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逮捕了罪魁祸首，乱党势力并不一定就削弱，因为可能出现新的首领。囚禁大院君之后，还必须除掉他的长子李载冕。

　　对此，马建忠与袁世凯进行了密商。

　　当日，即阳历8月28日下午五时，以吴长庆名义致函李载冕：“有事相商，有劳尊驾来南别宫一叙。”

　　然而，李载冕并未露面，只遣使者李永肃带来一封信，理由是“家母有病，不能前往”。

　　“请回去转告上将军：来南别宫对他有好处……可以协商尊父大人（大院君）的释放、归国问题。为了尊父大人，也希望他前来……好吧，我写一张便笺，请交给上将军。”

　　马建忠写了一封便函，交与李永肃。

　　晚上，金允植来了。他是朝鲜驻清廷领选使，搭乘丁汝昌的舰船回国的。金允植不会说中国话，但能自如地书写汉文，在船中常同袁世凯笔谈。

　　金问袁：“何故头发半白？”

　　二十四岁的袁世凯少年白头，头发已经是黑白参半。

　　袁世凯答道：“弟少孤，有志四方，游历天下，偶得失血之症，以致早白。”

　　船上寂寞，常做无聊笔谈，而此刻，马建忠在纸上写下一项重大事件：“速入朝，请国王手书。”

　　当时，袁世凯也在场，但他的文字远不及马建忠，所以不愿执笔。马、袁两人所要求的是，讨伐大院君一伙乱党，需要有一个依据，那就是朝鲜国王吁请的“手书”。有它在手，当然对战事有利。

　　“请派朝鲜将领申正熙，对我军予以援助。”马建忠又写出一项要求。

　　每逢马建忠写完一段搁笔时，金允植就发出一声叹息。马建忠，三十七岁；金允植，四十七岁，字洵卿，出身于忠清北道的名门。前一年升任驻中国领选使前，是顺天府使。后来，当了**政权的外相，积极协助日本吞并朝鲜，成为日本的“子爵”。但此时，他还是亲清派人物。

　　“完了。”马建忠把笔搁到笔架上，告诉他笔谈已经结束。简单的中国话，金允植还能理解。他耸起双肩，仿佛要浩叹一声。

　　“看见他那么叹息，心里真不是滋味。”马建忠在金允植回去之后，叹了一口气。

　　“金允植的叹息也传染吗？”袁世凯微笑道。

　　金允植走了大约半小时，马建忠等的寓所外面，人声鼎沸。

　　“国王的手书不会这么快的。”袁世凯说道。

　　“大概是上将军。”马建忠道。

　　果然是上将军李载冕来访。

　　“上钩啦？”袁世凯狡黠地眨着眼睛。

　　“不，他一切都知道了。”

　　马建忠站起身，大院君的长子李载冕似乎完全明白清政府呼唤他的目的。

　　“已经十一点钟了，请屈尊一夜，明早再谈。”

　　马建忠说完，李载冕表情冷淡，只是点点头。

　　李载冕临时下榻处，有一小队清兵持刀警戒。将他隔离，是为了防止镇压期间大院君的余党推举他为首领。

　　深夜（马建忠的日记里记为凌晨二时），金允植小心提着朝鲜服的袖子来到南别宫，袖子里藏着国王手书。他拿起笔来，不及落笔，就叹息了一声。

　　“吁请讨伐。”

　　国王给了手书，但拒绝由申正熙率领朝鲜兵增援。他不希望同胞厮杀。

　　朝鲜兵是否陪同作战，无关紧要，清兵早已做好战斗准备。张光前奉命率领后营官兵，出小东门，与吴兆有指挥的右营和何乘鳌指挥的正营会合，共同向枉寻里进发。

　　乱党的据点在枉寻里和利泰里（也叫利泰院）。利泰里战斗由总帅吴长庆亲自督阵，在次日即8月29日打响。

　　“壬午之变”之所以称为“军乱”，是因为士兵是这次暴动的主体。枉寻里和利泰里两地是士兵的居住地，而且，他们不是住在兵营里，而是与家属同住，混杂在居民中间。

　　“不许用火炮！”吴长庆命令道。

　　金允植藏在袖子里的不仅有国王的手书，还有一张安民告示：

　　不要抵抗讨伐军，绑缚乱党送官者赏，抵抗者杀无赦。

　　这张安民告示是否张贴了，不得而知。

　　2

　　金允植后来协助日本吞并朝鲜有功，被授予爵位，但据说又因为参与“三一”事件，被撤销了。这件事，反倒为他提高了声誉。金允植著有《阴晴史》，详细记述了“壬午军乱”。

　　金允植在南别宫会见袁世凯时，曾反复探询：“你们怎么辨别乱党军队和普通居民？”

　　对于金允植所担心的事情，袁世凯似乎毫不关心。

　　“不用过分担心嘛！”他很不耐烦地答道。

　　利泰里方面并无太大的战斗，枉寻里方面也只是小有巷战。虽然听不到炮声，枪声却未停息过。枉寻里位于小东门外三百米处，两面靠山，中间一条街，民房栉比，这里的乱党军队有半数逃往山中，余下的进行抵抗。

　　张光前的后营军俘获“乱党”一百三十余人，随后来到的何乘鳌的正营军俘获二十余人。利泰里地区的乱党士兵听说清军逼近，便一哄而散，仅有二十余人被俘。值得怀疑的是，所俘获的人是否都是乱党。有人带着武器侵入自己的住宅区，难道就没有男子汉挺身而出，为保护家人而战斗吗？俘虏当中肯定有些人不是乱党。

　　“被俘者应该交朝鲜当局去审问。”吴长庆的幕僚张謇提议道。

　　“那好，让我们审问，语言也不通，交给他们处理好了。”吴长庆表示同意。

　　审问以朝鲜当局为主，结果，只有十人作为罪犯被处刑，余者全数释放。至此，“壬午军乱”解决了。

　　扣押大院君的事情，清政府做得很成功。既明确了责任之所在，又显示了宗主权。不过，出兵枉寻里和利泰里是否有必要，值得探讨。即使作为一种威吓，也似乎有些过火。军官渴望打仗，打仗是晋升的好机会，所以，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身为天主教徒的外交官马建忠并不反对威吓的作战方式。清廷派到朝鲜的将领，除了吴长庆的几个幕僚，绝大多数是军官。就是幕僚中，也有像袁世凯那样明显地带有军人素质的人。

　　晋升之机！抱着最强烈的意愿，处心积虑地钻营的就是袁世凯。

　　“那个黄口小儿太锋芒外露了！”黄仕林带着明显不愉快的神情说道。在吴长庆军中，黄仕林是职业军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任记名提督，两年后吴长庆殁世，他继承庆军。中日战争时为旅顺守将，扮演重要角色。

　　在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看来，袁世凯的阿谀作风过分刺眼。即使不是什么急事，袁世凯也骑着马四处奔走。

　　“这家伙总想出风头。”

　　黄仕林看了一眼骑在马上的袁世凯，撇撇嘴说。有时，甚至吐口唾沫，呸他一下。也许正像他说的那样，袁世凯为了出风头，到处钻营。不过，对于总司令官来说，这却是个非常得力的人。吴长庆近来已感到身体不适，动辄疲劳，自然就喜欢用勤快的部下。如此一来，当然会委以重任。

　　袁世凯的举动，朝鲜当局也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这时还是个无官职的幕僚，最易接近。

　　曾传说被杀害的闵妃，此时还活着，隐藏在忠州同族的府第中。朝鲜国王李熙取消了为闵妃服丧的讣告，亲赴忠州迎接。在注重儒教教条的朝鲜，这是一个特殊的举动。可见，朝鲜国王多么爱恋闵妃，并信赖她。吴长庆派清兵百名，沿途护卫。

　　王妃返宫之际，清军将领中第一个跑去“祝贺”的，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袁世凯的名字深深地印在朝鲜王室的头脑里，是理所当然的。对于袁世凯的祝贺，朝鲜国王比王妃更高兴。王妃返宫为阴历八月一日，阳历为9月12日。大约半个月后，朝鲜国王特意单独召见袁世凯。召见时，朝鲜方面由要人鱼允中作陪。谈话内容，袁世凯本人从未言及，朝鲜方面的史料《从政年表》也只是记载了单独召见一事，未曾涉及内容。很可能是答谢他对王妃返宫的祝贺。

　　对于并非清政府正式官员的袁世凯，朝鲜国王竟如此厚遇，大概表示了朝鲜当局的一种希望：“我方所欢迎的正是袁世凯这样的人物。”

　　由于“壬午军乱”，清政府当局对朝鲜问题更加重视了，此外还有与日本的关系。今后有必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驻兵朝鲜。同时，还必须设置一个代表团，组成人员最好是善于同朝鲜宫廷周旋的人，于是，袁世凯得到破格录用。可以说，这是朝鲜方面转弯抹角向清廷提出的人选。

　　当时的朝鲜国要人们，对于清廷设置代表团的人选，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马建忠的日记中写道：

　　金允植来馆笔谈，为人颇迂钝。每谈一事，不能即了……

　　金允植是朝鲜第一线的外交官，也是学者，写有《阴晴史》等多种著作，决非迂钝之流。不“钝”，但可能有些“迂”。他总是避免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尽可能采取迂回手法，因此，每谈一事，难以得出结论。马建忠对此颇为焦心。

　　朝鲜宫廷迂回的希望，终于实现了。此次事变后，袁世凯奉命留驻朝鲜。

　　3

　　袁世凯既然受到如此重视，吴长庆也不能只把他作为“无官”的幕僚了，于是奏请授予他官职。李鸿章回乡守制，不在直隶总督之位，但作为北洋大臣，仍参与论功行赏之类“公务”。吴长庆上报袁世凯的功绩：“治军严肃，剿抚应机……”

　　治军严肃，指的是他斩了七名违犯军纪者，这成了他出头的因由。

　　袁世凯受命“以同知用”，即按同知的待遇获得正式任用。同知相当于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吴长庆的部将黄仕林和吴兆有等是记名提督的总兵，即本职为总兵，允许称提督。提督为从一品，总兵为正二品。

　　从品级上看，袁世凯同这些将官有很大差距，但实际上，清朝官制中武官品级偏高，有名无实。军人舍生忘死地奔波于战场，所以有意识加高了他们的品级，但俸禄是同品级文官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一些。例如：以正规年俸而言，正二品文官银一百五十五两，同品武官六十七两。袁世凯按正五品文官待遇，年俸为八十两，比正二品的总兵还多。

　　清代的俸禄，正规年俸不如另外支给的“养廉银”（支给官吏的一种饷银，以养廉洁之心，勿为生活而勒索受贿）多。同是正二品，文官总督的养廉银为两万两，而武官总兵只有一千五百两，不到一成。

　　从俸银制度来看，中国的“文尊武卑”是严重的。留驻朝鲜的袁世凯，不拘什么事，全然不把先辈部将放在眼里，就是因为他的文官品级赋予了他这种权限。譬如：与吴长庆携手负责朝鲜问题的马建忠，虽是正四品道员，却可以命令正二品的将军东奔西走，不足为奇。

　　由此可见，袁世凯的“以同知用”的确是破格提拔。三年一度，拼命参加科举考试，即使“进士及第”，一般也不过是个正七品的知县而已。一辈子都无希望考取进士的袁世凯，能得到同知的地位，绝非易事。当然，免不了要受吴长庆军中同僚和先辈们的嫉妒。这种嫉妒的流露，就是讽刺诗。庆军驻防的汉城东门外关帝庙墙上，不知是谁写了一首打油诗：

　　本是中州假秀才，

　　中书借得无须猜。

　　今朝大展经纶手，

　　杀得人头七个来。

　　张謇曾把这首打油诗抄录在笔记中。张謇之子张孝若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发现了这首打油诗，留传给我们。据说，诗作者是军旅中的周某。袁世凯的老师张謇抄录这首诗时，一定是忍俊不禁吧。

　　被袁世凯斩首的七个人，全是黄仕林麾下的兵卒，因此，庆军内部最憎恨袁世凯的就是黄仕林。

　　一天晚上，黄仕林派人驰奔吴长庆的大本营，报称：“大批日本人身着白衣，渡河而来，欲攻我方阵地，希火速增援。”

　　吴长庆叫来袁世凯，命他“火速率兵二百，急驰救援”。

　　当时袁世凯正发着高烧。他不是像其他将领那样住在寓所里，而是住帐篷。这大概是他的拿手好戏，惺惺作态，借以取宠。谁知恰值阴雨连绵，被褥濡湿，他患了感冒。但他毫不退缩，直奔关帝庙，对吴长庆说：“日本与朝鲜已缔结了《济物浦条约》和修好条规续约，目前，日本没有任何理由挑起战端。假如日军真的攻击我方，那么，派二百名士兵也无济于事，还是我去侦察一下吧。”

　　日本与朝鲜之间缔结《济物浦条约》，马建忠曾极力从中撺掇，因为清政府一心要抑制日本对朝鲜的割地要求。结果，条约缔结了，却不得不承认日本以保护使馆为名的驻兵权。

　　这意味着今后在朝鲜这个舞台上，中、日之间将演出一场霸权争夺战。但刚刚以外交途径解决了问题，日本就突然向清军发动攻势，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我也觉得奇怪，是应当先侦察一下！”吴长庆说道。

　　“那么我就去了！”

　　袁世凯迈步走出庆军本营时，险些跌倒，因为他还发着高烧。他一走，幕僚中就有人大声说：“这家伙真讨厌，又演起戏来了。他根本没病，全是装的，咱们老帅本不该上他的当，可是……”

　　袁世凯仅率四骑，驰向十几公里以外的现场，到达时，东方刚刚发白。那里什么也没有。

　　“日本人路过这里了吗？”

　　他们敲开散住在那一带的民家询问，但都只是摇头。

　　“真的没人路过吗？”

　　“不，有人路过。”

　　“谁？”

　　“河对面朴家送殡的。”

　　“大约有多少人？”

　　“朴家是大富户，送殡的人多极啦，没挨个儿数，总有一千人吧！”

　　“噢？一千人！他们过河了吗？”

　　“不过河没法儿到墓地呀！”

　　当时朝鲜有厚葬的习惯，深夜里超过千人的送殡行列并非稀罕事。而黄仕林竟误认为是日本军渡河作战。

　　这段故事记载于袁世凯门生所写的《容庵弟子记》中，有意夸张了黄仕林的狼狈相。用这种对话方式描述事情的原委，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同黄仕林对立关系之一斑。

　　4

　　“壬午军乱”以后，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可分为两大派。

　　一派是曾经当过驻日公使馆参赞，后来转为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的诗人、外交官黄遵宪的“联日政策”。他认为，在列强之中有可能对朝鲜大肆入侵的只有沙皇俄国，为了抑制沙俄南下寻求不冻港，清政府应当联合日本。

　　另一派是吴长庆的幕僚长张謇主张的积极政策。他认为，忽视日本是错误的，日本同沙皇俄国一样，有侵略朝鲜的可能性，所以不要依靠日本。清政府自身应当尽一切力量，采取保护朝鲜的政策。

　　然而，除了政策论点之外，还有政治力学从中左右。

　　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立于国政之巅，但他觉得地位并不牢固，时刻提防着出现打倒自己的势力。他以淮军的武力为政治背景，被公认为淮军总帅，但他却最防备淮军系统中的实力人物，如代行其职务的张树声、开赴朝鲜的吴长庆等。

　　张謇对朝鲜的积极策略，一般称为“朝鲜善后六策”。他对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抱有希望，认为他会把“朝鲜善后六策”上奏朝廷。当时朝廷的最高权力者是西太后。

　　然而，当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报到天津时，正值李鸿章的百日守制结束，北洋大臣的大权又回到他手中。“政治、外交是现实，这种进言不过是无视现实的书生饶舌而已。”于是，李鸿章把它扣压了。对于下级的献策，是否上奏西太后，他有权裁夺。然而，不知何时，出现了“李鸿章扣压有关朝鲜的极佳献策”的流言，并且，“朝鲜善后六策”的具体内容也传开了。

　　本已扣压的奏章，为什么能流传？

　　“去调查一下那个书生的呓语是从哪里泄露的，谁泄露的！”李鸿章命令左右。为维护手中的权力，他惯于使用谍报人员。果然，伸向四处的情报网很快就查到了出处。

　　代行北洋大臣职务的张树声有个儿子，名叫张华奎，他出于青年人的忧国心和好奇心，把从朝鲜呈报给父亲的表章抄录下来。这是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三人联名呈报的。张謇是吴长庆的幕僚，他的“朝鲜善后六策”，自然要以吴长庆的名义呈报。呈文报来不久，张树声便交卸了代理北洋大臣的职务，所有奏章都移交给李鸿章。在此之前，张华奎已经抄录了“六策”。

　　这样重要的表章，当然要按绝密件处理，一旦外泄，关系重大。可是，张华奎悄悄地把它给几个抱有同感的青年看了。这些青年都是朝廷高官的子弟，关心国事，同当局要人也很亲密。他们不知道表章被扣压，以为像“六策”这样出色的策论，当然会被朝廷所采纳。

　　“那篇‘朝鲜善后六策’，朝廷怎么研究的？有什么结论？”某个青年向军机处的军机章京询问此事，军机章京相当于军机大臣的秘书，由于工作关系，知道许多朝廷最高机密。

　　“什么？‘朝鲜善后六策’？从未见过，连听也没听过，当然军机处也没讨论过。到底是个什么策论？”军机章京反问起询问者来。

　　青年这才发觉它被扣压了，心里愤愤不平，暗暗骂了一句。但是，他得知“朝鲜善后六策”的途径并不是合法的，所以不敢声张。一旦声张出去，盗抄朝廷机密文书的张华奎必将遭杀身之祸。他只能悄悄地告诉靠得住的密友，而被告知的人不可能存在心里默不作声，又向信得过的好友偷偷耳语。

　　就这样传来传去，李鸿章把“名论”扣压不报的事几乎半公开了。后来，有个硬骨头索性向西太后写了密奏：“有关外交事，李鸿章不可信任。朝鲜诸事，请皇上亲自裁夺。”

　　这封密奏也被李鸿章截下。

　　“原来是想把我整下台……”李鸿章这样认为，于是把张树声和吴长庆两人当作政敌，耿耿于怀。

　　马建忠是李鸿章阵营里的人，他与黄遵宪交往密切，受其影响，也倾向于“联日政策”。

　　书生之论！这是李鸿章下的简单结论。他也知道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是比较理想的。正因为采取了积极出兵的策略，才使日本收回了割让领土和矿山权的要求。可能的话，他倒也想采纳积极政策，但是，这必须用武力做后盾。

　　李鸿章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最了解清军的现状。他可说是现今这支清军的创始者，比谁都清楚这支军队不具备国际的作战水平。

　　太平天国兴起之前，清军的腐败已达到顶点，让装备不全的太平军追得团团转，是一支只知道败退的军队。社会对清军的评价是：兵即流氓。这样的军队，在团练的基础上得以复苏，成为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经过手术，确把最恶化的患处割掉了，然而，体质依然没有改变，仍在腐败。这一点，堪称清军之父的李鸿章知道得最清楚。

　　“壬午军乱”后两年，中法战争打响，虽然清军在战事中处于有利地位，但李鸿章仍然做了很大让步，令人不解。其实，李鸿章对清军的不信任，是解开此谜的钥匙，而且，他还害怕损失了自己的直系部队，会削弱自己对政治的发言权。

　　从此，朝廷中一出现主战论，李鸿章就会疑心：是不是想让我的军队遭受损失，把我赶下台？

　　“壬午军乱”趋于平静，闵妃回到汉城的消息传到北京，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奏了《东征策》。

　　张佩纶时年三十四岁，直隶出身，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他与邓承修等人被称为“清流”，为官清正、刚烈，素以弹劾有过失的高官不留情面而闻名。由于他的弹劾，尚书万青黎、董恂，侍郎贺寿慈等人下了台。后娶李鸿章之女为妻。因坚持主战被免职，中法战争中被派往第一线，丢了福建水师，被判充军。在与义和团讲和时辅佐岳父李鸿章，后又因李的软弱外交与其发生冲突，终被免职，一生坎坷。他的主张始终如一，即“加强戒备**、东三省和**，以防日本和沙俄侵入”。

　　“壬午军乱”后，他的《东征策》主张向日本派出远征军，膺惩日本夺去中国藩属琉球和至今仍向朝鲜伸手之罪。

　　上奏的日期是阴历八月十六日。当然，并不是要求立刻派出远征军，而是确立远征的根本方针，训练水师，建造军舰。

　　不仅上奏，张佩纶还以私函向李鸿章提出相同的主张：“欲存朝鲜，当从折服日本始。欲折服日本，当从改订仁川五十万之约始。”

　　他严厉谴责日本从朝鲜掠夺五十万两赔款，认为清为朝鲜之宗主国，不该默然不理。

　　信的开头说：“朝鲜之事，昨日论而未尽，今请再度借箸，不可知否？”

　　“借箸”的典故，出自《史记》，张良为刘邦献策的时候，借用筷子比画示意，后以“借箸”指替人谋划。总之，张佩纶似乎终日向李鸿章鼓吹强硬政策。

　　“‘清流’一伙人真是难以对付，张謇，还有张佩纶……这些人的意见如果真行得通，当宰相倒是个自在事……”

　　李鸿章把信推到桌子边上，拉过墨盒，在张佩纶的《东征策》上批道：“海军未备，渡海远征非计。”

　　正好十个字，没有更多的解释。

　　李鸿章轻轻摇了摇头。

　　这样批示，并不是愉快的，于是他想找一件令人愉快的呈文看看。从裁决、复奏的函件中抽出一封来自朝鲜的呈文，事由是“为请奖叙朝鲜之役有功人员事”。

　　表彰、提升有功人员，的确是件有趣的事。

　　“噢，袁世凯？听吴长庆说过，袁甲三的侄孙在他的麾下当幕僚……肯定是他了……怎么？治军严肃……嗯，名门之子，索性重用一下……”李鸿章一边阅读公文，一边喃喃自语。

　　他又看了看附件。上面写着袁世凯是咸丰九年（1859年）生。

　　“真年轻……”

　　李鸿章到了羡慕年轻人的时候了，他次年满六十岁。

　　5

　　张佩纶上奏《东征策》之日，朝鲜国王李熙向北京寄来咨文。职掌藩属诸国事务的是礼部，所以朝鲜同清廷来往公文，必须采取请礼部“转奏”的形式，这就是咨文。

　　八月十六日朝鲜国王的咨文有两件。

　　一件是对平定乱党的致谢，一件是恳请放归生父大院君。

　　对于后者，清政府方面的回答是“着毋庸议”。

　　因为大院君罪过深重，释放归国的问题不值得研究，但鉴于朝鲜国王思念之情，允其每年派人前来慰问。

　　另外，关于“壬午军乱”，中国方面的记载中多记为“东学党事件”。当然，掀起暴乱的士兵当中也许有些人与东学党有关系。但那次暴动并不是东学党发动的。“乱党”即东学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所谓东学党，一言以蔽之，就是宗教性的攘夷党。

　　19世纪后半期，朝鲜停止锁国，较晚地开始同别国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天主教也在朝鲜传播开来。不久，朝鲜人怀疑天主教是否担负着西欧侵略别国的先锋角色。而且，展现在朝鲜人面前的现实是，不可动摇的宗主国在鸦片战争中屈服于英国，又接连不断地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

　　为什么大清帝国败给了西欧国家？

　　果真光依靠武力就能决定胜负吗？不，绝不是。——这就是庆州的没落士族崔济愚的看法。他的结论是：西欧的强大，在于有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做背景。那么，要使朝鲜走上富强之路，需要使宗教有这种力量，需要出现一个新的宗教。从前的儒教、佛教、道教等，都没有这种力量。

　　西学，是西欧强大的源泉，它是以基督教为中心信仰的，必须用东学与之相对抗。想到此，崔济愚在儒、佛、道三教之外，参照天主教的教义，在朝鲜传统的黄教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新宗教。

　　东学应运而生了。

　　“只要喝了护符的烧灰，即可得到富贵长寿。”它含有现世的迷信，又有反对门阀、主从关系和嫡庶差别等进步的一面。东学以社会贫困所造成的不安为背景，广泛地流行开来，尤其在下层社会里传播较快。崔济愚终因“以邪教惑民”被处死。然而，迫害常会使宗教强大。崔济愚死于“壬午军乱”前二十年的1864年。第二世教主崔时亨进一步把东学的教义系统化。东学在镇压之下缓慢而稳步地发展。

　　东学发展在社会的底层，所以掀起“壬午军乱”的士卒当中有很多东学信徒，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不能认为东学作为一个组织领导了这次暴乱。东学作为一个组织发挥力量，还需要十年以上的岁月。

　　“壬午军乱”以后，依据条约，日本在一年之内可以派兵驻扎朝鲜。清政府留庆军原地驻守。朝鲜允许两国驻军，此后的情况是不难想象的。朝鲜国内亲清派和**派的派系之争激烈化，也是很自然的。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安，正好给东学以可乘之机。

　　中、日以朝鲜为舞台争夺霸权，而朝鲜也想乘机摆布两国。例如，朝鲜企图在清政府的驻外机关内部造成混乱。

　　清政府的驻外机关即庆军，如果团结一致的话，肯定会加强对朝鲜的压力。如果庆军内部经常发生龃龉，那么，朝鲜就可以减轻身上的重压。

　　朝鲜的要人们，如前所述，迂而不愚。历史教给了他们作为弱小者的生存之道。

　　朝鲜当局为什么重视乳臭未干的二十四岁的袁世凯？当然，袁世凯确实有才干，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理由。例如，朝鲜国王想委托袁世凯训练朝鲜军，因为朝鲜当局早就看出，被提拔为同知的袁世凯在庆军内部受到众人的嫉妒。朝鲜越重用袁世凯，这种嫉妒就会越激烈，庆军的步调必将日趋紊乱，而朝鲜则能够从中得到好处。

　　在这种意义上，应该说袁世凯是个幸运儿，才二十四岁就得到如此优遇，难怪他要误认为都是靠自己的才干了。于是，飘飘然，目空一切，对于他的业师张謇，昔时称“老师”，及至当了同知，称呼也改变了。在书信之中，原先称张謇为“夫子大人”，现在则改称“仁兄”。

　　袁世凯在“壬午军乱”后驻留朝鲜十二年。后来他玩弄权术的诸多手段，都是在这一时期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