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哗众取宠的作家圈
作者:[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发布时间:2020-08-18 14: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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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家自诩人类导师,一本正经地教育民众,却始终没明白教什么。除了追名逐利,他写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在年轻时代的十年之中,我拥有一些感人肺腑、发人深省的经历。我想,很多人有同样的经历,如果有机会我会详细讲述。
那时我年少轻狂,又孤独一人,虽然竭尽全力地想成为一个好人,努力寻找为善之道,却得不到任何帮助。我想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是,当我把隐藏在心底深处的这个愿望表露出来时,得到的却是世人的蔑视和讥笑。而每当我沉湎于可憎的情欲,总能赢得一阵阵掌声和喝彩。我的贪图虚荣、追名逐利、渔猎财色、骄傲自满、性格暴躁、挟私报复……一切行径都得到了人们的吹捧。在各种欲望的驱使下,我渐渐地变得像成年人,同时感觉世人只有赞同而没有反对。
曾经和我一起生活的姑妈非常善良,比任何人都纯洁,但总希望我去找一个有夫之妇,并与她发生暧昧关系。她经常对我说:“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再没有比和体面的女人做爱更好的办法了。”她还鼓励我去做一名副官,甚至是皇帝的副官。在她看来,我最大的幸福是与有钱人家的姑娘结婚,以便得到更多的农奴。
回首过去的岁月,记忆里充满惶恐、厌恶和揪心的痛苦。战争中[23岁的托尔斯泰同哥哥一起参与俄罗斯入侵高加索的战役。托尔斯泰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同时对拼命抵抗的高加索土著居民感到可惜。他反对暴力,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将高加索并入俄罗斯。这是他“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起源。]我残忍地杀戮,下套引诱对手决斗,而后杀死他。在赌博中输掉钱财,剥削农民的劳动,然后对其残酷处罚。我荒淫无耻、偷鸡摸狗、谎话连篇、信口雌黄、私通旁族、酗酒无度、凶残暴戾、草菅人命……所有罪行我一样都没落下,却因此受到人们的夸奖。无论过去,甚至现在,我的同龄人都一致认为:我是一个比较高尚的人。
我就这样虚度了十年。
十年里,出于对虚荣和金钱的追求,我开始了写作。我的作品写的都是生活里发生的事,但为了获得功名利禄(我写作的目的),我故意隐藏了美好的一面,而把丑恶的一面展露出来。就是这样。我把对善的追求隐藏在冷漠甚至是嘲讽的背后,一次又一次殚精竭虑地写作,并且乐此不疲。
最终,我达到了目的,赢得了人们的称赞。
战争结束后,我27岁,来到彼得堡,开始和作家们有了来往[托尔斯泰27岁时认识了丘特切夫、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彼得堡文学界人士。但他反对对他们的盲目崇拜,也反对作家们自诩为人民导师。]。他们很快把我当成自己人,努力地讨好我、取悦我,给我极大的荣誉。我甚至还没来得及认清所处的环境,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很快被“作家圈子”同化了,过去为改善自己而做出的努力白白浪费了。这些作家的观点为我奢侈糜烂的生活提供了理论支持。
生活越来越美好,有思想的作家们要积极参与并引领生活。身边的作家们信奉这样的处世之道。自诩有思想的人中,最有影响力的要数我们这些艺术家和诗人。我们的宗旨就是教化人类。那么问题来了,“我知道什么,我应该教化什么呢?”别担心,自然有一套理论能解释清楚,咱们根本不需要了解这些,因为文艺的教化功能是潜移默化实现的。
我被人们冠以“杰出的艺术家和诗人”,我自然而然接受了这种说法。但实际上,作为艺术家、诗人,我笔耕不辍,教书育人,却不知道教的是什么。这不妨碍人们因此给我金钱,让我拥有锦衣玉食、豪宅美女和显赫的社会地位。时间久了,世人都认为:只要我教的,就是好的。
对诗歌意义和生命发展的认同,也是作家信仰的一种,我一度沦为它狂热的信徒。作为信徒能获得很多好处,我也乐享其成。长期沉醉其中不能自拔,也不曾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但随着时间推移,一年、两年,尤其是第三年后,我对这种信仰产生了怀疑,并且开始检视它是否正确。
首先我发现,信徒之间暗藏矛盾。有一部分人标榜自己是真正的为人师表,传授的知识都是生活必需,其他人教的都不对;另一部分人则反驳,说他们才拥有真才实学,其他人教的是邪门歪道。他们相互争论、指责,甚至破口大骂;他们彼此欺骗,弄虚作假。还有一撮人,貌似作壁上观,不关心谁是谁非,其实巴不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如此种种,让我不得不去怀疑信仰的真实性。
在怀疑信仰真实性的同时,我开始认真地观察那些创作者,最终确信,几乎所有投身于此的信徒,也就是作家们,都是一群没有良知的人。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品格低下的坏人,比我过去在寻欢作乐或是当兵时见到的人还要坏得多。但是他们自信满满,自我感觉良好,除非真正高尚的人或无知者才能做到这样。我开始讨厌这类人,同时也讨厌自己——因为我明白了,这种信仰就是用来骗人的。
奇怪的是,虽然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欺骗,并且否认了它,但我还是接受了“老师、艺术家、诗人”这些人们赋予的头衔。虽然不知道教什么,但我依旧天真地以为,自己就是诗人,是艺术家,能教任何人。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这些人身上传染了一种高傲和疯狂的自信,这种自信还与日俱增,甚至达到一种病态的地步。我笃信教化人类是自己的使命,虽然依然不知道教什么。
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回想起那时的自己和那些人(那样的人现在已成千上万)的心境,我觉得有些愧疚、恐惧甚至很可笑,感觉就像身处疯人院。
那时候,我们坚信文学是全人类的福音,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提高演讲、写作和发表的速度和数量。成千上万的我们一边相互否认、谩骂,一边写作和出版,一边教育别人。我们没有察觉,其实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甚至对“善”与“恶”这两个生活中最简单问题的解答,也不清楚从哪里入手。我们彼此之间从来不谦虚地倾听,只顾七嘴八舌地吵嚷;有时也会迁就和夸奖,只是为了获得别人的迁就和夸奖;很多时候争吵升级,彼此大声喊叫,试图在嗓门儿上压过他人,就像疯人院的疯子一样。
成千上万的工人夜以继日、竭尽全力地工作,排版、印刷出无数的作品,邮局则在整个俄罗斯范围内广而告之。我们努力地教化他人,还总是觉得教化的时间太短,教授的内容也太少,感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因此大为光火。
不可思议,是吧。其实很简单,我们隐藏了一个初衷,那就是尽可能多获得名利。为了追名逐利,我们将一切抛诸脑后,拼命地创作书稿、写专栏。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目的,但为了工作能够持续,以及确保我们的重要地位,还需要一种理论来支撑。于是,我们编造这样的理论: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而存在的所有东西都是发展的进步的。所有的发展进步都需要文化的传播来完成,而文化传播的好坏反映在书籍、报纸的发行量上。我们通过著述和发表获得稿酬,赢得尊重,成为世上最最有用、最最好的人。
如果我们都没有反对意见的话,这个理论应该很有帮助。但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一个人想法是这样,另一个人却截然相反,所以迫使我们反省这观点是否正确。然而,人们支付稿酬,同伴给予夸奖,导致我们坚定自信。这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
现在我终于明白,我们的言谈举止其实与精神病院的病人没什么差别,然而当时我只对此产生了一丝模糊的怀疑。像所有的精神病人一样,我把所有人都称为精神病,除了我自己。