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

　　从洛阳沿着陇海线往东行，下一个大站就是郑州。郑州是河南省的省会，地处华北平原南部、黄河下游，东接开封市，西依洛阳市，人口约为八十万[人口约为八十万：按作者写作时记述。

　　]。在日本，各车站都能买到当地的特色美食，例如，静冈县有腌山葵[腌山葵：是把山葵的根和茎切碎后，用酒糟、糖、盐腌制而成的酱菜。

　　]、名古屋有米粉糕，而郑州车站的特产是烤全鸡——整只烤了，拿到站台上卖。火车一到站，乘客们就争先恐后地到柜台前排队。郑州站是陇海线和京广线交会的枢纽车站。火车会在这里停二十多分钟，所以不必匆匆奔跑也有足够时间去买烤鸡。当时，每只烤鸡是1.5元。

　　大约在三千年前，有两兄弟从远方跋涉来到这郑州城。哥哥叫伯夷，已经快50岁了；弟弟叫叔齐，30岁出头。兄弟俩弃国流亡，正在寻找投身之处。

　　弟弟问：“我们能去哪里呢？”

　　当时，殷王朝统治天下，殷都是天下的中心。按常理，他们应该投奔殷都。但哥哥说：“那天子之都，我不太想去啊。”

　　弟弟说：“我也不想去。”

　　殷王朝初期的都城在郑州附近，后来迁到了安阳附近。在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发掘出的殷墟，证实了传说中的殷王朝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通过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可以基本肯定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历代殷王姓名是符合史实的。

　　伯夷、齐的流亡，正是发生在这延续了近四百年的殷王朝末期。

　　当时的殷王名为纣，和夏王朝的桀王并称为两大暴君。纣王天资聪颖，能言善辩，而且行动迅速，膂力过人，据说曾赤手空拳打死猛兽。假如纣王愚昧无知，或许反而有益于殷王朝吧。偏偏他聪明而善辩，总能轻易地反驳，巧妙地掩饰自己的过错。

　　纣王还是个唯美主义者。他也喜好音乐。但比起庄严的雅乐，他更喜欢**的音乐，曾让乐师涓创作了《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等乐曲。这些乐曲今天已经失传了，只是在《史记》里记载着曲名。

　　纣王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园林、仓库，广集天下的财物和美女，并在沙丘建了一个大苑台，用来饲养飞禽和野兽。“酒池肉林”这个词，正体现了纣王在沙丘苑台的豪奢作乐之状。《史记》记载：“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有点像群交会。

　　纣王尤其宠爱一个叫妲己的妃子。妲己是有苏式部落的绝世美女，在纣王征伐有苏部落时被掳入宫。这个女人总是别出心裁，为喜新厌旧的纣王想出各种新花样。例如，行刑若只是砍头，未免过于乏味了，于是就有了“炮烙之刑”。这是纣王和妲己共同设计出的酷刑——在熊熊燃烧的炭火上架设一根涂着油脂的铜柱，让囚犯走过去，而囚犯们大多会失足掉下火中被烧死。

　　在去往郑州驿馆的途中，伯夷和叔齐谈起了民间传言。

　　“哥哥，听说现在那炮烙铜柱上的油脂涂得少一些了。”

　　“这样其实更残忍……”

　　如果在铜柱上涂很多油，囚犯没走两步就会掉进炭火中，未免扫兴了些。少涂些油的话，囚犯不会马上掉下去，为了保持重心平衡，拼命挣扎着穿过火焰。然而，即便拼尽全力，最终还是徒劳的，很多人在眼看就要走到终点时掉进了火里。对于纣王和妲己来说，这样显然更过瘾。所以伯夷说，少涂些油反而更残忍。

　　伯夷和叔齐的故乡是孤竹国，他们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据说，他们还是神农氏的后裔。孤竹诞生于夏，是冀东地区出现最早的国家，大概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东部到辽宁省西部一带，万里长城的起点山海关，以及秦皇岛都在其中。当然，当时长城还没建。

　　既然是国君的儿子，为什么要离乡背井呢？因为孤竹国君溺爱小儿子叔齐，要立他为继承人。国君死后，叔齐说：“我不能僭越兄长而继承王位。”他想让位于兄长伯夷。但伯夷却认为不能违背父亲的遗命，不肯即位，甚至出走了。

　　叔齐闻讯，立刻去追赶兄长。追上后，他极力劝说，但伯夷无论如何都不肯回去。叔齐便说：“既然哥哥不回去，那我也不回去。”

　　（【陈说】

　　周太王的儿子间也曾相互推让国君之位。文王的父亲季历是幼弟，他的两个兄长知道父亲的意愿后一起出走至荆蛮之地，文身断发。

　　这种兄弟继承、幼子继承的现象与后世大不相同，但在当时很普遍。到了长子继承的时代，就会觉得古代故事里出现的继承方式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太古时代其实是很正常的。从卜辞中可以清楚地知道，在殷代，兄弟继位是很普通的，到殷末的庚丁以后，父子继承才开始持续下来。

　　在当时正常，后世却变得异常——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果是恶人，就变本加厉地历数其异常（在其本人的时代是正常的）行径。但对圣人、贤人就不好办了，于是加上诸如察觉到父亲意思后出走之类不太自然的注释，而此类注释又逐渐衍变成故事本身。

　　在伯夷、叔齐的故事里，也能感觉到后人加工的痕迹。

　　——陈舜臣《中国的历史·第一卷·巨大的落日》）

　　于是，兄弟俩就一路向西而行，一直到了郑州。如今，这里是两条铁路干线的交会处，而在三千年前，这里是个分岔路口。往北边走，是酒池肉林的殷都。

　　兄弟俩连国君之位都互相谦让，从性格上来说，当然不愿意去那颓废的天子之都。他们向路人打听：“众诸侯中，有谁愿意收留无家可归之人？”

　　大家都说：“可以去投奔西伯。往西走，去周国吧。”

　　“伯”意为诸侯之长，“西伯”就是西部诸侯的王者——周国的领主，名为昌。

　　伯夷环抱胳膊道：“大家不约而同地这么说，真是让人担心啊。”

　　殷都的纣王是天子，但民心却都向着西伯，没有一个人劝说这对走投无路的兄弟去殷都就是明证。兄弟俩都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天子之上。然而，从爱民、养民这一点来说，西伯的名声显然已经超过了纣王。怎么叫人不担忧？

　　兄弟俩在分岔路口犹豫不决：到底是往北还是往西呢？在郑州驿馆休息时，忽见几个差人押着犯人走进来。那犯人双手被捆绑着。一个差人把犯人推倒在地，一脚踩在他脸上，狠狠地骂道：“这恶贼，好不容易才被我抓住。可惜我却看不到你被烧死的狼狈样了！”

　　那犯人哈哈大笑起来：“多亏了西伯，我才免受那灼热的地狱之苦。我何其有幸……”

　　差人朝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浑蛋！”

　　伯夷问差人：“为什么他说多亏了西伯而免受痛苦呢？”

　　“嗨，西伯把洛西的领地献给天子，请求废除炮烙之刑。天子恩准了，废除了那让犯人坠入火海的刑罚。所以，像他这样的罪大恶极之人倒是能死得痛快。”差人说着，又往犯人腰部踢了一脚，看上去无比愤怒。

　　几名差人离开驿馆后，兄弟俩对视了一眼，几乎同时喊道：“盍往归焉！”——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被载入了《史记》。

　　无须犹豫，兄弟俩立刻沿着黄河西行，他们即将前往西伯统治下的周国。

　　周国位于西北边境，都城即今天西安南部的丰邑。虽然地处西北边境，但周国百姓主要以农耕为业。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但贤能的首领教会了百姓农耕之法。“周”字正是田地的形状。

　　西伯位高权重，是殷王朝的三公之一。其他两人，一人是九侯。他的女儿被召进王宫服侍纣王，但因不喜荒淫而被纣王杀死。九侯受到株连，尸体还被剁成了肉酱。还有一人是鄂侯，因向纣王进谏，结果也被杀了，尸体被制成了肉干。

　　三公中唯一幸存的西伯见状暗自叹息。纣王得知后，就把西伯囚禁起来。西伯的家臣们连忙向纣王进献美女和奇珍异宝，纣王才赦免了西伯。

　　不过，百姓们在暗地里议论：“西伯和九侯、鄂侯不一样。纣王忌惮其势力，哪敢随便杀他？”

　　确实，周国民风勤劳，而且保留了游牧民族的彪悍之气，打起仗来十分勇猛，多次受命于殷王征讨四邻，从未打过败仗。殷王本想通过征战拖垮周国，结果却适得其反——在征战过程中，周国领土不断扩大。出征已经成为一种军事演习，使军队变得日益强大。所以，即便纣王贵为天子，也不敢轻举妄动。

　　话说伯夷和叔齐刚踏上周国的领土，就听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西伯去世了。

　　“啊？死了……”兄弟俩仰天长叹。

　　西伯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人物，只是不知他的继承人怎么样？

　　伯夷和叔齐进入周国前，曾在一个叫虞国的小国逗留了几天。

　　虞国大概位于现在的三门峡附近。郑州火车站以烤鸡闻名，而三门峡西站也有其特产——苹果。因为三门峡西站停车时间短，要买的话得抓紧时间。

　　伯夷、叔齐两兄弟听说虞国和西邻的芮国关系紧张，经常发生领土纷争。但在虞国的驿馆里，却同住着几个芮国人。

　　叔齐问道：“大家都能和睦相处，跟传言说的不一样啊。”

　　其中一个芮国人说：“三年前，因争地兴讼，两国百姓就像有世仇一样，我们根本没想到还可以到虞国来。这都是西伯的功劳啊！”

　　“哦？是西伯让两国重归于好的？”

　　“不是。本来两国使者确实是想请西伯出面调停的，结果到了周国一看，都为自己那点儿领土纷争而感到羞愧。”

　　“为什么呢？”

　　“在周国种田的农民都会互让田界——请这样的国家出面调停边境纷争，岂不是自暴其丑吗？于是，两国经过协商，重新和好了。”

　　“原来如此。”

　　叔齐把这事告诉了伯夷。伯夷却觉得纳闷儿，抱着胳膊说：“这不合常理呀！从虞国去殷都和去周国丰邑距离差不多，为什么不去殷都呢？”

　　以日本打个比方，就像静冈县和爱知县发生纠纷，却不找东京的中央政府，而去找大阪府知事请求调停。这确实不合常理。

　　叔齐笑道：“哥哥，我们不也没去殷都，而是打算投奔周国吗？”

　　伯夷道：“说得也是啊。嗯……没人说闲话就好。只是，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啊……”他向来说话果断，这次却有些犹疑。

　　“皇帝”这个词是八百年后秦始皇的首创。从那以后，皇帝的兄弟、儿子、功臣等被封为“王”，所以各地出现了很多“王”。但是，在纣王的时代——公元前十一世纪，地上只有一位“王”。

　　“你既有德，就由你来统治天下吧。”

　　——受此天命之人，才可以成为王，所以又称“天子”。上古时代，天子会选择有德之人继承自己的位置，这就是“禅让”。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但从禹之后就开始实行世袭制，开创了夏王朝。

　　说是“受天命”，但谁也没听过上天的声音。所以，所谓“上天的声音”，其实是百姓的呼声。百姓认为某人德行高尚、有仁爱之心，这样的人才能成为“天子”。即便实行世袭制后，天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无德之人占据了天子之位，上天就会更改命令，让别人取而代之。

　　天命即将变革。此即“革命”也！

　　伯夷所担心的“闲话”，正是害怕有人叫嚣“天命即将变革”。若是上天旨意，当然应该顺从，但就怕是有别有用心的人捏造出来，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兄弟俩在虞国的驿馆里一直讨论到深夜，最后还是决定：相信西伯。

　　西伯既死，骁勇善战的姬发继位，成为周国君主，即周武王。

　　而殷都的纣王却和妲己沉迷于享乐，放纵无度。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纣王恨不得把全天下的财宝都收归己有。

　　纣王及其近臣沉湎于酒色，完全不理朝政。群交会愈演愈烈。后世出土了许多殷代的青铜器，有尊、罍、爵、觚等，都是酒器或酒杯。

　　这种奢靡的生活是建立在普通百姓的苦难之上的。为了攫取天下瑰宝，苛捐杂税越来越重，百姓们被迫从事各种劳役却毫无回报。

　　（【陈说】

　　纣王果真像《史记》等古籍所载，是典型的暴君吗？商纣时期的卜辞出土不少，但没有一片出现“妲己”这个名字。另外，从卜辞可知，纣王比先前的其他王更热心于按时举行祭祀活动，不仅没有辱没鬼神，还对鬼神十分虔敬。卜辞中纣王的实际形象与我们所听到的暴君故事相差甚远。

　　奴隶制社会的一大特点是随意杀人，有大量的非人之人，甚至有的人就是为了被杀而活着，例如祈雨时就需要人的生命。

　　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就不像殷那样随心所欲地杀人了，墓中的殉者也极少。这个时代的人回顾上个血雨腥风的王朝，就把所有杀戮之罪加在末代帝王一个人身上。纣王大概杀过很多人，但和历代帝王所杀之数差不多。

　　——陈舜臣《中国的历史·第一卷·王朝的发端》）

　　天命即将变革！

　　上天即将抛弃殷王朝！

　　——这样的呼声此起彼伏。

　　“人的忍耐是有限的。殷王朝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现在正是讨伐商纣的大好时机。”

　　周武王的部下不断劝新君主东征。各诸侯也劝其起义。但周武王却无意行动。他说：“天命归于何处，现在还未知。”

　　第二年，在殷都，比干劝谏纣王，纣王怒道：“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我想看看是不是真的。”于是令人剖开了比干的胸膛。

　　纣王的叔父箕子经常劝谏。见比干被剖心，他很害怕，就佯装疯癫。但纣王还是把他囚禁了起来，并贬为奴隶。他是想躲也躲不过去。

　　阴险的密探网遍布全国各地。从古至今，暴君最爱使用密探，以封杀民众的呼声，以免传到天上去。

　　“百姓都不敢说话了。”

　　听到这样的报告，周武王终于决定起义。因为百姓沉默，正是王朝的晚期症状。

　　周武王发布了檄文：“商纣罪孽深重，我谨奉天命讨伐之。诸位，起来战斗吧！现在时候到了！”

　　讨伐残暴的纣王！

　　天下人无不为此欢呼雀跃。周武王的起义就像燎原之火，得到了天下人的支持。

　　周武王正要出征，忽然跳出两个人，拦在马前。其中一人张开双臂拦住去路，另一人拉住周武王的马辔——正是伯夷和叔齐。

　　《史记》里这样记载兄弟俩的劝谏之言：“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周武王的部下欲杀二人。周武王制止道：“不能杀。这是重义之人。”他让人把兄弟俩带走了。

　　大军出发了。周武王把亡父灵牌摆在车上，率领兵车三百乘、虎贲[虎贲：指近卫军。

　　]三千人、披甲之士四万五千人，向东进发。

　　纣王调集了七十万大军迎击周武王。从兵力上看，是七十万对五万。但殷朝的士兵都盼着周武王早日灭纣。于是，周武王的军队一逼近，他们就纷纷倒戈开路。

　　周武王的军队如入无人之境，在殷都南郊的牧野重创殷军。纣王逃跑，退入城中，将他的金银珠宝穿戴在身上，登上鹿台，放火自焚。

　　就这样，天下归顺于周。周武王受天命而成为天子。

　　然而，伯夷和叔齐却无法接受：“这是谁定的呢？”

　　即使上天要抛弃殷王朝，也应该等它自行灭亡呀！诚然，等它自行灭亡，百姓会多受些苦，但总不能因此而弃“义”于不顾吧？兄弟俩不愿出仕周朝。他们决定以自己的行动对周朝天下表示抗议。

　　《史记》里记载：“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至于他们隐居的首阳山在哪里，则众说纷纭。而“薇”似乎也不够吃，兄弟俩不久就饿死了。

　　相传，他们临死前还作了一首歌：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互让孤竹国君之位的理想主义者——伯夷和叔齐，梦想着以传说中的先圣们的“禅让”来变革天命。

　　然而，现实和理想总有差距。为了理想，兄弟俩不惜以身殉义。

　　孔子在《论语》中如此评价：“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大意是说，倘若为了理想而殉死，当然是十分美好的，令人向往，不会心生怨恨。

　　不过，司马迁也许不是这么认为的吧？他指出，在这世上，重义之人总是遭受厄运；而臭名昭著的杀人抢劫惯犯，反而能享尽天年。

　　天道，是邪？非邪？

　　伯夷和叔齐临终时，到底是诅咒上天的不公，还是为自己以身殉义的气节而自我陶醉？留待各位读者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