无限之远。总之马伯乐这屋子静得似乎全世界都哑了，又好像住在深渊里边一样，又黑又静，一天到晚都开着电灯。就是夜里睡觉，马伯乐也把灯开着，一则开灯是不花钱的，他想开着也就算了；二则关起灯来，也不大好，黑得有点怕人。

　　有一天夜里，是马伯乐失眠之夜，他看着墙上有一点小东西发亮，不但发亮，而且还会浮浮游游地动，好像有风吹着似的，他忙去开灯看看，一开灯什么也没有。他又关了灯再睡，那小亮东西，又看见了。和先前一样，是浮浮游游的。他开了灯，到墙上去找了半天，没能找到什么，过后一想他知道那是萤火虫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从那时起就永远开着灯睡觉。若关了灯，也不是不能睡，不过，觉得有点空洞，有点深远，而且夜里开灯房东又不加钱的，所以就开着睡。

　　所以马伯乐过的生活，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黑夜，但他自己不那么以为着，他以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白昼，亮通通的，电灯好像小太阳似的照着他。他以为这是应该的，应该如此的。

　　“逃难的时候，你若不俭省还行吗？”他没有一天忘记了这个念头。

　　他为了俭省，他不到外边去吃，饭馆的饭无论怎样便宜，也没有自己动手在家里做更便宜。

　　他买了炭炉、小铁锅、锅铲之类，就开了伙了，开初是在厨房里做，过几天，他发现油也有人偷着用；酱油摆在那里，头一天还是半瓶，第二天就剩小半瓶了；炭也似乎有人拿着用，不然用不了这么快。因为上海的厨房是公用的，公用的厨房人家多，自然靠不住。恰巧有一回他真正看见了，房东的娘姨倒了他的油，炒鸡蛋。

　　于是他就把炉子搬到自己屋里来了，就在床头上开了伙，油、盐、醋、酱油……桌子底下、床底下，都摆满了瓶子、瓶子，罐子、罐子。四五天之前炒的辣椒酱放茶杯中忘记了，马伯乐拿在手里一看，都生了绿茸茸的毛了。拿到鼻子上一嗅，发着一种怪味。他想这实在可惜的，可吃又吃不得，他看了半天很可惜的，用筷子把它挖出来，挖出来，挖在一张破报纸上丢掉了。那个被挖出辣椒酱来的杯子，没有去洗，就装上辣椒油了。在灯光之下，也看不见这杯子是不大干静的的，因为是用揩布揩过了的。揩过了的，也就算了，将来逃起来，还不如现在呢！

　　所以马伯乐烧饭的小白锅，永久不用洗，午饭吃完了，把锅盖一盖，到晚上做饭的时候，把锅子拿过来，用锅铲嘁喳咔喳地刮了一阵，刮完了就倒上新米，又做饭去了。第二天晌午做饭时也是照样地刮。锅子外边，就更省事了，他连刮也不刮，一任其自然。所以每次烧饭的白沫，越积越厚，致使锅子慢慢地大起来了。

　　马伯乐的筷子越用越细，他切菜的那块板越用越簿，因为他都不去洗，而一律刮之的缘故。小铁锅也是越刮越簿，不过里边簿，外边厚，看不出来就是了。而真正无增无减的要算吃饭的饭碗。虽然也每天同样地刮，可到底没能看出什么或大或小的现象来，仍和买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差别，还在保持原状。

　　其余的，不但吃饭的用具，就连枕头、被子、鞋袜，也都变了样。因为不管什么他都不用水洗，一律用刮的办法。久了，不管什么东西都要脏的，脏了他就拿过来刮，锅、碗、筷子是用刀刮，衣裳、帽子是用指甲刮，袜子也是用指甲刮。鞋是用木片刮。天下了雨，进屋时他就拿小木片刮，就把鞋边上的泥刮干净了。天一晴，看着鞋子又不十分干净，于是用木片再刮一回。自然久不刷油，只是刮，黑皮鞋就有点像挂着白霜似的，一块块地在鞋上起了云彩。这个马伯乐并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他走在街上仍是堂堂正正的，大大方方的，并没有因此而生起一些些羞怯的感觉。却往往看了那些皮鞋湛亮的，头发闪着油光的而油然地生出一种蔑视之心。往往心里向他们说：

　　“都算些个干什么的呢？中国人若都像你们这样，国家没有好……中国非……非他妈的……”

　　马伯乐心里恨极了，他恨自己不是当前的官员，若是的话，他立刻下令是凡穿亮皮鞋的，都得抓到巡捕房。这是什么时候，小日本就要上来了，你们还他妈的，还一点也不觉得。

　　“我看你们麻木不仁了。”

　　马伯乐不大愿意上街，一上街看了他就生气。

　　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着走着，他的帽子忽然被人抓着跑了。他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是开书店时的那个会计，也就是他在上海××大学旁听时的同学。

　　这个人，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满脸青灰，好像一个吸鸦片的人。其实是由于胃病所致，那人是又瘦又干。

　　马伯乐既然看出来的是他，就想说：

　　“你拿去我的帽子干什么呢！”他的脸都气红了，在大街上开玩笑也不好这样开的，让人看了什么样子。

　　等他和那人握了手之后。话就没有如此说而是：

　　“现在你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看你。你这一年干什么？胃病还没有好哇！”

　　那人也就和他说了一大套，临走才把帽子交给了马伯乐。

　　马伯乐一细看：

　　“晤！”

　　帽子上有一个洞洞。

　　“这是谁干的事？这是怎么来的！”

　　马伯乐正在研究着，他的朋友说一声：

　　“老马，你的帽子可以换一个了。你是不戴帽子的，一年不见，却戴起帽子来了。我看走路的样子是你，我就给你摘下帽子来瞧瞧。”

　　说完了，他就走。

　　马伯乐想，这小子，这不是和我开玩笑吗？他妈的！一路上他研究着帽子到底是怎么出的洞，没有研究出来，等到家里，才明白了。他生起火炉烧饭时，用扇子扇着火，火花往四边飞，飞到他自己的手上，把手给烧了一个小黑点。因为手是活的，烧得热辣辣的痛，他把手上的火星立刻打掉了，所以，没有烧了多大一片，而只是米粒那么大一点。马伯乐立刻明白了，帽子的洞是火烧的。他赶快去看看，枕头和被子烧着没有，因为在电灯底下，虽然说是很亮了，但到底看得不怎样清楚。似乎是并没有烧着，但是他很疑心，他想想那说不定。所以他把炉口转了一个方向，仍是用扇子扇着，使那火花撞到墙上去，再从墙上折回来落到别处去。这个马伯乐就看不见了，他很放心地用力扇着火。火星从墙上折回来，竟或落在他的头发上，落在他的脸上，但这个不要紧，这是从墙上折回来的了，不是直接的了。

　　马伯乐一天到晚都是很闲，惟有吃饭的时候最忙，他几乎脱了全身的衣裳，他非常卖力气，满身流着汗，从脚到头，从头到脚。他只穿着小短裤和背心，脚下拖着木头板鞋。

　　但他一天只忙这么两阵，其余的时间都是闲的。

　　闲下来他就修理着自己的袜子、鞋或是西服。袜底穿硬了，他就用指甲刮着，用手揉着，一直揉到发软的程度为止。西服裤子沾上了饭粒时，他也是用指甲去刮。只有鞋子不用指甲，而是用木片刮，其余多半都是用指甲的。吃饭的时候，牙缝里边塞了点什么，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眼睛迷了眼毛进去，他也非用指甲刮出来不可，鼻子不通气，伸指甲去刮了一阵就通气了。头皮发痒时，马伯乐就用十个指甲，伸到发根里抱着乱搔刮一阵。若是耳朵发痒了，大概可没办法了，指甲伸又伸不进去，在外边刮又没有用处，他一着急，也到底在耳朵外边刮了一阵。

　　马伯乐很久没有洗澡了，到洗澡堂子去洗澡不十分卫生。在家里洗，这房子又没有这设备。反正省钱第一，用毛巾擦一擦也就算了。何况马伯乐又最容易出汗，一天烧饭两次，出大汗两次。汗不就是水吗？用毛巾把汗一擦不就等于洗了澡吗？

　　“洗澡不也是用水吗？汗不就是水变的吗？”

　　马伯乐擦完了觉得很凉爽，很舒适，无异于每天洗两次澡的人。

　　他就是闲着在床上躺着，他也不收拾屋子，满地蒜皮，一开门，大蒜的气味扑面而来。他很喜欢吃葱或是蒜，而且是生吃，吃完了也不放放空气。关起门来就上街了。那锁在屋子里的混沌沌的气味，是昼夜地伴着他的。

　　他多半是闻不到的，就是闻到了，也不足为奇，省钱第一，其余的都次之。他对他的环境都十分满意，就是偶尔不满意一点，一想也就满意了。

　　“这是逃难呀，这不是……”

　　他每次从街上回来，第一脚踏进屋去，必须踢倒了油瓶子或是盐罐子，因为他的瓶子、罐子、盆碗是满地扔着，又加上从外回来立刻进了这混沌沌的屋子，眼睛是什么也看不清楚的。但是马伯乐对于他自己踢倒了瓶子这件事，他并不烦躁。虽然不止一次，差不多常常踢倒的。踢倒了他就弯下腰去把它扶起来。扶起来他也不把它规整一下，仍是满地扔着。第二天，他又照样地踢倒，照样地扶。

　　一切他都说：

　　“逃难了，逃难了。”

　　他每天早晨提着筐子，像女人似的到小菜场去买菜，在那里讲价还价。买完了三个铜板的黄豆芽，他又向那卖黄豆芽的筐子里抓上了一把。这一抓没有抓得很多的，只抓上十几棵。他想多一棵就比少一棵强。

　　“这是什么时候了？这是逃难呀！”

　　买鱼的时候，过完了秤，讲好了价，他又非要换一条大的不可。其实大不了好多，他为着这条差不多大的鱼，打了一通官话，争讲了好半天。买菠菜，买葱子也要自己伸出手多抢几棵。只有买豆腐，是又不能抢，又不能说再换一块大的。因为豆腐是一律一般大，差不多和邮票一样，一排一排的都是一般大。马伯乐安然地等在那里，凭着卖豆腐的给哪一块就是哪一块。

　　他到油盐店去买油，他记得住上一次半斤油是装到瓶子的哪一段。因为那汽水瓶子上贴着一块商标，半斤油恰恰是齐到商标那里，若是多了，那就是白捡了，若是少了，那就证明不够分量。

　　“不够分量就应该去跟他争呀。”

　　本来马伯乐提着油瓶子回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越想越不对。

　　“真他妈的中国人，少了分量为什么不去找他？这是什么时候呵！这是逃难的时候。”

　　回到那店铺，吵嚷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

　　马伯乐的眼睛是很聪明的，他一看若想加油那是办不到的，于是也就提着瓶子回来了。气得他两眼发青，两肩向前扣着，背驼着。开了锁，一进门就撞倒了几个瓶子。

　　他生起气来，脾气也是很大的，在某种场合让他牺牲了性命也是可以的。小的时候他和人家打架，因为他的左手上戴着一块手表，怕把手表打碎了，就单用右手打，而把左手高高地举起。结果鼻子被人家打流了血，哪怕是再比这更打到致命的地方，他都不在乎。

　　“流点血，不要紧。手表打碎了，父亲能再给买了吗？”

　　从小他就养成了这种习惯，他知道钱是中用的，从父亲那里拿到钱是多么困难，他是永久也不会忘记的。

　　马伯乐虽然在气头上，一看瓶子、罐子倒了，他过去心平气和地把它们扶起来。并且看看酱油或醋之类洒了没有。这是钱买来的呀！这不是闹笑话。看看没有洒，他放了心，又接着生他的气。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呵！逃难不节省行吗？不节省，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气了半天不对了，他哈哈大笑起来，他想起买的就不是半斤油，买的是五分钱的油。他骂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随时准备着再逃，处处准备着再逃，一事一物，他没有不为着“逃”而打算的，省钱第一，快逃第二。他的脑子里天天戒备着，好像消防队里边的人，夜里穿着衣裳睡觉，警笛一发，跳上了水车就跑。马伯乐虽然不能做到如此，但若一旦事变，大概总可逃在万人之先。也或者事未变，而他就先逃了也说不定。他从青岛来到上海，就是事未变而他先逃的。

　　马伯乐感到曲高和寡，他这个日本人必要打来的学说，没有人相信。他从家出来时要求他太太一同出来，太太没有同意，而且说他：

　　“笑话。”

　　近年来马伯乐更感到孤单了，简直没有和他同调的。

　　“日本人还会打到上海的吗？真是笑话。”

　　马伯乐到处听到这样的反应。他不提到逃难便罢，一提到，必要遭到反感，竟或人家不反感他，也就冷落着他。对于马伯乐所说的“就要逃难了”这句话，是毫不足奇的，好像并非听见；就是听见了，也像听一句普通的话那样，像过耳风那样，随便应付了几句，也就算了。绝对没有人打听，逃到哪里去，小日本什么时候打来。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地问马伯乐一次，问他是怎么晓得的日本人必打到上海。

　　马伯乐虽然天天说逃，但他也不知道将来要逃到什么地方去。小日本从什么地方打来，什么时候打来，他也不十分知道。不过他感觉着是快的。

　　他的家是在青岛。有一年夏天，青岛的海上来了八十多只日本军舰。马伯乐看了，那时候就害怕极了。在前海沿一直排列过来，八十多只军舰，有好几路的样子。全青岛的人没有不哄着这件事的。人们都知道，那次军舰来而不是来打中国，是日本的军舰出来玩的，或是出来演习的。可是把中国人都吓了一跳，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不认识字，不会看报，他们听着传说，把“演习”两个字读成“练习”。

　　所以传说着，日本海军不得了，到中国地方来练习来了。所以街街巷巷，这几天都谈论着青岛海上的八十多只军舰。

　　拉洋车的，卖豆腐的，开茶馆的……都指指画画地指着海上那大鲸鱼似的东西，他们说，日本人练习，为什么不在日本练习，为什么到中国地方来练习？

　　“这不是对着我们中国人，是对着谁？”

　　“看那大炮口，那不都笔直地对着我们的中山路吗？”

　　而且全青岛因为上来了很多海军而变了样。**们欢欢乐乐地看见那长得很小的海军，就加以招呼。安南**，法国**，高丽……说着各种语言的都有，而且她们穿了不同国度的衣裳，徘徊在海边上，欢笑的声音，使海水都翻了花了，海涨潮时，那探进海去的两里路长的栈桥，被浪水刮刮地冲洗上来了，**们高声地大笑着。她们说着各种言语，觉得十分好玩。那些长得很小的水兵，若是看一看她们，或是撞一撞她们，她们就更笑起来，笑得有点奇怪，好像谁的声音最大，谁就是最幸福的人似的。一直到她们之中有的被水兵带走了，她们才停下来。可是那被水兵带上了岸的，仍旧是要欢笑下去，将要使满街都充满了她们的笑声。

　　同时有些住宅的墙上，挂出牌子或是贴出了纸贴，上边写着欢迎他们的皇军到他家里去做客。是凡住在青岛的日本人家都贴的招贴，像是他家里有什么东西要拍卖的那样，这真是世界上顶伟大，顶特殊，顶新鲜的事情。

　　大概有许多人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马伯乐是见过了的，而且是亲眼所见。

　　数日之内，是凡日本人家里，都有帽子后边飘着两个黑带的水上英雄到他们家去做客。三个一串，两人一伙，也有四五个水兵一齐到一个家庭里去的。说也奇怪，本来客人与主人，在这之前是一次也未见过，可是他们相见之下却很融洽，和老友又重新会到了似的。主妇陪着吃酒。不管怎样年轻的主妇也要坐在一起陪着吃酒。其实是越年轻越好，困为水兵就是喜欢年轻的妇人的，像对于海边上那些说着各种言语的女子一样喜欢。越是年轻就越打闹的热闹。水兵盘着腿坐在日本式的小平桌前，主妇跪在旁边，毕恭毕敬地，像是她在奉陪着长辈的亲属似的。水兵们也像客人的样子，吃着菜，喝着酒，也许彼此谈上些家常，也许彼此询问着生活好否。

　　马伯乐的隔邻就是个日本家庭。因为马伯乐是站在远处看着，看着看着，里边那水兵就闹起来了，喝醉了似的，把陪着吃酒的主妇拉过去，横在他的怀里，而后用手撕着她的衣裳。

　　马伯乐一看，这太不成个样子了。

　　“真他妈的中国人！”他刚一骂出口来，他一想不对，他骂的不是中国人，于是他就改为：

　　“真他妈的，中国人没有这样的。”

　　他跑去把太太喊来，让太太看看，果然太太看了很生气，立刻就把窗帘放下了。

　　这真是出奇的事情，不但一天，第二天仍是照旧地办。

　　马伯乐在报纸上看过了的，日本招待他们的皇军是奉着国家的命令而招待的，并不是每个水兵自己选定要到某个家庭去，而是由上边派下来的。做主人的也同样没有自由，在客人到来之前一分钟，他也不晓得他的客人叫什么名字，是个什么样子。主人和客人，两边都是被天皇派的。

　　第二天，马伯乐又从窗子望着五六丈之外的日本人家。果然不一会水兵就来了。那位日本太太换了和昨天不同颜色的衣裳。本来平常马伯乐就常往那日本人家里看。那男主人也许是刚结了婚不久的，和太太打闹得非常热闹。马伯乐常常看到这景象的，而且又是隔着很远看的，有些模糊朦胧的感觉，好像看戏差不多，看戏若买了后排的票子，也是把台上的人看得很小的。马伯乐虽然愿意看，也不愿意看得太真切，看了太真切，往往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五六丈之远是正好，再远也就看不见了。

　　这一天，当那水兵一进来的时候，马伯乐就心里说：

　　“等一会看吧，我看做丈夫的可怎么能够看得了。”

　　他这话是指着水兵和那女人打闹的时候而说的。说完了他就站在那儿，好像要看一台戏似的在那儿等着。看了好半天，都没有什么好看的，不外进菜进酒，没有什么特殊的，都是些极普通的姿势。好容易才看到开始有趣，马伯乐眼看那太太被水兵拉过去了。他觉得这回有希望了，可是水兵站起把窗帘也就撂下来了。

　　马伯乐没有看到尽头。

　　可是那八十多只军舰一走，马伯乐当时明白了，他说：

　　“日本能够不打中国吗？日本这八十多只军舰是干什么用的？不是给中国预备的是给谁预备的？”

　　马伯乐从那一回起，就坚信日本人必来打中国的。

　　可是在什么地方打，什么时候打，他是不知道的。总之，他坚信，日本人必来打中国，因为他不但看到日本军舰，而且看到了日本人的军民合作，日本家庭招待海军，他称之为军民合作。

　　“军民合作干什么？”

　　“打中国。”

　　他自己回答着。

　　现在，马伯乐来到上海。在上海准备着再逃。可是卢沟桥的事情，还是在北方闹，不但不能打到上海来，就连青岛也没打到呀！

　　他每逢到朋友地方去宣传，朋友就说：

　　“老马，你太神经质了，你快收拾收拾行李回青岛算了吧，你看你在这住那么黑的屋子，你不是活受罪吗？你说青岛危险，难道全青岛的人，人家的命都不算命了吗？只就你一个人怕，人家都不怕吗？你还是买个船票回去吧！”

　　马伯乐的眼睛直直地望过去，他的心里恨极了，不是恨那人跟他不同的调，而是恨那人连一点民族国家的思想都没有。

　　“这算完，中国人都像你这个样，中国非非……非他妈的……”

　　他虽然是没有说出来，他心里想中国是没有好了。

　　“中国尽这样的人还行吗？”

　　他想中国人是一点国家民族的思想也没有的呀！一点也不知道做个准备呀！

　　马伯乐不常到朋友地方去，去了就要生气。有一次朋友太太从街上给孩子买了一个毛猴子来让他遇见了。他拿在手里边，他说：

　　“还买这玩艺儿做什么呢？逃起难来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他心里十分憎恨，手下就没有留心，一下子把猴子的耳朵给拉掉一个。

　　那朋友的孩子，拿在手里一看，猴子剩了一个耳朵，就大哭起来。

　　马伯乐觉得不好了，非逃不可了，下楼就跑了，跑到街上心还是跳的，胸里边好像打着小鼓似的怦怦的。

　　所以他不大愿意到朋友的地方去，一去了就要生气。

　　马伯乐很孤独，很单调。屋子里又黑又热，又什么也看不见，又什么也听不见。到街上去走，街上那又繁华又太平的景象，对于日本人就要来的准备一点没有，他又实在看不惯，一到了街上，于是繁华的，太平的，一点什么事没有发生，像是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事的样子。这很使马伯乐生气。

　　大世界、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一到夜晚，那彩虹的灯，直到半天空去，辉煌地把天空都弄亮了。南京路、爱多亚路、四马路、霞飞路，都亮得和白昼似的。电影院门口的人拥来拥去，非常之多，街上跑着小汽车，公共汽车，电车，人力车，脚踏车……各种车响着各种喇叭和铃子，走在街上使人昏头昏脑，若想过一条横道，就像射箭那样，得赶快地跑过去，若稍一慢了一点，就有被车子轧着的危险，尤其是南京路，人们就在电车和汽车的夹缝中穿来穿去，好像住在上海的人都练过马戏团似的，都非常灵敏，看了使人害怕，先施公司旁边那路口上的指挥巡捕，竟在马路的中央修起了台子。印度巡捕又黑又大，满脸都是胡子，他站在台子顶上往下指挥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样子。无数的车，无数的人都听他的号令。那印度巡捕吹着口笛，开关着红绿灯，摆着手，他让哪一方面的车子通过，绿灯一开即可通过。他让谁停下，他就把红灯一开，就必得停下的，千人百人在他的脚下经过，那印度人威武得和大将军似的。

　　南京路上的夜晚，人多到一个挤着一个，马伯乐吃过了晚饭偶尔到南京路去走一趟。他没有目的，他不打算买什么，也没有别的事情，也不过去闲逛了一趟，因为一个人整天呆着，也太寂寞了。

　　虽然马伯乐是抱着逃难的宗旨，也并不以为寂寞，但寂寞是很客观地在袭击着他。若只是为着逃难，马伯乐再比这吃了更大的苦，他也抱了决心去忍耐，他不会说一句叫苦的话的。

　　现在马伯乐所苦的只有他的思想不能够流传，只有他的主义没有人相信。这实在是最大的痛苦，人类的愚昧何时能止？每每马伯乐向人宣传日本人就要打来，没有人接受的时候，他就像救世主似的，自动地激发出一种悲悯的情怀。他的悲悯里边带着怒骂：

　　“真他妈的中国人，你们太太平平地过活吧！小日本就要打来了，我看你们到那时候可怎么办！你们将要手足无措，你们将要破马张飞地乱逃，你们这些湖涂人……”

　　马伯乐在南京路上一边走着一边骂着，他看什么都不顺眼，因为任何东西都还保持着常态，都还一点也没有要变的现象。马伯乐气愤极了，本来觉得先施公司的衬衫很便宜，竟有八九角钱一件的，虽然不好，若买一件将来逃难穿，也还要得；但是一生气就没有买，他想：

　　“买这个做什么，逃起难来……还穿衣裳吗！”

　　马伯乐的眼前飞了一阵金花，一半是气的，一半是电灯晃的。正这之间，旁边来了一个卖荸荠的，削了皮白生生的，用竹签串着。马伯乐觉得喉里很干，三个铜元一串，他想买一串拿在手吃着，可是他一想，他是在逃难，逃难的时候，省钱第一，于是他没有买。卖荸荠的孩子仍在他的旁边站着不走，他竟用眼睛狠狠瞪了他一眼，并且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想，既然是不买，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他看他是一个孩子，比他小得多，他就伸出脚来往一边踢着他。

　　这之间，走来一个外国人，马伯乐的鞋后跟让他踩了一下。他刚想开口骂：

　　“真他妈的中国人！”

　　回头一看，是个外国人，虽然是他的鞋子被人家踏掉了，而不是踏掉了人家的鞋子因为那是外国人，于是连忙就说：

　　“Sorry，sorry！”

　　那外国人直着脖子走过去了，连理也没有理他，马伯乐一看那外国人又比他高，又比他大，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于是让他去了。

　　马伯乐并不是看得起外国人，而是他没有办法。

　　最后马伯乐看到了一家卖航空奖券的店铺。

　　那店铺红堂堂的，简直像过年了。贴着红纸的招牌，挂着红纸的幌子。呵呀，好热闹呵！

　　马伯乐这次骂中国时，骂得尤其愤怒。他的眼睛几乎冒了火，他的手几乎是发了抖，原因是不但全个的上海一点将要逃难的现象没有，人们反而都在准备着发财。

　　“国家，民族都没有了，我看你们发财吧！”马伯乐一句话也没有再多说，就从南京路上回来了。

　　一进门，照旧是踢倒了几个瓶子、罐子，照旧地呼吸着满屋大蒜的气味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一醒来，觉得实在有点不妙了，遭殃了，坏事了。

　　日本人怎么还不打到青岛？不打到青岛，太太是不会出来的，太太不来，不是没有人带钱来嘛。马伯乐从口袋里只能拿出十块钱来了，再多一块也没有了，把所有的零钱和铜板凑到一起，也不到一块。

　　马伯乐忧愁起来。

　　“日本人打中国是要打的，愣想不到打得这样慢……”他很绝望地在地上走来走去，他想：

　　“假若日本人若再……若再……不用多，若再二十天再打不到青岛，可就完了。现在还有十块钱，到那时候可就完了。”

　　马伯乐从家里带来的钱，省吃俭用，也都用光了。

　　原来他的计划是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礼拜之内，日本人打到青岛，三四个礼拜打到上海。前边说过，马伯乐是不能够知道日本人来打中国，在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自卢沟桥事变，他才微微有了点自信。也不能够说是自信，不过他偷偷地猜度着罢了。

　　到了现在，差不多快一个月了，青岛一点动静也没有，上海一点动静也没有。他相信他是猜错了。日本人或者是要从卢沟桥往北打下去，往西打下去，往中国的中原打下来，而偏偏不打青岛，也不打上海。这也是说不定的。马伯乐在地上走着走着，又踢倒了几个瓶子、罐子。照例地把它们又扶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