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但发生的这一切都是题外话。

　　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写了第一本书，由于机缘巧合这本书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还有很多人想要认识我。

　　我刚刚进入伦敦文学界时，心情既迫切又害羞；每每回忆当时的种种情形，我总有一种凄凉的感觉。我有好长时间没有去过伦敦了，如果现在出版的小说中所描绘的情节是真实的，那么伦敦一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文人雅士们的聚会已不再是之前的老地方了。切尔西和布鲁姆斯伯里[1]替代了汉普斯塔德、诺丁山门、高街和肯辛顿[2]的位置。那时如果不到四十岁的年纪，会被看作了不得的人物；然而现在，刚刚过了二十五岁，就会让人感觉滑稽了。我想，过去我们都羞于喜怒形于色，害怕别人取笑，所以都束缚着自己不给他人留下骄傲自大的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当时雅痞习性的诗人作家们言行并不见得正经，可我却不记得当时文艺界会有今天这么多的风流佳话。我们会为自身的一些荒唐行为盖上一层维持体面的沉默，不会认为这样做虚伪；讲话追求含蓄，避免口无遮掩地直抒己见。那时候的女性，也还没有像现在一样拥有自主的地位。

　　我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居住。当年，我到一些好客的文艺家庭做客，总是要乘车在市区绕上一大圈，由于紧张害羞，我会在街上来回走上好几趟，直至鼓足勇气去按下门铃。之后我屏息凝神，被领进一间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房间，满屋子的名流。我被介绍给圈内名宿、学界泰斗，这些名人对鄙人著作所说的恭维话令人如坐针毡。我知道，他们都在等我的妙语佳句，但直到茶会结束，我都没有想出哪怕一句风趣的话来。为了掩饰尴尬，我张罗着给贵宾们倒茶送水，把那些切得看不出形状又抹了黄油的面包送到宾客手中。我祈求没有人关注到我，让我能专心静默地观察他们，好好聆听下屋子里的连珠妙语。

　　我记得看到了很多身材健壮、腰板笔直的女人。她们长着大鼻头，眼睛炯炯有神，身着的衣服如同披着铠甲一样；我也看到像小老鼠似的干瘦的老处女，说话温声细语，眼睛不住乱瞄。她们吃黄油吐司还戴手套的怪癖让我忍不住偷笑；她们乘人不注意时，往主人家椅子上抹手指的壮举也令我万分惊服。显然这对于主人的家具而言简直是场灾难，不过等到主人回访这些人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不会错过“以牙还牙”的机会。这些女人中，有的打扮入时，她们说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只因为写了部小说就把自己弄得很不整洁的人。假如你的身段苗条，为何不把它显示出来？美丽的小脚配上一双时髦鞋子，一定不会影响你的稿子被编辑采用。当然，也会有部分人觉得这样不够稳重，这部分人身着很有艺术感的纺织品，佩戴具有原始气息的珠宝。男士们的穿着则比较正常。他们尽可能地隐藏自己作家的身份，而且希望别人将自己看作老练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认为是大企业的高级雇员。这些人总表现出一种疲态。过去，我从没接触过什么作家，觉得他们都挺怪的，不像是活在现实中的人物。

　　我还记得，自己觉得他们的谈话十分机智。他们会趁一位同行转身的当口把他批得一无是处；他们说的那些辛辣刻薄的讽刺，听得我惊讶不已。相比其他行业的人，艺术家有一点儿好处，他们不仅可以拿朋友的性格外貌来嘲笑，同时还有朋友的著作可供挖苦。他们的评论往往一针见血，绵延不绝，令我望尘莫及。在那个年代，言谈依然是需要铆足了劲儿学习的一门艺术，一句巧妙的回答远比锅底下噼啪作响的荆棘[3]更招人喜欢。

　　当时，格言警句还没有被愚蠢的人作为冒充睿智的工具，风雅之人于闲谈中用上几句也使得交谈更风趣。可惜这些机智的妙语我都没有记下来，唯独记得谈话中最令人舒畅的部分：这些人所从事的行业的另一侧面——交易的细节。在我们对一些新书做完点评后，自然要预估下书的销量，作者能预支多少稿费，总共可以赚到多少钱。然后我们会说到那些出版商，对这些人的慷慨和吝啬做下比较。我们还会争论是应该将稿件交给一个支付稿酬丰厚的人，还是一个善于做营销的人。有些出版商对于做广告不是很在行，但是有些却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有些出版商做事古板，有些却能够与时俱进。这之后我们还会谈论版权代理人及他们如何给我们这些作家找到门路。接着我们甚至还要谈论编辑及他们对哪类作品最感兴趣，一千字可以付多少稿酬，是迅速付酬，还是会拖很久。这些对我而言，都非常富于浪漫味道，给我一种作为神秘的兄弟会成员的亲切感。

　　[1]切尔西，位于伦敦西区南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家和作家的居住地；布鲁姆斯伯里，位于伦敦西区东北部，是许多文化艺术机构的聚集地。

　　[2]汉普斯塔德，伦敦的文化圣地；诺丁山门、高街、肯辛顿都位于伦敦市中心。

　　[3]见《圣经·旧约传道书》第七章：“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底下烧荆棘的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