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暑假期间，同往年一样，两个女儿被她们的家庭教师领着，先于我离开巴黎度假去了。我对这位家庭教师非常信赖，由她照顾我的女儿我十分放心。她们住到了布列塔尼的海滨度假屋，我的一些好朋友和他们的家属也住在那里。我则因为工作太忙，很少能不被打断地同她们度过整个假期。

　　我本来打算七月底前去海边与女儿们会合，但是很快就会有紧急军事行动这样的坏消息不断传来，使我没能去成布列塔尼。在这种紧张的状态之下，我显然是不可能离开巴黎的，而是需要留下来静观事态发展。没过多久，总动员令颁布了。随后，8月1日，德国便对法国宣战了。除了我和一个有严重心脏病的技师之外，实验室其他的工作人员全部应征入伍了。

　　接下来的历史事件大家都知道。但是，只有在1914年的8月和9月，住在巴黎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到首都人民的心态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那种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总动员令很快便传遍了整个法国，每一个法国人都勇敢地、急切地想要奔赴前线，去保卫自己的伟大祖国。这一时期，我们每天最急切盼望的就是从前线传来的消息。

　　开始几天传回来的消息反复无常，使人摸不着头脑，以后的消息则使人感到事态越来越严峻了。首先，小国比利时未能阻止住德国军队，虽然军民浴血奋战，但是比利时仍被德国入侵了。随后，德军进入到乌瓦兹峡谷，直逼巴黎。没过多久，便有传言说法国政府将要南迁到波尔多，许多巴黎市民也纷纷随政府南下，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不愿也不敢去面对德军占领巴黎后所产生的危险的。有钱人纷纷乘坐严重超载的火车逃出巴黎，到外省乡下避难。但是，总体而言，在这多灾多难的1914年，巴黎市民所表现出的那种冷静而又果断的精神还是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8月底至9月初的这几天，天气变得风和日丽起来。在仍旧留在巴黎城的人们眼中，蔚蓝天空映衬下的这个拥有着无数建筑宝藏的伟大城市显得更加巍峨清晰了。

　　德军日益逼近巴黎，情况非常危急，为了防止万一，我觉得必须把我实验室所储存的镭藏到安全的地方去。受到政府的指令，我将把这些镭护送到波尔多，但是因为不愿意留在那里，所以我决定送到之后，便立刻从波尔多返回巴黎。我所乘坐的是运载政府工作人员以及行李物品的专用列车。我仍记得一路上，从车窗向外望去，国路上的混乱情景，排成排的汽车运载着它们的主人逃离首都，到外地去避难。

　　到达波尔多时已经是傍晚了。我的镭装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而箱子又用铅皮密封着，所以实在是太沉了，我根本就提不动，只好在

　　车站等候前来接我的人。后来，与我同车来波尔多的一个友好的政府

　　工作人员帮我把箱子搬到一个私人家中，并请他们腾出一个房间让我度过这个夜晚，这个时候是根本住不上旅馆的，因为旅馆早已爆满。第二天早晨，我急忙将箱子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困难，但是最后还是成功地转乘军列在当天晚上返回了巴黎。在波尔多，我曾经有机会同那里的人进行交谈，他们也都很想从巴黎来的人口中打探些确切的消息。当他们知道我在这种时候还认为返回巴黎是很自然的事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既惊讶又欣慰的表情，让我觉得十分有趣。

　　在返回巴黎的途中，列车经常停下来无法行使，有时在途中受阻长达几个小时。车上的军人都带着干粮，看到我们这些乘客饿得不行了，他们便分给我们些许面包，聊以充饥。当最终回到巴黎时，我听说德军改变了进攻方向，马恩河战役已经打响了。

　　这次大战期间，我和其他的巴黎居民一样，有时因为胜利在望而欢欣鼓舞，有时又因为感觉失败在即而忧愁沮丧。最令我担心的是，假使德国人占领了巴黎，我就将与自己的女儿长久分离。尽管忧心忡忡，但我仍旧决定忠于职守。当法军在马恩河战役中最终胜利时，巴黎被攻陷的危险也就不复存在。于是，我便让女儿们从布列塔尼回到巴黎，继续上学，这也是她们的愿望。许多巴黎居民认为留在外省，离巴黎远些比较安全，所以并不急着回到巴黎来，但是我的两个女儿却毅然回到了我的身边，因为她们不愿意与我分隔两地，也不愿意中断学业。

　　国难当头，每个人都应竭尽所能为自己的国家排忧解难。政府

　　对大学教职员工没有作任何硬性规定，但大家却都积极主动地行动

　　了起来，我也利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想方设法地向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1914年8月，战场的情况起了急剧的变化，从中也暴露出法国并没有对这场战争做出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在伤员救护方面，非常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因此引起了舆论的极大不满。我对这一情况十分关注，很快便认识到自己很适合去做救护工作，于是便迅速地加入到了这项工作当中。从此以后直到战争结束，我将大部分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了其中。具体地说，我的工作内容就是为军队医院组建医疗队和组织X射线检查。除此之外，在那艰难的战争期间，我的研究工作也不得不作出改变。我将自己的实验室迁进了镭研所的新楼，并且尽可能多地继续给学生们讲课。同时，我也经常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有关军事的。

　　大家都知道，X射线对于内科和外科医生进行疾病或者伤口检查都有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可以通过它来对弹片嵌入体内的确切部位进行检查和确定，从而便于医生开刀将弹片取出。而且，它还可以对骨骼以及体内器官损伤的情况进行显示，医生因此也就可以了解内伤恢复的程度了。战争期间，X射线的应用挽救了无数伤员的性命，减轻了很多人的痛苦并使他们免于落下终身残疾，而且还缩短了他们的恢复时间。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军队中任何一个医疗部门都不具备X射线治疗设备，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技师，即便是地方医院，除了几所大医院外，这种设备也很少见，而且大医院中虽然有X射线设备，但是技

　　师却几乎没有。战争爆发后，法国各地纷纷建立了医院，但也都没

　　有这种设备。

　　为了解决X射线设备与技师缺乏这一难题，我马上先将各实验室和贮藏室中所有的X射线设备集中到一起，并于1914年8、9月间建立了几个X射线医疗站，由被我培训过的志愿者对这些设备进行操作。在马恩河战役中，这些医疗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它们无法满足整个巴黎所有医院的需要，我便借助红十字会的协助，设计并且装备出了一辆流动X光透视车，它是由一辆普通的敞篷车改装而成的。具体是将一台设备齐全的X射线放射设备和一台发电机固定于车厢里，利用汽车上的发动机来使这台发电机发电，用以满足X光设备对电力的需要。这辆流动车可以前往任何地方，巴黎的任何一家医院，无论大小，只要是有需要，它就立即能够赶到。特别是对于急诊的伤病员来说，这种流动医疗车的作用更加显著。医院经常会收进危急病例和重伤员，而他们又无法被转送到很远的医院，这时这种医疗车就更加有用武之地了。

　　最初的结果表明，这种流动医疗车具有巨大的作用，它的需求量非常大。感谢社会各界的特别捐赠以及一个全称为“全国伤病员救护会”的机构对我进行的帮助，他们的办事效率很高，我所提出的关于增加流动X光医疗车的重大计划很快便得以落实了。在法国同比利时之间的战区以及法国的其他一些地区，我总共创建和改造成了两百多个X射线医疗站，除此还对二十辆流动X光医疗车进行了装备，以供军队的急用。这些流动车都是由各界人士慷慨捐赠的，此外，还有一些人士捐赠了整套的X光设备。所有这些捐赠对抢救伤兵起到了很大的

　　作用。这些捐赠的车辆、设备，在战争初始的前两年起到了很大的效

　　用，这是因为当时军队中的救护组织很少配备X光设备。没过多久，卫生部见到这些捐赠的设备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之后，便开始大规模地对这种设备进行生产。但由于军队的需求量很大，卫生部同我的这种合作仍然是不可缺少的，这种合作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后的几年。

　　如果我没有亲自到各医院和救护站视察，不知道他们有多大多急迫的需求的话，我也很难切实地将这项工作完成。感谢红十字会的协助和卫生部的批示，我得以前往法国各地和战区作考察，还对北部战区与比利时军队驻防区所属的救护站进行了视察。我先后到了亚眠、加来、敦克尔刻、弗尔内与波普林格，还去了凡尔登、南锡、贝尔福、吕纳维尔、贡比涅与维耶柯特莱。这些离战区很远的地方的救护站人手紧张，工作又非常繁重，因此我就经常在那里帮助工作。我在他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所提供的帮助，令他们非常感动。因此他们还给我写过一些热忱的感谢信，这些信我一直都珍藏着。

　　每当有救护站的医生请求我给予帮助的时候，我便亲自驾着我自用的配有X光设备的流动车前去支援。在替伤员们进行检查的同时，我还捎带着对当地急需些什么进行一下了解，等我返回巴黎之后，便想方设法地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战区救护站的工作人员大多数不会使用X光设备，我必须挑选一些适当的人为他们进行详细的讲解与培训。经过几天的训练，他们掌握了如何对设备进行操作，而伤员们也在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的同时做完了必要的检查。刚开始，了解X光设备益处所在的医生并不多。接受了我的培训之后，他

　　们完全清楚了这种设备的作用，我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

　　加亲切友好。我再去那儿工作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有几次我驾车到外地救护站去的时候，大女儿艾莱娜也陪着我一同前往，她那时已经17岁了，高中毕业后，正就读于巴黎大学。她同样怀着一颗报国之心，积极地加入到战地服务中来。她学习了看护知识和技术，以及X光拍片技术等，在各种情况下都尽力地帮助我。她到过位于弗尔内与伊普尔之间的战区和亚眠等地参加救护工作。由于工作很出色，她受到过嘉奖，战后还因此获得过奖章。

　　战争期间所作的救护工作使我和艾莱娜永远难以忘怀。开车前往各个救护站的路上，经常会遇到多种多样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经常无法确切地知道是否能够继续前行，更不知道将在何处投宿、吃饭。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坚定，加上运气又好，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全部迎刃而解了。不管到了哪里，事无巨细，我都亲自照料，并且还要去同军事首领进行交涉，以被放行并获得运输许可。许多时候，我在助手的帮助下亲自将设备装上火车，这样就可以确定仪器设备能够被迅速地运送到目的地，而不是要在车站滞留很长一段时间。到了目的地后，我还要到存放那些设备的车站对它们进行检查。

　　当我驾驶着我那配备有放射设备的车四处奔走时，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出现了。比如，要给车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放，为助手们解决吃住的问题，有时候还要替车子找各种零配件等。由于当时司机短缺，我便学会了驾车，并在必要的时候亲自开车。经过我的亲自监督，仪器设备得以迅速运送到目的地，如果这些事情交给卫生部门处理的话，就必然会耽误时间。所以军事长官们对我提供给他们的帮助赞不绝口，对于我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更是钦佩不已。

　　我和女儿在回忆起向各个救护站奔赴时的情景时，总是会有一种愉快的兴奋劲头涌上心间。我们和各个医院以及救护站的医生护士们都相处得很好，他们都能够做到吃苦耐劳，不怕牺牲，这令我和女儿对他们钦佩不已，经常以他们为榜样，来鞭策自己去克服所有的困难。正是这种共同的目标与追求，才使得我们大家相处得宛如亲朋好友，彼此互相帮助，得以顺利地完成各种任务。

　　当我们为比利时救护队服务的时候，比利时国王阿尔贝和王后伊丽莎白经常前来视察。国王与王后态度热忱，平易近人，对伤员也关切有加，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是，伤员们在我们对他们进行治疗时的那种强忍着痛苦也不哼一声的坚毅精神是最令我们感动的。每当我们同情而又钦佩地去为他们做透视、拍片子时，都尽量做到又轻又慢，以便使他们少受点痛苦。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彼此间比较熟悉了，我们便通过简单的交谈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意。那些没有做透视的伤员也非常渴望对他们将要用的这种奇怪的设备进行了解。

　　我们永远也无法忘记战争期间所遇见的那些摧残人类健康的悲惨场面，它令我对战争无比的憎恨。无论我几年中所见到的那些恐怖场面中的哪一次都足以使人憎恶战争。当救护车到达前线时，那些被抬到车里的青壮年伤员无一不是血肉模糊，满身污泥，其境惨不忍睹。重伤员们奄奄一息，命若游丝。即便伤势并不致命者，也要忍受长年累月的痛苦之后才能慢慢恢复健康。

　　令我最为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找到一个训练有素的助

　　手，可以协助我使用X光拍片设备。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X光拍片技术还十分罕见，所以懂得这方面知识的人很少。而不熟悉这种仪器设备的人对其进行使用的话，仪器就极容易损坏，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一堆废弃物。但是战争时期，多数医院都没法要求操作这种仪器的人具有太多的医学知识，只要他们识字且又灵巧一点，略微再懂点电机知识就都能上岗了。至于大学教师、工程师或者大学生，稍加训练便能够成为合格的X光机操作员。但是，战争期间，我只能聘请那些得以暂时免服兵役，或者恰好在我需要工作的地方长住的人，作为我的助手。可是，即便是找到了这样的人，也说不准哪一天又会被征入伍，奔赴前线，这样一来，我就又要重新寻找助手了。鉴于这么多的不便，后来我就另谋出路，培养一些女性来做我的助手。

　　我向卫生部建议，在当时刚刚成立时间不长的伊迪斯·卡维尔医院所附属的卫校添加一个X光照相科。我的提议获得批准，由镭研所在1916年负责对这个科室进行组织，并开始培训。在整个战争期间，总共培训了150个女子。初入培训队时，她们一般都只受过初级教育，但是在正确方法的引导下,她们都能够做得很好。她们的学习课程除了基础理论与一般的实习以外，还有一些解剖知识。课程由包括我女儿在内的一些热心人来讲授。从培训队毕业的女子，后来都成为了优秀的X光照相技师，并多次获得卫生部的赞赏。按所学习的课程来说，她们只能成为医护帮手，但是其中有一些人完全具备独立工作的能力。

　　战争期间从事X光照相的经历使我积累了很丰富的知识与经验，

　　都是关于这门医疗检查的新技术的。我认为应该把这些知识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所以便写了一本名为《放射学与战争》的书。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阐述并证明X光照相技术在医疗实践中的重要价值，并且我将它于战争期间所获得的发展同和平时期的用途作了详尽的比较与说明。

　　现在我再来谈一下战争期间镭治疗所发挥的作用和镭研所创办时的情况。

　　保存在波尔多的镭在1915年被运回巴黎了。我在当时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做正式的科学研究，所以就用这些镭对伤员进行治疗。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个原则，在用镭进行治疗的时候，必须保证不把这种宝贵的物质用光了。治疗中我们并不使用镭本身，而是使用它的射气。我们将镭射气收集到一定的数量后，就把它交给救护单位去使用。镭射气治疗多半是在一些比较大的医院进行，治疗方法也各不相同，比直接用镭元素进行治疗要方便实用。但在法国还没有国立的镭疗养院，各家医院也没有镭射气可供治疗使用。

　　我向卫生部提建议，由镭研所来提供用玻璃管装着的镭射气，按时提供给各救护单位使用。建议被批准之后，镭射气服务于1916年开始施行，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甚至更久一些。因为当时我没有助手，全部玻璃管装的镭射气都由我亲自制备，其过程精确而又细致。不计其数的伤员和百姓因为接受了这种方法的治疗而获得了康复。

　　自从巴黎遭到空袭时起，卫生部就非常重视保护制备镭射气的实验室，以防实验室遭到敌机的轰炸。进行镭射气制备就必须要与镭打交道，这是具有一定程度危险性的，所以还要想方设法地对制取人进行保护，以防其遭到射线的侵害（我有几次感到身体不舒服，就是因为不注意受到了射线的照射）。

　　虽然说医疗救护是我在战争期间从事的主要工作，但我也做了其他的一些事情。

　　1918年夏天，在德国的总攻失败之后，我接受意大利政府的邀请，去对他们放射性矿藏的拥有量进行考察。在意大利停留的一个月期间，我收获颇丰，引起了意大利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密切关注。

　　我的实验室于1915年迁入皮埃尔·居里街的新建大楼。经费和人手不足导致搬迁时困难重重。我驾驶着装备有X光照相设备的车子在新居旧屋之间往返，像蚂蚁搬家那样将实验室的仪器搬到新址去。搬完之后，我还要将仪器设备分门别类，重新布置整理。这期间只有我的大女儿同技师帮我，但技师身体不好，老是生病。

　　在刚刚搬到新的地方之后，我就十分重视在实验室四周有限的一点空地上种树。我觉得，在春夏之际，能够让眼睛看到令人感觉舒服且又新鲜的树叶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我开始试着做这件能够让在新的实验室里工作的人员感到心情舒畅的事情。我们将空地上能种树的地方全都种上了菩提树、枫树，还开辟出几个花圃，种了玫瑰。记得在德国人第一天炮轰巴黎的时候，我们从花市买来花种，回来后一整天都忙着在花圃里进行种植，就在这个期间忽然有几发炮弹落在我们附近。

　　尽管困难重重，但新实验室总算逐渐地安顿好了。战争结束，部队士兵开始复员的时候，我们的实验室也基本上准备完毕，在1919年到1920年开学时，我们已经可以让学生入学了，对此我尤感欣慰。1919年春天，我在实验室里专门为美国军人开了一个特别培训班，艾莱娜对培训班的学员进行辅导。这些军人也都积极认真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战争期间，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过着一生当中最辛苦、劳累的日子。我从未休过假，只是偶尔在看望两个放假的女儿时才会休息那么一两天。我的大女儿艾莱娜几乎不愿意歇着。为了保证她的健康，我有时候不得不强迫她休息几天。那时候，她一面在巴黎大学学习，还一面像以往所说的那样帮我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来服务战争。二女儿艾娃那时候还在读高中。当巴黎遭到狂轰滥炸的时候，她们两个都不愿意离开巴黎到乡下去躲避。

　　四年多的大战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是前所未有的，那是人类所经历的一场浩劫。1918年秋，经过各个方面为恢复和平而进行的努力之后，停战协定终于被签订了。然而，真正的和平到如今仍未完全到来。残酷而又恐怖的战争结束了，法国人民总算松了一口气，但战争所造成的种种严重破坏，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消除的。人们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往宁静欢快的心情一时间也难以恢复过来。

　　不管怎样，以无数生命为代价换回来的胜利使我感到快慰。快慰就是我梦寐以求而又不敢奢望的大事竟然让我在有生之年得以亲眼所见，我的祖国波兰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奴役、压迫之后，终

　　于获得了独立和自由，我的激动心情难以表述。波兰人民效忠于祖

　　国的民族精神不变，始终坚持斗争，使波兰在整个欧洲经受了狂风暴雨般的洗礼之后，终于获得了独立和自由，这是波兰人民的胜利与骄傲。多年来波兰人民所追求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在这欢庆的时刻，我再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华沙，同多年未见的亲朋好友见了面。华沙已经成了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的首都，但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压迫与奴役，重建一个共和国将遇到多少的困难啊！其他的姑且不说，单就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可能会遇到很多难以预料的困难。

　　此时的法国，到处都是一片废墟，看起来满目疮痍，人口也减少无数。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一时间难以解决，只能慢慢地恢复，进入正常状态。包括我们的镭研所在内的各个实验室，全都难以在一时间恢复元气。

　　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各种X射线医疗组织，一部分在战后仍旧存在，由于卫生部的坚持，X射线医学卫校保留下来了。镭射气的供应非但没有中断，反而扩大了规模，不过这项工作已于战后交给巴斯德实验室的主任瑞戈博士，由他负责了；后来，这一业务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规模镭治疗事业。

　　战后，职员和学生们陆续复员，我的实验室经过了新的组合，研究工作也逐渐走上正轨，但是由于国家财政困难，想要像理想中那样发展也并非易事。就我而言，我认为最为紧迫的是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镭疗（在法国被称为“居里疗法”）医院；还应该在巴黎郊区建立一个实验分所，以便对大量原矿石进行实验分析，从而增

　　强我们人类对于放射性元素的认识。

　　我已经不再年轻，精力也大不如从前。我经常暗自琢磨，尽管政府已经开始对我的实验室进行资助，而且一些私人也常常会给予我们捐赠，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为后人建立起一座镭学研究院，既可以实现皮埃尔·居里的遗愿，又可以为人类造福。

　　幸运的是，我于1921年得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帮助。美国的一位慷慨的女性W.B.梅乐内夫人，在她的国家发动全国性的妇女捐款，并成立了“玛丽·居里镭基金”，她们用这笔钱买了一克镭送给我作为科研之用。梅乐内夫人还邀请我与两个女儿前往美国旅行，请我亲自去接受这份礼物和证书，并且由美国总统在白宫亲自将礼物和证书交到我的手中。

　　募捐是在整个美国范围内进行的，捐助者捐款多少是由她们自己决定的。我非常感谢美国妇女对我的深情厚谊。因此，5月初，当巴黎歌剧院为我们母女三人举办完赴美欢送大会之后，我们就乘船远赴美国纽约。

　　在美国度过的那几个星期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在白宫举办的欢迎会上，哈定总统作了热情而又诚挚的演讲。后来在到各个大学和学院参观的时候，那里的师生对我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还有不少院校授予我名誉学位，这使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才好。公众集会上，许多人争相同我握手，向我表示祝贺，所有这些情谊我都铭记在心。

　　我还有机会浏览了尼亚加拉大瀑布与大峡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我不禁赞叹它的伟大和不可思议。

　　遗憾的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好，我无法完成全部的预定计划，

　　不过，这趟旅行确实使我增长了见识，学到了许多东西。在这个宝贵的机会中，我的两个女儿不但好好地享受了一番这个意料之外的精彩假期，并且当看到自己母亲的研究受到如此的尊重和赞赏时，她们感到非常自豪。6月底，我们要起程返回欧洲了，在同好友梅乐内夫人以及其他的友人告别时，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否再次相见，所以真是难舍难分的。

　　返回研究所之后，因为有了美国友人赠送的这一克镭，不但研究工作进行得顺利多了，而且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也增添了我们的勇气和信心。但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仍然成为我们完成预期重大目标的困扰，每当因为经济拮据而无法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就会对一个根本的问题进行考虑：一个科学家对自己的科学发现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

　　我的丈夫和我，一直都是不愿从自己的科学发现中谋取任何物质利益的。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毫无保留地将镭的提取方法迅速公之于众。我们既没有申请专利，也没有向利用它来牟利的工业家提过任何权益方面的要求。提炼与制取镭的方法非常复杂，但我们详细地公布了它。可以这样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如此迅速并且详尽地将这种复杂而精细的提炼方法公之于众，镭工业才能够迅速地发展起来。到目前为止，制镭工业仍在运用我们当时所制定的方法和程序。现在提炼过程中所运用的矿石处理与部分结晶的程序，也都是从前我们在实验室里所采用过的方法，只不过现在的仪器设备比以前我们的那些有所改进。

　　皮埃尔与我将提炼、制取的镭全部赠送给了我们的实验室。由

　　于在矿物中镭的含量非常少，因此它的价格十分昂贵，而且它又可以用来治疗一些疾病，因此镭工业获利不菲。我们放弃了从发现中所应获得的利益，也就相当于放弃了大量财富，如果不是这样，在我们去世后，儿孙们就会变成富翁。但是我们并没有考虑这些，倒是一些朋友的意见值得考虑。他们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如果你们保留了应得的权益的话，早就有足够的财力去创建一座设备精良并且齐全的镭研所了，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举步维艰。确实，这种困难经常使我们的研究无法顺利进行。但是，我仍旧坚信皮埃尔同我的行为与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毫无疑问，人类需要注重自己实际利益的人，他们努力工作，谋取自身的利益，这是与人类的普遍利益并行不悖的。但是，人类毕竟也需要具有理想主义的人，他们对大公无私的崇高境界进行追求，没有时间去顾及自身的物质利益。追求理想主义的人因为无意于追求物质享受，因此也就没有享受物质的可能。但是，我认为一个完善的社会应该向这些理想主义者提供必要的研究经费和个人生活保证，使他们没有任何牵挂地潜心于自己的科研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