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生物史，其实就是地球生物与自身所处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在地球上，自然环境是塑造动植物自然形态和生物习性的重要因素。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中，生物反作用于自然环境的力量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到了今天，人类这一全新的物种，具备了对抗自然的非常力量。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人类的力量不仅在量上发生了令人忧心的增长，而且其内在本质也发生了改变。大量有害有毒的污染物经由人类之手，流向天空、大地、江河与海洋，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很大程度上，这样的损害是不可弥补的，并且带来不可逆的连锁损害。地球和地球生物都不能幸免。在所有环境污染之中，化学药品所造成的危害，能够像辐射一样改变自然环境，同时改变环境中的生物本性。核爆释放出的锶-90随降雨或放射尘埃飘落地表，渗进土壤，然后**、玉米、小麦或其他生长在那里的植物所吸收，最后进入人的骨骼，直到人体死亡。与之相同，施用在田地、树林或花园里的化学药品也在土壤中长久地积存，然后进入生物体内，随生物链流动，带来一连串中毒与死亡；在另一种情况中，这些化学药品被地下水裹挟着，流出地面后，遇到空气和阳光发生反应，生成新的物质，造成动植物的损害，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危害饮用地下水的人。就像德国哲人阿尔贝特·史怀哲说的那样：“人类最不会辨认的，就是自己所创造出的恶魔。”

　　历经亿万年的演化，地球上才出现了现在的生物——在这漫长的过程当中，生物持续发展、进化、演变，这才实现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平衡。自然环境中有益、有害两种因素共存，对存身其中的生物施以严格的控制与影响。一些岩石释放出有害的射线，向万物提供能量的太阳光里也包含有害的短波射线。地球上生物自发调节以维持平衡，这种过程历经千万年方能实现。时间最为关键，但是当前社会的飞速发展却等不了那么长久。

　　急速而来的变化和不断涌现的新状况，暴露出人类的莽撞与短视，已经不容许大自然从容地进行调整。岩石、宇宙辐射、太阳紫外线等在生物出现前就已存在的天然辐射源之外，人类通过干预原子制造出了新的射线。原本生物需要适应的化学物质只是从岩石上脱落下来，随河流进入海洋的钙、硅、铜及其他无机物；而现在，还多了人类运用智慧在实验室中合成的种种人工化合物，它们在自然界中不存在对应物质。

　　在自然环境的发展过程中，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不足以调整适应这些新生化合物，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够实现。但是，纵然有奇迹发生，耗费几代人的时间去进行调整也是徒然。实验室中不断有新的化合物被合成，只是美国一个国家，每年就会有五百多种新的人工合成物投入生产利用。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其造成的后果很难预料——人与动物每年面临五百多种全新化学药品的考验，五百多种生物体从未接触过的未知物质！

　　在这些物质当中，很多被用来对抗自然环境。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两百多种基础化学药品被研制出来，为的是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别的被现代人看作“害虫”的生物；这些药品被冠上几千种商品名销售。

　　现在，喷洒式农药、粉末式农药和气雾式农药被广泛地应用于农场、果园、林业和家庭，这些化学药品没有选择性地杀死所有益虫和害虫，使鸟儿不再鸣唱，使鱼儿不再欢跃，使树叶被一层要命的毒膜覆盖，并且在土壤里长久地聚集。仅仅是为了杀死一些害虫，却带来了这样多危险的副作用。如此巨量的毒药洒向了大地，却有人声称不会造成危害，这样的谎言谁会相信？与其称这些化学药品是“杀虫剂”，不如说是“杀生剂”！

　　对杀虫剂的使用呈螺旋上升趋势。从DDT[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英文为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DDT”是其首字母缩写。

　　]投入使用开始，形成了一种恶性趋势：不断有更多毒性更强的化合物被合成出来。这是因为昆虫对杀虫剂产生耐受，这也符合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这样，人类不得不开发出一种又一种毒性更大的化学药品。出现这种状况，也是由于后边会分析的一个原因，即使用了杀虫剂之后，会有更多害虫反扑而来，甚至多于使用毒药之前。这样看来，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将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化学药品之战。

　　除了核战争，人类的存亡在当前这个时代还面临另一个中心问题——自然环境被污染。一些存在未知危害的物质，侵入动植物体内，甚至对生殖细胞产生影响，使其中决定性状的遗传物质受到破坏和变异。

　　一些自诩能够为人类设计未来的人士，期望通过人工干预定向改变人类的遗传物质。可是，我们无意中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许多化学制剂能像辐射一样引发基因突变。试想，使用杀虫剂这样的小事竟然能够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影响，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人类承担如此巨大的风险，所为何来？我们在利害抉择之前所表现出的拙劣的判断力，将会使未来的历史学者感到难以置信。人类本应是理性的，本不该为了消灭少量讨厌的昆虫而牺牲掉整个自然环境，让自己受到疾病与死亡的威胁，可是人类确实做出了这样愚蠢的事情！并且，人类给出的理由荒诞不经。我们听到的理由是，为了保证农业丰收不得不这样做。可是，我们面临的问题难道不是“过剩的产量”吗？尽管我们不再干预耕地面积，补贴农场主以使他们减少生产，但是农作物产量依旧惊人。只是在一九六二年，美国就耗费了十亿多税费来储存多余的粮食。据说，农业部有个部门尝试削减耕地面积时，另一个部门提出反对：“通过补贴来削减耕地面积，通常会提高农民使用农药的意愿，以提高耕种土地的亩产量。”（类似情形在一九五八年确曾发生。）

　　以上所说与防控害虫问题并不矛盾，也不是说可以无视害虫问题。我认为，防治害虫要贴合实际，不能想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能在消灭害虫的同时伤害到人类。

　　我们的出发点是解决问题，但从最初就酿下了一个又一个苦果，这似乎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痼疾。昆虫在地球上出现，要比人类早上很多年——这类生物种属庞杂，有极强的适应性。人类登场以后，仅仅与少量昆虫发生了利益冲突，而它们的种类高达五十多万种。冲突有两种表现形式：与人类争夺食物；传播人类疾病。

　　人类聚集的地方，带有致病因子的昆虫变成巨大的危害，特别是在发生自然灾害、战乱或者极端穷困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卫生条件往往堪忧。在这种情况下，防治昆虫十分必要。但是，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化学制剂的大量使用，不仅效果有限，而且可能使得情况更加糟糕。

　　在原始农业时期，农民很少面临昆虫问题。等到农业进入集约化发展阶段——大面积田地上种植单一作物，这样的问题开始显露。在大面积种植某种植物的土地上，可能会有某一种昆虫爆炸式增长。一种植物集中生长在一片区域不是自然规律的体现，而是农业工程师的工作产物。自然环境千变万化，人类却要将其改造得千篇一律。于是，自然环境原有的制衡与和谐被破坏，自然环境中的物种稳定也就不复存在。和谐的自然环境中，适宜每个物种生存的环境是受到限制的。显然，某种吃小麦的昆虫在大片麦田里能够快速繁殖，而在小麦与其他作物混杂的土地上就不会有这样快的速度。

　　无独有偶。三十多年以前，榆树占领了美国大城镇的道路两侧。可是现在，榆树被一种由甲虫所携带的疾病侵扰，被人们寄予期待的美丽景观濒临毁灭。当初要是把这些榆树跟其他种类的树木混杂栽种，甲虫就不会这么猖狂地繁殖幼体、传播疾病了。

　　需要从地质历史及人类历史的角度，才能分析现代昆虫问题的成因：上千种不同种类的生物从原先生活的地区侵入新的地方。英国的生态学者查尔斯·艾尔顿在他的新作《入侵生态学》中详细解读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迁徙。在遥远的白垩纪，连通各大洲的路桥被肆虐的洪水切断，大量生物困在了艾尔顿称为“大型自然隔离区”的地方。被困的物种因为与同类分离，进化出了众多新的物种。大约一千五百万年前，有一些大陆板块重新连接，使这些物种向新的地方迁移——这样的现象持续至今，而且受到人类活动的推动。

　　植物迁徙带动动物迁徙，因此植物的进出口就成为今天昆虫种属扩散的一大渠道。卫生检疫是最近才开始的，而且不能完全起效。单是美国植物引进局就把世界各地的约二十万种植物引入了国内。美国国内的一百八十多种植物害虫里，将近一半是无意中从海外引入的，其中多数通过进口植物进入美国。

　　在缺乏天敌的新环境中，外来的动植物快速繁殖。所以，外来的昆虫往往最难以控制。

　　在自然作用或人为因素推动下发生的物种侵袭，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卫生检疫和化学药剂防治只是一种金钱换时间的手段。针对这样的状况，艾尔顿博士提出：“面对生死考验，仅仅是找到控制某种生物的新技术，还远远不够。还要具备生物繁殖的基本知识，清楚其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从而保护生态平衡，防止虫灾的发生，防御新物种的侵袭。”

　　很多摆在眼前的常识被我们无视。大学培养出生态学人才，政府里也有生态学专家任职，可是他们的建议很少被听取。我们看着化学制剂像下雨一样被洒落却无动于衷，好像这是唯一可行的措施。实际上还有很多良策可供选择。我们的智慧如果有机会施展，定能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

　　我们似乎丢失了明辨好坏的理智与技巧，而把低劣的、有害的事物看得无比重要，是什么麻痹了我们的头脑？对此，生物学者保罗·谢帕德这样说：“为了摆脱穷困而生活在濒临破坏的环境中，这便是我们的理想吗？……为什么我们要忍受有毒的食物，忍受在死寂的环境中居住？为什么我们要忍受与不一定是敌人的生物之间的战争，忍受烦人的马达噪声？这样一个尚容苟活的世界，就应该让我们满足吗？”

　　可是，这样的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很多专家和所谓害虫防治部门狂热地认为，利用化学手段建造一个杜绝昆虫的世界是可行的。多方证据表明，极力主张使用杀虫剂的个人和团体玩忽职守，没有正确使用手中的职权。康涅狄格州昆虫学者尼里·特纳说：“管理部门的昆虫专家，同时承担着检察官、法官、陪审团、税务评估人员、税务征收人员和行政官员等多种职能，自己发布命令，自己执行。”然而此类滥用职权的现象却得到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纵容。

　　禁止使用杀虫剂不是我的本意。可是，不加区分地把有巨大威胁的有毒药品交给不了解其危害的人，这样的做法我无法苟同。民众被迫接触有毒害的药剂，尽管他们并未同意甚至是被欺瞒。假如民权法案中不存在“保证公民不受个人或政府使用有毒农药所伤害”的条例，那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前人富有远见，但也不能预测这样的麻烦。

　　另外，我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化学药品对土壤、水源、野生生物以及人类的影响都是未经验证的，但是已经被投入使用。自然环境孕育了万物，却得不到我们的爱护，我们的行为一定会被后人唾弃。

　　对自然环境所受的损害我们依旧所知有限。现在社会上到处都是“专家”，他们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缺乏用宏观视角看待问题的意识。现在整个社会都被工业主导，金钱是唯一的导向，几乎没有哪种牺牲会被责问。当公众因杀虫剂造成的显著危害而发动抗争时，得到的只是一些混杂着谎言的公关话语。大量民众承担着杀虫剂带来的威胁。民众一定要做出抉择，是不是要改变现状。可是如果他们不明真相，也就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法国生物学者、伦理学者让·路斯坦德说过：“忍耐是我们的义务，了解真相更是我们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