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口述
作者:季羡林 口述
发布时间:2021-07-29 16:41:20
字数:3984
2008年10月14日下午6∶00~7∶30
季羡林:就我知道的,我父亲在农村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因为他毕竟是举人的侄子,所以有文化的,能写信。到后来,我记得,我大概也给父亲写过信。主要写信的是二大爷。那老二,老二当时没有孩子。举人的老大、老二是亲兄弟。分家时候当然平均分了。老大一辈子我们没有什么来往过。他那个人是,不知道怎么说呢?大大爷和二大爷分家的时候,举人的房子,他就住。大大爷有个儿子叫季宝庆,宝贝的宝,庆祝的庆,我并没有见过他。
蔡德贵:是夭折吗?
季羡林:不是夭折。季宝庆娶过老婆,也生过孩子。反正比我大好多岁。生过男孩子。我出生的时候,季宝庆已经不在了。季宝庆娶老婆了,生了孩子,是个男孩,都叫他刘二,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姓刘的刘。年龄啊,大概比我大2岁。小时候我们两个常打架。
蔡德贵:是不是六二?会不会因为祖父举人当时已经六十二岁,孙子便叫六二,觉得不好听,便改为刘二?
季羡林:不知道。
蔡德贵:胶东有个习惯,如果祖父61岁时生了孙子,孙子往往被取名为六一,如果62岁生孙子,往往取名六二。是大大爷的孙子?
季羡林:嗯。大大爷不善于经营,大概是参加过农业劳动,但是经营不行。分家的时候是平均分的,二大爷善于经营,结果起码是富农,也可以说是地主,他雇着长工,有一个长工,他自己不参加农业劳动。雇着长工,长工就管着种地,养着两条肥牛。这在官庄前街,是第二富翁,第一富翁就是张家楼,就是院墙上有铁丝网,你进不去。到后来我在北京念书,哪一年忘记了,可能是父亲死的时候,我回家啦。
蔡德贵:是母亲死的时候。
季羡林:母亲死的时候,我回家啦。这个张家楼啊,一看北京来的学生,请我到他家里去,炒了一盘子鸡蛋,摆出酒来,让我吃酒。因为那时候我在北京,我们附近很有点名啦。
蔡德贵:那对您是高规格接待。
季羡林:嗯。高规格。但是也没有别的,就是炒一盘子鸡蛋,拿出酒来。我小的时候啊,除了冬天以外,这一年三季啊,一丝不挂,连鞋都不穿。为什么呢?我们那地方不是山地,没有石子。就光着脚丫,一年就不穿鞋,一丝不挂。当时我那个最高兴的是什么呢?我们住在那个官庄,我们房子在外边。
蔡德贵:村外头啦。
季羡林:内外难说,它没有围墙。外边就是我二大爷的场院。场院,是土地很多的,才有场院。平常用不着。当时大大爷为什么不行,我不知道。反正当时分家时候是平均的。二大爷土改的时候,忘记给他划了个什么。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茶。喝茶当然不是什么龙井啊,不是那个,就是最便宜的茶叶。他每天下午啊,大概得喝半下午的茶,大碗的。我们那里也没有壶,那个煮茶的水,就是用饭锅煮。饭锅里面煮粥,开水沏茶。所以我对二大爷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每天下午喝茶。
蔡德贵:那就是最高享受啦?
季羡林:就是也没有别的享受,我就不记得他吃过肉。那时候我们家(贫穷),我那时候,也不过5岁,早晨起来以后,到村庄外边,高粱地,劈那个高粱叶,高粱叶可以喂牛的,所以一起来以后,先到高粱地,劈一捆高粱叶,背在身上,到二大爷家里边,目的是混一顿饭吃。
蔡德贵:这是到二大爷那里。
季羡林:二大爷,他不是有两头牛吗?高粱叶喂牛的。所以每天早晨,我那时候最多5岁,6岁就进城了么。背着一捆高粱叶,就在二大爷家不走,以为自己有了身价了,我给你做了贡献,劈了那个高粱叶,喂了你的牛,目的就是吃顿饭。他那个饭也没有什么,就是黄的,玉米面或者苞谷面,就这两种,做的窝窝头。
蔡德贵:你们不吃贴饼子吗?
季羡林:饼子也吃过。饼子就是往锅上一糊。那时候我大奶奶,就是举人的夫人,还在。她是唯一的,官庄前街能吃白面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大概四五岁,早晨起来以后,从来也不洗脸,没洗过脸,什么洗手,都不中。起来以后,一骨碌爬起来,那时候大奶奶就坐在那个大柳树下边,她看我来了以后,穿的那个肥大衣服,把手伸进去,那个兜在衣服里面,掏出这么一块白馒头来。她吃(以后)留给我的,那是我一天里最高兴的时候。吃这块白面。
蔡德贵:能够每天都吃着吗?
季羡林:差不多,因为反正我记得,她老是坐在那个大柳树下边,当然不是躺椅啦。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我起来以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她。她手一缩,拿出一小块(馒头)。
蔡德贵:您当时觉得大奶奶的那个动作,是天底下最美的了?
季羡林:当然,是最美的啦。二大爷啊,我只记得他吃过炖肉,我们那个官庄,是小庄,没有集,要买肉,得去赶集。我记得二大爷的最高享受,就是赶集买一斤肉,回来在锅底里边炖肉,就那么一个锅。什么炒菜的勺啊,都没有。我记得的,起码有一次。他也不吃白的,也是玉米面饼子。
小时候,我没有什么伙伴。最好的伙伴是哑巴小和杨狗。刘二比我大。也讲过了。刘二的妈妈,就是举人的儿媳妇,厉害着呢。大概应了那句话:受压迫最久的,也可以出个最厉害的。武则天就是这样出来的。我这个大嫂子就是这么个厉害的。她是我们那里武则天一类的人物,胆子大得很。她居然敢把土匪见的票给窝藏起来。当然,是给她钱的。她与自己的公公,就是举人,不搭腔。我也不记得在她家吃过饭,从来没有。如果吃过,会记得的。小时候如果在她家吃过东西,我肯定会记得的。二大爷家,就常去吃。他家没有孩子,男孩没有,女孩也没有。二大爷想过继我。
二大爷家常去吃。二大爷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孩。他一度想把我过继过去。济南城里的九叔也没有男孩子,他们都争着要过继我。他们甚至有个想法,让我立两个家,在济南娶个老婆,生的孩子,归九叔。在乡下官庄娶个老婆,生的孩子归二大爷。他们是这么一种想法,后来没有实现,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那时候娶两个老婆是允许的。多妻制那时候是合法的。
蔡德贵:我插一句,《齐鲁晚报》曾经刊登过一篇弭菊田和另外一个人写的文章,说九叔在1916年前后和马婶母到临清,看到您光着屁股玩。有这回事吗?
季羡林:她回家回过。是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回去看我父亲。他们回临清是在济南立定脚跟的时候,我父亲生病、去世的时候,1925年。那时候我已经挺大啦。我父亲没去世以前,叔父回老家看我父亲,兄弟两个感情非常深的。为什么非常深呢?小的时候,兄弟俩一起捡烂枣子吃。父母双亡,三个亲兄弟,七、九、十一,十一就是一叔,送了人啦。
那时候,我跟那个刘二啊,他是我的侄子,比我大,经常打架。打架为了什么呢?那时候这个农村,吃黄面糕,黄面的。
蔡德贵:是不是黏米的?
季羡林:黏米的,我们那里叫黄面糕,有枣。我们官庄前村二大爷家有黄面糕,张家楼当然有啦。张家楼是大地主。为了争这个黄面糕,我跟刘二都在那里等。刘二的脑筋是“半品”。就是不那么正常,不知道哪个“品”字,我们那里的半品就是二百五。
蔡德贵:他争不过您吗?
季羡林:他这样子,他力气比我大,岁数也大,我是他的叔,其实那时候我这个叔(也不是什么叔),所以我们就打架,我们两个没有真正动手,那时候打架没有到那个程度,是小的摩擦。小时候觉得最好的,就是那种黄面糕。我们两人都是食客,一年就吃那么一次,大概最好的就是吃黄面糕。
蔡德贵:也不多。
季羡林:多,她哪儿可能啊?二大娘那个人是比较抠门儿,一个人大概给一个,窝窝头加枣。
那时候我这个姥娘姓赵,住在王长屯,姥娘也是穷的。王长屯有个地主,姓季,叫元林。林字辈(就是)从那里来的。原来官庄是宝字辈,宝庆、宝山。我叫宝山。后来我叔父说,宝庆死了,宝山这个名字不要,改成林。就是后来的事情啦。写了两个名,一个是羡林,一个是慕林。他心中这个林哪,不知道是哪个林,当时这个林也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不能确定用哪一个,后来就算是一个老师吧,他决定羡林。
蔡德贵:九叔的老师吗?是不是任晓麓[12]?
季羡林:不是,老师也说不上。
蔡德贵:私塾先生吗?
季羡林:私塾是后来的事情,这之前。
蔡德贵:一个教书先生。
季羡林:教书先生。他圈了一个“羡林”,我一辈子感激他。他圈一个“慕林”,我就倒一辈子的霉。那时候还不知道上海话阿木林。不过这个“慕”字,声音也不好听。
蔡德贵:现在还有人念您的名字慕林。
季羡林:不认识这个羡字。
蔡德贵:把这个羡和慕这两个字搞混了。
季羡林:小时候,我到济南,就因为九叔就一个女儿,没有男孩。
蔡德贵:秋妹比您小吧?
季羡林:小10天。所以我的名字,小名叫双喜,怎么双喜呢?我下生以后10天,九叔生了个女儿。喜子是双喜的简称。
蔡德贵:济南您的好多熟人叫您喜子哥?
季羡林:有人叫的。我走,大概对我母亲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后来母亲讲过一句话,我文章里面写过:要知道放出去,回不来,当时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放他走(《赋得永久的悔》)。在乡下我们那个村庄连个小学也没有,更谈不上私塾了。后来这个我们上一辈,弟兄大排行11个,后来只剩我一个男性后代。季宝庆死了,他的儿子刘二也早死了。
蔡德贵:您上学以前的内容就很丰富啦。您和哑巴小、杨狗,怎么玩呢?
季羡林:我对门就是宁朝秀,宁大叔家。宁大婶,宁大姑,带着我,到很远的地方,官庄附近都捡完啦,去拾麦子。有一年我拾了一个夏天,我母亲搓了搓,大概有十斤。我记得第一次吃月饼,也是那时候。母亲不知道在哪里弄来的月饼,自己舍不得吃,给我吃了,那是我一生第一次吃月饼,那个味道就没有法子形容啦。
我还有一个妹妹,我亲妹妹,两个妹妹,一个连个名都没有,二妹妹叫季漱林,林字辈。大妹妹没有大名,小名叫季香,现在听说也不在啦。
蔡德贵:您后来给杨狗寄过钱。
季羡林:我给他寄过。杨狗的叔叔杨玉陵。我有一年回家,杨狗放羊去了。哑巴小姓马。我们村比较小,官庄前村有四个姓:杨、马、张、季。没有集。
蔡德贵:现在还很小,靠种点大蒜。
季羡林:后来这是很晚了。原来大蒜也没有。不知道怎么输出,农民忙活一年,饿不死(就是了)。我们那里一半是盐碱地。反正家里没有钱,买不起盐,到盐碱地挖一些土,到锅里煮。我们那个村里边,连个固定的小贩,小摊,都没有,要吃个油盐酱醋的,只能等流动的小贩来村叫卖,有的推车的,有的担着担子到村子里,流动的小贩,才能买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