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玛丽亚[据考证，这个玛丽亚就是欧也妮·葛朗台的原型，原名玛丽·杜·弗雷内依，她在1883年成为巴尔扎克的情人，并且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巴尔扎克曾在一封写给他妹妹的信里提到，玛丽亚是“一个天真可爱的人，像一朵从天上落下来的鲜花。她秘密地和我相会，既不要求书信来往，也不要求我对她无微不至地照顾。只是对我说‘请爱我一年，而我会爱你一辈子’”。这一卷首献词在1893年的版本中第一次出现。

　　]

　　你的美貌是这本书最好的装饰。希望你的芳名，像一根被赐福过的黄杨树枝，虽然不知道是从哪一棵树上折下来，但它已因宗教而变得神圣；又被虔诚的手时时祝福，因而四季常青，庇佑家园。

　　—德·巴尔扎克

　　在外省的某些城镇，一些房屋非常苍凉凋敝，看到它们就像看到了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或者最凋敝的废墟。或许也可以这样说，修道院的寂静、旷野的凄凉和废墟的凋零，这些特点，那些房屋都兼而有之。在这里居住的人好像是生活在另一个空间里，如果外地人不清楚还以为原本就是个空房子呢。但是一旦真的有外地人到这里，那紧闭的窗户里面又会突然露出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目光冷淡而且很不友好。

　　索漠城内有一所房子，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位于一条坑坑洼洼的街道的尽头—那是一条通向城内古堡的街道，现在已很少有人行走；尽管冬冷夏热，还有另外的几处阴暗不堪，可它却也自有它的好处，碎石子铺成的路面长年干净整洁、一尘不染，脚踩在上边声音清脆。街道狭窄弯曲，但由于是老城区的房子，所以也显得静谧安详。

　　三百多年的古宅是木头结构，但也很结实。房屋的造型风格多种多样，为索漠老城区的这一段增添了特殊的韵味，吸引着寻古探幽的游客像艺术家一样流连忘返。路过这里的人，谁能不称赞纵横于屋面的那些厚重的木板呢？它们两边都雕刻着千奇百态的图案，形成一排黑色的浮雕，横贯在大部分房屋的底层上面。

　　这一家房屋的横木上覆盖着青石板，因此也为单薄的外墙勾勒出一道道蓝线来。木质结构的房顶已被岁月压弯，腐朽的屋面盖板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也扭曲变形。变黑的窗台特别显眼，不但曾经精心雕刻的花纹如今快没了踪影，而且早已破败不堪了，那贫穷的洗衣妇放在上边的陶土花盆几乎要把它压塌，盆里其实也只是栽种了几株瘦弱的石竹花而已。再朝前走，有好几家大门上凸出粗壮的钉头，钉头上刻着家传的文字。那些象形文字原来就是老祖宗们自己随心所欲勾画出来的，其意义现在自然难以考证；有的大概是某位新教徒表达信仰的标记，有的也许是反对新教联盟的成员写来咒骂亨利四世的咒符。一些中产阶级市民家门上镌刻着族徽，表明自己的祖辈以前主持过市政，告诉后人永远不要忘记。

　　总之，这里的门上记载着整部法国的历史。有一幢房屋已经破旧得摇摇晃晃，从外面墙壁的泥灰上却依然能看出当年能工巧匠们的非凡技艺。旁边是一所贵族宅院，在石砌的拱形门楣上面，祖辈的纹章尚依稀可辨，可是毕竟经受过自1789年以来席卷全国的多次革命风浪的吹打，现在剩下的唯有劫后的痕迹。

　　街上的铺面并不像杂货店也不像客栈，然而钟情于寻访中世纪遗迹的游客，却会十分意外地发现，它简陋朴实得像上一个世纪女工习艺的工场。

　　低矮的店堂没有什么货摊，也没有货架以及玻璃橱窗，进深更不用说有多大。屋里很黑，里里外外都没有一点装潢。大门分上下两段，门上一点也不讲究地钉着铁箍，门的上半部分往里开着，下半段装有弹簧的门铃，不断地被人按响。新鲜的空气夹杂着水分通过上半段门进入房间，或者是透过气窗、天花板以及矮墙之间的空隙进入大堂。矮墙有半人那么高，装有装卸护窗板的滑槽，早晨坚实的护窗板被拆下，晚上装上之后再用铁闩锁得结结实实。这矮墙是用来摆设商品的，可却从没有为招徕顾客而细心布置过。摆设的商品按照经营对象的不同而布置，只是有两三桶食盐和鳕鱼，几捆缆绳和帆布，楼板的横梁上面悬挂着几束锃亮的黄铜丝，靠墙摆放着一排金属的酒桶箍，在几个架子上面摆出一些布匹。

　　进去瞧瞧，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白净姑娘，围着洁白的围巾，露出一双通红的手臂，应声放下手中正在编织的活计，急忙转身朝着铺子后边喊她的父母，随后店主就出来招呼顾客，店主对待每个客人的态度都不一样，有的殷勤有的冷淡，有的问东有的问西，有的却干脆一点儿都不理睬，全看店主那时候的心情。成交的可能只是两个铜板的小生意，但是也有可能是高达两三万法郎的大生意。你还能看到专做橡木板材生意的老板坐在店堂门口，手指在不断地转动，嘴里嘀嘀咕咕地讲个不停。表面看起来，他只有一些制作酒瓶架的劣质板条，但是在码头那一边的工厂中，他的货源足够供应安茹地区所有的箍桶作坊的全部用料。

　　遇上好的年景，他可以算出箍桶匠们一共需要多少板材，而且计算得特别准确，误差绝对不超过一两块板材。阳光普照一天就很有可能使他一夜之间暴富，然而一场意外的暴雨却也可以使他破产。半天时间之内板材市价能涨到11法郎或者一下子跌到6法郎。

　　这里与都兰地区相同，天气的阴晴决定市场的兴衰。种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行的老大，都急迫地盼望着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最担心的是第二天天亮就听说夜里上了冻。他们害怕刮风，又担心下雨，更畏惧天旱，只盼着雨水、云彩以及晴朗的天气可以如人所愿地及时降临。晴雨表让人觉得时喜时忧，时而使人愁眉苦脸，时而又让人喜笑颜开。

　　这条街是索漠城里的“大街道”。“好一个黄金般的天气！”这一句话触动整条街每户人家全部都扳着手指算账。每个人都可能会对邻居说：“天上真是下金子了！下金子了！”他们心里明白：一会儿一道阳光，一会儿又一场阵雨，可能会带来多少好处。

　　在晴朗的天气，到了周末，就算没过中午，你也不要想买到一分钱的东西。这里讲究信用的生意人也有自己的葡萄园和耕地，他们要趁着好天气的时候到乡下去忙上几天。因此，买卖东西，以及收支盈亏，他们早已算计好了。平时这些商人完全可以用大半天时间来聊天胡侃，随心所欲地吹牛扯淡，背后散播流言蜚语，窥探别人的隐私。哪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一定会有人会问她的丈夫：炖鸡的火候是不是恰到好处？哪家的姑娘在窗口探一探头，一定躲不过一伙又一伙旁观人的眼睛。

　　总而言之，每家的生活简直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是黑乎乎、静悄悄让人没法看透的深宅大院，也隐藏不住一丁点儿秘密。每个人都像生活在露天中那样，每家每户在大门外吃午饭、用晚餐、斗嘴打架。他们对过路的外乡人评头论足，一个一个地分析。以前，刚到这儿来的外乡人总难免挨家挨户地被讥讽取笑，由此产生了一个个故事。擅长编造市井笑料的安茹居民也因此获得“牛皮大”的美誉。

　　在老城区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有这条街上最为气派的老宅子，过去这里住过一些头面人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所荒凉的老屋中。在法兰西淳朴民风日渐衰微的今天，这些房屋已成了世道人心尚且朴实的旧时代的遗证。沿着这条老街道一边走一边看，那些平时或许根本不足挂齿的小东西都很有可能唤起你思古的幽情，禁不住使人浮想联翩。你会注意到有一处拐角非常阴暗，葛朗台先生的公馆大门就位于这凹处的中间位置。假如不给你说一下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没办法明白，在当地把他家叫作“公馆”是多大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城里有很高的声望，但是那些在索漠城只是住过一些日子或从来没住过的人是不可能明白这种声望存在的原因的。当地也有人称呼他为葛朗台老爹，但是这样称呼他的人大部分年事已高，并且，人数正在日渐稀少。他在1789年的时候，是个特别有实力的箍桶匠，不仅能读而且能写，擅长算账。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时候，这一位箍桶匠仅仅40岁左右，刚刚和一位富有的板材商的女儿结婚。葛朗台用手头的现款加上妻子的陪嫁，凑到2000金路易，带着这笔钱直奔县政府。他用岳父给他的200枚面值可以双倍升值的金路易，从掌握重权又凶狠贪婪的共和政府官员手中，廉价买到区里最好的那几块葡萄地、一座修道院以及一些收成交租的土地。这笔交易尽管不公道，但却完全合法。索漠城的居民原本就没有什么革命意识，因此他们把葛朗台老爹当成了有勇敢作为的共和党，推崇新潮的爱国派。事实上，箍桶匠看中的只是葡萄园，但他还是被任命为索漠地区行政机构的委员。他息事宁人的处世作风对当地的政治以及商业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政治上，他袒护贵族，想尽办法阻止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在商业方面，他包揽供应共和军的一两千桶白葡萄酒，相对地，共和政府把原打算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地产，有好几片属于一家女修道院所有的肥沃草场，全部划归到他的名下，当作支付给他的酒钱。

　　拿破仑上台的前夕，葛朗台先生被任命为当地的市长。他把地方上的公务做得特别好，而他的葡萄收成更好。可恨的是好景不长，拿破仑上台之后，葛朗台先生一下子就被撤去职务，又变成了平民百姓。皇帝可不喜爱共和党，有“红帽子”嫌疑的葛朗台被其中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大地主替代了，此人之后在第二帝国时期曾经被晋封为男爵。丢掉官职之后，葛朗台先生并不惋惜，他当政的时候就为大众造福，修了好几条质量很好的公路，从城里直达他在乡下的产业。他的产业在丈量登记的时候占了很大的便宜，只需缴纳很少的税金。那些葡萄园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早已成了当地的“尖子”。“尖子”是个术语，专门指那些能生产极品佳酿的葡萄园。仅凭这个，他都有资格申请到荣誉团的勋章了。

　　这起免职事件发生在1806年，那时候葛朗台先生57岁，他的妻子31岁，他们爱情的结晶—唯一的宝贝女儿仅仅十几岁。也许是老天爷怜恤他丢掉官职，想给他一点慰藉吧，那一年他连续得到三笔遗产：第一笔是他的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第二笔是他妻子的外祖父拉倍特里埃先生的，第三笔是葛朗台自己的外祖母让迪央太太的。这三笔遗产数目一共有多少，没有人知道。三位老人生前视财如命，长期以来积金敛银，私底下把玩金银当消遣。拉倍特里埃把放债称作挥霍，总感觉守着金钱要比放高利贷更加实惠。因此索漠城的居民只能根据表面的收入，估算他们到底有多少积蓄。

　　在这不久之后，葛朗台先生就荣获新贵称号，那确实是我们这些人难得的殊荣，并且此后他成了引人关注的纳税大户。他经营的葡萄园一共有70公顷，碰到了好年景，能够生产七八百桶很好的葡萄酒。他还有另外的13处按年成交租的分种地以及一座老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和彩绘玻璃大窗全部用砖封死，这样不但可以免税，而且有利于保存。他还有另外八九十公顷草场，1793年他在那儿种了3000株白杨树。他目前住的房子也属于他私人的产业。

　　这些全部都是表面上的财产，关于他到底有多少钱，只有两个人知道大概的数目：一个是为葛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罗旭先生，另外的一个是索漠城里最富裕的银行家戈朗森先生。葛朗台先生只在他觉得最恰当的时候，才会私下里和戈朗森做一些挣钱的生意。在这里，如果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想要发财，就必须像克罗旭先生跟戈朗森先生那样。尽管他们口风很紧，向来守口如瓶、讳莫如深，然而从他们对葛朗台先生点头哈腰的媚态，就可以看出前任市长的家财很殷实。

　　索漠城里所有人都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一个堆满钱财的秘密金库，并且听说他每天深夜都要去察看那些成堆的金银，从中得到难以形容的满足感。视财如命的人更相信这事儿并非虚传，因为他们经常能看见葛朗台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似乎已经被染成金色的黄灿灿的目光。凡是习惯于靠利滚利赚大钱的人，总是免不了与色鬼、赌徒或马屁精一样，眼神中隐藏着一种飘忽不定的光，一副神秘莫测的表情。如果是同类人，一眼就可以认出来，这种息息相通的暗语就像是沉迷于酒色财气的人之间通用的行话。

　　葛朗台先生做生意十分精明，何时制作1000只酒桶合适，何时制作500只酒桶合适，他比数学家计算得还要精确。他做生意从来没有失过手，酒桶和葡萄酒的价格已经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什么时候卖酒，什么时候卖酒桶，他总是有如神助一般算得恰到好处，让那些随着市场的波动常常会变得慌不择路的小地主全部都望洋兴叹，因此葛朗台先生得到大家的一致敬重。1811年的收成确实令人伤心，但是那年他却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点卖出去，仅仅一次收成他就赚取了24万法郎。再说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就好像是猛虎、大蟒一样，他会暗暗潜伏在一处，长时间地满是耐心地观察猎物，只要时机一成熟，他便会猛然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一样的钱袋，把那些成堆的金币往里面装，接着就会安静地躺下，像一条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按部就班地消化那些吞下的食物。

　　无论他走到哪里，周围都不乏满怀钦佩的目光，人们对他既敬重，又怀有一些恐惧。在索漠城里，有谁没有尝过他利爪的滋味？甚至抓一下都会让你痛得入骨三分。有的人为了买地，找克罗旭贷款，贷款的利率是11%；有的人用期票到戈朗森那里去兑现，先要扣除一笔大得惊人的利息。市面上几乎每天都有人提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即使是晚上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谈论起他老人家。有人甚至觉得这位种葡萄的老手的殷实家产很值得当地人引以为荣。所以很多做生意的或开旅店的老板，常常会得意扬扬地在外地来的客人跟前吹嘘：“先生，我们这里百万元户有两三家，但是，葛朗台先生呢，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

　　1816年，索漠城里最精通计算的人做过统计，葛朗台先生的地产大概价值400万法郎。但是，从1793年到1817年，他每年还能收10万法郎的地租，这样一算，他手里的现金应该和他的不动产大致差不多。所以，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谈上一阵葡萄种植，最后说起葛朗台先生的时候，自以为聪明的人可能会说：“葛朗台老爹？应该有五六百万家产吧！”如果碰巧克罗旭先生或戈朗森先生在场，听见这话就会搭腔：“你倒比我还清楚，我都还从来没弄清楚过呢。”

　　如果巴黎来的客人说起罗启尔德或者是拉菲特等之类的银行巨头，索漠城的居民就连忙打听，询问他们是不是像葛朗台先生那样有钱。假如巴黎人付之一笑，不屑一顾地回答“是的”，索漠人就会面面相觑，不怎么相信地摇摇头。而庞大的家产让这一位富翁的一举一动都镀了金。即使以前葛朗台先生的生活有些古怪之处，并被人当作笑柄，那么现在，这笑柄早已过时得无人再提。葛朗台先生的言行现在已经成为人们判别是非的标准，他的举动似乎都是正确的，处处行得通，他的语言、衣着、姿势，甚至眨眼睛，都变成了当地人模仿的对象—所有人都像自然科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一样地去研究葛朗台先生，最后从他那日常行为中发现了神秘的不可言传的智慧之光。比如，有人说：“今年冬季一定会很冷，葛朗台老爹都已经戴皮手套了，赶快去摘葡萄吧。”或者就是说：“葛朗台购进了大量板材，今年酒的产量一定很可观。”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个星期给他送来足够的吃的，用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来抵租。他自己有一座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缴纳租金之外，还得去他家拿小麦帮他磨面粉，接着再把麸皮和面粉给他送回去。他家只有一个女仆，名字叫娜侬，虽然上了年纪，但每到周末还是要亲自烘烤供应一家人吃的面包。

　　葛朗台先生和租种他的菜园的菜农约定，让他们提供蔬菜。而水果，他果园里有的是，大部分还要拉到市场上卖掉。取暖使用的木柴，是从田园周围用作篱垣的矮树或者是半枯的老树上锯下来的。佃户们把那些乱枝截成烧火用的木柴，用车运进城里，还要替他在柴房里放好，只是为讨他说声“谢谢”。

　　城里人都知道，他平日里的全部开支无非是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穿着花销以及教堂座位的租金，还有女仆娜侬的工钱，买灯烛、为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以及农作物种植等的费用。他最近刚刚买了位于阿尔邦的一座树林，用一点儿钱作为工资，聘请了一位近邻帮他照看。由于购置了这片树林，他才吃上了野味。

　　他在生活上不是特别讲究，话也很少，平常只说一些简短的、现成的句子，小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从让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遇到必须长篇大论或讨论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马上就会变得结结巴巴、含糊其词，使人听起来非常吃力，并且不得要领。这种口齿不清、思路不明、前言不搭后语，还有废话连篇，越说越糊涂的情形，使别人觉得是他缺少教育所致，但事实上是他装出来的。在我们接下来的故事中，有几个情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碰到要应酬，需要解决生活上或者是买卖上的难题时，他总是搬出四句好像代数公式一样精确的口诀：“我不清楚，我不可以，我不愿意，那么等着瞧吧！”

　　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从来不会留下什么证明他说过这话的白纸黑字。别人跟他说话，他仅仅是淡淡地听着，右手托着下巴，肘弯支在左手背上面，并且不论什么事，他决定之后就绝不反悔。即使一笔微不足道的小生意，他也需要盘算很久。经过一番钩心斗角的谈论之后，在对方觉得自己的意图并未暴露，其实已经暴露的时候，他却说：“这件事情我得跟妻子商量商量，现在我还不能做出决定。”

　　他的妻子早已被他压迫成了百依百顺的奴隶，在生意方面却是他最管用的挡箭牌。他从来不去别人家做客，也从来不肯应邀赴饭局或者是请人吃饭。他从来不大声吵嚷，就像是什么都讲节俭，甚至连动作也是。他尤其推崇所有权，所以他绝对不乱动别人的东西。然而，虽然他说起话来柔声细语，举止稳重，但是箍桶匠的谈吐习惯依旧不免有所流露，特别是在家里的时候，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因为顾及体面而克制自己。

　　谈到身材与长相，他身高五尺，横阔，臃肿，腿肚子圆圆的，其周长足有一尺多长。

　　圆黑宽大的肩膀，圆而油光的脸，有麻点；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曲线，牙齿雪白；一双蛇一般的眼睛，脑门儿上布满皱纹，脸上堆满横肉，那些不知道轻重的年轻人在背后把他那头灰白的黄头发称为“雪里藏金”。他的鼻尖很肥厚，顶着一颗布满血丝的肉瘤，有的人另有所指地说那里面包藏着“一团刁钻的主意”。这副长相显示出他阴险的精明、从不感情用事的清醒以及百分百的自私自利。他的所有感情都专注于吝啬的乐趣以及对女儿欧也妮的爱怜。

　　欧也妮是他唯一的财产继承人，是他心中真正疼爱的宝贝。他的言谈举止，甚至走路的姿态，总而言之，他身上的所有都显示出一种自信，一种由于生意上无往不胜而形成的自信习惯。因此，葛朗台先生虽然外表看起来平易近人，骨子当中却有一股钢铁一般的硬脾气。

　　他的衣着从来不变。1791年是什么样子的装束，现在还是什么装束。很结实的鞋子，甚至连鞋带也是皮的；一年到头，他始终穿着黄褐两色交替的条绒背心，纽扣一直扣到下巴，外面套一件宽大的栗壳色上衣；脖子上系一条黑色领带，头上戴一顶宽边教士帽；穿一双毛织的袜子，还有一条栗壳色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扣上银箍；他的手套和警察的一样结实，用满一年零八个月以后才舍得更换新的；为保持干净，他有一个固定的手势，把手套放在帽檐的同一地方。对于这个人物，索漠城的居民所清楚的也仅仅只有这些了。

　　城里仅有六个居民有资格出入葛朗台的宅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克罗旭先生的侄子。自从这个年轻人担任了索漠初级法庭的庭长之后，他在克罗旭的姓名后面，又增加了“朋弗”这一称呼，并且力求让“朋弗”的名声大大超过“克罗旭”，他的签名改成了克·德·朋弗。倘若有冒失的律师依旧称他克罗旭先生，那么肯定要在出庭的时候后悔自己的冒失。只要是称他庭长先生的人都可以得到他的庇护，但是对称他德·朋弗先生的人他更是报以满意的微笑。

　　庭长先生的年纪是32岁，有一处名字叫朋弗的地产，一年收入7000法郎。他还在等着继承两位叔叔的财产，一位是克罗旭公证人，另外一位是克罗旭神父—图尔城里圣马丁大教堂的教士会成员，听说这两人都特别有钱。三位克罗旭仗着有很多本家弟兄撑腰，再加上与城里的二十来家沾亲带故，所以跟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相同，俨然组成了一个私党。而就像是梅迪契家族有宿敌帕齐家族一样，克罗旭叔侄也有他们的对头。

　　德·戈朗森太太有一个23岁的儿子，她时常热心地来陪葛朗台太太玩牌，是因为期待自己心爱的儿子阿道尔夫能与欧也妮小姐联姻。银行家德·戈朗森先生非常赞成妻子的深谋远虑，暗中时常送给老财迷一些好处，并总是可以在决战关头及时赶到前线。这三位戈朗森也有自己的同伴、本家弟兄以及忠实的盟友。

　　在克罗旭这一方，神父充当智囊，由当公证人的兄弟全力支持，寸步不让地和银行家太太的势力为敌，想把葛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庭长侄儿。克罗旭和戈朗森两家明争暗斗的目标，也正是欧也妮·葛朗台小姐，这件事在索漠城里早已是家喻户晓的热门话题。葛朗台小姐今后会嫁给谁呢？是庭长先生还是阿道尔夫？大家各执一词。

　　还有另外一种答案：葛朗台先生既不会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庭长，也不会把女儿许配给德·戈朗森少爷。很多人说，老箍桶匠野心特别大，想找个贵族院的议员做自己的女婿。一年30万法郎收入当作陪嫁，还有谁会计较葛朗台家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生意是不是体面？还有一些人却反驳说，德·戈朗森原本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阿道尔夫又是一个俊秀青年，除非葛朗台身旁有教皇的侄儿在向他求亲，要不然跟这种人家联姻他还不心满意足吗？他终归出身卑微，索漠城里有哪个人没见过他箍酒桶？更何况他还戴过“红帽子”。更有心计的人却提醒说，克罗旭·德·朋弗先生可以随时在葛朗台家出入，但是他的情敌却只能在星期天才能来。但又有人说，德·戈朗森太太和葛朗台家的女士，比克罗旭一家要亲密很多，这好像更容易实现目的。另一派却反驳说，克罗旭神父是天下最能言善辩的人，女人和僧侣斗法，刚好是棋逢对手，用索漠城里一个俏皮的人的话来说：“他们简直就是针尖对麦芒。”

　　根据当地详知内情的老人们的观点，像葛朗台老爹这么精明的人，绝对不会让家产落在外人的手中，因此索漠城的欧也妮·葛朗台小姐只会嫁给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非常红火的葛朗台先生的儿子。关于这种看法，克罗旭派和戈朗森派异口同声地驳斥：“首先，葛朗台老哥俩这30年来见面不超过两次。再者，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自己的儿子有更高的期望。他自己是巴黎城里一区之长而且兼任议员，同时又是国民卫队的上校和商务法庭的法官。他不承认索漠城的葛朗台和他是本家，只一心妄想地想要和拿破仑宠信的哪个公侯之家可以攀上姻缘。”

　　方圆七八十里，甚至在从安茹到布卢瓦的驿车里，人们一直议论不休，谈论到这位富豪的独生女的婚嫁，总有说不完的热情。1818年年初的时候，克罗旭派曾一度明显占了上风。一向以拥有花园、华宅、田庄、河流、池塘、森林而著名的弗洛瓦丰地产，价值最少为300万法郎。年轻的德·弗洛瓦丰侯爵因为急需现款，只好无奈地把它卖掉。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庭长以及克罗旭神父，在那些群党的帮助之下，想法子打消了侯爵分段出售的念头。

　　公证人劝慰侯爵说，要分段出售，必须得和投标人打数不清的官司才能够收齐他们应付的费用，反而不如卖给葛朗台先生一个人，他有能力买得起，并且能立即付钱。最终，公证人和侯爵做成这笔皆大欢喜的生意。因此，极好的一片风光秀丽的侯爵封地，被划入葛朗台先生的名下。索漠城的居民看见葛朗台先生办完手续之后，马上把打了折扣的价格一次性付清，都惊讶万分。这个消息一直传播到南特和奥尔良。

　　葛朗台先生搭他的老乡回家的便车，到弗洛瓦丰巡察新添置的地产。他以一个主人的身份看了一遍以后，回到了索漠城，估算出这一笔投资相当于放了一笔利息五厘的贷款，并随即萌生出一个更大的设想：把他所有的家当都归并到这片丰裕的地产上来，扩展这片侯爵领地。接着，为了重新填满几乎已经被掏光的金库，他决定砍伐掉他全部的树木、森林，把草场上种植的白杨树也全部当作木材卖掉。

　　人们把葛朗台先生的家叫作公馆，现在你应该掂量出这种叫法的重量了吧。这房屋惨淡无光、阴森凄冷，位于城区的上部，坍塌的城墙脚下。门洞的两根支柱和支柱之间的拱顶，和房屋是一个样子，也是由凝灰岩砌成的—这是卢瓦尔河边独有的一种白石头，质地非常松软，一般使用仅仅200年就废弃了。严寒酷暑在门洞的拱楣、侧壁腐蚀出无数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洞眼，从远处看去就好像是法兰西建筑常见的那种腐蚀斑斑的石料，又有些像监狱的大门。在门楣上面，有一块长条硬石的浮雕，上边的图案代表一年四季，图像早已被剥蚀得模糊不清，并且通体发黑。浮雕上面有一条接缝的石板，突出在外，上边野草杂生：有黄色的苦菊花、牵牛花、旋复花、车前草，还有一株已经很高的樱桃树。

　　褐色的大门是使用一整块橡木板做成的，处处都有裂开的缝隙，外表看起来很单薄，但其实很厚重，上边有一排排对称的钉子，形成一些图案。那扇大门的中间位置，开了一个装有铁栅的四方门洞，铁条排列得很紧密，并且上面已经生着红锈，似乎是给下边的门锤提供了安装的理由。门锤使用一个铁环吊在上边，锤头恰好敲在一颗大钉的头上面，上面雕着一张鬼脸一样的面孔。椭圆形的锤头和我们祖先称作傻瓜脑袋的钟锤很相似，就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一样。爱好考古的人如果仔细打量，也许会发现这锤头上还留有那时候五角形的痕迹，只是因为岁月久远了，花纹早已经被蚀平。

　　那一个小铁栅，在内战的时候本来是用来辨认来客的。现在那些喜欢东张西望的人，可以通过它看见黑黑的门洞和几级通往厚墙围住的花园的零落台阶，潮湿的墙面处处是淋漓的水迹以及丛丛野生的小树，看上去倒也别有情致。这墙曾经是城墙，邻近好几家的花园就筑在城墙附近。楼下最惹人注目的房间是进口正对着大门的客厅。

　　在安茹、都兰、贝里等小城中，客厅的重要程度外地人通常是体会不到的。它的作用可谓齐全，可以是穿堂、沙龙、书房、上房和饭厅，可以是家庭生活的中心，还可以是公用的起居室。

　　这里的理发师，每年固定来给葛朗台先生理发两次，地点都是在这个客厅里；佃户、本堂神父、县长、磨坊伙计来的时候，都是同样的待遇，在这儿受到招待。这一间房屋有两扇靠着街道的窗子，屋里铺着地板，四壁从上到下全部铺满灰色的护墙板，还镶嵌着一根根老式的分割线，顶上面的梁木裸在外面也被涂抹成了灰色，梁木间的楼板填上白颜色的棉垫，现在已经旧得发黄。

　　壁炉架是由工艺粗糙的白石质料点缀着的，一座镶嵌了螺钿图案的黄铜老钟立在上面，上方悬挂着一面发出绿光的镜子，边缘磨成显示厚度的斜面，把镜子的光反射到哥特式的镂花钢框的周围。壁炉两边各有一座金灿灿的黄铜烛台，供待客以及居家用，底座是镶铜边的蓝色大理石，上面矗立着好几枝玫瑰花形状的两用烛台，拿去这些盘子，底座就成了一个独立的烛台，这铜花暗然的大理石底座就成了日常使用的烛台。

　　老式的座椅包着花布，上面的图案是拉封丹的寓言，但是不知底细的人却看不出上面的内容，由于颜色褪尽，并且补丁盖补丁，以前的图案很难分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放着酒柜之类的柜橱，上边放有几层很油腻的隔板。其中一张破旧细木镶嵌的牌桌，放在两扇窗户中间的空地上，桌面上画着棋盘。在桌子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框四周用金漆的木刻花边点缀着，苍蝇肆无忌惮地叮在上面翩翩起舞，似乎已没有多少金漆留下了。

　　壁炉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两幅水粉肖像，据说身穿法兰西卫队中尉衔军官制服的，是葛朗台太太的外祖父，名字是德·拉倍特里埃先生；另外一幅是已故的让迪央夫人，坐在安乐椅上。两扇窗户都挂着图尔出产的红色粗麻布窗帘，两边使用大坠子的黄丝带吊起。这么奢华的装潢同葛朗台家的生活习惯非常不协调，原来这些都是买这所房屋的时候就有的，另外还有镜框、座钟、软垫家具以及粉红色的角柜，也都是买这所房屋时就有的。靠门的窗洞下面，放着一张藤椅，藤椅放在一个木座上，这是为了让葛朗台太太坐着就能够看见街上的行人。其中一张褪了色的桃木针线桌填补了窗下面的空间，针线桌边上就是欧也妮·葛朗台坐的小椅子。

　　15年以来，母女俩每天都在这里安静地消磨日子，手里一刻不停地做着针线活，从4月春暖，一直到11月冬天来临，年复一年。11月初，她们终于可以坐在壁炉前歇冬了。只有到11月1日，葛朗台先生才准许客厅里生火，而且一到3月31日就必须得熄灭，他既不管春寒也不顾初秋的凉意。女仆娜侬设法从厨房炉膛里掏出她特意保留下来的木炭，把它们放进烤火炉，以便让太太、小姐抵御初春和深秋时节犹存的寒意。

　　全家的内衣、被褥都由母女俩负责，她们全心全意像女工一样不停地劳作。就算欧也妮想给母亲绣一条挑花领子，也只能省下自己睡觉的时间，并且还得想方设法骗取父亲的蜡烛。这么多年老财迷始终都是亲自分发蜡烛给女儿和娜侬用，同样地，日常消费的面包和其他物品，也由他在每天早晨一一分发。

　　高个儿的娜侬可能是天下唯一能忍受主人这样苛刻对待的仆人，城里每户人家似乎都在羡慕葛朗台夫妇可以雇到这么好的女仆。由于她身高五尺八寸，所以人们都称她“大高个儿娜侬”。她在葛朗台家已经做了35年的时间。尽管每年的工钱只有60法郎，大家却觉得她是索漠城里最富有的女用人。一年60法郎，辛辛苦苦积攒了35年，现在居然有4000法郎存在公证人克罗旭那里，以备日后养老。这一笔长期的积蓄，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城里当女佣的，见到这个上了60岁的女仆吃喝有靠，个个眼红得很，却不知她养老的每一分钱都是当牛做马换来的。

　　22岁的时候，这可怜的姑娘因为长得实在太丑了，而始终嫁不出去。事实上这种看法有失公正：假如把她的脸安放到榴弹兵的脖子上，一定会被人赞不绝口。遗憾的是，这世界上还存在一个般配的问题。她原来在一户农庄里放牛，但是突然农庄失火，所以她丢了饭碗，可是她凭着一股一往直前的勇气，到城里来找差事。

　　那时候，葛朗台先生正想成家立业。他注意到了这个处处找不着活儿干的姑娘。他作为箍桶匠，只需一眼就能看出这个人的体力如何。他盘算了一下，认定这个体格像神话里的大力士一样强壮有力的姑娘十分有潜力。

　　她像一棵生长了60年的大橡树，根牢叶茂，而且膀大腰圆，后背四方，一双手就像是赶大车的，有一说一的诚实和她守身如玉的贞洁一样值得信任。她粗犷的脸上长满疣子，皮肤红得就好像刚煮熟的螃蟹，手臂上面青筋暴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

　　娜侬的这副模样却并没有使箍桶匠害怕，虽然他那时还是见色动情的年纪。他给这个可怜的姑娘衣服、鞋袜，供她吃住，还给她工钱，又不过分野蛮地对待她。大高个娜侬受到这样的善待，暗中居然感动得哭了，从此就一心一意地服侍箍桶匠。她把所有的家务全包了：做饭，蒸煮东西，下河洗衣服，洗完扛回来；她天刚亮就起床，直到深夜才睡觉；到了收割的季节，短工们的吃喝也全由她照顾，她还帮着监工，防备有人可能会抢走掉在地上的葡萄。她像狗一样忠诚于主人。总而言之，她对他忠诚得五体投地，主人的吩咐不管多么不合情理，她都言听计从，而且绝无怨言。

　　1811年是葡萄大丰收的一年，因为收葡萄特别辛苦，葛朗台咬牙赏给她一只旧表，那时候她已经整整为他工作了20年，这是她从主人那儿得到的唯一的礼物。虽然他常常把自己的旧鞋送给她穿（娜侬穿着很合脚），但是总不能把一双穿破的旧鞋当作礼物吧。可怜的姑娘那时候一无所有，变得尤其吝啬，让葛朗台像喜欢狗一样喜欢她；娜侬也乐意伸出脖子任由主人套上带刺的颈圈，时间一长，也久扎不疼了。

　　就算是葛朗台分发面包的时候切得很薄，娜侬也从来不抱怨，她很赞同主人家这种控制饮食的方法，也乐于分享因为这种饮食方式得到的健康方面的好处，他们也确实没怎么生过病。再说，娜侬已经完全跟这家人打成了一片，葛朗台笑的时候，她也就会笑。她很高兴能跟主人一起发愁、挨冻、取暖、做事儿。受到这种平等的待遇，让她觉得自豪、快乐。

　　她在果树下捡到一些杏子、桃子、枣子吃的时候，主人也从不责骂她。如果遇到水果大丰收，果子把树枝压弯，佃户们不得不用水果喂猪时，葛朗台表现得更大方，招呼娜侬：“吃吧，吃个够，娜侬。”

　　从小就一直被瞧不起的农村女子，终于遇到别人发善心被收留下来，她看到葛朗台老爹含义模糊的笑容，简直像看到灿烂的阳光一样心花怒放。娜侬心地单纯、头脑简单，仅仅只有一种感情，一个心眼儿。35年以来，她总是看到自己站在葛朗台先生的面前，光着脚，身着破烂衣裳，听箍桶匠对她说：“你心里想要什么呀，我的孩子？”但是她的感激之情一直像当初一样从来不曾变过。

　　有好几次葛朗台先生想，这可怜虫一直以来从没听到过一句赞扬的话，也不知道她能引起男人什么样的感情，以后被召到上帝面前时，她一定会比圣母马丽亚更纯洁。想到这些，葛朗台动了恻隐之心，望着她，禁不住说了句：“真是一个可怜的娜侬！”

　　女仆听到这一声感叹，总是用一种很难形容的目光看着他。这感叹一直以来构成一条牢靠的友谊链，每感叹一次就好像给这链条又增添一环。葛朗台内心深处的这种怜悯之情定然让老姑娘感激涕零，但是其中也总有些不知来由的恐怖成分。这种唯有财迷才有的残忍的怜悯，固然唤起了老箍桶匠自身的种种快感，但是对于娜侬而言，却是她所有的幸福。任何人都可能会叫一声“真是一个可怜的娜侬”啊，但仅仅只有万能的上帝，才能够从语气的抑扬顿挫以及所流露出的惋惜之情当中听出究竟谁才是怀有真正慈悲心肠的人。

　　在索漠城，很多人家对待用人很好，用人却依旧对主人不满。因此就产生了下边这种议论：“葛朗台他们是怎么对大个子娜侬的？她为何会那么忠心？甚至愿意替他们卖命！”

　　厨房装着铁栅的窗户对着院子，里面始终干净、整洁、冷清，名副其实是守财奴的厨房。什么东西都不会被浪费掉。娜侬洗完碗盘，把剩菜收好，把灶内的火熄了，就到与厨房隔着一条过道的客厅去，坐在主人们的身边织麻。一支蜡烛就已经足够全家人整晚的照明。娜侬睡在过道尽头一间小黑屋里面，只有破损的墙洞漏进一点光，躺在这种洞穴一样的房间里，她结实的身子居然毫无损害。她在那里能够听见这个家里任何一点一滴的动静，并且像警犬一样，竖着耳朵睡觉，睡梦中都不忘守夜。这幢房子里的其他部分，待故事发展到那儿的时候再做描述。可是对全家最豪华的那间客厅的描画，已经足以让人想象出楼上的寒酸了。

　　1819年11月中旬的某一个傍晚，大高个娜侬才开始生火，因为那年秋天一直都比较暖和。那天也刚好是克罗旭党和戈朗森派都记得很清楚的日子。双方的六位主角打算全副武装到葛朗台家的客厅开始交锋，攀比一下谁跟这家人的交情深。

　　索漠城里的居民大早上就看到娜侬紧跟在葛朗台太太以及小姐的后面，去教区的教堂做弥撒，他们都清楚那天是欧也妮小姐的生日，因此，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神父以及克·德·朋弗先生计算好了葛朗台家吃完晚饭的时间，抢先在戈朗森一家前面，前去祝贺葛朗台小姐的生日。人人都捧着从小花坛当中采来的大束鲜花。庭长的那一束鲜花被精心地系上了带着金黄色的流苏白缎带。

　　那天早晨，葛朗台先生按照惯例像以前欧也妮过生日以及命名日一样，在她还尚未起床的时候就闯进她的房间，很郑重地送给她一件父亲的礼物，这是13年来的老规矩—送给她一枚珍贵的金币。葛朗台太太一般是送给女儿一件冬天或者是夏天穿的连衣裙，这需要看是什么节日，一年两件连衣裙，另外加上父亲在圣诞和节日里送给她的金币，她年年的收入加起来有五六百法郎。葛朗台特别高兴看见她都攒着。这样，他的钱不就相当于换个储钱罐放着吗？更重要的是，简直相当于手把手地教女儿学会吝啬。他有时候要过问女儿存下了多少金币，中间一部分是从葛朗台太太外祖母那儿继承下来的。

　　他说道：“这是你以后陪嫁的压箱钱。”

　　在贝里、安茹一带，姑娘出嫁的时候，娘家或者婆家要送给她一笔钱，或者12枚，或者144枚，或者1200枚金币或银币。最贫穷的牧羊姑娘出嫁的时候也要有压箱钱，即使是用铜钱充数。据说伊苏屯有个富家千金出嫁，压箱钱是144枚葡萄牙金币，不知道是娘家给的还是婆家给的，不管怎样至今人们还常常谈起这件事情。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出嫁的时候，她的叔叔—教皇克莱芒七世送她一套当时的金币勋章，价值连城。

　　吃晚饭时，父亲看见欧也妮穿了一身新衣裳，显得特别漂亮，便非常高兴地说道：“因为是欧也妮的生日，我们今天就生火！暖暖和和图个吉利。”

　　“小姐今年准有喜事，应该成亲了。”大高个娜侬撇下桌上没有吃完的鹅肉，这样说道。鹅是箍桶匠家餐桌上稀有的山珍。

　　“索漠城里没有比较合适的人家呢。”葛朗台太太在一旁接茬儿说道，接着胆怯地看看丈夫。她这个年纪，还是这样小心翼翼，可以想象她完全听丈夫的话，可怜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葛朗台把女儿细细打量了一遍，高兴地嚷道：“她今天过23岁的生日，这孩子，到了我们操心的时候了。”

　　欧也妮和她的母亲心领神会地互相看看，没有说话。

　　葛朗台太太是一个干瘪瘦弱的女人，皮肤蜡黄，行动迟缓笨拙，好像生来就逆来顺受似的。她大骨骼、大鼻子、大额头、大眼睛，一眼看过去，好像是既无汁水又无味道的干瘪果子。发黑的牙齿已经所剩不多，嘴巴周围布满细密的皱纹，下巴好像一只鞋头往上翘起的木靴一样。她为人特别好，真不愧是拉倍特里埃家的后代。克罗旭神父一找到机会就夸她曾经是如何如何美丽。葛朗台太太像天使一般温柔，像被孩子们玩弄的昆虫一样不知道反抗，虔诚得更是少见，平静的心境绝对不会被扰乱，所有人都可怜她、敬重她。

　　丈夫交给她的零花钱，始终没有超过6法郎。尽管她长相可笑，但是她的陪嫁以及她继承到的遗产，给葛朗台老爹添加了30多万法郎，不过她却始终诚惶诚恐地活着，就好像寄人篱下似的。温柔的天性不准许她反抗，她也始终不要一分钱，克罗旭公证人需要她签署什么文件，她也从来不提出什么疑问。支配这个女人行为的，仅仅只有闷在肚子里的那股愚不可及的傲气，以及始终不被葛朗台理解却一直承受他伤害的慷慨胸怀。

　　葛朗台太太一年到头穿一身洗得泛白的连衣裙，披一条棉质的白围巾，还有戴一顶草帽，一条黑色塔夫绸围裙似乎总是系在胸前。她很少出门，这样省下不少鞋钱。总而言之，她从不会为自己要求点什么。因此，葛朗台有时候良心发现，想到距离上一次给她六法郎的时间太久了，于是就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契约里面标明，让买主给他太太一些回扣。于是购货的荷兰人或者是比利时人掏出的五枚金路易，就成了葛朗台太太最可观的收入。

　　但是，当她收下那属于她的五枚金路易的时候，她丈夫就好像算公账一样经常对她说：“借点钱给我，好吗？”可怜的妻子自然乐意为丈夫服务。她的忏悔师跟她说，丈夫就是她的老爷、她的主人，因此在冬闲的时候，她总是要从所得的微薄收入中拿出一些金币来借给他。

　　葛朗台从钱袋里面掏出五法郎的硬币，作为平常零用以及供女儿买针线服饰花销的月钱。系上钱袋以后，他总是不忘问妻子一声：“你呢，孩子她妈，你想要买点儿什么吗？”

　　“亲爱的，”葛朗台太太顿时感觉到一种做母亲的尊严，因此高兴地回答说，“过些时候再说吧。”

　　这样伟大的牺牲真的是白费！葛朗台自以为对太太十分慷慨。哲学家们如果遇到娜侬、葛朗台太太和欧也妮这样的人，是不是就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上帝的本质，从根本上说是嘲弄人的呢？在第一次说起欧也妮的婚事那顿晚饭之后，娜侬到葛朗台先生的房间取了一瓶果子酒，下楼的时候差点摔倒。

　　“愚蠢的东西，”葛朗台先生骂道，“难道你也会摔跟头吗？”

　　“先生，是因为楼梯不太好呀。”

　　“她说得很对，”葛朗台太太说道，“你早就应该找人来修修了。昨天，欧也妮险些扭了脚腕。”

　　“好吧，”葛朗台看见娜侬面色惨白，对她说道，“今天刚好是欧也妮的生日，你又差点摔倒，那么你就喝一小杯果子酒压压惊吧。”

　　“天哪！我这杯酒简直是拿命换来的，”娜侬说道，“如果是别人，这瓶酒早就摔碎了，但是我宁可摔断脖子，也要保住这瓶酒。”

　　“真是可怜的娜侬！”葛朗台边说边为她倒一小杯酒。

　　“摔疼了吗？”欧也妮看着她，关心地问。

　　“没有，我腰一挺就站住了。”

　　“好！因为今天是欧也妮的生日，”葛朗台说道，“那么我就去为你们修修楼板吧。你们从来不会拣结实的地方落脚！”

　　葛朗台把蜡烛拿走了，让妻子、女儿以及女仆坐在除了壁炉里面烧得通红的火苗之外别无亮光的黑暗当中。他到烤面包的小房间里面去找一些木板、钉子以及木工工具。

　　“需要我们帮忙吗？”娜侬听到楼梯那边传来敲敲打打的声音，高声喊道。

　　“不需要！不需要！我自己完全可以应付得了。”老箍桶匠回答说。

　　葛朗台在亲自修补楼梯的时候，想到了年轻时候的往事，不由自主尖声地吹起口哨来。这时候，克罗旭叔侄来敲门了。

　　“是克罗旭先生吗？”娜侬把脸凑到铁栅上望了一眼，问道。

　　“是啊！”庭长答道。

　　娜侬把大门打开，借着壁炉的光亮，三位克罗旭先生才看清楚了正屋的门口。

　　“啊！你们是为祝贺小姐生日而来。”娜侬嗅到了花香，高兴地说道。

　　“对不起啊，各位，”葛朗台听出了客人说话的声音，于是朝外间叫道，“我马上就来！不要见笑，我自己在修理楼梯踏板呢。”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葛朗台先生。小小煤炭匠，在家当市长！”庭长咬文嚼字地说完之后，一个人哈哈笑起来，并为无人明白他的影射而扬扬得意。

　　葛朗台太太和小姐起身迎接客人。庭长趁屋里光线暗淡，偷偷对欧也妮说：“请准许我，小姐，在你生日的时候，祝你永远开心，身体健康！”

　　他献上一大束索漠城里稀有的鲜花，接着握住女继承人的手臂，在她的脖子两边吻了两下，那副得意的神情把欧也妮羞得无地自容。庭长就像是一颗生锈的大铁钉钉住了欧也妮，自以为这就是求爱。

　　“不要拘束，”葛朗台走过来，说道，“过节的时候就该尽兴一下，庭长先生。”

　　“但是，”克罗旭神父捧着一束鲜花答道，“和你女儿在一起，我侄子感觉天天都像在过节一样。”

　　神父亲了一下欧也妮的手。克罗旭公证人则一点也不客气，吻了一下姑娘的面颊，说：“真的是岁月不等人，年年催人老啊！”

　　葛朗台把蜡烛放到座钟跟前，他如果觉得哪句笑话有意思，那么就会一直反反复复地说个不停。他接过公证人的话头，说：“今天托欧也妮的福，我们也来个大放光明吧！”

　　他十分小心地摘下烛台上的所有杈枝，给灯座装上了托盘，又从娜侬手中接过一支卷在纸筒里的新蜡烛，把它插到烛座洞里之后点亮，接着坐到妻子的旁边，把那三位来客、女儿和两支蜡烛挨个儿地看一遍。克罗旭神父肥胖矮小，全身赘肉，茶红色的假发套平塌塌地贴在脑袋上，活生生像个爱说笑话的老太太。他把穿着一双银搭扣的结实皮鞋的脚朝前一伸，说道：“戈朗森家没有人来吗？”

　　“还没有来。”葛朗台答道。

　　“他们还会来吗？”老公证人扭动着那一张阴沉的脸问道。他那张布满麻坑的脸就像一把漏勺。

　　“我想他们应该会来的。”葛朗台太太说。

　　“你们的葡萄现在已经收完了吗？”德·朋弗庭长问葛朗台先生。

　　“全部都收完了！”葡萄园主说着，然后站起身，在客厅来来回回地踱步，并且像他说“都收完了”那句话那样，很得意地挺直胸。从与厨房连接着的过道那边的门望过去，他看到娜侬坐在炉旁边，点燃了一支蜡烛，打算织麻。娜侬不想打扰主人们过节。

　　“娜侬，你最好还是灭了灶火，熄了蜡烛，到我们这儿来好吗？真是活见鬼！客厅里这么宽敞，还担心挤不下一个人吗？”他踱到过道里叫道。

　　“但是，先生，你现在有客人呀。”

　　“你哪个地方不如他们？他们跟你一样，全部都是上帝创造的。”

　　葛朗台又回到庭长身旁，问道：“府上的收成卖掉了吗？”

　　“没有，说实话，我存心不卖。现在酒价尽管不错，但是放上两年，价格还会比现在更高。你知道的，地主们全部都发誓要推行按质议价。今年，比利时人没法再占我们的便宜了。他们这一次不买，哼！下一次还得来买。”

　　“对，但是我们要齐心。”葛朗台的语气，反而叫庭长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会和他们暗中谈判吗？”克罗旭心里猜测着。

　　这时候，一声门锤宣告德·戈朗森一家三口一起驾到，葛朗台太太和克罗旭神父刚开了头的话题就此中断。

　　德·戈朗森太太是那种十分矮小，但是热情的女人，皮肤白里透红，她过着修道院式的外省生活，律身严谨，尽管已四十岁左右，但是依旧保养得很好。这样的女人就像是暮春时节迟开的玫瑰，花瓣之间透出一股说不出来的凉气，香味清淡。她的穿戴特别讲究，衣服都是巴黎最新款式，索漠城里的时装都以她为风向标，她还常常在家里举行晚会。

　　她的丈夫以前在帝国禁卫军中当过军需官，在奥斯特利茨战役当中受了重伤，所以退伍回家。尽管他对葛朗台着实看重，不过始终不失豪爽的军人本色。

　　“你好啊，葛朗台。”他一边说着，一边向葡萄园主伸过手去，并且端起架子，他一直以这种姿态来显示自己比克罗旭叔侄优越。

　　“小姐，”他招呼过葛朗台太太以后，又接着对欧也妮说，“你一直这么美丽娴静，我简直想不出还能祝你得到什么美德。”说完，他从仆人的手中接过一只小礼盒，把它送给欧也妮，盒子里装的是一棵好望角的石南花，是最近才托人带到欧洲来的，极其罕见。

　　戈朗森太太亲热地吻了一下欧也妮，抓着她的手，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让阿道尔夫把它献给你吧。”

　　一个身材高大的金发青年来到了欧也妮的跟前，亲了一下她的脸颊，献上一只纹章考究的镀金针线盒，上面还刻着哥特体的两个字母E.G，代表欧也妮·葛朗台的名字。

　　盒子看起来做工精细，实际上是件十足的赝品。阿道尔夫苍白、娇弱，举止非常文雅，外表看上去有点羞怯。他现在在巴黎学习法律，除了膳宿以外，刚刚花掉了上万法郎。

　　欧也妮把针线盒打开，不禁惊喜万分，那是一种让姑娘害羞脸红、高兴得止不住全身哆嗦的快乐。她回头看看父亲，似乎在问，能不能够收下这份厚礼。葛朗台先生说了一句：“收下吧，孩子！”那语气足够让一个演员顿时成为名角。克罗旭叔侄三人看见欧也妮那么高兴，用一种兴奋的目光看着阿道尔夫·德·戈朗森，似乎得到无价之宝一样，不由得瞠目结舌。德·戈朗森先生给葛朗台抓了一撮鼻烟，他自己也捏了一点塞进鼻孔，掸了一下落在蓝色上衣扣眼旁边的荣誉勋章绶带上的烟末，接着抬眼瞧了一眼克罗旭叔侄，那表情似乎在说：“嘿！看我的功夫！”

　　戈朗森太太对着插在蓝花瓶里面克罗旭叔侄带来的鲜花好好打量了一番，装作专门寻找克罗旭他们的礼物一样。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克罗旭神父抛开围坐在炉火前面的众人，和葛朗台直接走到客厅的另一头离戈朗森夫妇最远的窗子旁边，靠近守财奴的耳朵说：“那几位差不多在把钱往窗外扔。”

　　“那有什么？反正是扔进我的地窖。”葡萄园主答道。

　　“就算你给女儿打一把金剪刀也打得起。”神父说道。

　　“我给她的东西可比金剪刀还要珍贵。”葛朗台说。

　　“我的宝贝侄子简直是笨死了！”神父看着庭长，心里这样想。只见庭长头发蓬乱，让猪肝色的脸更加难看，他想：“他难道想不出点讨人喜欢的主意吗？”

　　“葛朗台太太，我们玩牌吧。”德·戈朗森太太说道。

　　“今天所有的人都到齐了，足够开两桌呢……”

　　“今天是欧也妮的生日，大家都玩摸彩的游戏吧，”葛朗台老爹说道，“让这两个孩子也高兴一下。”老箍桶匠从不参加什么赌局，他说的两个孩子指的是自己的女儿以及阿道尔夫。

　　“来，娜侬，赶快把桌子摆上。”

　　“我们来帮你，娜侬小姐。”德·戈朗森太太饶有兴致地说。她获得了欧也妮小姐的欢心，自然高兴极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财主的独生女对德·戈朗森太太说道，“我也从没有收到这么华贵、漂亮的礼物。”

　　“这是阿道尔夫从巴黎带回来的礼物，而且还是他亲手挑选的呢。”德·戈朗森太太悄悄地在她耳边说道。

　　“好，好，你去拉拢人心吧，真是诡计多端的懒婆娘！”庭长心里想着，“总有一天你有官司会落到我的手里，你也好，或者你丈夫也好，你们肯定没有好下场。”

　　公证人坐在一边，泰然自若地望着神父，心里想：“德·戈朗森一家只是瞎折腾。我的家产，包括我兄弟的，以及我侄子的，加在一起有百十来万。戈朗森的家财不管怎样也不到一半。他们也有女儿需要出嫁，喜欢送什么礼就送吧。但是欧也妮小姐和他们的礼物，最后都会落到我们的手里。”

　　八点半的时候，两张牌桌已经摆好了。美丽的德·戈朗森太太终于把儿子安排到欧也妮的身边。此时登场的人外表很平静，实际上都一心盯着钱。人人手中拿着标有号码的花纸板以及蓝色玻璃色子，似乎都在听老公证人说笑话—他每抽一个号总是要说句玩笑—事实上却都在打着葛朗台的几百万家当的主意。

　　老箍桶匠对踌躇满志的德·戈朗森仔细打量一番，望着他太太时尚的打扮，望着银行家威武的面孔，又望着阿道尔夫，再望望庭长、神父以及公证人，心中总算明白：“他们都是为了我的钱才来的，为了我的女儿他们来这儿耗着，咳！我的女儿才不会嫁给他们呢。但我可以利用他们来钓更大的鱼！”

　　在那间只点了两支蜡烛的昏暗的旧客厅里面，这群人竟然笑声不断。娜侬织麻的纺车吱吱呀呀，就好像是在给笑声伴奏。但是这中间只有欧也妮跟她母亲的笑才算是由衷的，小人物的心胸都在关心具体的利益。年轻的姑娘在友好的氛围当中，无法分辨那些奉承、恭维都只是圈套，她就像是被人下了高价赌注的目标，和枪口下面的小鸟没有太大区别。这一切，使这一幕闹剧显得更加滑稽可笑。这原本是各时各地都在上演的闹剧，只是在这里上演得最露骨而已。葛朗台利用两家人的假殷勤来谋取巨利，他的意志统治全剧，并且点明主题。他不就是现代人所相信的唯一的上帝—法力无边的金钱—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体现吗？

　　人性的温情在这里只是次要地位，它只能够感动娜侬、欧也妮以及她母亲这三颗纯洁的心灵。她们如此天真，如此无知！欧也妮跟她母亲压根儿不知道葛朗台有多么大的产业，她们判断事物只是凭自己少得可怜的经验，不看重金钱，也不看轻金钱，她们已经习惯了手头没钱。她们的感情，虽然无形中受到伤害，却依然非常强烈，她们生存的这一点奥秘使她们与这群唯利是图的小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人的处境多么不可思议呀！所有的快乐都来自蒙昧。

　　葛朗台太太居然中了16个铜板的大彩，这真的是破天荒的大彩，娜侬看着太太把这一大笔彩金装进口袋，打心眼儿里替女主人感到高兴。这时候，大门口突然传来铁锤敲击门的声音，呼的一声巨响把女士们吓得从椅子上跳起来。

　　“这样的敲门方式肯定不是本地人。”公证人说。

　　“怎么可以这样敲门啊？”娜侬说，“难道是想把门砸烂吗？”

　　“是哪一个混账东西！”葛朗台吼道。

　　娜侬拿起两支蜡烛中的一支，走出去开门，葛朗台跟她一起去。

　　“葛朗台，葛朗台！”他的妻子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

　　赌桌上的人全部面面相觑。

　　“我们一块儿去瞧瞧发生了什么事，”德·戈朗森先生说道，“这样敲门像是不怀好意。”

　　德·戈朗森先生隐隐约约地瞥见一个年轻男人，后边跟着驿站的脚夫，手里提着两个大行李箱，拖着一些铺盖走进大门。这时候葛朗台却忽然转身，对太太说：“你们自己玩你们的，太太，我来招待客人。”

　　说完之后，他就从外边关上客厅的门。躁动的客人全部都回到原位，但是并没有继续玩下去。

　　“那是索漠城里的人吗？”德·戈朗森太太询问她的丈夫。

　　“不是，是从外地来的。”

　　“对，一定是巴黎来的。”那个公证人掏出一只两指厚、形状好像荷兰战舰的老怀表，看了一下，说：“真的是！这会儿九点钟。讨厌！交通局的驿车倒是从不误点。”

　　“来的是一个年轻人吗？”克罗旭神父问道。

　　“对，”德·戈朗森先生回答说，“他带来的行李最少有300公斤。”

　　“娜侬为什么还没有进来呢？”欧也妮问。

　　“或许是府上的亲戚吧！”庭长说道。

　　“我们玩我们的。”葛朗台太太提高嗓门儿，开心地叫道。

　　“听葛朗台先生说话的语气，我听出来他心里不高兴。可能他不喜欢我们议论他的事情。”

　　“小姐，”阿道尔夫对坐在他身旁的欧也妮说，“那人肯定是你的堂弟。我在涅切戈先生家的舞会上看见过他，十分英俊的年轻人……”阿道尔夫忽然住口不再说了，这是因为他的母亲踩了他的脚，高声地让他拿出两个铜板下注。她又附在他耳边小声说：“赶快闭嘴，真是大傻瓜！”这时葛朗台走进客厅。大高个娜侬并没有跟在他进来，她如脚夫一样的脚步声在楼梯上面咚咚地响着。跟在葛朗台后边的，是几分钟之前吸引每个客人注意力的那个不速之客。他的到来，就像一只蜗牛跌进蜂窝，又好像是一只孔雀闯进农家低矮的鸡窝。

　　“到壁炉这里来烤烤火吧。”葛朗台对他说道。

　　年轻客人在落座之前先向大家十分有礼貌地鞠了一躬。男士们全部都欠身还礼，太太们则点头回应。

　　“你觉得冷吗，先生？”葛朗台太太问道，“你是从……”

　　“真是啰唆！”正在读信的老箍桶匠抬起眼睛，把太太的话打断，“让他先休息一下吧！”

　　“但是，父亲，客人也许有什么需要呢。”欧也妮说。

　　“他自己会主动要的。”葡萄园主厉声答道。

　　这场面只有那位客人觉得意外，其余的人早已经习惯了老头儿的蛮横。但是，客人听见母女俩同老头儿的两次对话，非常不安，不由得站起身，背朝着壁炉，抬起一只脚烘烤靴底，并且对欧也妮说：“堂姐，谢谢关心，我在图尔吃过晚饭后过来的。”他又望着葛朗台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一点儿也不累。”

　　“您是从巴黎来的吗？”德·戈朗森太太问道。

　　查理—这位巴黎葛朗台先生儿子的名字—听见有人问他，就拿起那片用一条金链拴在领子上的镜片，夹在右眼前面，望着桌上的东西，又望望桌子周围的人，居然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十分无礼地把眼镜向德·戈朗森太太照了一下，等他看清房间里面的一切以后，才答道：“是的，太太。”

　　他又朝葛朗台太太说：“你们是在玩摸彩吧，伯母，请你们接着玩吧，那么有意思的游戏，不玩真是太可惜了。”

　　“我早猜出他就是那个堂兄弟。”德·戈朗森太太一边说，一边向巴黎客人抛去一串媚眼。

　　“47，”老神父失声叫道，“记分呀，德·戈朗森太太，这不是您的号码吗？”

　　德·戈朗森先生把色子放到太太的纸板上面。德·戈朗森太太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牵住了心思，一会儿望着巴黎新来的客人，一会儿又望望欧也妮，竟然忘了摸彩。年轻的姑娘时不时地瞟自己的堂弟一眼，银行家太太从她的目光当中觉察出一种“兴趣”，那是一种越来越惊奇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