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了母亲，后悔没有早点儿告诉她。我们才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既尴尬又危险的境地里。如果船长有钱的话，他的钱当然归我们所有。但是船长的那些同伴们，特别是我见过的黑狗和瞎子，他们一定不会放弃这笔钱财的。但如果我按照船长的嘱咐，马上骑马去找利夫西医生，我的母亲会被单独留下，实在是毫无保障。看来，我们两个都不能待在这房子里了。不论是煤块烧尽掉落的声音，还是钟表走动的声音，都让我们提心吊胆。我们耳中总是传来走近的脚步声。我一看到船长的尸体还躺在客厅地板上，就担心那个瞎子会随时回来，吓得我魂不附体。我们马上做出决定——一同去附近的村子里求助。说着，我们就跑出了店门，走入寒冷的浓雾中去。

　　村子在临近海湾的另一头，虽然从这里看不见，却相距不远。我们的路程跟那个瞎子来的方向刚好相反，应该不会碰上，这令我壮大了胆子。我们虽然一路上拉着手走走停停，却没花费太多时间。我们注意倾听周围的声音，但除了微波拍打海岸和林鸟啼叫的声音外，就没别的什么了。

　　当我们到达临近村子时，各户人家的灯已经亮了，窗户里透出了橙黄色的灯光，这让我感到万分激动。这里是唯一能帮助我们的地方了，但无论男女老少都不愿跟我们一起回到本葆海军上将旅店去。我们越是诉说我们遇到的麻烦，村民们就越往屋子里退缩。我虽然不熟悉弗林特船长的名字，但对村里的人来说却一点儿不陌生，并使他们感到恐慌。有些在外种地的人想了起来，他们曾到过本葆海军上将旅店那边，在路上看到过几个陌生人，当时大家以为他们是走私客，就四处逃散了。不过,有一个人看到在基特海湾处有一艘小帆船。只要说是弗林特船长的伙伴，就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最终，有几个人愿意和我们骑马去找利夫西医生，但没有人愿意帮我们守卫旅店。

　　虽然怯懦是会传染的，但争辩可以鼓舞人心。当大家发表完自己的看法后，我的母亲对他们讲了这样一番话。她说她不愿意让应当属于她孩子的钱落入他人之手。“你们没人敢去的话，”她说，“那我和吉姆去。我们顺着原路回去，不再麻烦你们这些胆小如鼠的人。即使丢了性命，我们也会打开那个箱子。克罗斯利太太，请借我们一个袋子，我打算用来装应当属于我们的钱财。”

　　当然，我会和母亲一起回去。他们为我们的勇敢而惊呼起来，但还是没有人愿意跟我们一起走。他们只是借给我一把已经装好子弹的手枪，让我们用来防身；还答应给我们准备马匹，让我们用来躲避追逐。同时，派一个年轻人骑马去找医生寻求援助。

　　我和母亲在这个寒冷的夜晚冒险出发之时，我感到心跳加速。一轮通红的满月从雾气的上方冉冉升起，这使我们加快了步伐。因为当我们再从家返回村子时，天就开始亮了，我们会暴露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我们顺着篱笆悄无声息地迅速前行，一路上并没遇到能加剧我们内心恐惧的东西，直到走进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大门，才松了一口气。

　　我立刻把门锁好，站在黑暗中喘息着。旅店里只有船长的尸体陪着我们。母亲从酒吧台里拿了根蜡烛点亮，然后我们拉着手走进了客厅。船长的姿势还是跟我们离开时一样，脸朝天、睁着眼睛，向外伸着一只胳膊躺在那里。

　　“吉姆，拉上窗帘，”母亲小声地说，“否则他们来了能在外面看到我们。”等我拉好窗帘后，她说，“我们得从船长身上找到钥匙，可谁敢碰他呢？”说着，母亲开始啜泣。

　　我立刻跪在地上，在他手边的地方找到一个一面涂成黑色的小圆纸片。我断定这就是黑券，于是捡起了它，发现另一面整洁、清晰地写道：“今晚十点前交出来。”

　　“妈妈，他们今晚十点会来。”我说。就在这时，家里的老钟打点了。突如其来的响声让我们吓了一跳，不过还好是六点钟。

　　“赶快，吉姆，”她说，“找钥匙。”

　　我翻遍了他的口袋，只找到几枚硬币、一个顶针、几根大针、一些线、一支咬过的烟草卷、他的那把短刀、一个袖珍罗盘和一个火绒盒。我开始感到沮丧。

　　“会不会挂在他脖子上了？”母亲提醒道。

　　我不情愿地扯开他衬衫的领子，脖子上果真挂了一条油腻腻的绳子。我用他的短刀将绳子切断，取下了拴在绳子上的钥匙。找到了钥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和母亲赶快上楼，进入那间他住了很久的屋子里。船长的箱子自从他住进来时，就一直放在那里。

　　船长的水手箱和其他水手的箱子一样。盖子上有用热烙铁烙上的名字的首字母“B”，箱子角有些磨损和裂纹，一看就是长期没有爱惜地使用。

　　“吉姆，把钥匙给我。”母亲说。虽然锁眼有些生涩，但可以转动钥匙。箱子被我们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柏油和烟草的味道扑面而来，但面上是一套材料优良的好衣服，看起来干净整齐。母亲说这套衣服应该还没穿过。衣服下面放了许多东西：一个象限仪、一个锡制小罐、几条烟、两把精致的手枪、一根银条、一块西班牙的老怀表、一些不值钱的外国制造小饰品、一对镶黄铜的罗盘和五六个西印度群岛的珍奇贝壳。从那时起，我就在想：他为什么要带着这些贝壳度过他罪恶、漂泊、被追逐的一生？

　　除了那根银条和小饰品外，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况且这两样东西也不是我们想要的。再往下面找，有一件被海盐浸得发白的旧航海斗篷，母亲嫌弃地把它拿了出来。箱子里的物件，就只剩下一包用油布裹着的文件和一个装着硬币的帆布包。

　　“我要让那些滑头们知道，我是个老实人，”母亲说，“我只拿回他的欠款，一分也不多拿。吉姆，帮我撑开克罗斯利太太的袋子。”母亲开始计算着船长的欠款，从帆布包里取出放进我撑着的袋子里。

　　这是个十分耗费时间的活儿，因为帆布包里的硬币来自不同的国家，有西班牙的金币和银元、法国的金路易、英国的基尼，还有些我不认识的硬币，全都混在了一起。其中，基尼目测是最少的，也是母亲唯一会计算的币种。

　　大约数到一半的时候，我猛然用手抓住母亲的胳膊。在寂静的空气中，我听到了瞎子用棍子在硬邦邦的路面上敲打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我的心跟着提到了嗓子眼儿。我和母亲赶紧坐下来，吓得不敢喘气。接着，我们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和门把手转动的声音，似乎是那个凶恶的瞎子想进来。然后，屋子里安静了一段时间。最后，棍子敲地的声音再次响起，逐渐远去直至消失，这令我们无比高兴。

　　“妈妈，”我说，“都拿上，赶紧走。”我们把门锁上了一定会引起瞎子的怀疑，下次估计是一群人向我们进攻。我很庆幸我插上了门，得以让瞎子暂时进不来，不过没见过瞎子的人大概不能理解我有多幸运。

　　虽然我的母亲也非常害怕，却固执地不肯多带走欠账外的一个子儿，也不愿意少带走一个子儿。“还没有到七点，”她说，“差得远着呢。”突然，我们听到从小山上传来一声口哨。

　　“我先拿走数好的钱。”她站起来说道。

　　“我带走这个东西来抵欠账。”我捡起那个用油布裹着的文件说。

　　接着，我们把蜡烛放在了空箱子边上，摸索着下楼。我们打开了门赶紧往外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雾正快速地消散，月亮把高地的两边照得透亮，只有小山谷底部中央和旅店门口附近仍有一层薄薄的雾没有散去，掩护着我们通往逃跑之路的开始几步。距离小村子的路程还有一多半，我们刚走出小山谷底部的时候，就暴露在月光下面了。不仅如此，几个人奔跑的脚步声已传进我们的耳中。我们回头向后望的时候，看见一盏灯左右摇摆着快速向前移动，这说明来的人中有人拿着提灯。

　　“我的宝贝儿，”母亲突然对我说，“你带上钱赶快跑，我快要昏过去了。”

　　我们一定完蛋了，我不禁这么想。我诅咒那些胆小的村民，责怪母亲刚刚的顽固。幸运的是，我们正好走到小桥旁。于是，我搀扶着母亲来到了岸边。她总算喘过一口气，就倒在我的肩膀上了。我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力气，拖着母亲向桥洞那边走了几步。由于桥太低，就连我也只能在下面爬行，所以我没办法再往里拖她了，只能让母亲基本暴露在外。我们不得不暂时待在这里——距离旅店没有超出听觉范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